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向最弱势群体的黑手
：向东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主流媒体出现了一些变化。已经不再像过去，凡事以普世价值为标准，专门为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造势，作资本的走狗。如今打开电视机，也能看到为民呼吁、反映弱势群体疾苦的正面内容。即使问题暂时得不到解决，通过电视节目传递出已经有高层领导在关注社会的弊端和黑暗的信息，对人民群众的痛痒开始引起重视，群众心里总算有了一种安慰的感觉和对未来的期盼。
医患之间的问题，目前已经到了极端严重的程度。无论是反映在药价、收费、医疗服务态度方面，还是管理方面，都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就社会群体而言，老弱病残是社会最弱势群体。而病患者又是其中特别无奈的弱势群体。除了绝症，疾病发生在有钱人和官员身上，不会有明显压迫的感觉。落到普通人特别是穷人身上，疾病就成了最大的灾难。有时，生病比死亡还要可怕。现实生活中不生病则已，一旦生病，许多只黑手便蜂拥而上，伸向本已潦倒的病人。从高价挂号开始，到医生要红包、小病大治、多项检查、高药价、多收费、处方收费未用药等等等等，真是五花八门。直弄到倾家荡产、油干灯灭，进入太平间为止。病患者流传一句话，“进太平间的十个死人，五个是被吓死的、三个是被医死的，二个是病死的”，虽然有些夸张，也反映了一种医患关系。有幸治好了病，也变成了负债累累的绝对贫困户。
今天（11月30日）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播出挂号难的问题，牵出了一个长期以来发生在当今中国的恶疾，一个十几元的专家门诊号，被挂号专业户垄断，加价到几百元、几千元，真正病重的穷人家属排几个晚上的队，拿不到号，还要挨打。上星期报纸上报道的，0.6元出厂价的药品用到病人身上变成了12.6元，更有0.3元的出厂价的药，最终从病人身上收走30几元的价格。这种事在社会上已非绝无仅有，而是普遍存在。把这两件真实的事情连起来，再加上收红包、乱开药、乱收费等现象，是不是可以将它归结为伸向最弱势群体的黑手？
这种乘人之危，压榨、掠夺老百姓的客观事实，正是市场经济的固有本性。所以，近三十年来，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社会上比比皆是。然而，黑手再多，也仅仅是表象而已。可以预知，报道和抨击，加强监管等等都将无济于事。必须从根子是寻找原因，只有从治本入手，才能解决问题。
药价虚高和垄断挂号等现象，其本质是商业行为的反映，是市场化在医疗领域开花结果。
生产药品的工厂企业，大部分是工人、管理人员。在医院这个环节除了开药的医生和医院领导，大部分也是普通劳动者。药品奇高产生的利润与这些人是无缘的。那些超出药价20~100倍的利润被谁拿去了呢？揭露的事实告诉大家，大部分利润被掛名为医药代表的销售人员和医生拿去了。而医生在这个过程中的身份，有一半也是属于销售人员(如果故意不当地处方开药，销售人员身份比重更大)。由此可见，销售人员是制造和窃取奇高利润的群体。销售人员另一个古已有之的名称叫商人或商贾。商人在现代社会，就是自由市场的主体、主人、主宰。虽然他们并不生产产品—商品，却要拿走出厂产品到零售商品之间的大部分部利润。他们的活动空间叫商业，也叫市场。
毛泽东时代也有商业，但是是有计划的商业活动，从事商业的人员和工厂里的工人是同等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他们的活动，仅仅是为完成产品到分配商品过程的服务工作。虽然其间也有利润产生，但它是属于全民或集体所有，是作为积累、扩大再生产，进入统筹，最终为全民或集体共享。毛泽东时代是国家统筹商品经济活动的。禁止套取个人高额利润的投机倒把经商活动。
封建时代就有商业活动。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专门做买卖赚钱的行当。中国历史上成名的商人政治家比比皆是。身经殷商两朝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姜子牙就是做小生意出身。春秋战国时期越国谋臣范蠡就是商贾的鼻祖。秦朝宰相吕不韦也是大商人出身，最后成为政治家、思想家。无论古时候的商人在他们后来的仕途中有多么辉煌，却改变不了人们对商业活动的鄙视。经商者通过物资、产品交换、买进卖出做生意而获利，在中国古人的眼中，被看作不劳而获的食利者。这是一种很有偏颇的看法。夸大了商贾囤积居奇、欺瞒哄骗、假冒伪劣、投机取巧等卑劣的一面，忽视了他们同样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承担风险的另一面。也因此而造成几千年来经商者行业在中华文明中的低下地位。中国的商业文化在解放前是落后的、不健康的，是被封建主义、殖民主义严重扭曲而处于病态。短暂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时期的商业，在内部是完全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商业模式，是完全脱离了剥削制度和牟利动机的大众民主、公平公正、有计划的经济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在自由主义思潮推动下，中国推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原始积累为目标的初级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以不择手段获取第一桶金为荣。短短三十年，嬗变出西方资本主义用了二~三百年时间才造就的资产阶级群体。真像变魔术一般。可见在权力指挥下的蜕变是多么容易。出现在医疗领域的药价奇高、垄断挂号现象，是三十年私有化改革的缩影。是改革开放巧取豪夺的延伸。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弱势群体深受侵害的真实写照和典型反映。在不改变改革开放资本主义方向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几乎不可能得到遏制，而只会肆无忌惮地蔓延，会一块一块地继续蚕食和消灭残剩的社会主义阵地，它会比现有的西方资本主义更快、更凶猛地摧毁人类的良知和社会的暂时平衡。它不仅师法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而且它还兼具中国古代商贾劣根性基因传承和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现代奸商特征。它就像被关在笼中极为饥饿的猛兽，一旦冲出牢笼，就会加倍掠食它的对象。
回顾以往改革的路径，有一规律可循。凡是与文革时期的政策、制度、做法相反的，统统可以大胆尝试；凡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都允许先干了再说；凡是毛主席批准的案件统统可以翻；凡是毛泽东时代的大政方针都不能作为改革开放的依据。改革开放必须解放思想，解除条条框框的束缚。被解放的思想，便是毛泽东思想；被解除的条条框框便是共和国《宪法》共产党《党章》。从此，脱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就像卸掉笼头的野马，奔向了充满诱惑的丛林。
用“事实婚姻”来形容改革开放的程序是唯妙唯俏的。
首先大胆放手干—只要是反文革的；
侵害了公共利益—改革的应有之义；
人民群众强烈反应—媒体曝光一下，安慰安慰民众；
准备治理，遇到阻力—上峰担责；
治理失败，侵害公共利益的改革成为学习推广模式—蔓延；
既成事实，法不责众—认可为改革成果。
现在预演一下改革“垄断挂号”的程序和结果。
“垄断挂号”的事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进入改革程序。
“垄断挂号”是一些违法乱纪的人具体操作，暂时由他们从中得利。
人民群众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必须曝光谴责。
接下来并不认真治理，绝对不是没有治理能力。时间一长人民群众在无可奈何挣扎中高价挂号成为常态。
然后，由政府部门下决心把专家门诊挂号费定一个适中的高价，如500元或800元（高额挂号费对专家们同样有巨大诱惑。同时，并不排除整个“垄断挂号”过程中专家们的猫腻）。然后，由医院设计出可操作的方法固定执行。
先期违法乱纪的操作人员退出，高额挂号费由专家和医院（领导）分享。
至此，“垄断挂号”的改革成功。
以往的医疗改革，玷污了白衣天使的崇高形象，把一部分医务人员变成了吸血鬼，为了增长自己的财富，无视他人的生命。医疗改革把医务改成了一个魔鬼的模样。教育改革同样把人类灵魂工程师改成了唯利是图、见钱眼开的白眼狼，坑害了千千万万莘莘学子，坑害了国家前途。住房改革改成高房价，改成疯狂拆迁，改成少数人几十套比多数人零套的现实。工改把主人改成奴隶，公有制改成私有制。清廉干部改成腐败干部，公务员即将改成私务员……
封建时代还有官吏发出“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豪言壮语。为什么当代曾经举手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当权者，面对社会如此巧取豪夺，不能挺身而出，解救病人于倒悬呢？人们在期盼，在拭目以待！
几千元一张专家门诊挂号费的出现，好得很！三毛钱出厂价的药品要收病人三十多元，好得很！这种超乎人们想象的、触目惊心的现实，难道不是一个信号？一个临界的信号！它告诉人们，已经接近物极必反的时刻。它预示着问题即将解决。社会主义红太阳必将重新升起。
未尽赘言
这里再讨论一下有没有可能在“拒绝高价挂号费”的情况下，治好“垄断挂号”这个丑恶现象。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医疗资源是公共的，应有全体患者共享。挂号费价格是由国家按实际情况规定的。所以，所有非法控制、垄断挂号都是违法的。成十倍、百倍提高挂号费，不仅加重病患的负担，而且也是破坏物价制度的犯罪行为。同时，“垄断挂号”也是扰乱、破坏社会公共秩序。这就有了严厉打击的合法性。拿出部分维稳的警力，和人民群众通力合作，从其中利益链条入手，着重解决具体操作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就业出路。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另外，把不同挂号种类统统合并，需不需要专家诊断，由初诊医生确定。病人有特别的要求，也可与初诊医生商酌决定。专家门诊高出的挂号费，或由国家负担，或由患者二次支付。并为初诊医生的推荐程序作出严格的规定。这样可以把挂号引起的矛盾限制在医务工作的范围，把它从社会纠纷中解脱出来。
：向东
201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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