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饭、逃港”不是那个时代的“主唱”——小评《转折》
看到广告里说，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献礼大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以下简称《转折》)近日已在央视一套晚间黄金档播出，相关评论说其内容很有突破，讲到政治斗争和真理讨论，包括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上台，邓小平在政治博弈中如何胜出，片子都没有回避等等。于是把它搜出来看了看。看了前面几集，感觉这个剧的编剧在有些问题的处理上得并不好，下面一点一点随意地小评几句。
为了“转折”的需要，《转折》用比较大的篇幅写了两件事，一件是应该是取自凤阳县小岗村的“讨饭”，一件是当年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的成规模的“逃港”。大于认为，编剧的这种取材角度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转折》精心刻画的那个时代(具体来说就是1976年)，虽然存在个别的“讨饭、逃港”现象，但它只是那个时代的杂音而绝不是那个时代的“主唱”。那个时代“主唱”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当年的一些重要文献。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摘录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在革命统帅下，努力增加生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更加巩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从周总理这个报告的这些内容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主唱”是“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是“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邓小平对周总理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应该是认可的。四届人大闭幕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中央的日常工作，一直到1976年4月。如果“讨饭、逃港”问题当时是剧中说的那么严重，那么让人们怎么去评价周总理和后来邓小平主持的经济工作呢?
评论一部文学作品、一个作家有政治标准、思想标准、历史标准、社会标准、艺术标准、美学标准等等。就从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来说，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形象的真实性。编剧在《转折》中选取的“讨饭”形象的小岗村，就是在当时不先进的凤阳县也从来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典型，没有普遍意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成规模的“逃港”事件发生的时间是1979年，发生的原因也有很复杂的外部背景，可是编剧却把它“穿越”到1976年，对一个重要的历史剧，这种手法是极不光彩的。
所以大于认为，编剧在《转折》中精心选取的这两个题材违背了基本的真实性的要求，是经不起历史和观众质疑的。
“专家扫厕所”的虚虚实实 ——小评《转折》
《转折》的编剧好像对“专家扫厕所”这个事情有独钟，不仅在剧中多次提到，还具体落实到虚构和与实名的人物上，给观众的感觉是，那个时代专家们都在干扫厕所、烧锅炉等下等劳动，让人愤慨。如网上有篇《王大珩：邓小平口中的“扫厕所专家”》写道：
1977年8月4日上午8时50分，苏步青、吴健中、马大猷……几乎是全中国最优秀的30多名科学家、教育工已经等候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已经10多年没有这样科学与教育界的盛会了。
九时正，台湾厅一侧的大门打开了，邓小平健步跨入大厅。当时全体代表起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这是发自内心的掌声。
鼓掌的科学家里，有“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他在参加科技教育座谈会前夕，还关在吉林的看守所里。
接着，该文又解释说：同实际情况相比，剧情有一定的艺术加工成分。根据王大珩的自述，他是受到迫害后“索性自愿去扫厕所”，并没有被关押看守所的情节。
看来，剧中的“专家扫厕所”情节的设计也是虚虚实实，难以捉摸。在大于的印象中，文革中“专家扫厕所”的事是有的。例如文革初期工作组领导的文革，北师大附中的“宋彬彬”们就曾让卞仲耘校长扫过厕所，后来还把这个校长打死了。到1976年时，毛主席早就说了“老九不能走”，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已经成为共识，如果真还有“扫厕所”的，那应该是有与“专家”无关的其它问题了。
大于的感觉是，在《转折》中编剧对“专家扫厕所”情节的“艺术加工”，仍然钻进了概念化、脸谱化的误区，既违背了文艺创作的真实性原则，也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编剧的这种处理让艺术沾染上权术的异味，乃至让《转折》也丧失了艺术的美感效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最好来看看剧中的“扫厕所专家”王大珩先生在《我的半个世纪》的相关记述——
王大珩：《我的半个世纪》(摘录)
1967年7月，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进驻长春光机所实行军事保护。12月，光机所实行了军管。
军管会主任叫单奎章。单奎章在部队是一个响当当的团长，带过兵，打过仗。按部队首长的评价是员“横踢马槽的猛将”。他是苦出身，没有多少文化，但人却极机灵，记忆力相当好。他在光机所上千名知识分子面前讲话，只需列个提纲，提纲上一共也没有几个字，还画着许多只有他自己才认识的符号。他张嘴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但话却讲得生动，听着不厌。单奎章精力过人，律己很严。他是带着铺盖卷进入光机所的，虽说他家离光机所并不远，但他平时从来不回家，就在办公室里住着，白天晚上地琢磨工作。单奎章的脑子很够用，他懂得科研单位是要搞科研的，是要出科研成果的，因此他抓科研，也抓国防科研任务，而且抓得很紧。
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情况下，单奎章领导的军管会在一开始确实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长春光机所在实行军管后，很快就从派别相争、武斗不断的混乱状态中解脱出来了，各派之间顺利实现了大联合，科研工作也开始陆续恢复，光机所在极短的时间里就迅速地建立起了一整套准军事化的新秩序。在所有科研项目都被迫停下来的情况下，长春光机所的国防科研任务却始终没有停，在当时那种混乱的情况下，这本身就是个惊人的奇迹。
看到这一切，我心里十分欣慰。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军管会身上，寄托在单奎章身上了。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人给光机所带来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从1968年开始，单奎章借着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机会，决心要做出惊人之举，他说工业有了一个大庆，农业有了一个大寨，就是科技界还没有一个在全国叫得响的单位。他要把光机所弄成一个抓阶级斗争的全国典型，让全国都知道光机所，让全国都知道他单奎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决定立刻在光机所内部挖出一批潜伏着的特务、叛徒，让事实来证明他的魄力和能力。他很有信心地说：“光机所这么一个重要的单位，没有叛徒特务那才有鬼了!”
那是长春光机所历史上最阴暗的一段日子，几乎每天都有人被突然送去隔离审查，不断地有新的特务被供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受到了牵连。按单奎章的说法，光机所是个特务窝子，共有7国特务和4条又粗又黑的特务线!当时，光机所有300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150多人被隔离审查，5人被押送公安机关，13人被逼自杀。一时间光机所的重大特务案株连了包括有全国十几个省市在内的几十个科研单位!
那时，我虽然顶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但因为所里还要搞国防科研工作，就给我挂了个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本来，从北京回来后我已下决心不再说话，但光机所的现实却使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继续保持沉默了。我亲眼看到身边的许多人被关押、被毒打、被送进了监狱。这其中有很多都是第一批就随我来到长春，为建所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在与他们相濡以沫共同创业的20多年间，我与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熟悉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我了解他们，信任他们，我绝不相信他们会是叛徒、特务!看着光机所人心惶惶的一片混乱景象，我忧心忡忡。我知道再这样折腾下去光机所就完了。光机所是我亲手创建的，这里面不仅凝聚着我个人的心血，也凝聚着所有关注祖国光机事业的人们的心血。为了光机所，为了祖国的光机事业，我苦苦地奋斗了20多年，才好不容易创下了这份家业。这是我全部的希望，是祖国光机事业的全部希望，我不能容忍单奎章生生地毁了这个希望!
于是，我找到单奎章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说，你不讲民主!你这样干下去是要失败的!光机所的老家当快让你丢光了!当时，单奎章在光机所说一不二，从没有人敢顶撞他。他见我竟敢当面指责他，不禁大发雷霆，差点把杯子掼到了我的脸上。
从这以后，单奎章就开始跟我过不去了。
1974年元旦刚过，单奎章精心安排了一个学习班。两天之后，学习班突然变成了揭发批判大会，单奎章精心安排的“群众揭发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我。我心里明白，单奎章这是开始对我下手了。我并不感到突然，知道这一天早晚是会来的。所以，当点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了。谁也没想到我会主动站起来，而且我不仅站起来了，还转过身来把自己整个面向全场的群众。那一刻，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我，会场上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我很真诚地对大家说，我愿意面对群众，我欢迎大家给我提意见，我什么样的意见都准备听。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揭发批判才继续下去。我一直站在那里听着，我听到大多数发言内容都是揭发我对单奎章有抵触情绪，或是批判我有“唯生产力论”的单纯业务观点的，我的心里就有底了。最后，当“群众揭发批判”结束后，我讲了几句话。我一开口就坦然承认我对单主任有意见。我说我的确认为单主任的很多做法是不适当的，甚至可以说是很过分的，我不同意这样做!我说这样做是要打败仗的!我说出这些话后，全场都震惊了。自从军管会进驻以来，光机所从没有人敢当着单奎章的面，当着全所人的面对堂堂的单主任表示不满!坐在台上的单奎章脸刹那间变得铁青，他怎么也没想到我竟敢当众叫他的板。
这一次搞得单奎章很尴尬。会后，单奎章立刻做出决定，把我发配到下面劳动看管。我索性自愿去扫厕所，看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我并不鄙薄扫厕所。过去，我历来对光机所的卫生环境要求十分严格，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那时我每次到下面科室去，总要随手在仪器设备上摸几把，如果摸出灰尘来，我立刻就会拉下脸来毫不留情地批评一通。连这点最起码的清洁最起码的文明都不能做好，还能搞好精密仪器吗?我爱光机所，爱光机所的一切。从这个角度上讲，我扫厕所是心甘情愿的。我愿意通过自己的双手来清洁光机所的环境，包括厕所。尤其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甚至有些喜欢扫厕所的工作。因为在我的眼里，厕所与外面那个嘈杂混乱的世界相比，简直就是一块净土。这里没有震耳欲聋的口号，没有装腔作势的威慑，没有厮杀和狡诈。这里的一切都很简单、很直接，出力就有效果。只要多使一把力气，眼前立刻就会多一分洁净，多一抹光泽。
惟一使我感到遗憾的是，这种简单的体力劳动只能占据我的手脚，而无法占据我的头脑，无法使我摆脱内心的痛苦。说实在话，那时我的内心极度痛苦。但我痛苦的不是自己目前的处境，而是光机所的现状。我痛苦，是因为我眼睁睁地看着千辛万苦开创出来的光机事业毁在他人手中，而我自己却束手无策。
我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
我属兔，就我的本性来讲我与自己的这个属象是十分一致的。除非为了工作，我在其他事上从不与任何人发生争执。平时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挺随和的。但是，兔子也有被逼急了的时候!在扫厕所的那段日子里，我思考了很多。我想，我决不能就这样忍下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胡作非为把光机所毁掉。尽管单奎章当时已经提升为省科技局局长、局党组书记了，我还是决心与他拼上一拼。
一次，中科院召开工作会议。我利用这个机会，把光机所的情况捅了出来。我在会上详细介绍了光机所几年来惨遭破坏的情况，揭露了单奎章在光机所的所作所为。听了我的讲述，在场的人都十分震惊，中科院院长方毅当场表态：“一定要把光机所的事情处理好。”接着，在长春体育馆4000人大会上，我又慷慨激昂地揭发了单奎章的罪行。我的揭发博得了全场群众长达两分钟的热烈掌声。
正巧，此后不久，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全国科学教育会议。会议邀请了全国30位科学家、教育家到北京座谈科技、教育工作，我也受到了邀请。在这次会上，我拿出了准备充分的材料，详细地向小平同志汇报了我们光机所这几年来惨遭破坏的具体情况。我看到小平同志在听我的汇报时，一直紧锁着眉头，面部表情十分严肃。汇报后，他当即做出指示，要求中国科学院和吉林省委两家牵头，共同处理光机所的问题。他很激动地说：“你们一定要把光机所的事抓好!”
在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注下，长春光机所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两个月后，单奎章被隔离审查。第二年5月，他被开除党籍，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后来又交由公安机关实行逮捕，并被判了刑。与此同时，光机所被他所迫害的300多“特务”也都陆续平了反，一场噩梦终于过去了。
长春光机所的人永远也忘不了1978年7月6日这一天。那天，从清晨起人们就纷纷涌向会场。还不到7点半时，所俱乐部的主会场和两个分会场就已经座无虚席了。许多人只好挤在舞台上、过道间、走廊里。8点10分，当宣布长春光机所传达省委关于单奎章停职反省的决定大会开始后，会场上顿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情绪激昂，长时间地鼓起掌来。当省委领导同志传达了省委关于单奎章停职反省的决定后，会场里再一次锣鼓鞭炮齐鸣，掌声欢呼声雷动，整个会场一片欢腾。有的人竟激动得在会场里扭起秧歌来了。
后来，我曾许多次地想起过单奎章这个人。我想，单奎章也是个悲剧人物，他是“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产物，他本身就是极“左”路线的牺牲品。单奎章曾是一个合格的军人，他是从军队中选拔出来的有能力的干部。但是，有时有能力却比没有能力更为可怕，因为能力是一柄无论刺向哪里都会刃及深处的剑!如果在正确路线之下，他或许也会干出一番成绩来。但并不是所有的错误都可以往路线上推的。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他极其狭隘、自私、冷酷的品格，导致了他个人野心的极度膨胀，导致了光机所的大悲剧，也进而导致了他个人的悲剧。
从这个记述可以看到，王大珩先生“决心与他拼上一拼”的这个单奎章不是剧中所说的“造反派”，而是军管会的领导。单奎章这种人造成的悲剧过去有，后来也会有;大陆有，台湾也有;中国有，美国一样会有。大于认为，对这种人造成的悲剧采取简单的概念化、脸谱化处理，是没有什么社会意义的。
顺便提一下的是，在王大珩的《我的半个世纪》中，他的另一段记述很值得看一看，特别地推荐给大家——
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有个一直使人困惑不解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党为什么会选择在60年代初，那个内外交困的最艰难的时刻，开始原子弹的研制。当世界充满了阴冷敌视的目光时，当灾难性的大饥荒正趁火打劫席卷全国时，当贫穷落后还像标签一样牢牢烙在中国的额头上时，中国共产党人却勒紧裤腰带，开始了向世界性的尖端武器——原子弹、导弹的进军。
有一个答案是肯定的，就是100多年来外国列强侵略的历史在中国人的心中结下了太深的国防情结，过去那个有国无防的中国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若不想叫那样的历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护家的围栏，而必须掌握具有威慑力的战略武器，并且越早越好，因为没有人会等你填饱了肚子后再来打你。
于是，1960年，中国这个被列入世界上最不发达地区之一的贫穷落后的大国，以令世人震惊的胆量和气魄，制定了以发展尖端武器为主的研制武器装备的战略方针。我们党决意克服一切困难，走一条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发展原子弹、导弹的路子。
许多年以后，有人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曾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那是一个国防科技得到超前发展的时期。所谓超前，是指中国当时国防科技方面的发展与生产力水平极不相称。在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几乎是倾全国之力来搞国防科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原子弹是建立在众多老百姓以吃玉米面，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基础之上的。他的话中有一种东西使我不太舒服，我沉思了很久才对他说，不错，你的话也许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当你现在说出这些话时，世界局势毕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之剑不再高悬在我们的头顶上了，我们被侵略的威胁也已经远没有当年那么紧迫了。可是，我想问问你，若是没有我们自己造出的原子弹，若是没有原子弹在力量对比中做砝码，会有这后来的一切吗?恐怕不会。我想，对这一点体会最深刻的莫过于毛泽东了，所以毛泽东才会深有感触地说出这样的话：实践证明原子弹还是要有一点的，有一点就比一点没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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