成品油价格上涨了！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两大国企成了人们发泄怒火的对象，一时之间，本就处在风口浪尖的国企在一次成了千夫所指。垄断、暴利、奢侈、专横等等标签都贴到了国企的身上，央企上市、应该拆分国企，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和先前的吐痰、冰棍、有水快流、靓女先嫁前后衔接，共同构成了反对国企，鼓吹分解和私化的大合唱，似乎只要股份了，私有了，MBO了，引入竞争了，就可以让利于民，平息民怨了。怎么也弄不明白，曾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为新中国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国企怎么就成了千夫所指，国企你到底代谁受过？
国企是个简称，现在叫国有企业，原来叫国营企业。在“特别是”以前的年代，公有制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公有制企业模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全民所有制，一种是集体所有制，其中全民所有制的比重要大于集体所有制，所以为了方便，我就都以国营企业来代替了。由于历史原因，在旧中国工农业基础设施非常差，除了东北地区，全国其他地区重工业非常少，而殖民地化的以加工为主的轻工业相对繁荣一些，但也仅仅是相对那时中国的重工业而言。关于这一段历史，相关的资料很多我就不多加叙述了。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对原有的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劳动人民依靠自己的双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由于基础设施极为薄弱，更由于当时恶劣的安全环境，新中国将建设基础设施，发展与国防有关的重工业放在了优先的位置。近代以来列强的入侵，旧中国一次一次地割地赔款，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连年的战乱造成的损失，本国的买办、地主、军阀的压榨，反动政府对国家财富的转移，使新中国成立前夕，本来曾经富甲天下的中国几乎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而新中国就是要在这种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进行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建设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为此新中国不得不在同样相对落后的农业、轻工业身上抽血来为新中国奠基，从而将人们的物质生活，将吃喝玩乐的需要压到最低，背负了以后几十年贫穷、饥饿的骂名。
人民群众凭借自己的双手硬是在这种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开山挖渠、建桥修路、打井找矿，修成了一条条铁路公路，建成了一座座工厂矿山，疏浚河道，改造良田，让“中国人20年也造出原子弹”地断言在罗布泊上空的蘑菇云中灰飞烟灭……，中国的大中型国企正是在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并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建设基础打好了，体系也差不多了，随着国防建设的推进，周边的安全环境也开始改善，终于可以把一部分资金和物力转移到与老百姓生活有关的产业了。这个时候，“特别是”来了。
中国的国营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在新中国建设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可是在“特别是”年代为什么就跟不上了？我虽然生得较晚，但对那个时候的国营企业还是多少知道一些的。现在的人们说起国企，总是要加上垄断、暴利、亏损等等评语，似乎怎么也赶不上私营企业。这就有问题了，都说国企规模大，资金充足，处于垄断地位，既然垄断产生暴利，暴利又怎么会亏损？有人说市国有企业奖励机制不健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不高，因此没有效率，所以才亏损。可是从历史上来看，新中国的很多建设比如北京十大建筑，高难度铁路桥梁，大庆油田，两弹一星……几乎都是超额、提前完成，他们效率低吗？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亏损呢？我不是经济学家，说的可能不是很准确，只是从一个平民百姓的角度谈论这个问题。我认为亏损这个词与经济活动相关联，投入多，利润少甚至没有利润，负利润就是亏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新中国有些国有企业确实是亏损的，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根本目的不同，资本主义的企业追求利润，因为企业是私人的，所以利润大部分也进了私人的腰包。而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并不以赚多少钱为目的，所以只要人民需要，赔钱也要干。比如房屋建设，在那个年代国家建好了房子，一般都是分配给人们免费居住，或者只是象征性的收极少的租金，基本上属于福利性质，自然也就不可能产生什么利润，所以在某些习惯用商品经济眼光看问题的人看来，自然是亏损了，僵化了，赶不上时代发展了。与此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粮食企业，很长时间都处于产销倒挂状态，这些企业都需要国家拿出钱来补贴。这样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不挣钱，需要国家往里搭钱，而是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经营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很多时候并不以货币来结算，一平二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效益。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的普遍认识是，企业的利润要上交国家，国家再把这笔钱花在老百姓上，反正都是给老百姓用，赚不赚钱又有什么区别呢？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商品经济，但商品经济只是为了互通有无，调剂人民生活，而不是单纯为了赚钱而赚钱。而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投入资金是为了让自己的财富增值，赚钱是唯一目的，因为一旦赔本他们就一无所有，只能去跳楼了，人们的生活如何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在“特别是”以前的年代公有制企业背负了太多与资本主义企业不相干的东西，过去的公有制企业中，首先要保证的是普通劳动者的权益，企业可以有食堂，有医务室，有俱乐部，有幼儿园，有党团组织，有妇联，有工会……，几乎就是一个小社会，所有这些都是为工人服务的，工人老有所养，病有所治，死有所葬，生产要安全，劳保要到位，文体有活动，思想有指导。这样的企业如何适应商品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企业竞争！资本主义企业为了利润可以不顾一切，他们可以增加劳动强度，让车间的工人穿上旱冰鞋，加快机器运转的速度，像《摩登时代》里的那个双手拿着大扳手的工人一样被紧张的劳动弄得精神恍惚；他们可以向日本电影中那样拼命压榨工人，在工人生病再也无法创造财富的时候把他们一脚踢出工厂；他们可以向《包身工》一样，把正常的人变成劳动的工具。这些事情，新中国会让它发生在自己的土地上吗？所以中国才有了《为了61个阶级兄弟》那样不计成本，不讲报酬，不顾利润的团结协作。
有人说资本主义企业也有工会呀，也讲人权呀，也有福利待遇，也讲团结协作，像智利营救矿工那样的事情，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经过多少斗争开到了今天的地步，只要查看一下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劳动者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曾经爆发的工人运动，以及资本主义政府对早期工人运动的镇压，国际38妇女节的来历，国际51劳动节的来历，就不难明白今天的来之不易。正是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抗争，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资产阶级意识到如果不对自己的剥削本能加以限制，只能激起无产阶级更大的反抗，使自己的金元帝国提早完蛋，所以才不得已从自己剥削自的劳动者的利润当中拿出一小部分作为安抚，增加工人福利，建设慈善机构，既能把劳动力储存起来，又能麻痹劳动人民，削弱他们的反抗，缓和了阶级矛盾，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而资本主义的工会也不过是资本家所培养的工人贵族，让他们诱导工人群众改变斗争方向，只局限于经济斗争，而远离政治斗争，使工会成为资本家与普通工人的缓冲器，而不会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架构产生威胁。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工人处于主人翁地位，所以得以参加各种社会生活，参与政治管理。社会主义企业中，工人地位得到了法律保证，国家规定，国营企业的工人可以参加党团组织，加入工会，组成职工代表大会对企业进行监督管理。企业职工有编制，企业领导者不经过特定程序不能开除工人，不能扣减工人工资。同时企业实行领导双轨制，同时有两套领导班子，一套生产管理，一套党团组织，生产管理的领导有可能在党团组织中只是一个普通成员，生产管理重的问题职工代表大会上说，思想作风问题党团活动中说，你是领导者又是被领导者，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家对付工人的两种最主要手段减薪和解雇，在公有制企业中全然没了用处，普通劳动者的民主权利得到了最大程度地发挥。普通劳动者可以参与企业管理，可以批评企业管理者而不用担心遭到打击报复，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参与管理，指责批评企业管理者的，大概只有股东了，而且是大股东，百八十股的小股东是详略不要想了，所谓股东大会、董事会不就是这一机构嘛。所以西方资本主义企业也是有民主的，当然前提是要有钱，有足够的钱。
新中国对普通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力度是空前的，甚至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以致在政策执行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有些地方正式工与临时工待遇差别过大，有些地方实行土政策，工作岗位可以顶替，也就是父母退休以后，子女可以接替父母的工作岗位等等。但总体来说，新中国成立前后，国营企业中工人的社会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际上对社会中出现的某些现象，整个社会和国营企业本身都在努力引导，纠正。有人说那个时候是大锅饭，其实那是偏见，当时国营企业还是有一整套奖惩机制的，体现在具体收入分配上也是有所差别，只是差距不像后来这样悬殊罢了。当时物质上的奖惩机制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而存在，当时更为注重的是思想上的引导和教育，一方面是从工人群众中发掘先进典型进行表彰，比如众所周知的劳动模范孟泰、赵梦桃、王进喜、郝建秀、张秉贵等等，为普通劳动者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另一方面是工作不积极，表现对不太好的通过批评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由许多文艺作品都是表现这一主题的，我记得有一部老电影，是南方某个滑稽剧团演的，名字好像叫《满意不满意》，就是表现这些内容的，当然类似的还有很多。组织手段、经济手段从宽，思想教育手段从严也是当时的一个特色。
可见垄断也好，暴利也好，和普通百姓的利益并没有冲突，所谓大锅饭造成效率低下也是不实之词。国营企业是国家的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财富理所当然应该应用在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上面。那么现在人们所诟病的国有企业依仗垄断地位谋取暴利，甚或与民争利，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顺着从国营企业变为国有企业这条线查一下，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条轨迹。进入“特别是”年代以后，农村率先实行了生产责任制，随即扩展到工业领域，承包制大行其道，“一包就灵”成为时代特色，各个部门各个企业都在搞承包制，似乎只要一承包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河北省石家庄市造纸厂的马胜利就是这样靠一包成名。而这种承包的实质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只要你能按期给我交纳承包款就行，其他的事情我不管。后来承热退潮，又开始实行岗位责任制，什么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为了所谓责任权力下放，减少监督环节，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人说了算。在以后这种责任制扩大到各个领域，最终演化为一把手负责制。对于政府部门一把手来说就是我只要政绩，其他的事情我不管；对企业一把手来说只要你能给我赚到钱，其他的事情我不管；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就在这一声声“不管”“不管”中，走到了今天。
今天已经没有人追究那些国有企业的一把手凭什么能把企业的收益用于本部门，本单位，本团体，本阶层，谁给了他们这么大的权力？他们是如何蜕变的？按照过去国营企业的老的路子，企业收益应该由国家进行分配，这些企业的收入分配经过有关部门准许了么？相关财政的审核单位是否尽到了职责？这些企业所谓高管的所作所为上级部门是否一无所知？他们，他们上级的领导，他们上级的领导的领导都是谁提拔的？
然而这一切现在就没人去思考去查问，所有的棍子都打向了国有企业，打向了所谓国企职工的高待遇，直欲将国有企业置于死地，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同样是这些人给了国企高管以莫大的权力，直到现在将国有企业放在了风暴中心，他们从中得到了多少好处？又是这些人，在激起普通百姓的不满之后，将百姓的怒火引向国有企业及公有制体制，然后将种种不实之词加于公有制体制，似乎他们总是代表着正义，而国有企业和公有制则成了邪恶的化身，似乎不拆、不分、不私就无以正纲纪，无以平民愤。国有企业注重社会效益，他们说你亏损，赔钱，浪费纳税人的血汗。国有企业注重经济效益他说年垄断，暴利，与民争利。反正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到头来只有一条路好走——私有！
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何居心？其实看穿了原也平常。中国老百姓有趣俗话：褒贬是买主。在市场上，买东西的人总是要把要买东西贬低一番，把别的东西说得一无是处，这样就能讨得一个相对便宜的价格。而站在货摊前大加赞扬的，肯定不是买东西的。所以他们的手段也正是如此，先千方百计毁损国有企业的声誉，然后再把群众的不满引向国有企业和公有制体制，然后利用他们控制的媒体，造成国有企业不得不拆、不得不分、不得不私的舆论声势，接着就是利用媒体，渲染国有企业体制僵化，效率低下，严重亏损，简直就是破烂一堆没人要，然后再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救苦救难舍我其谁的姿态，以极低的价格，将原本吞不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收入囊中。从而完成一个完满的转换过程，化公为私。
然后那些跟着叫骂、诅咒国有企业的人，会发现他们再这过程中一无所获，而那些搞垮国企，叫卖国企到最后收购国企的都是同一个人，至少是同一伙人。历史经验证明，所有制转换过程中，特别是公有变为私化的过程中，都是离公有财产最近的那一部分人：管理者，精英学者或是商贾阶层。原始社会解体的时候，氏族的公有财产最后都到了氏族、部落首领的手中。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由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官僚、知识精英和富商在私有化浪潮中如鱼得水，诞生出了一个个的寡头。而今风声又起，巨浪依然，只是不知在这资本的疯狂舞动中，谁将是最后的得利者，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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