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私有是一条死路！

    中国人口中最多的是农民，所以毛主席说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农民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才能解决。而农民最关心的就是土地，土地问题从古到今都是中国最敏感的话题，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事情都或多或少的和农民与土地有关，土地兼并，农民起义，周而复始的改朝换代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常态。即便到了今天，三农问题也是中国的头等大事，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几乎成了农民的的最高追求，为此他们付出了汗水，献血甚至生命。　　

    从中国古代开始，中国的农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农民的思想意识、斗争技巧也不断提高。一开始中国农民只是本能地反抗那种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渴望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就像陈胜发动农民起义时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如果说此时的农民对平日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尚有一丝畏惧和羡慕的话，那么东汉末年流传的歌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反映的对封建统治者的蔑视和自身力量的一种自信。之后中国农民在实际斗争中，逐渐认识到没有经济上的平等，就没有政治权利的平等，到了中国宋代，中国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已经试着把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结合起来，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这大概是最早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认识，是农民斗争意识的一次飞跃。而后，中国农民开始把自己的斗争目标逐渐转向延续几千年的土地所有制度，直指封建制度的统治根基。明朝末年李自成明确地提出“均田免粮”的主张，中国农民第一次要求平分土地。而清朝末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国农民不仅有了自己的主张，并且形成了系统的政治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要实现中国农民千百年来“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最高理想，为此建立了他们历史上第一个不同于封建朝代的太平天国，达到了封建社会中国农民革命的最高峰。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这次斗争最终失败了，但是它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太平天国运动敲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丧钟，他们的失败也说明了在阶级社会中农民阶级仅仅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是不可能的。在这之后，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站在资产阶级的角度，再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并为此进行了努力，然而这种设想同样没有实现，这也意味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理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破灭。命运仿佛注定这一历史使命要由中国共产党人来完成。　　

    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利益，不同于史上任何一个剥削阶级，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从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斗争，直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且在农村发动群众实行土改，从法律制度和具体措施上作了充分的准备和艰巨的工作，从而彻底解决了中国的土地问题，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中国的广大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　　

    中国革命胜利后，新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引导农民组成合作组，后来又建立合作社、人民公社，实现了土地公有。由于在这个过程中走了一段弯路，遇到某些挫折。几十年后，某些潜居蛰伏的势力感到了某种对他们有利的政治气候，又开始蠢蠢欲动。有些居心叵测的人借此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中国共产党言而无信，欺骗农民，利用农民夺取政权后又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他们说只有实行彻底的私有制，土地归农民所有，才真正对得起农民，给农民以实惠。这些说法颇能迷惑一些人，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们的出发点并非要为农民解决什么问题，而是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为什么要这么说？要搞清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明白，当初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推行合作化，把分到农民手里的土地再集中起来，变为集体所有。土地对于农民究竟意味着什么？土地既不能吃，也不能喝，本身不会产生任何价值。它只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农民在土地上洒下种子，平时管理，按时收获，收获的农产品自用，或者用来交换所需用品，其他草场、山地大体类似，不再分着说了，反正都是一回事。对于农民，真正有意义的是土地的收益，而不是土地本身。一块没有任何收益的土地，对于农民来说也没有任何价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能让农民获得充足而稳定的收益，土地归公还是归私，差别不大。　　

    那么中国农民为什么那么关心土地归谁所有，期盼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呢？归根到底，是土地收益的分配问题。在私有制社会里，土地收益的分配是和所有制挂钩的。那些土地所有者，收获的各种产品除去缴纳必要的税费之外，剩下的都归自己所有。那些没有土地的，为了生存，只能租种别人的土地，他们除了承担国家的各种税费，还要向出租土地的土地所有者交地租。土地的旱涝风雹，对农业收成的影响已经很大，进而影响农民生活。而地主的租赋调整，让靠租种别人土地的农民生活更加具有不稳定。尽管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受到各种各样的剥削，自耕农的生活也未必多好，但与无地的农民相比，毕竟他们所受的剥削少一层，生活总要稍强一些。这大概就是中国的农民对土地如此看重的原因。　　

    既然如此，中国共产党通过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让他们有地种，各安生业不就完了，人人有活干，个个有饭吃，从此天下太平，我们这个千年盛世提前60年就降临，何用等到今天？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上面说的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情况，或者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实际上，现实要复杂得多，农民有了土地，日子也未必就好过。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一直是土地私有制，农民的日子何曾好过。既便农民偶尔拥有自己的土地，也随时有可能被豪强地主、贵族官吏夺走。土地对于农民和地主有着不同的意义，对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他们养家糊口的生产资料。而对于地主来说，他们已经不需要靠土地上的那点收获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他们眼中的土地就是一只下金蛋的鸡，是获取更高收入的资本。从这一点上说，土地对于地主和资本对于资本家没什么区别，都是拿来挣钱的，和资本家的工厂，矿山，银行具有同样的性质，而为他们创造财富的就是奴隶社会的奴隶，封建社会的农民，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这些被剥削者。就像资产阶级依靠屠杀和掠夺，疯狂地攫取财富一样，地主和资产阶级农场主，也会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聚敛土地，然后就可以不劳而获了。借助财富和政权的力量，地主和资产阶级或软或硬，或抢或骗，有的是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高利贷，高利贷是一柄杀人不见血的刀，只要沾上就是倾家荡产，《白毛女》中的杨白劳不就是因为借了高利贷，被逼自杀，女儿也被黄世仁抢走了吗。　　

    所以对于代表劳苦大众的中国共产党而言，通过土地改革使农民拥有土地只是第一步，让苦难的中国人民摆脱剥削和压迫，过上好日子，才是中国革命的真正目的。中国农民现在有土地了，但下一步该如何走才能让革命成果不致失去。中国共产党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实行私有化，土地归农民所有，可以转让、买卖；一种是土地公有。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土地私有化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是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之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尽管土地被分配到了农民手中，但由于彼此的条件各不相同，农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现实中，而且也表现在发展潜力上。低下的生产力，薄弱的经济基础，使中国农业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中国的农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业，主要依靠人力、畜力，所以劳动力特别是强壮的男性劳力，在农业生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长期的战乱，使中国的男性劳动力大量丧失。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几次国内外革命战争，中国人民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他们把自己的儿子、丈夫、父亲送上了前线，很多家庭不止失去了一位亲人，这使得他们在主要依靠手工的农业生产中处于不利地位。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中的翻身农民赵玉林，在封建地主的反攻倒算中，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牺牲了。临终前嘱咐他的妻子：咱是共产党员，凡事不要只想到自家，要多想到其他的乡亲。结果他的妻子在分马的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机会让给了别人。如果这个时候搞所谓土地私有，各人顾各人，这无疑是对积极投身革命事业的先进群众的一种惩罚，谁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大，谁就最吃亏。　　

    在实际当中，这种由于家庭条件不同所造成的彼此差异，已经发展成为贫富分化，而且差距也在逐步拉大。长时间封建思想的毒化，人们头脑中的光宗耀祖，尊卑贵贱思想还很浓厚，很多人意识中有钱就要买田置地，过过人上人的生活。农村中很快出现了土地买卖，新的地主、贫农即将诞生，农民刚到手的土地面临着再度失去的风险。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就描述了这样的情景，其中有一段取名《老杨同志》，编入了中学语文课本。内容是农村干部老杨下乡调查，在一个模范村偶然听到房东说“把地押出去了”，又听房东的女儿念歌谣：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从而发觉了农村中隐藏的大量问题。这部小说活画出了农村中贫富分化的现实，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既便今天看来，还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如果结合当时党员干部中的刘青山、张子善现象，更加令人深思。国家干部变成骄奢淫逸的官僚，农村重新演化出地主雇农，这就是土地改革，这就是中国革命的目的吗？　　

    历史不能重复，土地私有的道路走不通，所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农民走上一条互助合作，土地公有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任何一种剥削制度，它是一条全新的，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因此没有前路可循。虽然借鉴了苏联的某些经验，但毕竟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摸索。既然是试探摸索，出现一些失误和挫折，走一段弯路，付出些代价，甚至有时是很大的代价，也是很正常的。然而有些人就是抓住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一些暂时性问题，大作文章，恶意歪曲，企图更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复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是他们的目的，私有化是他们的手段，而土地就是他们的突破口。　　

    千百年来，中国以农业立国，一直实行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整个中国社会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被分成了一个个家庭、家族，这种松散的方式，无法形成团结的整体，从而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进入工业文明，凭借其社会化生产所形成的组织管理形式，先进的科学技术，社会思想，以及雄厚的物质基础侵入这个文明古国时，一盘散沙的中国根本无法抵挡，只能在一次次战败中割地、赔款、出让自己的主权，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曙光，原本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让世界看到了一个被锻造成整体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形象。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政治气候的改变，新中国建国后的某段时间被描画成了“饿死XX万”“濒临崩溃”“连裤子都穿不上”的人间地狱。于是一声令下，承包！原本的集体被解散，刚刚起步的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方式被终止，中国的农业生产重新回复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虽然利用前面几十年所积累的雄厚资本，和农民由公化私瞬间所迸发出的热情，中国农业生产出现了暂时的繁荣。然而社会的运行是有些客观规律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些事情可以行得一时，却不能行得一世。　　

    就像武侠小说当中的正派武功和邪派武功，正派武功注重打基础，开始的时候很艰难，进步也不大，但只要坚持住，熬过初时的考验，以后的路就会很平坦；而邪派武功开始的时候学起来容易，进步也非常快，可是越往后副作用也多，也越难取得成就。中国高速发展了几十年，各方面的透支也都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到了改革攻坚阶段，越坚越攻，也越攻越坚，中国的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已经到了要靠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的地步了。　　

    强心针可以振奋人的精神，但用的时间长了会要人命的。　　

    这些年我们一直靠着以前的基础设施，凭借落后的生产方式，支持中国的高速发展，如今终于不堪重负。长时间以来，中国农业一直处于失血状态，投入不足，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缺乏维护，生产方式落后，机械化无法推广，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形不成规模，也就没有规模效益……。农村、农业丧失了吸引力，农业生产收益低，连维持日常生活都困难，农村青年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纷纷出外打工，农村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农业生产处境尴尬，土地变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三农问题也成了当今中国最突出的问题。　　

    针对这一情况，中央政府出台了一个又一个文件，但好像收效不大。居庙堂之上，饱食终日，几乎从来不去农村的专家学者们也也不甘寂寞，想出了一个一个的“好主意”。当然管不管用是另一回事，出了问题他们也不会承担责任，改革嘛，要允许试错！反正受苦的不是他们。　　

    这些主意归根到底就是两条：农民进城和土地私有，而土地私有又是关键，在某些专家学者眼中变成了解决农村问题的妙药良方。农业生产不是投入少吗？产权明晰，把土地山林变成私人的东西，在用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农民不就舍得投入了么。他们告诉我们，先进国家都是土地私有，农民可以用土地入股，把土地交给种粮大户，也就是农村中的有钱人，或是把土地或租或卖给城里人，然后农民就可以收取股息、租金，或是携带卖地所得的大笔款项进城，买房造物，逍遥去者。农民不是生活苦吗？农业生产效益低，不是人们都不愿意干吗？废除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可以进城自由自在打工。并且他们还进一步许诺，土地、房屋一旦私有，有《物权法》的保护，政府有关部门就不能强征农民土地，强拆农民房屋了。如此云云，似乎只要政府听了他们的，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不再是问题了。他们出的这些计策，却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比如说产权明晰，精英们说只要土地归农民私有，并在法律上予以保障。农民没有了后顾之忧，就会加大农业投入，农业生产的被动局面就会改变。精英们总是自以为很聪明，把别人想象得很愚蠢，同时把问题想得太简单。农民不愿也从事农业生产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收入低，甚至连基本生活都很难保证。这和土地归不归私人关系不大，其实经过这么多年，农村的土地承包期限越来越长，已经半私有化了。中国人均占有土地比较少，而且农业生产的总产量已经基本上达到极限，就目前的状况来说提高的潜力已经不大。在收入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成本却越来越高，农民已经失去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有人说种粮不赚钱，农民可以种菜，种特种作物。但粮食是中国农业的根本，人们可以不吃菜，但是不能不吃粮。而且蔬菜和其它经济作物投入更大，对市场和天气情况更为敏感，风险也更高，一旦失误就血本无归。所以农业生产对于农民来说基本不挣钱，或者赔钱，投入越大，赔得越多。这个问题不解决，就算土地私有，农民也不会投入的。　　

    又比如土地流转，或者农民以土地入股。精英们说得很好听，但土地流转给谁？入谁的股？所谓种粮大户不过就是农村的先富者，有钱人，农民自己种不挣钱，难道把土地交给他们就能挣钱了？这些种粮大户，有钱人把土地集中起来，当然会购买设备，引进技术，科学管理，但这同样也增加了成本。人家不是慈善家，挣了钱之后，第一步肯定要先收回成本，把投进去的钱拿回来，第二步人家还要保障自己的利润，最后才是把剩余部分分给入股的农民。中国农业的传统优势是精耕细作，中国农民已经把精细发挥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很难再有大的发展。如果仅凭精细就能增加很多收入，农民也就不用出外打工了。土地集中起来进行集约化生产，发挥的是规模优势，节约的是人力成本，在单位面积产量上，不会比农民传统的手工生产更大，甚至还要低。所以农民把土地入股，或者流转出去，所得的收入比自己生产还要少。这种经营方式唯一的好处就是把农民解放出来，可以干些别的。中国的人口多，但耕地少，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更少，靠土地入股和土地流转所得的收入，同样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还必须增加其他收入，但外面的钱就是那么好赚的吗？如果那些种粮大户和有钱人，对这样的分配方式也不满意，过一段时间来一个土地买断，这些农民便连一寸土地也没有了。　　

    再比如有人说应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城乡户口统一登记，消灭农业户口，允许农民自由自在地迁移、打工。这怎么看都像几百年前发生在英国的羊吃人运动。可是农村人口一旦大量进入城市，城市能否提供那么多的就业岗位，这些人如果没有工作，长期滞留城市势必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而且为了维持这些人的生活，城市需要加大供水、供电、餐饮、交通、市政等方面的保障能力，这对本来已经供应很紧张的城市只能说是雪上加霜。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鼓励城市的人口到农村，去建设农村呢，就像《朝阳沟》中的银环曾经做过的，答案是某些人不肯！中国几十年前曾经进行过一次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逆向流动，过去讲农村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但是那次运动后来变成了多文人、贤达诅咒、控诉的对象。直到今天，这些人一方面口口声声代表农民的利益，告诉人们那个时期的农民的生活多么悲惨、痛苦，忍饥挨饿，生不如死，应该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和城市人一起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一方面又把城市人到农村，尤其是知识分子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看成是灭绝人性，文化浩劫，一提起农村就咬牙切齿。他们嘴上说他们爱农民，但是又不喜欢农村，把农村看成地狱。可是不把农村建设好，又怎么改变农民的生活，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呢。他们给出的出路是农民进城，可是农民走了农村怎么办。现在城乡差别已经很大了，农村缺少的是资金、技术、人力。青壮年农民，有知识的都进城去打工，那么农村靠谁去建设？农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如果农业垮了，国家是否能够生存都很难说，那又何来发展！其实说到底，尽管他们在语言中把农民拉得很紧，但实际上在他们的心中农民是卑微的，低贱的，没有知识的，必须依靠他们的施舍，按照他们的规划去生活，以此来满足自己高高在上的虚荣心。　　

    精英们鼓励农民把土地卖了，在城市中买房。农村的地价远低于城市的房价，既便他们买了房，卖地的收入也所剩无几。农民进入城市，在知识层次、技能层次上都没有什么优势，只能从事一些偏重体力，技术要求很低，收入也很低的工作，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再没有了农村的家，他们如何在城市生存，后果不堪设想。至于有人说城里的人也可以在农村买块地，亲手种植农作物，品尝自己生产的无污染、纯绿色的天然食品，体验一下农村生活，更是欺人之谈。有钱人把农村当作别墅，吃饱喝足又有闲的时候玩一下还可以。如果真要认真地做一做，那是不行的，你比那些整天泡在地里的农民还高明吗？很多人对农村的认识来源于农家乐、农家饭等旅游项目，须知那是专门针对城市来的对农村一无所知的游客的，真实的农家生活并非如此，那些堪比旅馆的农家院落，精美的农家菜肴，对那些真正的农民平时是吃不起的。我的姨父是一个医生，他的医术和医德都没得说，前几年有一次我的姨母心血来潮，怕我们在农忙时节忙不过来，让他请了两天假来家里帮忙。他头天晚上到的，本来第二天我们应该早上五点下地，因为夏天早晨比较凉快，可以多干一些。可是因为老人家已经习惯了上班的生活，早晨起不来，我们只好把时间推到上午八点左右，那是太阳已经老高了，天也渐渐热了，到地里干了不到一个小时，便大汗淋漓，我的姨父更是腰酸腿疼，叫苦不迭。我们只得提前回家，准备午饭，平常时候的农忙时节，家里的中午饭非常简单，填饱肚子就得。可是因为有客人，不能马虎，就得放下锄头拿起菜刀，炒菜做饭。下午晚晚地去，早早地回来。就这样老人家连澡已没有洗，饭也没有吃，倒头便睡。第二天下地的时候，也没有叫他。姨母知道了，便赶紧打电话把他叫回去了。后来听我的姨父说，他本来有头痛的毛病，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要痛一阵儿，那天干活大概是累坏了，居然忘了有睡觉前头痛这回事儿。我这么说对老人家没有丝毫不敬，只是想说明城市人对于农村，农民对于城市，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最后再来说说征地和强拆的问题，精英教导我们说，之所以有征地和强拆，是因为我们没有搞私有化，产权不明晰造成的。如果实施了私有化，有《物权法》保护，政府有关部门和开发商就不能欺负农民，强行征用农民土地了。这又是想当然的做派。我们这里开始酝酿土地承包，是在1980年前后，当时属于试探性质，不太稳定，承包期也很短，一般三两年调整一次。第一次正是承包是在1986年，承包期限15年。2000年到期后进行第二次承包，承包期限是30年，听说法律上允许的最长承包期限已经到了70年以上。70年几乎已将等于人的一生，土地已经具有了半私有性质。而且农民也是按照私有土地来处理的，有的在自己的承包地里种树，有的盖上了房屋。本来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只有承包经营权，没有所有权。所以按照正常程序，如果是征用农民土地，应该和村集体联系，先由村集体中止与农民的承包合同，即土地由村集体收回，依照法律规定对农民的损失进行赔偿，然后有关部门和开发商再征用村集体的土地，并把补偿款交给村集体，被征地的农民和其他农民一样，在下一轮土地承包中拥有继续承包土地的权利。然而现在在实际过程中，开发商是绕过村集体，直接与农民联系，个别谈判。因此不同地域的补偿标准不一样，甚至同一个村的农民获得的补偿也不相同。比如我们这个村庄，经过几次征地，每次都不一样，2003年前后第一次整地，一亩地八九千块钱左右，第二年就长到了一万二左右，从去年开始的第三次整地关于补偿款的多少就说法不一，相差有几万元。都是开发商进入农民家庭，个别谈判，谈妥后还要叮嘱一番，说是我给你的钱比别人多，不要把实际数目告诉别人之类，否则我的事情就不好办了。这样一来不同的村庄，甚至同一个村庄的都不能互相信任，也不互相打听，就怕别人说的多了，不知道是吹牛还是真事儿，自己得的少，心理不平衡。别人说少了，又疑心别人没有讲真话。有些本来不打算卖地的，听见别人吹牛心里痒痒，看到别人打酒吃肉，买汽车，也就坐不住了。农民就这样被开发商分而化之，各个击破。农民失去了集体的优势，变成了一盘散沙的状态，以家庭的力量对抗强大的资本，这不是典型的私有化特征吗。这到底是公有制的僵化，还是私有浪潮的罪恶？没有了集体，农民失去了组织，让一盘散沙的农民面对强大的资本力量，靠所谓私有制，《物权法》，屁用也没有。所谓土地私有可以振兴农业，改善农民的生活，促进人民福祉，不过是掌握资本的阔人和他们豢养的文化走狗，随手画给普通百姓的一张大饼。不光不能充饥，甚至连起码的艺术美感也没有。　　

    我时常在想，假如中国的集体经济没有解体，假如我们按照公有制的道路走下去，发展到今天，我们仅用一小部分人就可以完成过去需要很多人才能进行的农业生产，农产品由集体按实际需要分配给农民，村集体大力兴办集体企业，其他的人口从事非农业生产，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就像现在的南街村。那么今天的中国农村将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毛主席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许要过很多年，经过很多次教训，人们才能品出其中的含义。

附：盖在地里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