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中国人法治观念不强、人情味太重是中国目前出现官员大面积腐败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个观点正确吗?不少人还有这样的感慨：中国的法律条例越完善，社会就越多矛盾，执法越严，违法者越多。
毛泽东时代据说是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但事实却是那时候的社会治安环境最好。现在的法律比当年完善严峻得多，然而社会治安却大大地恶化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的很多在读研究生的同学，试着问他们法治的意义，基本是茫然无知。如果有人想去图书馆里找一本法学书来，试图稍微了解一些法律的常识，他一定会被那些书籍吓傻：整整两大排柜、成千上万本各种法学书籍推挤在一起，名目样式还互相仿佛，让人无从下手。拿出几本翻翻，一段段突兀狰狞的，有岩石质感的文字扑面而来，让人马上有头痛欲裂感。多数人最后的结论也许是：法学恐怕和法律一样是碰不得的吧。更吊诡的是，这些法学书大部分都没把法律这东西讲清楚，这些专家自己都是一盆浆糊，难怪中国无法法治也。
要了解法治的意义，首先要搞清法律的起源。思想家尼采在他的杰作《论道德的谱系》中，对此做出了最深刻的解析：法律起源于商品交换和买卖关系！如果离开了商品交换和债务逻辑，我们非但不能解释法律的起源，甚至不会知道什么是法律。至于公平和公正，就更不是天然的法律用语，而是商品交换过程对双方意愿的描述。法律的前提，就是“一切事物都有它的价格，所有东西都可以清偿。”这些东西里包括财产、生命、爱情、名誉等等的一切。立法的过程，就是一个对某个事物估价的过程。
那么对事物的估价是依据什么度量来进行的呢?一个主要的依据就是社团成员的道德观，绝大部分“自然法”都是由道德观念转化而来。各个国家或社区在法律上的不同，很大程度是由它们在道德观上的各种差异造成，因为它们对同一类事物的估价完全不同。譬如在某些国家，偷窃会用砍掉双手这样的刑罚来清偿，而在另一些国家，这个行为可能仅仅受到道德上的谴责。某些国家中，通奸者会被处以极刑，而另一些国家此事甚至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此外我们还看到，当一个国家或社区的道德观念改变后，相应的法律也将会改变或废除。
另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法律和道德共享着一套辞汇，比如义务、责任、权利、公平、公正和正义。正义这个纯粹意义上的道德用词，又是诸道德用语中最具有法律性格的。
我们可以推想一下，一个个体道德普遍堕落的社会，能够真正法治起来吗？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诚哉斯言！
从法律的来源上看，它可以分为自然法和制定法(实在法)两大类。自然法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道德观。而制定法则大多源于另一个方面：统治阶级的意志。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并以国家这个暴力机器来确保实施，因而制定法是有明显的阶级性的。制定法主要反映了统治阶级的道德观。
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以大量经济现象对“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一论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它指出“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列宁对此的阐述是：“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政权阶级的意志表现。”
制定法学派的鼻祖，著名法学家约翰.奥斯丁对法的制定原则阐述如下：1.法律包括神法、制定法、实在道德和比喻意义的法。2.严格意义的法是制定法，它是主权者的命令。3、当制定法与自然法相冲突时，应服从制定法。在这一阐述中，神法、实在道德和比喻意义的法，就相当于自然法吧。西方国家普遍将奥斯丁的这一定义奉为金科玉律。
另一位西方法学泰斗H.L.A.哈特则指出，只要存在一个占优势地位的阶级，该国的大部分道德就会体现该阶级的利益，并反映到该国的法律之中。
因而，观察一个国家的法律倾向于保护什么阶级的利益，是确定该国真正实施什么政治体制的有效方法。
当统治阶级过度地将本阶级的利益诉求加入法律中时，就会出现“恶法”“暴政”，这些执政者就相当于欺行霸市的恶商，强买强卖，这样制定出的法律，能反映“公平”“公正”“正义”吗?这样的法律越严峻，社会秩序就越乱。这样的法律越多，就越容易出现自掌正义的侠客，进而出现暴乱。是故有“恶法非法”一说也。
不少人认为，只要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能够实现法治，我们还常听到“依法治国、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等等很“给力”的口号，似乎这些就是法治的内涵。但是如果法律本身就是不公的，如何能治人治国?
马克思曾说过：“如果有人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也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法律本身是不公的，何来大公无私的判决?再‘公正’的法官也只能一丝不苟地表达这些法律的不公。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公正只是判决的形式，而决不是它的内容。”
因而，我们还必须强调“依法立法”的理念。立法与执法，无论哪一个环节不合民意，都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法治的。
如何保证立法公平？首先执政者应该有为政以德的执政观，就是说要保证执政者的道德修养比较高才行。西方国家靠民选政党来保证执政者一定的道德水平，我国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其次，在立法过程中，应该充分听取民意。立法也就是一个国家与社会成员“谈判”的过程，法律条文就是二者协商签订一个“契约”，规定了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任何一方违反这个契约，都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法律应该高于国家和所有社会成员。
为了保证国家体制的延续，1950年代开始，毛泽东开始制定新中国宪法，并于1970年代进行了相应的修改，这两次的制宪都是充分听取社会各阶层呼声后进行的。它的着眼点，在于建立一个“劳动者精神”主宰的国家。而在1980年代后的几次修宪及多项立法中，国家就不再倾听所有“群众的呼声”，而是以“努力满足群众的物质需求”为名，有选择地与特定利益群体谈判了。因而在近三十年内制定的法律的主要目标，就是努力形成一个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民社会。然而这些新制定的法律中，有多少是违反我们的宪法，不依法立法的呢?
真正意义的法治，可以营造出良好的社会秩序。而良好的社会秩序可以极大地增强国家的组织能力及动员能力。一个国家的组织能力可决定它的兴亡，此论可以明清帝国之覆灭鉴。在目前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紧张的情况下，现代国家如欲取胜，都必须实行法治以提高自身的组织能力，也就是说法治是现代国家崛起的必须条件。
然而能够实现真正法治的条件，是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道德就是善恶之分，是非之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道德的一般概念，更高尚的道德则是“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翻成白话就是大公无私吧。
要想创造出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一个关键在于执政者自身的德行。
子曰：“政者正也”(执政的关键在于正直和正义。)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执政的关键在于执政者之德，就像北极星一样，只要自己站正了位置，大家就都能守秩序也。)
“君子德风，小人德草，草上风必偃。”(执政者之德如风，民众之德如草，草是随风向而改变自己的方向的，民德也如是。)
孔子像应该立在国务院里，圣贤的话，是说给执政者们听的，不是拿来忽悠百姓的。中国目前社会的道德堕落状况，与执政者的道德水平堕落有直接关系。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其身不正的执政者，他颁布的法令能行吗？
能影响社会道德的还有知识分子阶层。“儒以文乱法”，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是通过文章故事来改变社会的道德观，从而改变国家法治的。知识分子阶层本身的道德水平，深深影响着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如果知识分子阶层腐败而执政者不查，则可导致整个社会的腐败，最终礼崩乐坏，社会崩溃，执政者本身也将被取代，历史多有前车之鉴。中国现在就有不少知识分子出于各种目的，极尽造谣诬蔑之能，将国人的道德观一步步地毁坏，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可想而知。
中国的法学家们总试图证明法治与德治是对立的，且常把德治与人治混为一谈，对民意持否定态度。而西方法学家们则常常将法律和道德相提并论，经常探讨法律与民主的关系。这也许是中国总想学习西方的法治却总不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要实现真正的法治，光靠政府、法学家是远远不够的。法治社会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营造;需要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来净化社会道德环境，为民请命;需要执政者与广大群众在立法执法过程的良性互动。
德治是法治之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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