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学者上海研讨“中国梦”》，香港《星岛日报》12月9日报道，美国《环球邮报》网站12月8日报道，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12月9日报道，台湾《中国时报》12月9日报道。空想社会主义是人们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进行反思的一个产物，尽管空想社会主义者明确反对资本主义，但是，他们所反对的只是由资本主义造成的那些具体的结果，由于他们“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发展规律，不懂得阶级斗争，不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所以，他们根本不能使自己的思想从资产阶级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因而，他们所推行的变革运动对资产阶级专政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威胁，相反，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因而，空想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至今尚能够在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的存在，只是因为它所具有的愚民作用符合资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中国有一大批五毛就是专门从事散布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工作的，极具欺骗性，以至于很多自干五也稀里糊涂地跟在他们后面——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能够让中国崛起的道路。然而，这条先验的道路从一开始就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需要注意的是，某些热衷于宣传空想社会主义的五毛是法西斯分子、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已经开始在不同的场合散布“侵略有理论”了。
《中国11月份CPI涨幅回落，放宽货币政策或有更大余地》，法新社北京12月9日电，美联社北京12月9日电，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2月9日报道。美联社承认中国11月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是由于鲜菜价格的上涨(22.3%)和食品价格整体上涨(5.9%)带动的，然而，英国《金融时报》却认为“较低的食品价格令中国的通胀放缓”，从这些自相矛盾的报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殖民主义势力及其走狗所要推行的价格改革的原则了。这种改革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纯粹是“为人民币服务”，因而完全就是在为资产阶级服务。
《新加坡发生40年来最严重骚乱》，英国《每日邮报》网站12月9日报道，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2月9日报道。尽管新加坡拍足了美国的马屁，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大危机面前，新加坡日益成为资本避风港的这个事实决定了美国势必要剥夺新加坡得以如此的这一优势。对此，我们之前已经有过预测。这次发生的暴力事件恐怕还只是个引子。
《准确通报张成泽事件，韩国国家情报院“一举成名”》，路透社首尔12月9日电。当下中国的主流媒体就是这么下贱。一看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间谍活动成功了，他们就兴高采烈地为之宣传，一看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间谍活动失败了，他们就极力为之掩饰和辩解。与此同时，他们从来不报道中国的反间谍行动，从来不对中国人民进行敌情意识的教育，其中的缘由恐怕是因为此举会有损于汉奸卖国势力的根本利益。
从《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张成泽事件公报》中可知，张成泽事件是一起朝鲜内部的权力斗争。张成泽——作为前朝重臣和元首亲近——大搞宗派主义，意图架空当今一把手，且犯有“旨在投降敌对势力的反朝扼杀攻势，放弃阶级斗争，麻痹人民民主独裁职能的反革命反人民罪行”及“扰乱国家财政管理系统、廉价出售宝贵的国家资源的卖国行为”，“张成泽沾染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营私舞弊、腐败堕落……滥用权力专事舞弊行为，跟多名女性搞不正当的关系……由于思想腐败、极度懈怠，使用毒品，在受党的恩惠出国就医期间挥霍外汇，甚至去赌场”。
二把手架空一把手乃至谋朝篡位之事在中国很常见，张成泽这个朝鲜的“二号人物”也像中国的某些改革派一样想架空一把手(据说为此推出了一个“副职分管、正职监管、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改革)——独揽大权，由此把一切权利攥在自己的手上，同时又把一切责任推到一把手的身上。毛主席在解放后就当过好一阵子的被架空了的一把手，并且因此至今还要替那些修正主义者背黑锅。改革开放后，这种事情不仅更多了，而且还更严重了，如今，人民群众只是名义上的国家主人，实际上，人民群众的权利在转型接轨中被不断剥夺，在可预见的将来，“国家主人”的权利将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据说这种改革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
《中国严管公务接待再加力》，法新社北京12月8日电，法国《费加罗报》网站12月8日报道，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12月9日报道，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2月8日报道，法新社北京12月9日电。如果中国依然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支配下，那么这种“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改革自然是有很积极的意义的。
但问题恰恰在于，中国现在已经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支配了，这是转型接轨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因此，在当下，任何“约束公权”的改革都只是资产阶级逻辑的产物，换言之，虽然这种运动与毛泽东时代的“三反”运动在表面上很相似，但是，由于它们各自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都不一样了，所以它们各自所具有的性质和意义也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为了减少资产阶级运营这个国家的成本，另一个则是为了降低全体中国人民的负担。
更加自相矛盾是，既然中国政府坚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那么也就是坚持以浪费为中心，在这个大前提下再提什么“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岂不是把人民群众当成傻子来耍吗?!
《北京学区房价格高得离谱》，路透社北京12月9日电。在房地产市场化之前，城镇居民住的大多数是公房，且房租极低(而现在的公租房或廉租房的房租则是高的惊人)，因此，人们就可以通过换房来达到迁居的目的，那个时候，为了孩子读书或大人上班方便而换房的事情是常有的(在那个时候，由于大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所以大人们还可以通过调换单位来实现就近上班，由此就使得整个社会的运营成本始终能够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当然，这也因此成为了那些以GDP为纲的修正主义势力疯狂攻击的对象。顺便说一下，近几天，修正主义势力也开始抨击“以GDP为纲”了，这并不是它们觉悟了，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危机已经让它们的这个主张彻底破产了，因此，为了使自己“永远正确”，所以就反过来开始批判“以GDP论英雄”了，实际上，它们只是为了在GDP难以上升的情况下继续维持既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这么做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增长近一倍，按照修正主义势力的计算，除了因自然灾害和人为调控而使GDP有所下降外，其余的二十多年，GDP都一直维持在高位，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所根本不可能具有的繁荣景象。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人口增长了才一半，GDP反而持续下降，修正主义者将之定性为“经济规律”，但根据修正主义者之前对GDP的那种崇拜态度，这反而揭示出了它们所信奉的这种经济规律是反人类的)。
古代有孟母三迁的故事，孟子的母亲靠着给人家织布就能将她们家从墓地边上迁移到重点学校旁边，由此可见古代的房价是多么便宜。然而到了改革开放时代，学区房的价格已经高到孟母迁不动的地步了，而导致这个问题得以出现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国政府二十多年来极力推行的房地产市场化政策。因而，只要中国政府不推翻既有的房地产开发商制度，只要还是以市场经济为中心，那么就可以断定，在经济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仍然会一直上涨。这的确是社会不公平的体现，但这种社会不公平正是中国政府二十多年来一以贯之的经济政策的必然产物。因此，只要这个反动的经济政策不消失，那么这一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也就不可能消失，相反，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只会愈演愈烈，必然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
现在，中国政府在坚持既有原则的前提下要实现所谓的公平，根据我们对城镇化改革的分析可知，这一改革的原则是通过剥夺城乡居民既有的社会福利来实现“共同贫穷”，由此在表面上实现所谓的社会公平。而实际上，这一“历史性的改革”所将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把城乡的贫困人口都赶到了城乡结合部，因而，这一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重演拉美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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