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边疆少数民族的节日中，最奇怪有趣的，恐怕要算宋朝时期北方女真族所建大金国的“偷盗节”。
据南宋人洪晧所著的《松漠纪闻》一书记载，本来按照大金国的法律，对于盗窃行为的处罚，是非常严厉的，对窃贼除了追究刑事责任之外，还要责令按所盗财物的7倍价值来赔偿事主。可是每年的正月十六这天，全国可以随便盗窃，来作为新年的重要游戏——所以笔者给它追拟为“偷盗节”。
到了“偷盗节”这天，每家每户首先都以防止被偷盗为第一要务，然后再想办法去合法偷盗别人家的财物，显示自己的能耐。一些人带着随从到别人家去访问，自己把主人纠缠住，随从们就到处寻找“下手”机会。对于被盗走的财物，失主事后可以用其他财物去“赎回”，大家一笑了之。
这个“偷盗节”对于相恋中的未婚男女，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成亲机会。因为小伙子是可以去“偷”自己心爱的姑娘的，而且“偷”到之后，只要姑娘愿意留下，就可以合法地成为婆家一员。当然小伙子的“偷”，不过是恋人们事先商量好的一出戏而已。
这个“偷盗节”的风俗，如果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去考量，又蕴含着丰富深刻的理趣。在偷盗者方面，如果将节日前后的行为坚执为节日当天所为而能得逞，就将逃脱法律的惩罚；就失主而言，如果不承认偷盗者系节日当天所为也能得逞，势必让无辜者承受很大的冤枉——其中所蕴含的道德风险之大，简直难以形容。而这个节日在当时能够成为传统，起决定作用的根本条件必然是“民风淳朴”，在盗窃与被盗的时间上如果说假话，承担的道德谴责压力已经远远大过法律责任，甚至连7倍的赔偿所得都难以诱惑他们这样做。假使不是这样，这个节日是根本不可能诞生乃至延续的。
记得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尽管没有健全的法制，但社会风气、治安各方面都非常好，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觉悟的建立和提高。我们在后来看到的许多堕落肮脏的社会现象特别是违法犯罪，在那个时代可以说简直难以想象——道德谴责的力量就足以让那些肮脏念头都难以产生。有法理名言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那么当我们片面地强调法治的时候，难道就不会让社会停留和满足于“最低限度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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