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成中国的“新红色运动”》，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5月19日文章。勤俭节约是传 统美德，然而，这种美德在改革开放后反而成为了批判的对象，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半段开始，中国政府及其控制下的主流媒体把增加奢侈性消费当作了一种时 尚。厉以宁就提出过每个家庭应该拥有两套房，温家宝也提出过每人每天要喝一斤牛奶。也正因为从中央政府开始就提倡奢侈性消费，因而整个社会的消费观日渐奢靡，到了今天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正因为负面影响已经非常显著，所以习总才开始推动节俭运动，但是，只要相关的政府政策和主流媒体在消费观上所持的立场不改变，那么光靠习总一个人的呐喊是无济于事的。
另一方面，相比于个人消费，整个社会再生产循环中的浪费问题更应引起重视。但是，由于新一届中央政府所力推的改革方向完全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由市场去优胜劣汰，既然有劣汰，那么生产这些被淘汰产品的过程也就是增加整个社会再生产成本的过程，因而也就是制造浪费的过程，因而这种改革方向就决定了改革的结果只会在最大程度上制造浪费，而不可能相反。由此，一方面在要求勤俭节约，另一方面在从体制机制上扩大制造浪费的能力。最后的结果当然是“空谈敌不过实干”。由此可知，如果节俭是所谓的新红色运动的话，那么这场运动必然以惨败告终。
《中国强化对私企非法集资管控》，美联社北京5月20日电。据报道，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称，林海燕以高息或高回报率为诱饵，累积向他人非法集资6.4亿余 元。骗局在2011年10月暴露，有4.28亿元无法追回。5月15日，温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对原温州鑫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林海燕 (女，39岁)以其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责令退赔其违法所得人民币4.28343亿元返还相关被害人。法院认 为，林海燕的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鉴于其集资诈骗不能归还的数额特别巨大，骗取的资金没有用于生产 经营活动，而是进行个人高风险投资造成严重亏损，且犯罪涉及面广，给众多被害人造成无可挽回的经济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故 作出如上判决。
如果林海燕最终被执行死刑的话，那么相信可以对社会上其他存在类似问题的人员和组织形成震慑作用，从而有利于缓解因非法集资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乃至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之视为是浙江方面对此前产生严重后遗症的吴英案判决的一种修正。当然，如果林海燕最终不能被执行死刑的话，那么这种对非法集资案的态度将直接起到纵容甚至鼓励集资诈骗犯罪的作用，从而必然进一步加重社会矛盾，而不是相反。
真正的问题在于美联社对此事的报道。
首先，美联社说私有企业为中国创造了财富。这个说辞和我们从汉奸国贼及其接班人那里听到的完全一样。而这个论调从根本上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财富永远都是只是被剥削阶级创造的，因而私有企业作为剥削阶级实行剥削的工具，它本身并不创造任何财富，它只是无偿占有由被剥削阶级创造出来的财富而已。
其次，美联社说私企为中国创造了就业岗位。从统计数字上来说，好像是这样的。但只是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才会得出的结论。如果用运动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就会知道，私企之所以能够从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到那些工人，只是因为在此之前，改革 开放已经将大量的国企工人下岗失业了，反过来说，原本这些工人完全都是可以在国企就业的。因而，在私企创造就业岗位之前，这些就业岗位就已经在国企内部存 在了，只不过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反动政策将这些国企工人逼到了私企里面去而已。而根据官方报道，国企工人的平均工资是私企工人的一倍，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在这 个问题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而私企老板——作为改革的受益者和既得利益者——就算之前不是共犯的话，那现在也已经成了主凶了。尤其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危机时期，私企老 板不仅不可能扩大招工人数，相反它们只会裁减人员甚至关门歇业。因而，把提高就业率的希望寄托在私企身上的做法，首先是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其次是 根本不知道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的表现，总之，是无知无识的表现，而这种反常表现出现在高官和高级知识分子身上的这种现象，只能表明这种高官 和高级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了资本家的走狗，换言之，他们的立场已经是与劳动阶级相敌对的立场了。而要真正解决就业难的问题，政府就应该首先抛弃新自由主义， 其次通过在各个行业投资建设新的国企来吸纳劳动者。
其三，美联社自己也承认，因为经济环境恶化使得银行和私人贷款机构都不愿出借。因此，所谓私企常常无法从国有银行系统那里得到贷款的问题根本就是个伪命 题。而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则是别有用心的。中国也不是没有私人银行，如果贷款真是对银行有利的话，那些私人银行为什么不肯向私企放贷呢?因而将私企不能获得 贷款的问题归咎到国有银行身上，进而提出改革国有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措施的做法根本就是汉奸国贼企图侵吞国有金融资产的阴谋。再则，无论是吴英案还是林海燕 案都揭示出这些要求获得贷款的私企根本就是在搞集资诈骗，因而贷款机构拒绝向这种皮包公司放贷的做法完全正确。而美联社指鹿为马的做法显然是唯恐中国不 乱。
其四，美联社说许多中国家庭愿意把钱借给私人，以求获得比银行的低利息更好的回报，说什么“银行实际上是在迫使储户补贴借给国有行业的低息贷款”。这完全就是在诬蔑造谣了。如果中国的银行3%的利率还叫是低利率的话，那么美国的零利率又该被称为什么呢?如果中国的3%的利率是为了迫使储户补贴借给 国有行业的低息贷款的话，那么美联储是不是要承认美国的零利率是为了迫使储户在更大的程度上补贴那些获得低息贷款的私人机构呢?由此，如果说中国的国有行 业因所谓的补贴而获得的利益实际上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话，那么美国的私人机构所获得的远远超过中国国有行业的所谓低息补贴实际上完全归个别人所有。由 此，前者使得中国的社会贫富差距缩小了，而后者使得美国的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了。
由此可知，美联社先是混淆私人投资和非法集资，颠倒黑白，意图不轨;后是用语言暴力强奸民意，为私人资本无偿侵占他人财富的行为张目。
《中国就业性别歧视“根深蒂固”》，美国《纽约时报》网站5月20日报道。据报道，在 2010年的统计数据中，中国工作年龄女性就业率为71.1%。这一数据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75%的数据似乎非常接近。同期，瑞典的这一数据为 87.5%，法国为84%，英国为79%。不过，中国的数据之所以较高，是因为其中包括了在农村务农的妇女，而中国城市工作年龄女性的就业率实际上只有 60.8%，而20年前，这一数据为77.4%。2010年数据显示，城市工作年龄女性就业率比男性低了20.3个百分点(注意，中国官方通报的失业率一 直维持在4%一线，由此可以知道，中国和美国一样，并不能从就业率或失业率数据本身只通过简单的减法来获知对方的数值，换言之，就业率与失业率之和小于1，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这个既不被就业率统计在内，又不被失业率统计在内的人口究竟算什么呢?当然，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谈的问题)。
马克思在1868年12月12日写给库格曼的信里写到：“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显然，至少20年来，除了个别可以凭着当官的儿子或老公的权势通过向外出借身份证来谋得巨额财富的妇女之外，随着中国工作年龄女性就业率的大幅度下降，从而中国工作年龄女性经济地位的大幅度下降，因而中国妇女经济地位的大幅度下降，使得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大幅度下降，由此也就意味着中国社会在近20年来并不是处于一个进步的过程中，相反，完全是处于一个倒退的过程中。也正因为整个改革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因此其所导致的结果必然使得妇女地位不断下降。相比于毛主席时代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来，现在的妇女在家庭里面能否顶起半边天来都已经是个问题了。
现在，城镇化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人的城镇化”，因而，原本农村超过80%的工作年龄女性就业率就要进一步向60%多的城市工作年龄女性就业率接轨，因而，工作年龄女性就业率平均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工作年龄女性就业率进一步下降的过程，换言之，城镇化的农村女性越多，中国工作年龄女性的就业率就会越低——也就是会比2010年统计的71.1%的这个数字更低，由此也就意味着，眼下正在展开的城镇化改革只会进一步增加导致中国社会倒退的负能量。
进而，该报道指出，如果与上世纪70年代相比，城市工作女性减少的幅度就更大。那时，超过90%的城市工作年龄女性有工作。但是，那个年代恰恰是被以官员和学者为核心的汉奸买办势力批判为“浩劫”的时代。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改革使得大批城市工作女性下岗失业，而这一倒行逆施的改革却被汉奸买办势力歌颂为“春天来了”。也正因为有那个反动透顶的改革在前，所以才有后来的那个“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糟粕观念的复辟。也正因为工人在中国社会已经毫无尊严和地位可言，因此无论男生女生都在极力摆脱沦落为工人的下场，但是女生考试普遍强于男生的这个现实与“男高女低”的传统观念相冲突，因此才出现了所谓高学历剩女的问题。 而导致这一问题得以出现的根本原因还是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下降到了社会的最底层，而女工的地位则是处于工人阶级的最底层，换言之，这个问题并不是什么性别 歧视，因而是所谓的观念冲突而造成的问题，相反，这是由导致这种观念死灰复燃的社会物质条件——资产阶级专政复辟成功，相应地，工人阶级被打入地狱，女工 更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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