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且肯定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学术价值”，同时却可以抛弃共产主义——这当然又是学术“价值中立”的光辉典范。他认为，任何企图“实行”共产主义的举动都是极其危险的，举出了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为例；为了证明要“培育共产主义新人”的荒谬和愚昧，他又举出了伊朗塑造“伊斯兰革命新人”的企图为例。
那位提问的研究生似乎没有再说别的。然而，在我看来，这位美国教授所说的这一切都不新鲜。他全部的意思很清楚：马克思主义必须被“纯粹化”、“学院化”、“无害化”。马克思著作中的每一行都迸发出的战斗火焰，可以作为遥远天边点缀着的礼花来欣赏，但决不允许点燃在现实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毫无疑问，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中国革命，战士们喷溅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上的每一滴鲜血都是对这面旗帜的最大玷污——因为这是一面神圣的旗帜，一面和孔德的“人道教”一样洁白无暇的旗帜，上面只有怀抱圣子的基督之母从云端俯瞰的慈爱目光。
马克思主义是有战斗性的，它从本质上讲，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鲜明的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有人所幻想的那种关于“人类之爱”、“终极关怀”的软绵绵的说教。它让有的人爱，也让有的人恨，并且它承认恨自己的人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它也无须等到反对自己的人都被说服、感化之后，大家再来雍容揖睦，垂拱而治——世界历史的发展，甚至科学本身的发展，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幻境！它只是唤起人们去分析社会现实，去认清自己的真实利益所在，在这一过程中，日渐自觉的革命阶级自然会找到解放自己的手段——无论是流血的还是不流血的。凡是想把马克思主义软化为那种人道主义说教，软化为能向资产阶级也廉价兜售的甜美梦呓的企图，都已经被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中一言以蔽之：“自作多情！”
恩格斯说：“不待说：本书（按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一般的理论观点——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是不完全跟我现在的观点一致的。在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而从那时候起，首先和几乎完全赖有马克思的成就，社会主义已发展成为科学了。我这本书（按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只不过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各个最早发展阶段上还重复着我们的祖先即鱼类的鳃弧一样，在这本书中间到处都能发现现代社会主义发源于其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的痕迹。例如，本书（按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尤其在结尾，特别强调说：共产主义不单只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的学说，而且是以使整个社会——连资本家也包括在内——从现代关系的狭窄范围里解放出来为最终目的理论。 这个论断在抽象的意义上说是正确的，但它在实践中是无益的，甚至多半是比无益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毫不感到需要解放，而且甚至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于是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法国资产者在1789年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贵族和僧侣并没有对这点表示同意，因而这一论断——虽然它就其对封建制度说是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流为一句纯粹伤感性的空话，并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完全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不少的人，他们自己彷佛是在不偏不倚的观点的高度上，向工人们鼓吹一种高出于一切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但是，这些人若不是一些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狠毒的敌人，一些披着羊皮的豺狼。”
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是如此斩钉截铁，如此超出了混入革命队伍里的投机者和落荒者的想象力，以至于“曾经怀着满腔热情对高级干部讲解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辛子陵先生迫不及待地用他那不可救药的混乱头脑曲解了恩格斯的这段话，认为恩格斯的这段话“把三大名篇（《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否定了，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定了，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
辛先生自己说，他“读到恩格斯那段一字千钧的话，心中一片茫然，食不知味者数日。但理性告诉我，那93个字可不是随便讲的，是恩格斯长期的、反复的、痛苦的思考的结论。那93个字否定了我熟悉的、信奉的、甚至是热爱着的三大名篇，以及其它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千言万语。”（辛先生的话都引自他的《记住恩格斯说的93个字》一文）
辛先生自己的这段话就是“自作多情”者的现身说法。他那无比滑稽的“一片茫然”、“食不知味”，只不过是向我们表明：一旦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一旦存心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抠出符合资产阶级或是小资产阶级庸人口味的东西，一个人基本的文献阅读能力可以退化到多么惊人的地步！恩格斯明明是进一步强调了共产主义理论的阶级性和战斗性，明明是指出，空谈共产主义对资本家也是一种解放，就像空谈把罪犯抓进监狱也是为了罪犯好一样，虽然在“抽象的意义上说是正确的，但它在实践中是无益的，甚至多半是比无益还要更坏”，因为资产阶级是不可能被这样的抽象说教感化的，这样的说教在实践中只能起到转移革命的注意力，麻痹工人阶级斗志的作用。因此，恩格斯晚年从来就没有“否定过”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相反，他是更坚决、更鲜明地指出，要实现共产主义，只能依靠工人阶级的联合斗争，而不是靠什么“普度众生”的道德理想。一切梦想着凭几句动听的博爱言辞向资产阶级摇尾乞怜的投机革命分子，是绝对无法理解或接受恩格斯的这种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批判，也绝对无法理解或接受这字里行间浸透着硝烟和热血的革命气魄和革命气节的。
前些年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我所在的党支部开政治学习的例会，大家谈到了对共产主义如何理解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他们因此推论说，共产主义的核心其实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结尾，也引用过美国学者摩尔根的话，未来社会必将是古代部落社会那种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复活，然而是更高阶段上的复活。）至于阶级斗争、所有制问题等等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内容。
我反驳道：“我不能不说，我有一种感觉，如果照这位同志的观点，那我们为了新中国建立而牺牲的几千万烈士，其实都是死于一场天大的误会了。如果蒋介石知道，我们共产党搞共产主义，领导人民干革命，其实根本就不想要推翻一个阶级的统治，也不想改变所有制和关系关系，而只是想进行一种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说教罢了，那他还镇压革命干什么？那我们的这些烈士真是死得冤枉了，他们本应该向蒋委员长表白自己的这样一片苦心，求得他的理解和同情，并且以社会良心自居，拿这些自由平等博爱的好听的话，替委员长去感化、招抚那些硬要犯上作乱的小民，岂不美哉？何必抛头颅洒热血？但是这样一来，共产主义不是变得太廉价了吗？它和那些同样打着自由平等博爱旗号的反共理论之间，不是毫无区别了吗？此外，一种要对社会进行变革的理论，如果不解决依靠谁、联合谁、反对谁的问题，你的力量从哪儿来？你的主张靠谁去实施？我认为，讲共产主义理想，而又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不讲所有制关系，那就是在回避现实、回避矛盾、回避真正的问题——一句话，那就不是共产主义了。”
其实我知道，发言的这位同志并非不学无术之辈，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颇有研究也颇有感情的，他也奋力反驳过国内外的某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污蔑。可是，从他的发言中我却发现这样一种倾向：为了反驳对马克思主义的污蔑，他就竭力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到与西方主流思想的共同点——当然这也只是他所认为的共同点而已——想以此证明，即使按照西方的主流标准，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好”的主义。他以及许多像他这样的同志，都真心相信，自己这样做，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妖魔化”，从而让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能被更多人接受。因此，从出发点上看，他们和辛子陵之流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是，他们这样做，所能找到的“共同点”又能是些什么呢？其实也不过是如上所述的一些“人道主义”、“道德价值”、“反对异化”之类的毫无科学内容的说教。事实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阶级性，接下去就不能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一整套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学说，从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那么马克思主义当然就变成了完全可以被宗教或者其它类似的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说教代替的东西，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因此，这样的同志虽然和辛子陵之流不同，但是他们的这种认识却和辛子陵之流的荒谬误读一样，向共产主义者敲响了警钟：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是不可忽略的，因为它是进行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即使阉割马克思主的阶级性和战斗性，也改变不了它的武器性质——是的，它仍然是武器，只不过就蜕变成了资产阶级用来软化、麻痹、欺骗革命人民的武器。我不否认，被压迫阶级那种怀抱着善良意图的“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主义，是对远古时代原始共产主义阶段人们曾经有过的民主、平等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模糊却难以磨灭的回忆，它在一切被剥削者起来反抗的时候，都曾经是革命本能的自发体现。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绝不能只停留在这一点上，而是包含了对这种人道主义的扬弃，否则就无法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且会堕落为理论上的倒退，实践上的投降——辛先生之流，就是例证。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和阶级性，不光是体现在对敌人的斗争，也体现在对自己的斗争，就是要通过对自己的思想改造，不断深化认识，不断巩固自己的阶级立场——所谓阶级斗争，就包括了对自己身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上面所说的恩格斯对自己早年某些带有抽象人道主义色彩的说法的无情反省和批判，就是例证。一切真正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都需要及时地认清这一点：不管你的动机是多么良好，理论原则上的妥协退让都是很危险的，而这种妥协和退让之所以发生，首先就是因为你忽视了或者放松了对自己的改造，因此才产生了幻想回避斗争的情绪。
一个无情的事实是：回避斗争，并不能消除斗争；同样，回避改造自我，也并不能让自我不被改造——只不过，这次是被别人改造，甚至是不知不觉地被敌人所改造。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我在《泪水推翻不了真理》一文中指出过：许多背叛革命的人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到要背叛，而是没有能够正确地面对自己，面对革命队伍里的思想斗争，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因为思想路线的错误而导致自己的阶级立场在潜移默化中逐渐蜕变，终于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因此，共产主义决不是廉价的心灵安慰剂；拥有共产主义信仰，这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是因为，和宗教信仰不同，共产主义信仰不能只有一种情感的皈依，它是一种现实的社会运动，是一个阶级的思想武器，同时又是一种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它对一个人的意志力量、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的要求是很高的。当然，这不是说，它要求你一开始就具有完全纯粹坚定的立场和很高的思想水平、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有资格”信仰它，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成了精英主义、关门主义甚至神秘主义了。共产主义信仰对它的信奉者们所提出的高要求，不在于起点，而在于过程：共产主义者必须永不放松对自己的改造和锻炼，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个历程绝不轻松，在目前条件下，更可能是极其痛苦艰辛的。
毛泽东同志讲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个“与人奋斗”，并不只是说与“自己”之外的“其他人”奋斗，因为毛泽东同志一直是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考虑的。因此他在延安勉励青年的“永久奋斗”四个字，其实包含了很深刻的“与己奋斗”的意思，这应该成为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座右铭。
（ 附记：至于马克思主义中的确存在着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道德伦理维度，以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战斗性之间的关系，这是另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我目前无力加以较深入的探讨。本文所论述的，只是我感到的一个迫在眉睫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必须首先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同时，在这一斗争中，共产主义者要自觉地锻炼自己的顽强性，并尽快形成经得起考验的当代马克思主义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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