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人类历史,有时候“一天等于二十年”(注)。余生也晚,然“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历史也曾经历过几回,而这类历史仍然在不断演义着。
最近,官拍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简称《转折》),用当事人之口爆料:拿下“四人帮”是“毛泽东生前的部署”。我有些郁闷:粉碎“四人帮”已经38年了,现在官府生猛爆料这是毛主席的“遗愿”。额滴个神,此前的38年我一直蒙在鼓里,直到今天,这个天大秘密才昭告天下。由此可见,一天岂止等于二十年,一天可以等于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100年.......。难道,几十年的温水煮青蛙,就是为了成就这一天的转折?
无独有偶,最近南京将“解放电影院”更名为“首都大戏院”,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有反对的声音存在似乎说明,这当下的“一天”还在跟之前的“几十年”较着劲哩。看看现在的正史和野史都在忙着为国民党洗地,给“蒋公”平反昭雪;看看现在的舆论宣传,抗日战争不就是国军打的么,有土八路什么事?蒋在战场上失去的一切,如今却正在不露声色地往回搂。如此演义下去,这“较劲”的胜负,大概已别无悬念。
我忽然想到:再过二十年,新版《历史转折中的某某某》若宣布:拿下“四人帮”是蒋委员长生前的部署。那时还会不会有人质疑?
前人早就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真是诚哉斯言呐!不过,我得给大家提个醒:
(1)值得注意,每当历史发生转折的时候,一定会出现“重现”、“书写”、“颠覆”历史的高潮。
(2)颠覆历史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是要把黑白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是要把真正的历史黑白颠倒过去。如此而已。
(3)如果一段历史要被反复地虚构,某个事件要被反复地颠覆,那就只能说明,对自己书写的历史,“历史胜利者”已经越来越没有底气也。
种种迹象都在告诉我们,“历史失败者”正在卷土重来。赵高的“指鹿为马”如此,“拿下‘四人帮’是毛生前部署”如此,大陆重塑蒋委员长正统领袖地位更是如此。
南京“解放电影院”更名为“首都大戏院”,究竟是历史胜利者越来越没有底气呢,还是历史失败者正在收复失地卷土重来?我真不好说。为什么?有左翼愤怒质问:“这是要逆天吗?”这一问问得很有分量,如同骆宾王当年在《讨武檄文》中质问:“试看今日宇中,竟是谁家天下?”但这一问得有个前提:这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搞清了这个前提,左翼们还有底气质问吗?
看见有个跟帖:“赶明儿《南京日报》是不是也要更名叫《中央日报》了?”我忍不住扑哧一乐,之后却陷入了深思:都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我纳闷的是,何以当下的历史越来越像是历史失败者书写的历史?
电视剧《转折》的确是一次重大的转折,且据说这个转折“没有完成时”,至今仍在“进行时”中。早在30多年前,这个转折就已经开始了。今天把它重新拿出来说事,很多单纯的人对其中的虚构历史不以为然。于是有人说:“艺术嘛,别把《三国演义》当成《三国志》”。要我说,《转折》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行为艺术”。
数学写文章说:“《邓小平》这样的电视剧也许没有必要拍”。数学是从“信史”的严肃性来考虑的。可是对于编导策划来说,数学的“没必要”完全是“政治自由主义”的言论,《转折》这电视剧是非拍不可,不拍不行滴。为什么?因为行为艺术的意义不在于行为本身,而在于行为之外。这意义是什么,难道还用我来多嘴么?
几十年可谓一个时代,一天只是一个时刻。但这是一个微妙的时刻。要不,怎么会有“搬个凳子看戏”这一说哩。
注: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绝不会把历史变迁看成是可以随心所欲的东东。一天之所以能够等于二十年,是因为在这“一天”的背后,有二十年的“转折”过程垫底。俗称:温水煮青蛙。
“微妙时刻”何以微妙?
所谓“微妙”,词典解释有如下含义:1.深奥复杂,难以捉摸。2.深入了解才能清楚,细心体会才能觉察。3.必须细心掌握,否则随时可能出错。5.关系暧昧,难以言喻。6.让人捉摸不透。
所谓“时刻”,是指特定的时间或具体的某一时间。用物理学定义,时刻指某一瞬间,在时间轴上用点来表示。与此对应的是位置、速度、动量等状态量。
所谓“微妙时刻”,就是正在热播的《历史转折中的某某某》倾力歌颂的那一刻。哪一刻?“转折时刻”呗。问题来了:“微妙”的为啥不是“时代”,却是“时刻”呢?比如,流行的说法是“毛时代”、“邓时代”、“某时代”等等,没有听说“毛时刻”、“邓时刻”、“某时刻”的。其实,这里面大有学问。
时刻与时代不能替代,更不能混淆。二者的区别在于:时代是一条线,而时刻呢,只是一个点。点若不能构成线,这个点再牛,也没有存在感。所以,点要靠线来证明其存在;没有时代支撑的时刻,一文不值。但是,线是由点构成的。尤其是,若没有“微妙时刻”这个点,一个时代是不会到来的。“微妙时刻”之所以微妙,就在于它是两个时代之间的转折点。这,就是时代与时刻的辩证法。
学问讲多了遭人烦,还是赶紧回到现实吧。当下的中国,是不是正处于“微妙时刻”之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拙文《这是一个微妙的时刻》里,愚见已经点到为止了(也只能点到为止)。我这里要补充的是:“微妙时刻”之所以微妙,还在于让人无所适从,在于做人没有方向感,在于前景的不确定。
在这“微妙时刻”,左翼的“方向感”如何,不好一概而论,以偏概全。比如,“政左经右”究竟有何微妙?在下愚钝,无从理解,因而也就缺乏方向感。然而,有些人的“方向感”却着实令我吃惊。试举几例:
——有人接受官媒采访,信誓旦旦地说马克思是劳动价值论的反对派:(1)“很多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的观点,这是不对的。亚当·斯密认为商品的价值就取决于其中内涵的劳动价值量或者一般劳动时间,也就是所谓的‘劳动价值论’”;(2)“而马克思是批评‘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权,在生产资料(资本和土地)完全被少数人垄断的情况下,劳动的价值几乎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赵评:第一句虽不严谨,勉强也算是经济学的常识罢;第二句说好听点是子虚乌有,说不好听点纯属扯淡——懒得评了)
——有人重申自己在“批判了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学说,以及相应的剩余价值学说”之后,发表宣言,毅然决然“告别左道与左派”。而有人对这“告别宣言”深以为然:“把目光盯上了已经‘退耕还林’的某某某,利用某某某的躬耕农事,不断歪曲地解释某某某。现在某某某一张嘴,立刻妖雾散尽,展现了中国左翼高度的政治团结。”(赵评:“批判马克思的学说”当然也就挖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根,因此“告别左道与左派”也就势所必然。至于从此是否“立刻妖雾散尽,展现了中国左翼高度的政治团结”,我深表怀疑)
那么右派呢?坦率说,比起左派,右派的方向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不过,既然处在“微妙时刻”,那么“难以言喻”、“捉摸不透”的微妙同样会发生在右派身上。比如茅于轼,这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坚定信徒最近说:“市场经济并不是没有毛病的。它的特点是私有制和分散决策,所以难免有盲目性。而且平等自由的交换有时候会有不利的外部性,所以要有市场之外的力量来纠正。”(茅于轼:《中国的前途非常不确定!》)
虽然茅于轼依然坚持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依然坚持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却也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有一万条好处,但是有一条极大的坏处,那就是贫富不均。所以需要政府和民间合力,对它加以限制。限制贫富差距就要限制特权,要对富人温和地剥夺。”(同上)
看到如此微妙的场景,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个无神论者和一个神父发生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结果,无神论者成了上帝的虔诚信徒;而神父呢,却成了坚定的无神论者。我不知道,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在这个伟大(平庸?)的时代,这类微妙的位置变换会不会发生在左派身上,抑或是右派身上?
于是,我陷入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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