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许多为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歌功颂德的言论。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些人张口国民党的22次会战，闭口死了200多名将军，还时不时地要把薛岳、张灵甫等人抬出来吹捧一番，“一寸山河一次血”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在他们眼中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历史，是被共产党所遮盖，所歪曲的历史。国民党抗日不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是抗日的主力军，是中流砥柱，连带着蒋介石也成了应该万人敬仰的民族英雄。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有几个问题很费解了：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会下令张学良“绝对不抵抗”，几十万东北军撤入关内，坐视东北沦陷？为什么在日本帝国主义逐步蚕食华北领土时，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侵略军签订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为什么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而拖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蒋介石政府才追随美国向日本宣战？… …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其实都指向了一个问题：蒋介石抗战到底是为了谁，他又依靠谁？国共两党谁是抗战的领导者之争，其实是共产党的全面发动群众，凝聚一切力量的全民族抗战与国民党的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两种抗战史观的较量。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场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民族自卫战争，战争的双方是日本军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中国一方不仅有政府和军队，还有千千万万不甘做亡国奴的各民族群众，还有海外华人、华侨，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甚至还有一部分反对侵略战争的日本人。毫无疑问，谁能够真正凝聚起这些力量，谁就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
而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无法承担这一历史重任。他们依靠大地主、大资本家的支持，更确切地说是江浙财团的支持，国际上依仗英美列强。蒋介石最早发迹于上海，他在上海做投机生意失败，债主上门讨债，为避祸加入青帮拜黄金荣为师，后来去广东投奔孙中山，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1927年蒋介石也是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攫取了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最后又是在上海通过与共产党的一系列军事、经济较量，终结了在中国大陆20多年的统治。在蒋介石的整个统治生涯中，上海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江浙财团为他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张静江、虞洽卿乃至后来的孔祥熙、宋子文都是蒋介石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蒋介石对他老家浙江非常看重，蒋介石用人有两个原则，一是浙江籍，一是黄埔系，而如果两个都占那自然是更好，比如陈诚、戴笠、胡宗南等，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又一向是英美等国的势力范围，所以三者就通过这一利益链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中，蒋介石下令张学良绝对不抵抗了。蒋介石和背后的江浙财团、英美等国，他们的利益核心在中国南方，而中国北方一直以来都是沙俄和日本的势力范围，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北方的利益相对较少，而东北，蒋介石更是从未涉足，所以丢掉中国东北对蒋介石集团来说并没有多大损失。因此当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绝对不抵抗”，一枪不放的放弃东北时，并没有太多顾虑。丢掉东北后收复失地的愿望也并不如何强烈。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没有给在东北沦陷区坚持抗日的武装力量任何支持，没有派出一兵一卒，没有输送一枪一弹，任其自生自灭。不仅如此，当在黑龙江坚持抗日的马占山将军失败后，辗转来到南京，向蒋介石寻求帮助继续抗日，却遭到蒋介石的冷遇，被闲置起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堪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抗日十多年之久。所以真正可以称做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顽强坚持抗日贯穿整个抗日战争过程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国民党政府只说八年抗战，却不敢说是十四年抗战的原因。其实从日本侵略者发动918事变，侵占东北全境以来，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就没有一天停止过，其实这样算起来，抗日战争不是八年，而是十四年，所谓八年，不过是国民党政府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遮丑。
轻松占领东北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膨胀，得寸进尺，开始进一步蚕食华北国土。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虽然感到了威胁，但由于它们的利益核心不在中国北方，为了集中全力消灭他们的心腹之患——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所以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态度，与日本签订一系列丧权卖国的条约《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一步步出卖了民族利益，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贪心不足的日本，不再满足于蚕食中国领土，他们急于想将全中国放入口中，所以迫不及待地在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时他们的目标不再仅仅是小小的华北地区，他们的侵略野心覆盖了整个中国。这就直接威胁到了蒋介石的统治基础，也引起了英美等国的警觉，所以蒋介石不得不把他的主要力量转移到抗日战场上，并且在己方主张抗日的力量的威逼，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舆论压力下，与他的宿敌共产党暂时放下成见，合作抗日，从而拉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
抗日战争中的国共日三方，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各种矛盾纠合在一起。抗日的一方，国民党与共产党有阶级矛盾，但是没有民族矛盾。敌对的双方，国民党与日本侵略者有民族矛盾，但是没有阶级矛盾。日本侵略者与中国共产党则既有民族矛盾，又有阶级矛盾，属于完全敌对的两方，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这就使得中国的抗日战争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局面。我不大同意把蒋介石看作内奸的说法，蒋介石虽然反动，但是在抗日战争的开始阶段，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很努力的，虽然有些片面，应该说还是认真的，动了心思的，毕竟这样关乎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广大国民党官兵，特别是中下层官兵出于民族义愤，与占据优势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搏斗，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利益，付出了巨大代价，给日本侵略军以重大打击，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呓，振奋了民族精神。这些都应该是给予肯定的。
蒋介石也是一个中国人，起码的民族感情还是有的，这从国民党退到台湾后，蒋介石抵制美国分裂中国的图谋，维护中国的唯一性当中可以看出来。但是蒋介石抗日的动机并不单纯，很大程度上他是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出发的，包含有很大的私心。蒋介石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政府，是新军阀势力的代表之一。国民党人张口“党国”闭口“党国”，蒋介石就是党，党就是国。蒋介石效仿德意法西斯统治，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把国民党、国民党军队看作是自己的私人财物，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不许别人染指。当时国民党政府与德意法西斯关系密切，他们不仅引进德国的军事装备和技术，聘请纳粹德国军官做自己的军事顾问，还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与德国沟通，图谋与日本媾和。同时积极反共，力争加入德意法西斯的反共俱乐部，以求得到纳粹德国的支持。为此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争相在希特勒面前表现自己的反共决心，指责对方亲苏亲共，希特勒经过再三权衡，最终选择了小而富的日本，抛弃了大而穷的中国，迫使国民党政府最终转而向美英求援。所以中国人从某种程度上真应该感谢希特勒，幸亏他最终选择可日本，否则二战后站在远东军事法庭受审的，就不一定是东条英机了。
蒋介石将党（国民党）置于国之上，将统治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在大敌当前的关键时刻，仍然顽固地宣扬“攘外必先安内”。首先要排除异己，消灭共产党，稳固自己的统治，然后才是抵抗外侮，把稳固地位作为抵御外来侵略的前提。这种思想反映在现实中，就是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日战争爆发前，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对待日寇的步步进逼，持一种游移和不确定的态度，在不妨碍自己统治利益的前提下，尽量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出卖国家利益，助长了日寇的侵略野心。为了取悦日本，以便腾出手来消灭反对力量，他压制、取缔抗日言论和团体，不顾民族大义，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围剿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捕杀吉鸿昌等抗日爱国将领。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迟迟不愿意采取坚决的态度对日宣战，动员全国的人力和物力与日寇展开决战，而是时时幻想与日本媾和，对日本最大的要求也不过是日本退兵，恢复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的状态。对于沦陷的东北和三千万同胞，对华北地区丧失的巨大民族利益则只字未提，纵观整个抗日战争，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从未提出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的明确主张。阎锡山这个老军阀对蒋介石这个新军阀知之甚深，他就曾说过蒋介石对日本早有谋和之意，只不过汪精卫先走了一步，天要下雨，我们要及早准备雨伞的话。不过要说蒋介石与日本讲和，依靠出卖国土和民族利益保住自己的地位，这倒是有可能。在济南惨案中他就是这么干的。至于向汪精卫看齐，会投降日本，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毕竟他是这个偌大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当儿皇帝已将很难接受，何况是跟在汪精卫之后当孙皇帝，又何况顶着一个汉奸的骂名，甚至连当汉奸都是第二。除去民族感情不谈，就是蒋先生的自尊心，也决不允许他这样做。
上面说过，蒋介石政府与日本侵略者有民族矛盾，但没有阶级矛盾。而在蒋先生的心目中，阶级矛盾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民族矛盾。所以反映在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上，就是消极、被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的军队，则是积极主动地进攻。对日本军队进攻基本上采取单纯防御的态势，你来打，我就抗一下；你不打，我就反共。国民党与日本侵略者，虽然没有公开的联盟，但是有暗地的合作。他们合作围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鲜明的例证。
秉承这种先阶级后民族的思路，蒋介石虽然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宣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然而在现实中，国民党政府执行的是一条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并没有把各民族、各个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形成全民族的抗战，因而也就无法担当领导全民族抗战的重任。在抗日战争最初阶段，国民党政府集结军队，沿着重要交通线，在军事重地、大中城市与装备技术占据优势的日本军队展开殊死争夺，虽然中下层官兵浴血拼杀，重创日寇，但这种以己之短迎敌之长，死打硬拼的战术，使得国民党军队虽然付出重大代价，但是并没有收获相当的结果，屡战屡败，丧师失地，抗日将士的献血打了折扣。依靠重要交通线，死守大中城市，这种僵化的战略并不新鲜，在对付共产党的时候他们也是这种方法。不过在抗日战争中，虽然装备处于劣势，但是由于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在对付日本侵略者时还能抵挡一阵。但在对付虽然装备、人数占劣势，但战略灵活，又有人民支持的共产党军队时，就处处失算，一败再败，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八百万装备优势的“国军”就瓦解冰消，不复存在。
有人说，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军队应该避免在大中城市与日本侵略军死打硬拼，而是应该保持抗日有生力量，避开日本侵略军的锋锐，采取灵活主动的战术，逐步削弱日本侵略者的力量，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毛泽东在他的名著《论持久战》就是这一观点，国民党中也有类似看法。但是这种方法虽然好，但是国民党军队却做不到，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在抗日战争中，虽然国民党的抗日得到了全国民众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是出于民族义愤，是自发的，因此也就缺乏领导，没有组织，起不了应有的作用。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军队从本质上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是有隔阂的，甚至是敌对的。这就决定了蒋介石政府不愿、不能也不敢发动广大群众，因此也就不能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国民党军队依赖重要交通线，不敢离开大中城市，离开后方的支持，一旦深入敌后就很难生存。就像国民党军队内部有人形容的那样：共产党的军队是散得开，收得拢，散开一大片，收起一大串。而国民党军队一旦散开，就放了羊了，再也收不回来。
这就是有人民支持和没有人民支持的区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与下层民众的矛盾由来已久。抗日战争开始前如此，抗日战争后如此，即便在抗日战争中也如此。在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打出了反帝反封的大旗，广东革命政府发动了北伐战争，打击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响应，人民热情支援北伐战争。随着北伐战争的季节胜利，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也日益高涨，工人、农民纷纷组织起来，一方面配合北伐，另一方面也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蒋介石看到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对北伐战争的支持，所体现出来的巨大力量，同时也对这种力量感到恐惧。工人、农民组成工会农会，斗争资本家、地主，主张自己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对大资本家、大地主的利益造成了巨大冲击，这种矛盾也反映到了革命力量内部，引起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和北伐军内部出身地主资本家的军官仇恨。所以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进行血腥屠杀，一时间无数的革命者和人民群众倒在血泊中，共产党人的头颅挂上了城头，中国大地一片腥风血雨。但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屠杀吓倒，他们从血泊中站了起来，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揩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前进。他们拿起了刀抢，开辟根据地，开始了武装斗争。而蒋介石的反动政府一方面与老军阀争权夺利，混战不休，一方面对人民横征暴敛，加捐加税，扩充军备，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展开围剿，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长征，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人民群众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他们的口号是：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整个苏区十室九空，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原本繁荣的地区变成了人间地狱。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多年抗战，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和建设，尽管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对抗日很消极，但是人民还是把各种荣誉送给了他们，有些人对国民党政府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把蒋介石看作的民族英雄，据说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时，万人空巷，盛况空前，蒋介石受到了南京人民的热烈欢迎，蒋介石的声望达到了人生的顶点。但是，人民群众很快就失望了，他们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所迎来的不过是另一次掠夺。“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一时间，各种接收大员满天飞，他们拼命地搜刮人民，聚敛财富，人民讥讽地称他们为“劫收大员”，“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婊子），“救国无能，发财有术”。而国民党政府为了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对国统区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压榨，加捐加税不说，还采用金融手段掠夺人民的财富，从法币到金圆券，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同时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从而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灭亡。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反动是从抗日战争以后才出现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的腐败和反动由来已久。即便在大敌当前的抗日战争中也是如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朱德、贺龙等红军将领联名发表文告，坚决主张抗日，但是遭到当时左倾领导人的阻挠，1932年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抱病起草文告，宣布对日作战，还是由于左倾领导人的阻挠，直到四月十五日才在《红色中华》上发表。面对日益逼近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不断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根据形势对政策作出调整，把反蒋抗日变成联蒋抗日，同时调整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措施，把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改为减租减息，保护民族工商业。同时积极宣传抗日，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积极支持社会各界和人民的抗日活动，成立了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团结社会各界民众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务于抗日战争。确立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并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从指导思想上，战略方针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为抗日战争作了大量工作和充分准备。这一系列的措施，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整个抗日战争中最积极，最主动，最活跃的力量，真正凝聚起全民族的精神，做到了全民抗战。延安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圣地，谋求抗日救亡的有识之士，如百川归海，从全国各地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奔赴延安。美国记者斯诺在陕北经过实地采访，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将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及其领导人展现在世人面前，使人们了解到在中国偏僻的西北地区还有这样一个世界。抗日战争期间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到延安访问之后，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延安带给人们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反观国统区则是一片萧条。蒋介石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围剿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上面，对日本的侵略并没有进行认真积极的准备，并且极力压制人民的抗日言论，取缔抗日组织，抓捕抗日人士。在抗战开始后也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手忙脚乱，被动应战，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正面战场的接连失利，使国统区笼罩在悲观失望的情绪当中，战时的陪都重庆被人们称为一潭死水，除去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较为活跃之外，其他地方一片沉寂，人们对抗战的前途感到茫然。正面战场上败仗一个接着一个，忻口保卫战，太原保卫战，上海保卫战，南京保卫战，保卫大武汉 ……，口号喊得震天响，保卫这个，保卫那个，而结果是军队损失惨重，哪里也没有保卫住。与此相对应的，是大后方的歌舞升平。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依旧纸醉金迷，贪污遍地，腐败横行。更有人借机倒买倒卖各种物资，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腐朽性暴露无遗。中国的老百姓要忍受日本侵略者的屠杀和凌辱，前方溃退下来的国民党败兵军纪败坏，形同土匪，也趁机敲诈掠夺。更有国民党政府的各级官吏，以抗战为名加收各种捐税，征来的捐税却都进了个人的私囊。同时蒋介石政府还以抗战为名大抓壮丁，由于生活条件恶劣，饱受虐待，成千上万的青壮年成批地死去，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大敌当前，人民的抗日热情非常高涨，然而蒋介石政府却把它变成了对人民的另一场掠夺，本来应该振奋的民族精神受到了打压。不仅如此，面对日军凌厉的攻势，为了阻止日军的攻击，蒋介石居然想出了“焦土抗战”、“以水代兵”的“高招”。于是还没有看到敌人，在漫天大火中，古城长沙就已经变成了一片瓦砾，居民死伤惨重；郑州花园口的一声巨响，滚滚浊流淹没了良田村庄，无数百姓尽成水中冤鬼，千里沃野变成泽国，于是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新的词语：黄泛区！这样一场大灾难，普通百姓死亡90多万，相当于三个南京大屠杀。更为严重的是黄河改道，泛滥成灾，给原为富庶之区的豫东平原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致使以后很长时间河南地区灾害不断，人民生活处境极为悲惨。而对此国民党政府却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救济只是流于形式，就像有人描述的那样，“人民流落，哀鸿遍野，救济苍白无力”。有人千方百计为蒋介石辩解开脱，说是抗日战争中大敌当前，为了抗战大业人民作出一些牺牲是值得的。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作出牺牲的总是普通百姓，中国的抗战究竟是为民还是害民，这种靠屠杀人民来抵抗外来侵略的抗战还有什么意义？而在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把责任一骨脑地推到日本人头上，足见蒋介石自治罪孽深重，也不愿承担历史骂名。如果真像有人描述的那样冠冕堂皇，功大于过，蒋介石恐怕早就把这个荣誉揽到自己身上了。黄河大堤炸开后，河南人民对国民党政府非常仇恨，国府大员汤恩伯鱼肉百姓，被人民列为四害之一，以至于在抗日战争中出现了老百姓帮助日本军队消灭国民党军队的咄咄怪事！其实这也不奇怪，国视民为草芥，民则视国为寇仇，自己种下的苦果只能自己吞咽。
有什么样的领导人就会有什么样的下属，蒋介石满怀私心，凡事从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把人民群众看成可以任意欺凌的草芥，他的部下自然有样学样，群起效尤。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大小官员平时拉帮结派，攀附营私，奢侈腐化，欺凌百姓，战争时则从一己私利出发，保存实力，互相观望，见死不救。国民党军队等级森严，统治极为严苛残暴，军官吃空饷，打骂甚至残杀士兵是平常的事。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能有多大的战斗力。要说蒋介石没有政治才能那也冤枉了他，蒋介石在旧中国的军阀混战中如鱼得水，无往而不利。很大程度上靠他洞悉人们的私欲，并利用了这种私心。对待其他军阀，蒋介石常常采用许以高官厚禄，重金收买的办法，从内部分化瓦解敌人，从而轻易战胜对方。对待自己的部属他也采用这种方法，又打又拉，使他们彼此互相牵制，不会作大成为统治威胁，但是有都绝对效忠于蒋介石。如果照此发展下去，蒋介石权力之路自然一帆风顺。但是蒋介石不幸碰上了两个敌人，一个是日本人，日本军队属于另一个国家，另一种文明，他不能收买。一个是中国共产党，这是用信念和理想集合在一起的一群人，这些人把理想看得高于一切，为了共产主义信念可以抛弃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这些人蒋介石无法收买。所以蒋介石面对这两个敌人时，他就只能打败仗。特别是面对共产党，失去了人民支持的他，失败得更为彻底，只能逃到东南的某个海岛上，依仗洋人的庇护，继续自己反共复国的春秋大梦。
失去了人民支持的蒋介石政府分外虚弱，急需得到某种力量的支持。人民不支持他，他的那群贪官污吏更不可靠，所以他只得向外国势力寻求庇护和帮助。纵观蒋介石的一生，外国势力的支持和帮助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依靠西方列强提供的资金和支持，他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镇压革命力量。向德意法西斯靠拢，效仿法西斯的政治制度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引进德国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打击其他军阀势力，围剿工农红军。德意日法西斯结盟后，蒋介石又转而寻求英美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国民党政府迟迟不愿意对日本宣战，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才跟在美国屁股后面向日本宣战，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有人说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能取得国际援助，因为如果中日两国公开处于战争状态，国际上将对交战国实施武器禁运，中国将无法取得国际上的援助，抗日战争就不会取得胜利。我不明白这是怎样的逻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的人民，抢掠中国的财富，中国进行的是一场民族自卫战争！这么清楚地事实，国际上不会看不到，看不明白，如果国际以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为借口，对双方实施所谓的什么武器禁运，这样的国际社会还有什么正义可言！这样的国际援助又何必指望！事实上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后，虽然给予中国一定的援助，但给予日本的更多，日本源源不断地获得了大量的战略物资以支撑自己的侵略战争。直到后来日本势力膨胀，影响到西方列强的利益，他们才逐渐减少对日本的物资供应。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府派出十万远征军加入滇缅作战，以保持国际通道的畅通。这期间中国到底获得了多少国际援助？同样坚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又得到了多少？国民党所获得的援助有多少用到了抗日战场上？又有多少用到了内战的战场上？我只知道庞大的国民党军队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乏善可陈，甚至到了 1944年，此时的日本距离投降仅剩一年时间，日本军队已经日薄西山，但整个中国的正面战场的仍然国民党军队只有一种景象——溃退！
说到底，蒋介石根本不相信自己的人民，更不相信自己的军队，不相信他们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也是他的阶级本性使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使他瞧不起中国的老百姓，认为依靠他们根本不能抵抗列强的侵略，只能倚仗更大的地主和资本家。这样的人如何能够领导全民族的抗战？蒋介石把列强的援助看得比性命还重，认为如果没有列强的援助，既无以抗日，也无法自存。然而列强的援助也不是那么好得的，需要你拿东西来交换，或是金钱，或是国家利益。有人说抗日战争后，中国成了世界四大战胜国之一，列强在中国的租界被收回了，这全是蒋介石顽强抗日的功劳。是啊，租界被收回了，因为美国已经不需要租界了，整个中国都变成了它的租界。于是就有了《中美友好通商条约》，就有了“水兵巡逻在马路上，吉普车开到人身上”，就有了北京的沈崇……
然而这种依赖外援，投身外国势力，反人民的反动统治注定不可能长久。于是在抗日战争后，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和代表西方列强势力的国民党展开了对决，历史给了他们一个公平的机会。国民党军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有美国援助的金钱、武器。而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在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他们只有小米加步枪，所能依靠的只有中国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结局已经无须再说，这样的结果只昭示了一个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谁看不起人民，谁想把人民踩在脚下，最终只能被人民所抛弃！
不知不觉间说了很多，归根到底只有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究竟谁是抗日的领导力量，其实是依靠人民还是依靠地主、资本家、西方列强两种抗战史观的论争。谁真正代表了人民，能看到人民的力量，并把人民组织起来，发动起来，结成强大的统一战线，谁就是抗日的领导者，也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国民党的片面的抗战史观，不仅表现在战争中，也表现在对抗日英雄的评价上。共产党是人民抗战史观，所以他们所推崇的都是一些看似平常的人物，工人，农民，普通士兵只要他为抗日作出了贡献，都是人民的英雄。所以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抗日英雄既有杨靖宇、赵一曼、左权、彭雪枫等，也有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等有名有姓的普通人物。而国民党方面所持的精英史观，所宣扬的就是那些活着的或死了的将军，而那些普通的，在抗日战场上浴血拼杀的下层军官和普通士兵，则在那些名将的喧嚣中化成了累累白骨，连同他们的姓名，再也没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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