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西方曲解中国经济新政策》，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20日报道，台湾《旺报》7月15日报道，香港《头条日报》7月15日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15日报道，台湾《经济日报》7月15日报道，台湾《经济日报》7月16日报道，路透社北京7月11日电，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7月15日报道，香港凤凰网7月17日报道，美国之音网站7月18日报道，路透社北京7月19日电。
如果只是形而上学地来理解“休克疗法”的话，那么，中国经济新政策的确不完全是“休克疗法”。(“休克疗法”的主要内容是：实行紧缩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压缩政府开支，取消补贴，放开价格，实行贸易自由化，通过货币贬值实现汇率稳定，进一步改革行政和税收制度，将部分公营部门和企业民营化，重新安排债务和接受外援等等——就字面上看起来，的确有个别项目是不同的)但是，中国经济新政之所以与“休克疗法”不完全相同，那只是因为中国经济新政在表述上有了中国特色，但实质并没有什么区别。最典型的莫过于人民币贬值的问题，尽管美中野合党称之为“升值”，但是，与汇率改革紧紧相连的物价大幅度上涨的这一现实分明告诉人们，美中野合党所谓的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恰恰是人民币贬值。更何况，“休克疗法”的实质根本不是表面上的“用短期经济下滑来换取长期经济增长”，而是通过私有化改革和自由化改革剥夺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主权。
事实证明，俄罗斯的经济也没有在“休克疗法”的作用下取得长期的经济增长，相反，俄罗斯经济有所复苏的时期，恰恰是普京终止实行“休克疗法”，并且对“休克疗法”予以了一定程度上的反攻倒算的时期，另一方面，前几年之所以俄罗斯的经济重新下滑，只是因为梅德韦杰夫又开始实行“休克疗法”而已。俄罗斯经过“休克疗法”之后，它的经济金融主权几乎全部为外资所掌握，因此，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境况之悲惨已经到了现在都难以想象的地步，如果不是那么悲惨，俄罗斯也就不会看穿西方的真实意图，由此，叶利钦也就不会把普京扶上总统的位置。因此，经济政策是否属于“休克疗法”，关键不在于有关方面对这一政策的描述和解释，而在于这一政策本身推动的运动以及这个运动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李克强自己就说过：“不因经济发展一时放缓而改变经济政策取向。”因此，以瑞银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为代表的买办阶级替新经济政策所做的辩护是没有一点说服力的。因为，既然经济政策的取向是不变的，那么由经济政策所导致的经济下滑也就根本不可能通过这些经济政策本身予以阻止。因此，所谓经济增长率不滑出“下限”的这个事情，只有在伪造统计数据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沈建光之流所说的“新一届政府仍然重视经济增长”的这个说法纯属胡扯。
相反，从李克强提出的“物价上涨幅度不超过3.5%这个上限”这个主张来看，我们倒是能够这么说，新一届政府更加重视物价上涨，当然，其所以重视物价上涨，绝不是为了抑制物价乃至降低物价，从而降低人民群众的生活负担，进而降低劳动力成本，最后达到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目的，恰恰相反，新一届政府的改革取向就是为了人为地推动物价上涨。有涨价借口的一定要涨价，没有涨价借口的一定要编造借口涨价。因此，在人民群众看来，改革等于涨价。而物价上涨的意义，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多次了，涨价的目的就是为了一方面逼迫人民群众增加支出，从而通过“消灭存款运动”把中国人民改革成“负债累累的美国人”，由此在客观上达到消灭白领、摧毁中产阶级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最为关键的，就是只有涨价才能提高利润率，也只有提高利润率才能使得私人资本进入国有垄断资本控制的行业，也只有使得私人资本进入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核心领域才能使得汉奸国贼彻底消灭社会主义中国的阴谋得逞。
也正因为新经济政策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和汉奸买办阶级的，所以作为买办阶级的成员，沈建光之流才要出来为新经济政策进行辩护。然而，一个让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极力拥戴的经济政策又怎么可能造福于中国人民呢?!
我们早就讨论过，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私有化和殖民地化，改革的实质就是将中国人民所拥有的中国经济金融主权从人民群众的手里转移到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手里(无论有偿或无偿都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转移行为本身就是汉奸卖国行为)。因此，这一政策和俄罗斯当年实行的所谓休克疗法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而且实际上甚至没有什么表面上的不同。
因此，目前汉奸国贼及其走狗碰到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经济新政策被西方曲解了，而是西方在看到这个新经济政策时过于兴奋，从而在得意忘形的状态下道出了真情，由此让更多的中国人明白过来，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因此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的成员才纷纷出来辟谣和辩解，企图蒙混过关，以便继续用新经济政策祸国殃民、卖国肥私。
《港报披露内地应对反腐有新招，电话购物送货上门，私人会所享用大餐》，香港《南华早报》7月22日文章。正所谓狗改不了吃屎。尽管汉奸媒体不再宣传“反腐有功论”了，而是开始关心腐败问题了，但是，由于汉奸媒体自身的反动立场决定了它不敢去触动那些有权有势的大老虎，而只会把焦点集中在小猫小鱼身上，并且还企图通过不断地反复炒作来把自己打扮成反腐斗士。然而，只要人们不为这些媒体的鼓噪所惑，从而冷静客观地分析一下这些媒体究竟干了一些什么的话，那么就会很快发现，原来和中纪委的退卡运动一样，无非就是在“做反腐秀”，无非就是在发明反腐功绩，愚弄人民群众。也正因为它们是如此的喜欢用做秀来建立政绩，因而也就能够知道它们是绝不会对最善于做秀的汉奸国贼下手的，因而也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有关部门上台伊始“信誓旦旦”的表态到如今却成为了空谈。关于反腐问题，我们早就讲过，要使反腐有效，根本不在于抓多少小猫小狗，而只在于是否敢把和珅这样级别的腐败分子查办了，因为人民群众完全就是以此来判断合法性的。
如果不查办和珅，相反还把刘墉关进大牢的话，那么无论政府、媒体和学校的正面教育有多少，都经不起这一个反动事件的冲击，相反，政府、媒体和学校的形象都会在人民群众心中大幅度贬值。杀一儆百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杜绝腐败，而是为了使政权的形象在人民群众心中高大起来，从而使得人民群众对这个政权有信心，换言之，要使人民群众对这个政权有信心，那总要有一些物质性的东西使得这个信心得以产生出来，而这些物质性的东西绝不是政权自己——也就是政府、媒体和学校——标榜的政绩，而是要人民群众从心底里认可的政绩。
如果有一个人企图通过不断地自我表扬和自我吹捧来建立起他人对他的个人崇拜和迷信的话，那么绝大多数的人都能明白这个人要么是个骗子，要么是个疯子，因而，如果政府只相信从它控制下的或与它的立场相一致的媒体的嘴里说出来的所谓老百姓的心声的话，那么这个政府无异就处于一种自说自话的状态了——这真的是在做梦了，因而，这种反群众路线的表现只会使得它更快地被人民群众唾弃。
《中国6月出现资本外流》，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7月22日报道。该报道说，“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和人民币停止升值，6月份中国出现资本外流，导致中国银行系统一度受到信贷紧缩的困扰。”很明显，第一，这则报道的观点和中国官方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央行对6月份出现的流动性危机的解释是——这是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然而，该报道却称这一危机是资本外流的结果，换言之，这不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而是美国方面主动调控的结果。不过，无论流动性危机本身是由谁引起的，最后，这个危机却是在中国央行向银行同业拆借市场注入流动性的情况下才得以解除的，反过来说，这个危机的解除不是在外资流入中国的情况下得以实现的，换言之，不是由美国方面主动调控的结果。
于是，我们就知道这么一个情况，尽管中美双方对此次危机得以爆发的原因有着相互对立的看法，但是，中美双方对此次危机得以解除的原因却有着一致的看法。那么，这个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中美双方在金融领域存在激烈的斗争。美国之所以要承认中国6月份出现的流动性危机是由它——而不是由中国政府——造成的，这并不是说美国有认罪的觉悟，恰恰相反，美国这是在向全世界宣扬自己的金融战的能力，并且以此来讹诈他国。与之类似的是，中国政府之所以公开承认流动性危机是其主动调控的结果，其目的也是为了稳固住自己在国内的金融霸权——尽管这一权力已经被汉奸官僚大量地出卖给美国方面了，由此也反映出中国政府内部民族主义力量和卖国主义力量之间的斗争，正如德日统治集团内部常有的那种斗争。(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也可以视之为“爱国主义”，虽然我们所谓的爱国主义不只是“爱祖国”，而是还有“爱人民”、“爱人民共和国”，因而不只是民族主义立场的体现，同时更是无产阶级立场的体现，因为很多自称“爱祖国”的人同时也申言他们不爱“人民共和国”，并以此作为他们反党反人民的借口)
正因为危机最后是由中国政府自己解决的，因此，整个事件的情景大概就是这样的：美国一方面由于主权债务危机，另一方面美国的统治集团又不想用激化集团内部矛盾的方式来克服危机，因此就选择量化宽松政策来向外输出危机。然而，这一饮鸩止渴的办法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是不可持续的，因而，到了现在，由于其不可持续性日益显现，美国方面为了控制新生的债务规模而不得不将更多的印出来的钱去偿还债务，而不是去拿来当作资本贷放出去。换言之，尽管量化宽松政策本身没有改变，但是，由量化宽松政策创造出来的资金的使用方式却发生了变化，因此才导致美国依靠杠杆化操作而创造出来的借贷资本的规模缩小了，由此导致全球流动性紧张(当然不只是中国存在这一问题，恰恰相反，中国是最有能力来克服这一危机的，也正因为如此，汉奸国贼才日益急迫地甩开膀子卖国，以便把中国尽快地变成印度、巴西那样，顺便说一下，印度和巴西的形势已经糟糕到了空前的地步，由于早先，我们对印度和巴西的半殖民地性质有过充分的讨论，因此当印度和巴西选择用加大殖民地化程度的办法来克服由殖民地化运动产生的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只能说，你们已经走远了，尽管“李克强经济学”正在鞭笞着中国拼命追赶你们)。因此，美国才那么肯定地认为在中国发生的那场流动性危机是由美国主动调控的结果。但是，对中国方面而言，应对美国制造的流动性危机这件事情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换言之，并不是只在6月份才发生这种斗争，实际上每个月都在这么斗争着，只不过中国政府内部各派怀着不同的目的达成了制造流动性危机的一致意见，从而通过减少干预的办法，使得美国对中国制造的流动性危机显现出来，由此为他们推行有利于他们的政策主张找到现实的借口，因而从中国政府方面看来，如果不是由于它主动这么干的话，是绝不会爆发这场危机的，事实也证明，最后正是由于它的干预才克服了美国向中国转移过来的这轮危机。总之，美中双方都有很充分的理由来证明是自己制造了6月份的流动性危机。
危机总是人们认识事物固有矛盾的起点。通过6月份的这次危机，相信很多人都能看清在中美之间和中国政府内部之间存在的诸多你死我活的矛盾及其斗争。由此也就在和谐世界上戳了一个新洞。也正因为有斗争，所以才会有合作。并且，中美双方高喊合作口号的时候，也是双方斗争依然处于激烈状态的时候。因此，不要一听到那些主张中美双方应该合作的声音时，就想当然地认为美中野合党已经占据了上风，而是要反过来看这个情况，即如果不是因为中美双方正在激烈地进行斗争，那么又何必主张双方“应该”合作呢?!正如美国认为巴以双方“应该”和谈一样。因此，越是在中美合作呼声高涨的时候，越是要善于指出中美之间的分歧和斗争，越是要敢于和美帝国主义和汉奸买办势力进行斗争。皖南事变的教训永远不应该忘记。
该报道这句话的第二个矛盾之处在于，它认为导致6月份中国出现资本外流的原因是“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和人民币停止升值”。可是，事实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6月份依然是升值的。因此，该报道明显是在睁眼说瞎话。因此，该报道说这句话的目的就不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只是要向读者灌输一种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人民币停止升值会导致中国出现资本外流”。因此，反过来看，也正因为该报道的这句话本身与事实相违背，因此，它向读者灌输这一逻辑的做法本身就是在耍阴谋，因而，这个逻辑本身就是不应该成立的。可是，中国的主流媒体实际上长期将这一逻辑作为真理来传播，因此，现在我们就能知道，中国的主流媒体实际上长期在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喉舌。之前，我们就已经讨论过，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是由中国政府的汇率改革所导致的，而绝不是由什么经济因素所导致的，因此才有了6月份人民币继续升值与资本外流同时出现的情况，也正因为这一事实与境内外敌人长期向人民群众灌输的反动的经济学教条相矛盾，所以，美国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才要用睁眼说瞎话的方式来维护它一贯以来向读者灌输的歪理邪说，其所仰赖的不过是读者们一般不会去查阅6月份的人民币汇率走势。因此，人民币汇率走势和资本进出根本没有必然的关系。因此，那种认为人民币汇率继续升值就能阻止资本外流的论调同样是不能成立的，当然，如果人们能够清楚渣打银行经济学家的买办本质，那么能很轻易地认识到买办嘴里的这一论调必然是谬论。
至于该报道说的“经济增长放缓导致资本外流”的这一逻辑更是无稽之谈了。尽管中国正在遭受“李克强经济学”的摧残，但是，经济增长水平依然是极高的，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不能让资本满意的话，我们真还不知道有别的什么地方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让资本更加满意，难道资本愿意放弃在中国每年稳赚7%以上的利润率，却反过来回到美国享受负增长吗?明明是因为这些虚拟资本本身规模太大而无法实现资本再生产循环，所以不得不缩小规模以使得总资本能够继续处于增殖运动过程之中，因而根本就是美国主权债务规模不可持续的反映，却倒打一耙地把美国资本无法以既有规模实现资本再生产循环的责任归咎到被它剥削的非美世界身上，指称非美世界没有能够提供让美国资本实现资本增殖的条件。当然，美国的这种强盗逻辑是一贯的，因而，我们也就决没有理由认为美国的这一指称，进而美国为这一指称所编造的各种理由或借口是可以接受的，无论这些理由或借口是从哪个权威的口中说出来，这些理由或借口都是不能成立的。
《日本政坛“扭曲国会”局面终结》，美联社东京7月21日电，共同社东京7月21日电，日本《产经新闻》7月21日报道，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7月20日报道，德国之声电台网站7月20日报道，法新社东京7月21日电，香港《明报》7月21日报道，日本《东京新闻》7月21日文章。我们对日本政局的走向已经有了很多的分析，对日本政局不断向右转的判断完全是基于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认识。因而，日本右翼赢得参院选举的这件事也就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此次，引起我们兴趣的是新华网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日本参院选举：“挂羊头卖狗肉”的胜利》，这篇文章写得实在是太妙了，我们只能说，公道自在人心!
从表面看起来，自民党及其盟党之所以能够获得参议院半数以上席位，是因为自民党通过操作舆论，一方面对“安倍经济学”大肆吹捧，从而造成社会各界都赞成“安倍经济学”的假象，另一方面，在前一个的基础上，又反过来将此次选举置换成对“安倍经济学”的公投。由于在野党不掌握舆论，因此，无论在野党以什么对象作为攻击的焦点，都不可能取得实效。
因此，无论是社会主流舆论对“安倍经济学”吹捧，还是各大媒体将选民的关注点集中引导到这个被媒体自己吹捧的“安倍经济学”身上，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安倍掌控了社会主流媒体。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是为金钱服务的，因而，安倍实际上掌握的是大把的金钱，而向安倍提供这些金钱的，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
“安倍经济学”的成功是建立在日本能够让日元对美元进行大幅度的贬值却没有受到美国的阻止和打压这一点上的，因而，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安倍政府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是根本无法出台的，而安倍政府之所以能够从美国的手里获得这一武器，只是因为它同意替美国在东亚破坏中日关系，从而在侧面增加美国讹诈中国的筹码。
对安倍一党而言，赢得此次参议院选举的胜利是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因而，反过来说，只要能够赢得此次选举，那么就能松一口气，由此就能回过来调整日美和日中关系。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对美中野合党的党徒而言，日本大选之前的这段时间是它们能够扩大美国半殖民中国规模的计划的时间窗口，如果不能完成这一计划的话，那么等到安倍政权进一步稳固后，处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安倍内阁就很可能转变其对华的强硬态度。更不要说，在美国自己的量化宽松政策日益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美国也不可能长期允许日本把日元就这么一直贬值下去，而一但美国的金融政策发生逆转，那么无论安倍内阁多么亲美，它也将不得不在国内的强大压力下改变顺从美国的立场，转而会向美国打出中国牌，甚至俄罗斯牌。
至于日本在野党过于虚弱的问题，那也只是表象。历史反复证明，只要美国政府对日本当局的立场极其不满了，那么日本的在野党马上就会变得强大起来。当然，这并不是说日本在野党是美国操控日本政局的杠杆，而是说，美国所掌握的杠杆能够使日本朝野的相对力量发生变化甚至逆转，这个杠杆不止是美国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垄断，而且还是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半殖民统治，现在甚至可以加上美国对日本商品出口目的地的对日政策的控制。当然，我们要记得，有压迫，就有反抗，日本的内外政策不是简单地由美国一家说了算的，相反，美国对日本的操控，因而压迫越多，日本自身对美国的反抗就越多，而只要有反抗势力的存在，那么就必然能为其他各种反美势力所利用，由此使得斗争的轨迹和结果是复杂易变的。
至于说到自民党联盟回避人民群众关心的所谓敏感议题而将民众视线强制转移他处，甚至反过来将祸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举措强加在人民群众头上的这种做法，实际上这在每一个“反人民、弃群众”的政权身上都是常见的现象。因而我们才能在主流媒体上看到那些一方面大谈食品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却不择手段地为包括转基因食品在内的有毒有害食品的生产、销售、进口大开方便之门的汉奸官僚;因而我们才能在主流媒体上看到那些一方面大谈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却挖空心思地大干卖国肥私勾当的汉奸官僚;最具讽刺意味的就是，那些在主流媒体的镜头前被汉奸国贼关心的民众之所以会落得如此穷苦的地步，实际上完全就是拜这些汉奸国贼亲自出台的政策所赐。
尽管“安倍经济学”被自民党奉为至宝，正如“朱家强经济学”被美中野合党奉为至宝一样，但是，日本今后也将和中国一样，陆续面临消费增税、行之有效的经济增长战略、财政重建等诸多难关考验，因而“安倍经济学”走下神塔的那天并不遥远，换言之，它和“朱家强经济学”的命运是一样的。
也正是因为具有强烈殖民地性质的“安倍经济学”是解决不了日本所面临的关键性的问题的，因而安倍政权才要从政治军事领域下手来为其转嫁经济金融危机开辟道路。正如汉奸国贼迫不及待地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维护它们在“朱家强经济学”掩护下所掠夺的国民财富，同时逃避它们在此过程中所犯下的出卖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罪责。当然，这些经济学所具有的政治欺骗性实际上已经被民众所发现，只不过人民群众尚未自觉地组织起来形成卖国买办势力所惧怕的力量罢了。
安倍政权的右翼色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早就分析过，这种右翼色彩不是以极端的爱国主义为基础的，相反，它是以卖国主义为基础的，因而“安倍经济学”和“朱家强经济学”才共同具有“挂羊头卖狗肉”的这个特征。因而，这种右翼政权体现的不是民族资本的根本利益，而是国际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对国际垄断资本而言，国家本身已经成为了它们实现增殖运动的障碍，因而它们更彻底地实现了社会化，而这种社会化表现为国际化，而国际化无非就是要突破国家的界限，因而其所凸显的是资本的反国家性，换言之，在国际垄断资本那里，国家性与社会性的矛盾日益不可调和了。因此，对国际社会而言，真正导致亚太乃至世界不稳定的是握有国际垄断资本以及维护这一资本利益的强大军队的美国，而不是日本或中国，但是，由于日中处于次要矛盾地位，所以就表现为引起动荡的原因，然而，真正引起动荡的美国，只是因为其处于主要矛盾地位，因而处于相对稳定不变的状态，所以它的决定性作用就不为大多数人所察。
《“棱镜门”或阻碍默克尔连任之路》，法国《世界报》网站7月20日报道，德国《明镜》周刊网站7月20日报道。我们很早就分析过默克尔的仕途，我们认为，默克尔的仕途决定于德国民族资本与美国资本斗争的结果。对德国民族资本而言，如果要推动德国复兴的话，有两条路，一条是整合欧元区和欧盟，而默克尔所代表的亲美势力是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的，因而除非把默克尔赶下台，转由德国的左翼上台执政，才能促使欧洲更加团结;另一条就是重走纳粹的道路，而默克尔政权的美国殖民地性质当然也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因而除非让德国政权落入代表民族资本利益的右翼手中。“棱镜门”曝光后，尽管默克尔政府也出来要求美国给个说法(这点至少比中国政府要好，因为中国政府连这种表态也没有)，但是，无论对德国的民族主义势力而言，还是对德国的左翼而言，“棱镜门”实际上意味着默克尔的身上又多了一条罪状而已，在民族主义势力看来，“棱镜门”是默克尔里通外国的罪证之一，在左翼看来，德国政府使用美国监控软件对德国民众的监控行为完全就是法西斯专政的复辟。
顺便提一下的是，此事表明，不要以为同时被左右双方反对的那个所谓的中间派的意见就是正确的，因为，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个“左中右”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是以什么条件为前提的。德国的“左中右”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半殖民地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它的所谓中间派，实际上是亲美的资产阶级政权。
《首都机场爆炸案敲响社会警钟》，香港《南华早报》7月21日报道，英国广播公司7月21日报道，法新社北京7月21日电。所谓夫妻相是指夫妻双方长期生活在一起之后，他们的外貌会越来越相像，既然在美中野合党的日夜耕耘下，美中的夫妻关系越来越牢靠，那么美中的社会治安状况越来越像的这一点也就显得很自然了，既然美国天天有枪案和爆炸案发生，那么作为他的枕边人，中国自然也不可能幸免于难，只不过，爽的永远是汉奸国贼及其走狗，而人民群众只有痛苦的份。当然，在首善之地发生这种事情的确很令人遗憾，这说明首都治安能力已经弱到何种地步，不过，此事倒也不值得人们吃惊，相反，如果中国的阶级矛盾，从而社会矛盾还没有在改革开放诸多恶政的刺激下爆发出这种事情的话，那到反而更令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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