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7日点评参考消息
《农村留守儿童：中国繁荣的代价》，香港《南华早报》网站7月15日报道，德国之声电台网站7月15日报道。在这种报道中，我们最容易看到无非就是一个个资产阶级走狗的伪善面孔。每当那些普世价值派叫嚣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释放红利的时候，我们总会有这么一个疑问：改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红利究竟让谁享受到了?紧接着的一个疑问是，究竟谁是中国繁荣的买单者?之所以会有这些问题，关键就在于中国政府一方面宣称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承认在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出现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并且这种分化日益严重。这显然是一个矛盾，而且很明显，改革开放并不像官方自己所宣扬的那么伟大，因为改革开放把在它之前已经被毛泽东时代彻底消灭的诸多罪恶和乱象又重新再生产了出来，以至于官方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然而，既然问题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那么这种导致旧病复发的发展也就称不上是什么进步，相反，只能认为这是在倒退了，至于究竟在哪些方面倒退了，那只要看看复辟了哪些东西就能明白。
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实际上只是农民工问题的一部分，但是，在资产阶级走狗的眼里，这两个问题是没有关联性的，因而，资产阶级走狗们认为可以单独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同样的，也正因为认为两个问题是没有关联性的，所以，资产阶级走狗们甚至认为可以通过改变农民工的错误观念来达到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目的。然而，对农民工家庭来说，并不是他们不希望和孩子在一起，相反，在形势的重重压迫下，如果不出外打工，那么不要说他们的孩子无法上学，就是连孩子也养不起。当然，生存权对那些已经吃饱喝足的资产阶级人权卫士来说早就不是个问题，因而他们自己想当然地就认为这在农民工家庭身上也不应该是个问题。古代就有“何不食肉糜”的典故，现在又有了“如果孩子长大后不快乐、不上学，那钱有什么用?”的谬论!对农民工家庭而言，首要的问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钱。因此，当那个所谓的民工子弟基金会负责人海伦•博伊尔在说“如果不能跟父母共度时光，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就毫无意义”的时候，她实际上一点也没有反思过农民工不得不如此做的原因。什么是“空谈误国”，这些资产阶级的走狗们所做的这些就是“空谈误国”，而他们所谓的实际行动无非是为了粉饰资本家阶级——也就是他们的主子们对这些农民工所犯下的累累罪恶罢了，换言之，无非是为了使他们的误国言论具有存在的价值罢了。
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习惯于“顾此失彼”的辩论，因而也就经常性地限于“自相矛盾”之中。他们说，之所以大多数农民工不能把子女带到他们打工的城市里去，是因为在那里他们被视为二等公民。但是，农民工为什么会被视为是二等公民呢?辩护士们说到，这是因为由现有的户籍制度所造成的问题。辩护士们的这个回答在逻辑上很有跳跃性，换言之，毫无逻辑性可言。如果户籍制度是使农民工被视为二等公民的原因，那么那些山西的煤老板和温州的炒房团为什么被待如上宾呢?上海市市中心的建设为什么是以洋人的需求为转移的呢?国籍差异岂不是要比户籍差异更加明显?!然而，恰恰相反，这些差异不仅没有让当地政府和社会看不起他们，相反，他们还成为了重点关照的对象。因而，这反过来就足以证明，户籍差异，乃至国籍差异，都不是使外地人乃至外国人变成二等公民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这些人的经济地位。很明显，即便是外国人，只要是穷人，比如广州的那些偷渡而来的非洲打工仔们，依然是受到当地社会的歧视的。而只有富人才被看得起，这就是当下中国的社会风气。而这种社会风气也印证了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把原本处于领导地位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打倒在地，使他们成为二等公民，相反，原先处于被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翻过身来成为了头等公民。
也正因为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根本不能找到导致留守儿童问题发生的真正原因，因此，他们给这个病症开出的药方也就是文不对题的了。然而，对辩护士们而言，特别是对他们的主子——资产阶级而言，无论是讨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还是讨论农民工问题，真正有价值的只是他们最后开出的药方，也就是要改变现有的户籍制度。而他们所提出的改变户籍制度的具体内容就是要把农民身份与土地承包权、宅基地等权力彻底分割开，从而让农民变成一个彻底的无产者，由此实现如樊纲所说的“让农民真正流动起来。”(人民网2013年7月9日《中国城镇化的两大难题》)在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坚持违宪的宪政党徒们是怎么帮助《宪法》上的被统治阶级改造统治阶级的，更确切些说，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
2013年7月18日点评参考消息
《欧盟对以色列强硬施压》，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7月17日报道。据报道，欧盟将于周五开始对以色列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新方针要求欧盟成员不向戈兰高地、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犹太人定居点的实体提供任何资金、补助金、奖学金或奖金。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也抵达约旦，据称是为了重启巴以谈判。
就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所谓的丰硕成果之际，意大利和法国的主权信用评级被美国信用评级公司下调了，紧接着，欧盟一面和美国就自贸协定(《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展开谈判，另一面开始对以色列施压。当然，这绝不是为了报复，恰恰相反，这是在帮助美国促成“反伊朗统一战线”。很明显，危机又发展到了这么一个阶段，即美国已经不能仅通过调节个别地区的形势来缓解它自身的危机，而只能通过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调节来缓解它自身的危机，因而，被协调的方面就不再只是欧盟与北非，或中国与日本，而直接是欧盟与中国了。当然，中国此前刚刚和俄罗斯深化了合作，中欧之间的合作也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美俄之间围绕着斯诺登事件进行着讨价还价，而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因此，相对于中国而言，欧盟实际上处于更危险的状态，当然，中国的所谓安全也几乎是靠汉奸卖国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换来的，因此，没有多少利益可向美国输送的欧盟最有向外输出危机的迫切需要。可是，我们早就分析过，欧盟所缺少的恰恰就是向外输出危机的能力和手段。因此，欧盟不得不走经验主义的道路，继续依照美国早就给它划下的道路来向外转嫁危机，实质上只是替美国干活而已。换言之，由于不能在经济利益上满足美国，因而只能在政治上进一步向美国靠拢，而减少援助的这种施压方式也使欧盟自己能够减少一笔开支。
我们知道，由于介入叙利亚局势的外部力量不断增加，叙利亚局势没有按着美国所设想的节奏和速度进行变化，因而使得危机开始反过来考验介入叙利亚局势的各方。土耳其经受住了考验，而埃及没能经受住考验。对美国而言，这些危机本身也是可以利用的，但无论美国在这些危机中获得何种利益，都将在客观上造成延滞甚至搁置“反伊朗进程”的效果。特别是在埃及发生军事政变后，原来反对巴沙尔政权的联盟有彻底瓦解的趋势。因此，美国为了保持来之不易的战略优势，不得不继续逼迫以色列做出让步，至少要做出愿意让步的姿态，从而使得沙特等国能够愿意出更大的力气来早日完成推翻巴沙尔政权的任务。欧盟此举不过是为了增加美国对以色列的威势，属于敲边鼓的性质，同时也是为了增加阿拉伯人对欧盟的好感，但却不会有什么实际意义，因而也就谈不上“强硬”二字，而只能说是比之前的立场“更强硬”罢了。
《美刊被<小时代>低俗境界“惊呆”》，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7月16日文章。如果美粉看到这篇文章，肯定要凌乱了。因为在美粉看来，《小时代》所彰显的价值观不正是美国爹爹天天向他们灌输的那一套吗?然而，美国媒体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由于美国目前所处的危机状态，资本家不仅要用大量的女工来代替男工，而且还正在大规模的征召女兵以缓解男兵不足的问题，因此，美国国内目前实际上处于女权运动热火朝天的状态，目前美国妇女地位的提高已经不只是妇女们自觉主张的结果，更是资产阶级克服危机的手段，换言之，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已经到了必须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乃至政治地位的地步。当然，不同的美国人对这同一个现象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无论怎么理解，他们都不会认为《小时代》中所表达的这种男性沙文主义是正确的，无论从美国的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看来，这种思想都是不合时宜的，相反，毛主席的那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更为美国各个阶级所欣赏，因为这更符合美国目前的需要。中国经过改革开放而出现的倒退，尤其是妇女地位的极其严重的下降，在《小时代》中反而是以被肯定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一个本质上是负能量的东西却被包裹上正能量的形式，这倒也很符合改革开放自身的特点。
2013年7月19日点评参考消息
《一流学者因何不愿回到中国》，香港《南华早报》7月18日文章。首先要指出的是，不愿回到中国的学者未必就是一流学者。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以什么标准来界定谁是一流学者?当然，一谈到标准问题，那么马上就会牵扯出统治阶级总是要将其观念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这个问题，显而易见，主流意识形态必然符合统治阶级的标准，因此，什么人能够成为一流学者，那就要看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了。显然，当下的中国政府肯定不会认为一个没有学历、文凭及获奖证书的人是学者，当然更不会认为这种人是一流学者，因而，问题就归结到，那些学历、文凭及获奖证书究竟是按什么样的标准取得的?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如果统治阶级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转是真理(反之是妖言)，那么，那些在考试时回答太阳是围绕地球转的学生就能通过考试，因而就能拿到文凭，乃至奖章证书，等等。反之，那些回答地球围绕太阳转的学生就无法通过考试，因而也就不会有文凭，更不要说获奖了，不被关到疯人院乃至被火烧死已属万幸。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家来说，这些回答太阳围绕地球转的人就是合格人才，因而学者乃至一流学者必然是从这些人中诞生的。
由此，问题就来了，我们现在当然普遍公认的是地球围绕太阳转，但是之前的那个情况也统治着欧洲近1000年多年，或许有人认为现在与过去不同了，但是，谁能确保现在的那些打着科学旗号的且符合在既有手段下的实践经验的理论就一定是正确的呢?实践固然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实践手段本身不是静止不变的，而在实践手段本身发生变化后，那么与之相连的实践经验当然也就可能发生变化，因而原先被旧的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论，在新的实践中就可能被证伪。如果没有对实践手段本身的批判性认识，如果看不到实践手段本身的辩证运动，那么就必然在观念中把实践当成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永恒不变的观念无非就是形而上学的观念，因而这一点恰恰是违背辩证法的。
也正因为实践本身具有历史阶段性特征，那么依据实践制定的标准也就有历史阶段性特征。这当然还只是方法本身所能造成的问题，另一方面，使用方法的人也是导致最终实践结果得以如此的一个因素，而且，很多时候，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实践手段处于稳定状态时——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当实践活动及之后的理论形成过程是由统治阶级来主导的时候，那么实践结果必然反映统治阶级自身的立场，因而建筑于实践结果之上的理论也必然反映统治阶级的标准。由此，按此标准筛选出来的人才至少在这些方面是能够让统治阶级满意的，而不能达标的人当然也就不可能为统治阶级所聘用(由此当然就会引起统治者“无人可用”的感叹，而实际上只是“没有符合统治者标准的人”可用罢了，出问题的不是人，而是筛选人的标准。对人才本身来说，他也会反过来观察统治者的用人标准和用人方式，统治者当下究竟用了些什么样的人，这个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他人才是否愿意为统治者效劳)。
也正因为统治阶级并不可能脱离其固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来制定标准，进而任用人才，因此，无论是学者还是一流学者，都只是对某一阶级而言才是有意义的。在资产阶级看来是一流学者的人物，在无产阶级的眼里可能是分文不值的假货;在汉奸买办看来是一流学者的人物，在爱国主义者的眼里可能只是一本三正经的骗子。反之亦然，无产阶级的一流学者无论其学问有多么大，却也不可能受雇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不敢雇这种人。总之，一流学者是有阶级性的，当然，也就有国家性，也就有民族性。
习总在中国科学院考察时强调，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是对我国科技人员第一位的要求。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因此，现在很多一流学者(当然是用西方的标准来评价)之所以不愿意回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了爱国情怀，就是因为这些人认为为谁服务都一样，所以才不愿意回国。像《南华早报》这样的洋奴媒体，企图把“中国依然是个关系社会”这一点作为一流学者不愿意回国的理由。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也就是——在《南华早报》这样的媒体眼里——中国的关系社会特征更加明显的那个时代，一流学者却纷纷抛弃国外的优越条件回国参加建设，甚至长期隐姓埋名，且没有什么特别的物质利益回报。如果不是因为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又怎么可能如此鞠躬尽瘁地为人民服务呢?!至于说到缺乏资金，那现在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比新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更缺乏资金了，因此，这个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但是，这一点却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下中国的科研活动的组织性不如以前了，因而使得资金的利用效率大大不如从前，由此使得人才容易陷入无头苍蝇的尴尬境地，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则国家必须强化自己在组织高精尖科研活动方面的责任，而不能把科技进步的希望寄托在自由竞争上，那种由自由竞争产生的浪费是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本应避免的代价。至于《南华早报》说到的其他问题，那也不是中国独有的，并且还是改革开放之后才产生的，特别是在“黄金十年”中表现得特别严重，因此，这不是什么由老的体制机制所产生的问题，而是完全就是被改革开放政策自己搞坏了而产生的新问题，因此，只要改变——造成当下诸多问题的——标准，使得用人标准和选人标准回到之前正确的道路上去，那么所谓一流学者不愿回国的问题就能很快消除了。最后，还需要重申的是，要能使用一流人才，就必须要有能够让一流人才发挥才能的项目，因此，中国政府只有坚持走独立自主地占领高科技阵地的道路，才能通过一系列重大项目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使人才发挥出全部的能量。
2013年7月20日点评参考消息
《近年申请破产的美国城市》，美国《治理》月刊网站7月18日报道。据报道，在过去5年中，每1668个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中仅有1个申请了破产保护，除去被驳回的破产申请，每2710个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中有1个申请了破产保护。自2010年1月以来，已经有5个地方政府获得了破产保护，另外有2个地方政府的申请被驳回，现在底特律也申请破产保护了。反过来说，美国有上万个地方政府处于符合申请破产保护条件的状态中。如果说，这也能算是美国处于经济复苏状态的表现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经济复苏”这个词的定义已经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了。对美国经济形势的走向，我们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可以说的只是，那些以美国复苏为前提的论述文章发表得过于轻率。这些文章的应该汲取的教训就是，不打草稿就说谎的习惯应该改掉。
《英禁播一则可口可乐广告》，美联社纽约7月18日电。可口可乐的问题当然不是误导观众这么简单，其更大的问题在于美国多家食品安全检验机构查出可口可乐(当然还有百事可乐)的食品添加剂中含有致癌物质4-呷基咪唑。因此，和“三聚氰胺事件”一样，无论是企业，还是美国的官方机构，在第一时间总是强调没有致癌物质，或者强调这些致癌物质不足以危害健康。可见，不仅中国，而且美国也是以“不足以使人当日致病致死”为其食品安全的检验标准的。看来，“业界良心”还真是普世价值的一个重要内容。
《调查显示：中国收入差距在缓慢缩小》，香港《南华早报》7月19日报道。这也的确是一件奇事，各种打着缩小贫富差距旗帜的改革尚未铺开，这些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却反而在相关的调查报告中提前实现了，那么这究竟是在说相关的改革借口完全就是谎言呢，还是在说相关的改革本身就是与缩小贫富差距无关的呢?
如果承认这个调查结论的可靠性，那么就等于否定了普世价值派所提的改革主张与缩小贫富差距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按照普世价值派的说法，即便按照他们的意思进行了改革，也只是给缩小贫富差距提供了这么一种可能性(当然，在他们看来，走别的道路都是错误的)，但是，他们自己也不能确保改革一定能够缩小贫富差距，因此，在这种可能性本身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的情况下，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岂不是证明了普世价值派理论的荒谬性吗?!当然，也不能非此即彼地认为只有肯定了这个调查结论的可靠性，才能证明普世价值派的理论是荒谬的。因为普世价值派理论的荒谬是在于其不能自圆其说(它把共同富裕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不是因为什么外来的东西能够证明其是荒谬的，尽管已经有很多外来的东西能够揭示它是荒谬的了。因此，反过来，也不能因为这个调查结论能够揭示普世价值派理论的荒谬性，而就认为这个调查结论是可靠的了，因为，它们两者之间的联系始终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事实上，我们当然也不会相信这个调查报告的结论，因为这个结论本身就和当前的经济形势相冲突，更不要说和普世价值派所提的诸多改革理由相矛盾了(要注意，尽管普世价值派的改革主张是反动的，但是它们给这些改革找来的理由却有很多是正确的，因此才容易迷惑人，而实际上，它们是“打左灯，向右转”)。
另一方面，正如历次中共中央在全党推行的教育学习运动一样，运动开始不久就传来了各方已经达标的吉报，结果给人民群众的印象就是，既然全国的党员如此快的就能达到中央的要求，那么岂不是说中共中央搞的这些教育学习运动似乎都是在小题大做，甚至有没事找事的味道了?!实际上，当然不是，因为事后证明，不能达标的，甚至和中央所提要求的方向背道而驰的现象比比皆是。但是，这些现象丝毫不能影响相关人等继续升官发财，而中央对这些人也没有什么办法，有的人甚至已经混进中央里面去了。由此导致的恶劣影响就是，在人民群众看来，中央的威信已经大不如前了，在党政官员看来，中央的威信已经所剩无几了。也正因为不能真正团结大多数人，从而也就不能借助大多数人的力量，在老子看来，这就是不懂得“用无”，在孙子看来，这就是不懂得“借势”，在毛主席看来，这就是不懂政治的表现，因而这种人就在客观上使自己变成真正的孤家寡人，由此，这种人只拥有名义上的组织优势，却在实践中不能利用这种组织优势，因而也就不能拥有其本来可以拥有的强大力量。
无论基尼系数怎么统计，都足以说明中国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因而，中国的国内形势随着改革开放的日渐深入而不断恶化的这一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的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当然只能选择日益暴力的手段来镇压国内的由阶级矛盾引起的各种动荡，当然，由于拒绝承认中国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甚至拒绝承认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阶级分化，而只肯承认中国出现了阶层分化，那么这种掩耳盗铃的幼稚心态只会使得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反动到底，毫无被人民群众挽救回来的希望，换言之，改革是解决不了人民群众所想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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