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注定永远是吃城市剩饭的小狗吗？
司马平邦(原发于[天农网]http://www.tianong.cn)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邓鸿勋在5月26日的北京开幕的第十届全国创业之星经验交流表彰大会上说，让农民真正分享城市发展成果仍是挑战。精英思维的悲天悯人，有良知的一面，但这种纯粹精英式的思维方式，整个都是反动的。
既然你们已经无数次承认改革开放30年，占中国人口多大数的农民中国的绝大多数在城市化发展中掉队了，被利益边缘化了，为什么现在还在持有以城市化惠泽于农民的反动观念?
如果，中国的发展只有城市化一条路，惟一能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合理性道路就是农民全部搬到城里来――不肖说，这已经被证明是死路一条。所以，现前掌握着这个国家的政权、财权和话语权的人们是不是该反思，如何在接下来的30年、50年里为中国农民制定一条纯粹属于农村的发展道路，或者，未来我们要讨论的议题不再是“让农民真正分享城市发展成果”，而是“让城市真正分享农村发展成果”。
其实，以北京、上海、广州为龙头的中国城市，现在何尝不是正在遭遇发展瓶颈呢，依现在中国城市的肥胖症式、膨胀式的发展方式，不久后它们要面临的难题将肯定不会是让农民兄弟分享城市的发展成果，而是环境破坏、能源危机、就业紧迫、安全失控、物价高企、生活麻烦之类让城市自己恐怕都难为维系的现实困境。
到那时，再想起投资农村，壮大农业，恐怕为时已晚。
农村、城市并重，无论是资金支持还是政策倾斜，还是人文关怀，以及话语导向，上至国务院，以至省、市、县、镇，现在是到了下力气设计两条平行进展的城市、农村双轨道的时候了，把30年城市化发展中多吃的吐出来，多占的交出来，乃为天道。
所以，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邓鸿勋这样的所谓农村问题专家们来说，你们在面对所谓中国社会问题新挑战时，已经站错了方向，把屁股冲着刺刀的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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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邓鸿勋：让农民真正分享城市发展成果仍是挑战
原发：中国经济时报 ：李慧莲 赵海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邓鸿勋5月26日在北京开幕的第十届全国创业之星经验交流表彰大会上，就当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农民工群体的新特征、城乡就业的新形势以及实现城乡统筹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谈到城乡统筹这个话题时，他表示，如何通过加快城乡统筹的改革，来保证城市化的质量，让农民能够真正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仍然是一个严峻挑战。
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要处理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
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城市化率是36%，城镇人口约4.6亿人;至2011年，城市化率已提高至51%，城镇人口约6.3亿人。过去十年，中国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13个百分点，因此可以说，这十年是中国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时期之一。
是不是城市化率越高越好?邓鸿勋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一些研究指出：我国的城市化是“伪城市化”。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享受到市民待遇，却被统计为城镇居民。具体来看，进城务工的一亿五千万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城镇居民的权利和待遇，却被统计为市民。
“我们的基本看法是，推进城市化要以人为本，要真正实现在制度上让农民融入城市，真正实现在城市安居乐业。 ”邓鸿勋表示，换句话说，城市化的速度，应该与就业增长的数量和质量相适应，与政府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发展相匹配。否则，结果可能是，一方面是表面的、数据统计上的城市化率提高，另一方是失业激增、贫富分化、城乡社会冲突加剧。这样的城市化提高，实际上在走向社会的不稳定。所以，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处理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尤为重要。
当前形势下，农民工群体出现新特征
邓鸿勋认为，二十多年来，农民工问题一直受到关注，但在当前形势下，有若干新情况新特点。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体。邓鸿勋说，现在的农民工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工。农民工的内部构成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理念、生活态度、就业需要等方面，与他们的父辈有着显著的差异。
其次，大学生农民工迅速形成。过去，大学生和农民工在就业、收入、居住等方面有明显界限，但是，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大学生正在和农民工融合在一起，出现了农民工化了的大学生，或者说大学生成了农民工。这种变化带来新的社会需要和社会问题。
再次，举家外出农民工不断增加，目前已占到全国农民工总数的25%左右。邓鸿勋认为，这一群体在收入、支出、意愿等方面也表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农民工从单身在外，到举家在外，这个变化会导致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后果，对于政府有更多、更高的要求。总的来看，新一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有更强烈的定居城镇的愿望，更看重保障性住房、子女升学、高水平的社会保障等城镇生活要素。他们的观念、行为、甚至政治态度都不同于过去的农民工。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关注城乡就业新形势
“当前，城乡就业出现了新形势，这就是‘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而且有不断加剧的趋势。”邓鸿勋认为，最近几年，“民工荒”现象已经从东部蔓延到中部地区，从技工到普工都短缺，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农村劳动力供求关系从“供过于求”转向“总量过剩、结构短缺”。许多城市也存在大量农村劳动力的非充分就业。民工供求的区域矛盾突出。
在“民工荒”的同时，农民工“就业难”依然存在。邓鸿勋说，这主要表现为，一是找不到工作，即无业可就;二是不能持续、稳定就业，也就是就业质量很低。现在，“就业难”的群体也在扩大。
与此同时，失业不返乡的情况越来越普遍。邓鸿勋分析，从城市看，农民工失业了，但是并没有回到农村;从农村看，农民工外出了，但是在外边并没有找到工作。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是不正常的。 “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这种现象，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这几年，一些地方的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这个因素的作用已经相当明显。
实现城乡统筹的几点建议
“我们认为，如何通过加快城乡统筹的改革，来保证城市化的质量，让农民能够真正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仍然是一个严峻挑战。”邓鸿勋表示，在这方面，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第一，需要正确认识劳动力资源的优势。过去不少人以为，中国农村有十分丰富、可以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些廉价劳动力可以长期支撑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邓鸿勋表示，现在看来，并不这样简单。一方面，劳动力本身依然很丰富，可以大量供给，但是，劳动力不可能依然像过去那样低成本，低待遇。另一方面，劳动力数量本身也在变化。所以，所谓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要具体分析的，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现在看来，我国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经济的时代已经结束。
第二，加快调整城乡收入分配制度。邓鸿勋认为，收入分配不合理，不仅是农民工的大问题，也是全社会的大问题。
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实质上反应了制度和体制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在保障农民工权益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但问题依然突出：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城乡劳动者同工不同酬;劳动用工管理不规范，劳动合同签订的比例不高;农民工劳动安全条件差，组织化程度低等等。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调查，农民工对工资不满意程度已从2006年的32.94%上升至59.70%。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农民工对政府不满的基本诉求之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农民工其实没有很好地分享中国发展或者说“中国奇迹”的成果。
第三，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近些年，在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公共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问题依然很多。解决这些问题，是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需要进一步深化并加快改革。
第四，“新市民”要有新内容。近年来，各地都提出新市民的政策口号，一些地方推出了新的居住证制度。居住证逐步取代暂住证，“新市民”成为农民工的代名词。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居住证制度是我国城市管理的重大进步，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居住证制度也同样存在门槛过高、惠及人口少的弊病。由于附着在户口上的各项社会管理政策和就业、医疗、教育、福利待遇太多，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农民工变市民，不是简单地改写户口本，而是确保进城农民在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逐步构建全民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总体来说，我们认为，推进城乡统筹，需要加快推进劳动就业、义务教育、公共住房、社会保障、户籍等制度的改革，逐步形成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身份统一、权力一致、地位平等的制度体系。 ”邓鸿勋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城乡和谐和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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