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温州民营经济折翅的深层原因

剖析温州民营经济折翅的深层原因 

温州人历来有吃苦耐劳、善于经营的传统，即便是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上诸如奖章、标牌、证书之类的“计划外”产品，大多出自温州人的家庭小作坊。改革开放为温州的民营经济发展插上了翅膀，使得日用小商品的生产经营在温州出现了升腾景象，许多人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曾被誉为“温州模式”。那一段时间，全国各地大小城市差不多都能看到温州人勤劳的身影。他们租住简陋狭窄的民房，起早贪黑地销售灯具小电器、纽扣，缝制衣服。其间虽有“温州鞋”风波，但温州人自己跌倒还是靠自己爬起来了。

如今的温州，民营实体经济日渐萧条，物价高，市容不整，人心浮躁。半年中，29家企业老板因欠贷逃跑，1人跳楼。鞋业服装及日用小商品的温州特色逐渐在市场隐退，温州人勤劳沉稳的朴实被高利贷、聚赌、比阔的浮躁破坏。

是什么原因造成温州民营经济折翅的？媒体及专家们有很多报导和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

金融说 金融体制造成民营企业贷款困难，老板靠私人拆借催生了高利贷，而资金链的断裂引发了经济恐慌，以至造成“跑路”现象不断发生。今年上半年，浙江省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同比少增925.2亿元，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商业银行对企业贷款利率普遍上浮了20%至30%，高的甚至达到60%。一些在银行难以贷到款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不得不转而求助民间借贷。观点认为，金融政策放开势在必行，除了要最大限度发挥当前市场上的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的作用外，当务之急还是金融体系的创新问题，最好能让民间资本筹建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专业性机构；条件成熟的中小企业允许它们向社会发行企业债券。

环境说 世界经济危机的连续打击影响营销环境，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利润形成挤压，因为国际环境日趋恶化，中国制造业成本又居高不下，实体经济的利润逐渐被侵蚀。国内消费不振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民营经济举步维艰。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明确表示，目前中国经济的减速意味着部分企业效益和还款能力降低，房地产调控的持续将使部分开发商难以支撑，因此，债务链条发生终端断裂的可能性在增大。也就是说，持续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成为影响温州经济的重要原因。

暴富说 温州堪称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温州模式”曾奇迹般带着温州人迅速暴富。暴富使得温州人不再安于“一分钱一分货”的小利，将经营项目指向暴利的房地产和高利贷。一位企业主向记者介绍，自己的工厂有1000多名员工，然而一年辛苦下来利润不足百万，而老婆在上海投资了10套房产，8年间获利超过3000万。据统计当前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此前有质疑称如此庞大的民间借贷规模，一旦资金链断裂后果难以想象，结果这一刻还是到来了。观点认为，是追求暴利思想毁掉了温州民营经济。

这些分析都是从不同角度解读“温州现象”，都有道理。我们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会发现温州民营经济折翅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还是从现象说起。

温州人通过银行贷款到底占用了多少资金？

这个数据借贷双方是不会公开的。但我们知道温州人炒房的能量，几乎可以炒高全国的房价。温州人真的那么有钱吗？钱是有的，但绝不会有那么大的能量。他们的能量主要靠银行按揭催化，在推高房价中生暴利，在暴利中继续推高房价。也就是说，他们的第一桶金是靠银行“资助”的。如果说温州民营经济发生问题是银行贷款门槛高恐怕不全面，只是贷款的用途不是做实业而已。

温州人的高利贷奇观是因为民营制造业资金短缺造成吗？

我们知道，除了绝对的垄断，制造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形成“平均利润”，其中并无暴利可言。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经济项目的收益决定资金成本。企业在拆借资金时，第一考量是“有利可图”。如果利率在24%以上，哪个行业能够承受得起？有时候个别民企资金一时周转不开，偶尔借一下高利贷救急几天的情况是有可能的，但这种情况不至于造就传销式的错综复杂的高利贷链条。可能性只有一个，就是高利贷投资的不是制造业，而是比高利贷更有利可图的房地产行业，无论是开发还是炒房。随着货币政策收缩和对房地产调控的持续，高利贷链条的终端开始崩盘，“跑路”或自杀是老板们无奈的而又是必然的选择。

应该说，温州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经济模式的缩写，它所反映的我们发展方式的浮躁。

首先，房地产发展偏离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向。房地产业本身的社会功能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居住需要，这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决定的。当房地产长期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以后，住房由一般性商品变成了资本，成为少数人实现资本增殖的工具，房地产在GDP总规模中的比例越高，社会贫富分化越严重。炒房的暴利让那些先富者失去了昔日的创业精神，有的人开着宝马到外地包租豪华宾馆聚赌，一晚输赢上百万不皱眉头。试问，这些人还能去做一粒扣子赚一分钱的实业吗？

温州中小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说，如今大批企业逐渐放弃实业，转向投资房地产以及虚拟经济，从而埋下了危机的伏笔。以打火机企业为例，2001年时温州拥有近4000余家打火机企业，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机80%的市场份额，而十年后保留下来的企业却已经不足100家。这期间，当1998年全国取消福利房，推行商品房制度，敏锐的商业嗅觉让温州人感到了又一次投机的机会，于是温州炒房团名声鹊起，以至于发展成老公开厂赚钱，老婆全国买房的掘金路径。

其次，金融资本主义误导人们弃实从虚。玩儿金融，在美国有其特殊的基础，因为华尔街几乎成为世界的“总会计师”，他们有理由操控金融市场。尽管如此，华尔街也差不多炒垮了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并且，美国重金融轻实业的政策使得失业率居高不下，最终酿成“占领华尔街”的群众浪潮。

中国在学习美国经验过程中，受到一些纸上谈兵的专家左右，不从实际出发，认为中国的发展必须走金融经济的道路。在这种思潮的误导下，虚拟经济在没有土壤的中国一些地方迅速生长。资料显示，许多高利贷链条的另一端竟然很多是低收入人群，一些退休职工省吃俭用，将养命钱投入到这股浊水之中。

无论古今中外，高利贷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是伴生性。高利贷本身不可能生产出“价值”来，它的存在基础是赌博行业的兴旺，可以说，它的利息实际上是向赌业“分红”的。房地产的暴利引发人们“豪赌”欲望，从而有了“市场需求”，造就了高利贷作为“产业”发展起来。二是单纯性。放高利贷的机构一般是比较单一的，比如有势力的富人、钱庄等。包括温州在内的一些地方打破了这个常规，虽不能说全民放高利贷，参与者之众、阶层之广，实属罕见。

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和“金融经济”的误导是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走偏方向的根本原因。这其中，地方政府难辞其咎。

引用一点资料来佐证上述结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9月28日披露的消息，“温州高利贷老板举家潜逃，八成债主为当地公务员”。并有多个案例表明“官银”在高利贷中分量特重。消息的可靠性如何无法考证，但公务员和官银的参与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