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令广大中共党员长期困惑不解的疑问是：为何党内那些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嘴巴没有被封住，江平贺卫方固然有右翼媒体及同路人提供版面、场合，只是想到境外说三道四被阻于国门，而李锐、胡绩伟长期在香港反动月刊撰文反共批毛，散布恶言，把自己共产党员的外衣脱得一干二净。李锐到2011年该刊7月份一期已写了60篇，按一篇稿酬2万计，已赚取120万港币，而胡绩伟迄今在该刊写了64篇，已赚取128万元港币，这些都还是按最低稿酬算，如果该刊背后的美国基金、台湾秘帐加码，李、胡这两位在北京享受中央正部级待遇的“外快”还真不少，居然留在党内优哉优哉！让这种吃里扒外的人留在党内，图个啥？留作党内反面教材吗？笔者并不认为当今谁有毛泽东留王明当中央委员的那种宽广胸襟与布局。
在纪念中共成立90周年之际，举国上下敲锣打鼓，胡绩伟也不甘寂寞，他在香港月刊7月份最新一期追加一篇应景文章《95大寿话90周年》，其言论与胡总书记7·1讲话一对比，完全是南辕北辙，好像是“民运”对阵中央。
胡总书记把中共90周年历史概括为三件大事，第一件事就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而胡绩伟是这样说的：“建党元勋陈独秀、李大钊最初主张不叫共产党，而叫社会党。李大钊编译马恩著作时也把“阶级斗争”译作“阶级竞争“，显然他们建党的初衷是要建立一个第二国际的政党。但第三国际的头头苏联出钱、出枪、出人来建立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上了第三国际的船，走的路是第三国际的路。”胡绩伟是这样区别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第三国际主张阶级斗争，第二国际主张的是阶级竞争。第三国际主张武装斗争，武装巩固政权，第二国际主张的是和平的议会竞争，尊重普世价值（这应是胡本人与时俱进乱加进去的，一百多年前哪有此种词汇？）
既然胡绩伟话说如此，我们不禁要问：没有搞阶级斗争和武装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如何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延安窑洞走进北京城？！如果中共那时还在依第二国际那套东西搞议会竞争，欲在专制独裁国民党的大饼里分一小块，现在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或者分崩离折，或者根本不存在了。正确结论乃如同 张宏良 教授所讲：“第一件大事能够成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成功，而国民党领导的旧民主主义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民对中共的选择，就其本质来讲，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没有毛泽东亲自策划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蒋介石何以败退台湾？
胡绩伟妄称：“纵观我党90年的历史，可以突出表明，凡是认真贯彻和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时，中国革命就进行得顺利，就去的很大的成绩；凡是实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我党就一再犯错误，使党和人民遭受到巨大的灾难。”
对于一个加入中共数十年而说出上述话的党员，相信他所在的党支部会深感错愕和痛心，笔者实在懒得花笔墨去详细驳斥胡某人上述胡言，仅说一句，如果中共不按毛泽东的理论而按刘少奇的某套理论或屈服于斯大林的某套理论和解药，根本不可能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和解放军充其量也是偏安华北一隅，或者与国民党反动政府以长江为界“南北朝”，不是吗？毛泽东的胆魄，实非凡人俗子可比。
胡总书记所阐明的中共90周年“第二件大事”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可是在胡绩伟眼里，1949年至70年代末是“大浩劫”。听起来似曾相似，因为党内不是也有人在境外说类似的话信口雌黄吗？
胡绩伟的原话是：“批苏联是修正主义，自己妄图登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霸主的宝座，结果发动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批判刘邓修正主义，全国大乱，全面崩溃，全国全面恐怖，最后气死了‘四个伟大’的太上皇，抓了四个替罪羊，结束了这场祸国殃民的大浩劫。”
胡绩伟完全抹杀那段时期中共领导全国人民在革命与建设的所有成就，只谈黑暗，但中共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像苏联那样“崩溃“吗？没有嘛！如果”崩溃“了，你胡绩伟还能享受正部级待遇，有免费医疗保健、轿车、秘书优待你吗？你对你所在政党如此心灰意冷，何不趁早退出以示清高及出淤泥而不染？
胡总书记讲中共90年第三件大事是进行了“改革开放“，本来这是李锐、胡绩伟、普世价值派们最津津乐道的，可胡绩伟也没给总设计师好果子吃。胡绩伟在其文章说：”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毛泽东那套主张来整人害人，邓公然用宫廷改变的办法把胡耀邦、赵紫阳搞下台；公然调动XXXXXX包围首都，公然用XXXX血洗XX门；公然发动什么清查支持XX民运的运动和清党运动，横扫一切胡赵新政时期的干部。邓小平把经济放松，政治收紧的手法传给他钦定的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把党搞乱，把人民搞苦。”须指出的是，胡绩伟不仅点名指责邓小平，还把党倡导“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两届领导人都不点名扯进去了。对胡绩伟这种骂遍党内最高领导人，老子天下第一的“体制内”不稳定因素，为什么还要手下留情不开除出党，他比邓小平开除的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这三个人会好多少？！
道路选择，不仅是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念兹在兹的大事，也是左右两边的基层比拼，如何交互影响，值得观察。在主事者看来，左右之呼声皆有所本，却又各有盲点。1978年底后，尤其1992年“南巡”之后，执政党的社会基础更清楚转变，农工阶层和中小企业更多让位给资本阶层与专业管理层，贫富差距恶化，国内分配问题也恶化，因而影响政治力量重组，打压房价折腾一段时间了，房地厂商仍然尾大不掉。试想，当广东X大、X力、大连万X投上亿资金到频临破产的中国足坛，地方诸侯除了拿国土资源给这些地产大鳄建六星七星湖畔山边高级住宅，还能做什么？难以在改开中获利的农工阶层会质疑改开，而在改开进程中的赢家当然欢迎“深化”改开。对主政者来讲，保增长、抗通胀、调结构，三者实在很难兼顾。“红色重庆”PK“幸福广东”，还是先撂在一边吧。
受毛泽东主席器重的“山西人”陶鲁笳（前中共中央委员）5月27日八宝山追悼会上，人们看到了胡总书记、习近平副主席等领导同志献的花圈。其它引人注目的送花圈者有：李敏、李讷、毛远新、汪东兴、于桑（前公安部副部长）子女、叶子龙（毛泽东秘书）子女和邓仆方。88岁 陶鲁笳 夫人曹于慈老人在场受到敬重。只是，主流媒体对陶鲁笳逝世的报道有其规格限定，认同陶鲁笳的左派力量有无东山再起的本钱，还很难说。
5月23日 晚，北京大学法学院搞了一个讲坛，主讲人江平，评议人为贺卫方、梁卫平。与会自由派们大发牢骚，大吐苦水，其中还为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老师郭某（因课堂上提及艾未未“被离开”讲台）鸣不平。
六月以来，北京的风入松书店和三味书屋都已悄然歇业。美国公共外交重要一环“公民论坛”、“公民讲座”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在中国扎根。广州的官方图书馆不定时办一些讲座，隔三差五会让一些自由派人士担任主讲人。北京的三味书屋每周都搞公民讲座，08份子崔卫平等，台湾学者周志文都曾担任主讲人。当然，请前美国大使洪博培去那里主讲“美国参与式民主”并回答关于刘晓波问题，更为外界留下想象空间。因为美国认为三味书屋提供了效果更佳的场所，毕竟，美国驻华使馆和沈阳、上海、广州、成都总领事馆新闻文化处每周也有“公民讲座”，但因场地在美国领土之内，想当听众都要出示身份证，这让一些人望而却步，因此作用有限。
辛子陵前阵子虽遇到些麻烦，但也没闲着，他“借壳上市”，让另一08份子俞梅荪在香港月刊7月一期撰文《与辛子陵一序谈》，引用辛子陵5月18日下午在东三环四川会馆的话说：“我发表《形势与前途》演讲，反对当局批判XXX（大人物之一），反对国家为朝鲜金家父子保驾护航，被北京海淀区纪委负责人 ，责令我不再发表演讲和文章，我写了四个说明材料上交，一个月来没有再找来，没有限制自由。”辛子陵还声称：“我们的存在，对党和社会都是一种平衡和稳定的因素。”真可谓大言不惭。你说他辛子陵可以平衡一下左派势力渐大或许有些在理，但说他是“稳定”的因素，鬼才相信。正式因为他无事生非，引起对立面强烈反弹，已被相关者视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才会有海淀区纪委负责人请辛某喝茶谈话！
在炎黄和香港月刊撰写文章的 姚监复 先生在7月份港刊发文，指责网上公诉茅、辛二人是“左派舞剑，意在邓公”，“矛头直指邓大人”。他呼吁“清醒的领导者能冷静处理，及时遏止极左派的拙劣压制自由民主的政治局面恶性发展，及早撤销限制辛子陵言论等自由的错误规定。”
北京市有关部门对辛子陵的态度，说明它自我内控能力在提高，值得正面评价。不过在对待胡绩伟违反党纪此一老大难问题，可能是胡的官阶大辛子陵不少，其主管部门目前仍是缄默，尚无积极作为，没有及时介入，值得敲打提醒。不能对胡绩伟在香港撰写反共专栏听之任之，否则再花口舌谈“党的政治纪律”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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