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民间借贷市场及其利率机制
清湖渔夫
内容提要：本文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阐述了利率的市场机制，透视了民间借贷市场的一般过程。信用资本化和信用循环对资本循环的依附性是信用市场过程的前提。民间借贷机构控制和操纵着市场运行。利率和价格一样，产生于资本主导的市场大众行为过程，高利贷在民间借贷市场的普遍性是资本炒作的结果。在市场过程中，民间借贷机构对资金供求双方进行控制和匹配，利率、资金供给和资金需求在市场中同向运动，利率波动的资金供求理论缺乏实践基础。市场利率和官方利率的差异导致了部分市场套利行为和信用脱媒。利率的高低是资本循环过程的一个结果，与所谓的“风险”无关。处理民间信贷问题首先要转变观念，克服经济自由化和金融化思想倾向和对私营经济的歧视，其次要改革金融体系和金融机制，再三要在对市场投机暴利征收超额累进税的前提下，实行债转股。
正文
以“温州危机”为代表的民间借贷危机为我们重新考察借贷市场及其利率机制提供了一个机会和一个研究的范本，我们可以由此重新看待和探讨借贷市场过程中的诸方面，包括已经被我们注意到的和迄今为止没有被我们注意到的。这将为我们了解利率的形成机制、重构借贷市场、反思当前的信贷体制及相关政策提供新的视野和政策构想。错误的经济思想源自于对现实过程的错误理解，因此也就有了错误的经济政策。从资本视角出发，批判性地重新理解借贷市场的基本要素，仍然是行为经济学一个现实任务。
货币资本化
市场价值是信用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市场价值的物化标准——货币的产生，推动了商品交换买卖双方的时空分离，相对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属性——满足人的生产生活需要而言，货币本身是一种社会性认可和托付，因此货币本身包含了信用的元素。在商品交换中低买高卖、以获得商品交易差价为目的的投机活动所获得的差价利益，被商人们称为利润，而商人手中积累的的货币或者物质财富因为追逐利润，成为资本的最原始最简单的形式，这也是资本的起源。资本获取利润，投入商品和货币，获得更多的商品和货币，在此过程中价值实现增值，就成为资本的本性。资本和投机是与市场与生俱来的，支配了市场的运行与发展，推动着以大众行为为特征的市场价格过程和市场价值的形成与变化。在市场中暂时让渡一定数量的货币或者商品、收回更多的货币、实现从暂时让渡价值到归还更多价值的过程，也就是信用。信用因此构成市场投机过程的一种形式，在信用过程中的价值也因此转化为资本。在这里，借贷关系或者说债权债务关系是根据信用授受的人们在过程中的地位而言的，授予信用者就是贷出者或者债权人，接受信用者就是借用者或者债务人。借贷利息——收回的价值超过让渡的价值部分——的产生，依附于信用授受过程，成为利润在信用过程中的特定表现形式。我们将以到期支付货币为条件实现的商品授受称为商品信用，将以约定时间偿还货币为条件进行的货币授受称为货币信用。
信用作为资本最广泛、最炫目和最一般的现象形态，依赖于货币的资本化。货币是否资本化的界限在于从货币作为价值贮藏手段走向货币因为追求利息而重新参与资本增值过程或者说资本循环过程。因此各种各样的存款，包括最小额的储蓄存款，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信用和资本总额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有助于我们确立一个分析起点，纯粹我们看问题的资本视角。温州人进入“炒钱”时代，以及我国民间勃兴的借贷活动，实际上是资本借贷或者资本信用的阶段性现象。
信用循环与资本循环
信用授受活动是伴着产业周期或经济周期进行的，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是与产业的扩展和收缩同步的。在产业的初创期，产业的资本流入基本是自有资本的冒险活动，在产业的成长期和繁荣期，会发生资本的加速流入，基于产业前景的社会乐观气氛，此时的资本流入伴随着大量的信用授受活动，社会信用或者资本迅速向某个或者某几个产业集中，资本被物化为设备、厂房、材料和工资等等物质状态，然后通过生产过程向商品转化；在此期间大量的物质财富被创造，商品到货币的转化伴随着大量的资本利润的实现，越来越多的资本通过信用被动员起来加入到资本循环当中，直到新产品的消费达到饱和为止。在消费饱和以前，资本循环保持顺畅，以还本付息为内容的信用循环同样无阻。在消费饱和以后，由于消费的相对萎缩，实际消费回落到某个稳定水平，商品的价格进入一个长期的反复的下降过程，整个产业的资本循环不仅在规模上缩小，而且在时间上变慢，集中到产业的资本出现相对过剩。物化的资本，向货币回流尽管不会完全中断，但是是以商品相对更低的价格和转变为更少的货币量回流的，这些回流的货币，必须先行还本付息。如果集中到期的债务的还本付息，超过了货币的回流流量和速度，信用循环就会发生阻滞。违约行为如果只是偶尔产生，参与授信的人们认为不过是个别现象，除了当事者之外估计很少人关心；如果发生的频率过高并且在一定的人群中频繁发生（这具有必然性），就会引起人们的警惕，在新的授信活动中更加谨慎，对已有的授信会加速到期；由于信用来源的缩减导致了借旧还新的困难和缩减，同时追索债务行为更多的发生，会使越来越多的授信人加入到讨债的行列。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随着信用的收缩，商品到货币的转化的萎缩，大量的被物化的产业资本会越来越多地闲置；同时由于这些闲置的被物化的产业资本再也难以进入相应的市场过程和失去转化为货币的机会，其价值会逐步丧失，产业资本也同时灭失，物化在这些产业资本上的信用资本也会逐步灭失，相应的债权债务可能成为废纸。尽管会有许多保障授信人的担保措施，可能会出现这些被物化的产业资本或者财产的所有权的转移，使得自有资本的灭失更加早于授信资本，但是如果这些被物化的产业资本不能重新进入相应的市场过程，授信资本的结局和自有资本不会有什么两样。
民间借贷活动的兴旺以及借贷利率的上升，是与兴旺的投机活动紧密相连和相互促进的，资本逐利动机推动着民间借贷的冒险。人民银行的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的规模为1100亿元，其中仅有35％，也就是380亿元的资金进入了实体经济的一般性生产经营，较2004年90％的比例严重下降。而其余的65％资金则进入到了房地产投资、集资炒房、粮食、食品蔬菜、股票与期货等等炒作领域。投机活动的暴利是民间借贷还本付息的基础，资本炒作的暴利为民间贷款人不断地加息提供了空间，同时也为民间借款人竞争获得民间资金而不断加大财务杠杆的资本使用提供了可能，利率提高的背后，是逐利资金不断涌入投机行业参与爆炒活动，行业资本流入畸高，同时因为资本流入，也强化了被炒作的商品价格的继续暴涨，比如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2005年以后，中国楼市开始金融化，亦即大部分买房不是为了住房，而是为了投机升值。2007年房产价格达到一次顶峰，在西方次贷危机影响过后2009-2010年又形成第二次房地产投机高潮。2009年住房销售4.3万亿，2010年销售4.7万亿，而同期房价基本翻了一番，2011年更是出现了房价上涨从中心城市到二三线城市、从市中心向郊区蔓延的现象，外围房价水涨船高又反过来抬升了中心城市和中心区房价的上涨。房地产成为中国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行业。资本流入、房价和利率上涨相互强化，并行不悖。诸多投机性行业的炒作，市场的暴富神话，为高利贷的区域发生打开了空间。
随着民间借贷利率的上涨，首先恶化了做实业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在温州做实业，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毛利润不会超过10%，一般在3%-5%，今年上半年，温州有20%的中小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况。浙江省新增中小企业5万多家，关闭的也有1万多家。广东中小企业中50%处于亏损或利润率在2%以内，仅有22.2%的企业表示利润率在5%以上。偏高的利率也就意味着做实业的中小企业利用民间借贷只能是饮鸩止渴的行为，最多用于企业的短期生产周转，保持最起码的资本循环，一旦利用民间借贷长期化，就会走上死路。而为了企业和自身的的资本生存下去，资本向房地产等炒作行业流动也就不可避免；在温州如今大批企业逐渐放弃实业，转向流通领域炒作，缓解生存压力，价格的暴涨暴落也埋下了危机的伏笔。部分实力雄厚点的企业选择多元化炒楼炒钱炒地，实力不济的企业则选择信贷过日。以打火机企业为例，2001年时温州拥有近4000余家打火机企业，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机80%的市场份额，而十年后保留下来的企业却已经不足100家。温州炒房团从1998年就名声鹊起。资本从一般生产领域向流通领域转移，也就意味着生产领域的资本循环更加脆弱，实业领域被资本弃如弊履。融资难和中小企业生存艰危同样在相互促进。
信用循环是以资本循环的顺畅为前提的；一旦资本循环发生阻滞，这种货币的回归就会发生阻滞，或者回归遥遥无期。一般而言，受信者接受信用，并且承诺到时还本付息，是以能够将授信所得的资本参与资本循环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作为假设的。只有及时将资本循环中的资本转化为货币，才能按时还本付息。商品转化为货币是惊险的一跳，如果这一跳没能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如果这个商品所有者还是受信者，商品所有者在摔下的同时还通过信用捆绑了别人的资本，那么这个商品所有者和受信者会摔得更重！毫无疑问这个商品所有者作为受信者会受到授信者的追索，受信者被要求还本付息，直到所借的货币的本息全部付清为止。就房地产行业而言，因为资本流入和房价交互推动上升，勃兴了房地产流通领域，但是资本循环的成功总是依赖于最终消费，房价的飙升意味着能够买得起房的人也会越来越少，同时国家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政策尽管没有直接打击投机炒作活动，但是不可避免会形成一些关于房价会转向下降的预期，也就导致了更多的买房人的持币待购和场外静观，房地产业的资本循环也就进一步停止。这也就意味着高价处的买房者或者说投机活动的最后接棒人越来越多地变成了投机者自身。作为债务人的房地产投机者又面临到期还本付息的压力，一个违约案例会引发担忧，一再的违约案例出现就会引发恐慌；如果有加速到期条款，这种条款会被马上执行；已到期的借贷会竭力追索；未放出去的款子会惜贷。于是行业投机转向，卖出竞争和降价抛售逐渐引发房地产价格的崩溃过程和债务链的崩解。债权人催收、房地产成交越来越门可罗雀、房价下降会交互促进，引起一片伤，于是“跑路潮”就发生了。有统计数据显示，温州近半年已有超过80起公司老板“跑路”事件；高额借贷压力以及资金链的断裂是促使这些老板“远走高飞”的主要因素。
我们还有必要提到的是流行的关于利率波动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的论调，现实的情形表明了这种论调的荒谬性。利率只是资本循环过程中的一个要素，它是在资本循环过程中产生的，与资本循环过程中的其他要素相互作用和促进。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利率上升过程中的资本在行业间流动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恰恰说明的是：资本在逐利自发性的条件下，因为向投机性行业的流动，削弱而不是加强了我们的实体经济基础。据9月初发布的《2011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夏季报告》显示，今年1至7月，在31万户规模以上企业中，亏损企业户数为4万户，亏损面为12.7%，各月亏损面总体变化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亏损程度却在逐月加重：亏损企业亏损额增幅由1至2月的22 .2%上升至1至6月的4 1 .6 %，1至7月又进一步升至46.9%；融资难正在成为压垮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而高利贷滚雪球似地侵蚀企业利润。以加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政策陷入空调，市场利率的上升反而恶化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更减少了这些企业转型的可能。资本的流动始终存在着现实的社会路径，无视这些现实环境因素，任何政策都是徒劳的。
民间借贷机构
商品交换和流通的发展为信用授受行为的频繁发生提供了可能。但是因为彼此寻找和等待的时间、相互之间缺乏了解和信任、彼此间货币授受的条件差异等等，授信者和受信者之间达成信用行为存在着诸多困难，因此，这些信用行为就有零散的和偶尔发生的特点，关于利息的约定也就存在较大差别。在诸多授信活动中利息的差别，为资本在信用过程中开展新型的投机活动提供了可能，在信用领域的资本积累，以获得货币利息差别的投机就会发生，投机的资本一方面作为受信者，接受较低利息的货币授信，收集贮藏的货币，同时将之资本化，另一方面作为授信者，提供较高利息的信用货币，面对接受较高利息的受信者，将收集来的原本贮藏的货币贷放出去，从而赚取利息的差额。这样，在信用过程中的投机活动为资本带来新的利润源泉，这是货币经营业出现的社会动因。信用领域的投机活动，催生了货币经营业，货币经营业是现代银行业的起源。为了计量和比较的方便，货币经营业采用了利息额相对于资本的比率的方式，这就是利率，利率是资本用于授信的价格，只不过这种价格采用相对比例关系的形式。货币经营业逐渐克服了信用授受者之间彼此寻找和等待的时间、相互之间缺乏了解和信任、彼此间货币授受的条件差异等等的诸多困难，将最初的授信者和最终的受信者最大限度地联接起来，形成一个有组织的信用市场，同时也推动了资本通过投机主导的市场过程的扩展，市场更加组织化，运行更有效率。
在我国，目前的借贷活动处于两种体系并存的状态，即以银行业为主的资金融通体系和民间自发形成的信用授受体系。在这里，民间借贷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银行信贷在论述必要的时候会被提及。温州的民间金融一向发达，最具特色的是合会。“会”本来是温州民间盛行的具有互助性质的民间金融活动。“会”的最初内涵，是急用一笔较大的款子的一户人家出头组织一个“会”，邀集亲友、乡邻参加，相当于认股筹资，先取用办事，之后定期支付本息。对参会的每一个人（俗称会脚）来说都能获益，急需用钱者先得使用会款，有闲钱者后得会有利息。使用的先后，第一次交给会头，同时“起会”。以后一般需要竞标，称为“标会”。通常具有互助性质的“会”，利率不高，各有利弊，各取所需，形成民间自发的合作、互助关系。参“会”的人可以另外起会，一户人家可以参加多个“会”。信用依靠的是熟人圈子里的知根知底和个人信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会”是温州民间典型的融资方式，规模不断扩大，种类增加，形式不断翻新，在1986年温州也发生过一场地域性金融危机，曾造成较大社会危害。大概在1985年，温州乐清县出现了“抬会”。“抬”的意思，大概是抬高利率。抬会则以高利率为诱饵，大多变成了具有金融诈骗性质的活动。从1985年八九月间到1986年年初，“抬会”在温州乐清全县迅速蔓延扩散，参与抬会的群众有5万多户，约占全县总人口的23%，参与人数多的乡镇，甚至超过总户数72%，涉及资金22亿多元，1986年3月倒会。抬会现象到目前仍然存在，近年仍不断有大案发生。
既有的人际关系和利益驱动是民间金融中介产生和生长的的土壤。温州的各种会也向民间金融机构转头换面，各类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寄售行、典当行、 旧货调剂行共1000多家，其中部分机构假借经营之名，违规办理垫资业务，收取高额佣金及利息。中国其他地方本来没有私人融资渠道，但因为利益的驱使，大量所谓“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应运而生，一些公司甚至有官方性质。担保公司的钱不是自己的，基本都是从民间借款来的，一般是普通家庭把钱交给中间人，中间人再把钱交给公司，形成层层上交的金字塔形式。
和早期银行业挤兑潮相比较，这种民间性质的金融机构的死亡也就有自己的特点。一个民间金融机构的老板或者“会头”跑路后，许多普通家庭的借款就血本无归。温州出现的老板“跑路潮”一度让民间借贷和放款者风声鹤唳。有记者近日探访青岛民间借贷市场和中小企业了解到，有30-50家民间借贷企业无以为继，只好关门或转行，占到了民间借贷企业的20%。温州公安部门报告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市非法集资立案17起，涉案金额达5 .5亿元，同比上升30 .77%，且这些非法集资案大多与民间借贷有关，因民间借贷担保纠纷引发的违法犯罪案件共71起，同比上升16.39%。
利率波动与高利贷
货币化的资本，通过信用授受进行资金融通，成为金融资本，进入产业资本循环，通过商品市场完成产业资本的循环过程，对通过信用出让的资本进行还本付息，从而完成金融资本的循环。一个个信用授受行为，构成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总体的信用活动，同时推动着社会信用观念的形成和确立。众多的授信者和受信者都在相互寻找、比较和谈判之中，彼此的看法和观念都在相互传递、交流和因应自身的需要而变化，并且根据这些变化中的看法和观念采取行动，实际的信用授受行为的发生意味着信用授受行为双方的意见达成一致，众多的信用授受行为则推动着社会化的信用观念的形成，社会化的信用观念同时将这些信用授受行为联接成一个市场。在众多的信用授受行为当中，由于各自的条件和要求千差万别，特别是利息和利率存在差别，会引发信用授受过程中的投机活动，以低利率接受信用后再以高利率授予信用。这种投机性中介，在民间金融市场就是各种形式的民间金融机构。民间金融机构一方面通过交易行为扩展自己的市场联系，与越来越多的授信者和受信者交易，减少了信用授受双方的寻找和等待时间，极大地扩展了信用授受成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民间金融机构在了解众多信用授受者们的看法和判断的同时，向市场传输自己的看法和观念，从而对越来越多的信用授受者的行为产生影响，在投机过程中的信用授受行为增加的同时民间金融机构的看法和观念也在这些信用授受者当中传递和被认可，从而推动了市场总体看法和判断的趋同。民间金融机构通过越来越扩大的投机活动，主导和加速了社会化信用观念或者价值的形成，利率成为这种观念和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社会化信用观念在参与信用授受的人们中间逐渐深入人心，形成稳定的价值观或者理念体系，又反过来影响和约束一个个信用授受行为。和市场价值一样，信用观念和价值同样是一个社会化过程的产物。
作为投机的民间金融机构，存在着作为受信者压低利率的要求和作为授信者抬高利率的要求，以便尽可能的扩大投机的利率差别。但是，这种利率变动或者调整能否成功，取决于新的利率能否被市场广大的信用授受者们接受并且通过市场广大的信用授受者们的行动来验证；换言之，必须对目前市场广泛接受的信用价值或者观念体系进行调整，形成新的信用价值。民间金融机构因为长期而反复的信用授受行动，了解信用市场的人们的对信用的通常看法及其变动原因，会对投机活动进行总结，从而形成自己比较系统的的理念或者逻辑。同时这种理念和逻辑又通过大量的信用授受行为在信用市场传播和交流，影响其他信用授受的看法和观念，对信用的价值进行反复塑造和改变。对于一个新的利率而言，相对既有利率而言的变动，需要一个或者一些“理由”。这些理由，不是关于利率变动的逻辑和理论如何科学，而是这些理由在信用市场被如何接受和如何被随后的信用授受行动所证明，相信这些理由的人越多，有关的信用授受行动越广泛，这个利率的市场存在就越坚实。由于民间金融机构在信用市场具有中介地位，这种中介地位的优势，不仅仅基于民间金融机构本身的资本优势，而且更重要是基于以众多的信用授受者作为市场的信用交易对手。一方面，民间金融机构可以提高或者降低利率，以新的利率在市场询价；另一方面在询价的同时，为利率变动制造某种理由和借口，通过民间金融机构自身的社会联系渠道或者信用授受过程进行传播，从而影响社会心理状态和思维。这样新的理念或者价值在传播中被以新的利率进行的信用授受行为所“证明”，这样经过“证明”的理由或者噱头与信用授受行为的变动的利率的关系就建立起来。这种关系，是大众参与的信用授受过程中的现实存在，信用价值和观念的变化植根于大量的信用授受行动，同时又引导着信用授受行动的新发展。一次次的交易，形成一个个利率，在一段时间内，信用交易形成一组利率，这些利率高低有别，是信用市场中大众行为的结果，也是信用的价值的市场表现。随着产业扩张过程的推进，商品价格的上扬过程的自我强化，信用领域的新逻辑或者新理论与提高的利率的信用授受行为的关系也被反复证明，利率提高的过程同样会出现自我强化的倾向，新兴产业的资本集中过程会大大加快，利率持续提高，信用出现膨胀式地扩大和日益频繁的信用交易；直到产业的扩张过程结束。随后出现的是伴随着产业内资本流入的停滞和商品价格下降的利率下降过程，这个利率下降过程同样具有自我强化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资本的循环的信用货币回流会发生更多的阻滞，旧的借贷被催收，产业兴旺时期的大把放贷机会消失不见，找不到自己认为可靠地授信机会，利率也一降再降，信用交易成功的次数越来越少。尽管是处于两个市场，利率和商品价格一样，都是基于同样的市场大众行为过程，都是这个过程或者产业周期中资本运动的结果和表现。
温州瓯海区曾对105家中小企业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企业初始资金来源中，仅有15家企业完全靠自有资金，其余90家企业均涉及民间借贷，其中有32家完全通过高利贷融资。据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对其协会内部企业的调查，遭遇资金紧张的企业数量高达80%。许多急需资金救命的中小企业，无法通过合法的主流金融体系获得资金，只能求渴于民间。在出口受阻、成本上升、利润下滑的大环境下，相当大一部分老板都选择了来钱速度更快的民间借贷，把盈利的目光放到了借贷市场，“做实业亏了，再用小贷公司的高额利润去填补”，参与炒钱活动。温州当地很多担保公司和中介公司都不做担保，而是以每月2～3分的利息代客理财变相吸储，然后再高息差放贷出去。转贷的次数越多，民间信贷的链条越长，资金紧张而借不到钱和贷款人的利息提高都成为利率层层加码的借口，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也就水涨船高。人民银行的报告显示，温州地区年化平均民间借贷利率为24.4％，折合月息超过2分，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4个百分点。其中社会融资中介的利率为38％左右；小贷公司的利率则为20％左右，不超过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在鄂尔多斯，整个财富的发动机是煤炭，而房地产是财富的储蓄罐，中间环节则是靠高利贷支撑。以前鄂尔多斯的高利贷鲜有中间环节，都是在融到钱后直接投向实业或其他领域，但现在逐渐生出了“钱炒钱”的概念；从资金所有者手中融到钱，用于转贷获得更高的利息。
资本追逐利润，永无止境地进行资本增值是资本的强烈渴望和贪婪本性。在信用领域中，高利贷信用作为货币信用的古老形式，贯穿了资本的发展史。高利贷只不过是资本本性最露骨、最极端的表现形式之一，只要具备资本增值不受约束的条件和土壤，高利贷信用就会一如既往地在它自己的领地演绎资本的本性和贪婪，高利贷信用也就生生不息。人们选择性地忘记了资本的本性，也很少探究高利贷信用为什么至今仍然存在于市场的某个角落的原因。民间借贷活动中的高利贷现象死灰复燃，有着特定的经济背景；在我们这里，因为借贷市场的利率炒作活动，使得高利贷重新统治了部分市场，由以前偶发的个案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
双重利率机制与信用托媒
利率是信用的价格，在市场中存在经常性的变动，这种变动过程是由于资本通过投机主导的大众行为过引起的，资本追逐利润，成为利率变动的原始动力。利率固定或者利率管制———将利率在一定时间内固定的某一个水平，是和资本的逐利自由相冲突的。信用授受者们有选择市场对手的自由，这也是资本的自由。利率管制，对市场的大众行为会产生影响，并且改变大众的行为方式；如果资本和信用的提供者的利益受影响不大，他们不会脱离信用中介；如果利率管制的结果限制了资本增值，情况就会变化。如果授信利率和受信利率的差别过大，或者因为利率管制，使信用的最初提供者和最终使用者的利益受损或者被压抑，信用的最初提供者和最终使用者就会绕过中介直接进行信用授受的行为，我们称之为信用脱媒。信用脱媒行为会使固定的利率失去的市场大众行为的基础，偏离利率形成的社会化过程。
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是不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最近一次加息后，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为年息6.31%，其4倍就是年息25.24%，分摊到12个月，月息2.1%，即民间借贷公司的放款利率不应超过月息2.1%。现在民间融资实际月息达2到3分，几乎是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的10倍以上。目前愈演愈烈的民间融资，渐渐成了居民新的“投资渠道”，不少人把存款或者从银行套出的贷款，借给个人、公司或担保公司，获取高利率，储蓄从银行分流。9月份前半个月，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比8月末减少了大约4200亿元，出现了罕见的天量负增长。据有关报道，温州、东莞、福州等地民间借贷火爆导致当地银行存款频亮红灯。由于存款显著减少，部分中小银行日均存贷比已接近或超过75%的监管红线。
民间金融机构对资金供求的双向控制和匹配
按照资金供求理论，民间借贷的利率高低会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利率升高，对应的是资金供给减少而需求旺盛。按照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的估计：目前的货币状况，虽然M1和M2都降得很低，M1只有11%多，M2只有13%多，但是央行做了一个内部统计，他们认为今年有大量的银行表外资产，实际都应该加5个点上去，那么M1是16%，M2是18%，是一个中间水平，所以社会上资金还很多，并不缺钱。日前，央行研究局的一份调查报告也指出，在去年我国民间借贷市场开始抬头之时，这一市场的资金存量就已超过2.4万亿元，占当时借贷市场比重已达到5%以上。而近两年来，我国民间借贷资金量逐年增长，存量资金增长超过28%。另据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最新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目前温州民间借贷规模仅有1100亿元。这里的问题在于：就庞大的国内社会资本规模而言，即使只是社会资本总量的千分之一向温州流动，也会很快将高利率打压下来，或者温州老板们因为可以借到较低成本的资金对高成本资金进行替换而不必发生“跑路潮”；出于供求关系论者意外的是：在区区1100亿元的借贷市场，高利贷现象和“跑路潮”还是相继发生了。
对此我们有必要明确一点的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市场，是以人作为主体的，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联系中，市场联系只不过是其中一种。就民间借贷市场而言，区域性的社会规则、习惯、风俗在市场组织中起着重要作用，从而也就规定了资本流动和具体的运用方式。我们知道，在温州、鄂尔多斯和其它地方，民间借贷常常在熟人之间发生，也就是说，是在一个人际圈子中演绎它们自己。在被称为内地民营企业之都的温州，几乎所有的企业主，无论大小，都利用地下钱庄作为公司缺钱时的一个有效的融资平台。温州就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官员资金进入民间高利贷的情况也非常普遍。即使是一些上市公司和地方银行参与这个市场，也是循着这种熟人路径进入的。换言之，温州和鄂尔多斯等地的民间借贷市场已经被地方性资本控制和运用，各种会以及这些会所改头换面的各种民间金融中介，成为这个市场的实际控制者。根据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调查，民间借贷资金30%来自当地企业，20%来自当地居民，20%来自外地企业和居民，10%来自银行。而中金公司估计，当地和外地的企业资金部分也来源于银行，因此民间借贷约有30%-40%来源于银行贷款。银行资金流向民间借贷有三条途径：一是企业或个人从银行获得贷款，用于民间借贷从中获取差额利息。二是经一些信贷服务中介公司流向民间借贷。三是有个别银行员工与民间借贷放贷者勾结，利用工作便利，截留或欺骗储户的存款进入地下高利贷市场。这些钱离开银行伊始，毫无疑问都包含有各种隐性费用，利率层层加码转贷。
随着“炒钱”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利率也就水涨船高。对于区域外资本而言，要么因为信息难于获得而对远方的事情一无所知，要么因为没有市场人脉的原因市场套利不能得其门而入。中小企业融资难本是国际性难题，被称为“麦克米伦缺口”。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具有“短、频、急”的特点，民间金融应这个特点而生。在民间借贷市场，中小企业常常借的都是“救命”钱，在央行抽紧市场银根和银行的贷款规范对私营经济多少带有歧视的情况下，用于临时周转需要的高息民间借款，逐渐被长期化，因为高利贷的利息积累和借旧换新的到来，资金争夺也就更加激烈，中小企业只能上调获取资金的利率。作为中介者的民间金融机构，在利差扩大、提供资金者不断加息的情况下，一方面对供求进行匹配，另一方面也尽量抬高利差。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供求双方被民间机构进行市场匹配，随着利率升高，借贷活动日渐踊跃，借贷交易的笔数和金额与利率同向上升。实际上由于市场渠道的控制，在其他商品和金融市场，都存在同样的过程；市场总是被资本操纵的，只有经过资本匹配的供求才是有效的；没有资本对供求额匹配，也就没有市场炒作，与资本利益无关的供求份额，常常处于市场之外。所谓利率供求的论调，在我国民间金融市场是没有依据的。
利率与行为机制
“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杀头的危险。”“信用风险”按照传统理论是指授信的资本发生损失的可能性。信用是和资本循环以及市场大众行为过程相联系的。如果发生资本循环的阻滞，资本损失的发生不可避免，但是这种资本损失，是市场大众行为过程的后果；就社会资本总体而言，大众行为的市场过程会引起资本的再分配，从而对其中一部分资本进行打击和掠夺；因为资本的利润动机，资本反复不停地复制这个市场过程，复制一部分资本的灭失或者死亡现象；就资本总体而言，部分资本发生损失具有必然性，就个别金融资本而言，具有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因为总会有某些资本因为资本循环的阻滞而发生损失。信用形式的资本参与了资本循环过程，从而在市场中通过资本的大众行为的市场过程既创造了部分资本增值，也让部分资本走向灭失和死亡，这是一个社会化过程。因此，实际的利率水平，反映的是资本增值的欲望，与所谓的“风险”并没有关系；西方的各种信用风险评估方法，实际上也就是一组虚幻的概念或者一种想象中的逻辑，在现实中被反复宣扬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掩盖资本循环过程，转移人们的视线和思维，让人们陷入某种迷局而在迷局里面绕圈。
了解信用循环过程的实质，是我们开展各种信用活动、实施借贷管理的起点，资本循环过程、市场过程和行业周期过程的分析和预见应该成为我们银行信贷管理和考察民间借贷问题的必要前提。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抵押管理，从事实务的人们应该能够理解抵押品价值随着价格波动变化而产生的变化、多方抵押的困扰和资产专用性的限制，即使对一个企业资产的全部没收，惩罚了企业主，但是未必能够保障贷款者的全部利益。资产负债管理也只是一种贷款人内部数量标准，这种数量限制背后的理论基础是否科学不得而知，而且数量限制也有随意剪裁纷繁芜杂、变动不已的市场现实的嫌疑，与实际的信用循环过程毫不相干。新的资本信用管理模式的产生，我们应该从市场的行为机制出发考虑资本循环及其市场过程，由此推动信用管理的改革。
民间借贷问题的基本对策
我们首先要转变观念。温州危机发生和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存在，与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错误观念是分不开的。学习美国经验、走经济自由化金融化的道路的观点和一些政策倾向，导致了我国社会资本与境外资本向流通领域和金融市场的过度集中，最明显的是房地产业和粮食产业的金融化，本该受到抑制的资本的利润追求和冒险动机更加肆无忌惮，诸多市场的炒作活动和资本暴利催生了高利贷区域内普遍发生，同时境内外资本势力发展到了对抗国家宏观调控的地步；经济的金融化意味着社会资本向财富分配领域集中，加速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流动的过程。许多高利贷链条的另一端竟然很多是低收入人群，一些退休职工省吃俭用，将养命钱投入到这股浊水之中。抑制市场炒作活动，必须对资本炒作暴利征收重税，对投机和高利贷暴利都应该征收超额累进税。遏制资本的暴利动机，才能稳定物价水平、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和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产生的一个原因是对资本的憎恶和对私营经济的歧视和错误地认定资本以及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社会地位。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资本产生和发展的土壤，私人资本不可避免地在市场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就中小企业而言，它们雇佣着我们80%的就业人口，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来自于中小企业，在经济产业链条中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中小企业的配套，经济才得以正常运行，发生中小企业倒闭潮的后果就目前而言是我们无法承受的。中小企业的资本和财富，也是我们国民财富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的不是反对和毁灭，而是如何管理与运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央行的抽紧银根政策，由于保国有企业的信贷，银行贷款收缩就主要面向了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资本循环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中小企业不得不面向社会融资，在经营环境本已恶化的情况下保障最起码的资本循环，这就导致了高息借款的发生更加频繁和使用时间延长，也就引发了以增加手续费等各种隐性费用方式的银行贷款的利息炒作，成为高利贷普遍发生的一个诱因。
其次，我们应该着眼于经济全局，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造，按照中小企业的金融特点，构造适应于这些企业的金融机制，切实实现金融市场的全国统一。以资本循环和市场过程为着眼点，重建我们的金融方式和信用机制，而不是画地为牢，试图割裂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的联系。
再三，政府干预和稳定人心只是第一步；做好调研统计和摸底，在针对市场投机暴利及高利贷征收超额累进税的基础上对中小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可以考虑“债转股”的手段，降低企业的财务杠杆率，抑制资本冒险，配合其他措施以防止民间借贷市场的急剧崩溃，社会因此一片伤；同时打通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对贷款流向实时跟踪监督，支持中小企业的实业运营；大力改善中小企业运营的社会环境，为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创造条件，构建新的经济增长点。
参考文献：
《论信用》，清湖渔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302e4d80100t3jc.html
http://blog.people.com.cn/blog/c3/s420899,w131405791737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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