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沈阳出租车司机罢运,出租车管理问题又成了社会舆论热议的话题。
当然,和以往一样,矛头再次对准了出租车的“份子钱”。理由听上去很堂皇,出租车司机起早贪黑,辛辛苦苦挣点钱,出租车公司啥也没付出,就得拿走一大笔,不合理,所以不如干脆取消出租车公司,就让出租车司机自己单干。
这个时候,大家都不提经常碰到的出租车拒载、宰客问题了,好像压根没发生过,自己没碰到过。出租车司机是弱势群体嘛,跟他们站在一边,就占领了道德制高点,肯定没有问题。
但是且慢,不要这么快站队表态,先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上来。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出租车是什么性质?
一般人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人生地不熟,对地理方位和公交路线也不熟悉,所以交通肯定只能依靠出租车。也就是说,对很多人而言,对一个城市的第一印象就来自乘坐出租车的体验。如果刚到一个城市,出了机场、车站,打了个出租车,就被宰了一刀,你对这个城市的印象肯定好不到哪儿去。
有一年,我第一次兰州,出了火车站,足足等了半小时才打上车,前面的车都说不顺路,拒载。到西安,打车去火车站,也等了三四十分钟才打上,而且还没到火车站,就把我放下来了,让自己走过去的,说是火车站附近太堵,他不过去。在北京,打车的时候司机让乘客自己指路,说他不认识,更是家常便饭。如果你不认识,他自己就找,绕了路也要收钱。而且,北京的出租车里还有很多假的,看着是正规出租车,实际上是“克隆车”。这种事情媒体经常报道。
所以,出租车经常被称为一个城市的脸面。政府必须得管,而且还要管好。
对长期生活在一个城市里的人来说,交通方面除了乘坐公交之外,肯定也会经常打车。对某些特定人群来说,他们也可能以乘坐出租车为主要的交通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租车还是一个城市的公交系统的补充,满足了一些公交不能满足的需求。
也就是说,出租车不仅是单纯的经营性行为,也带有强烈的公益功能属性。所以,城市管理部门对出租车的管理就不仅要满足出租车司机的利益诉求,也必须考虑到城市交通管理的需求,不可能只顾一边。如果只顾出租车司机的利益诉求,当然就可以完全放开,交给市场去调节;如果完全界定为城市公共交通,那就必须由政府补贴,以极低的价格为市民提供服务。
对城市管理来说,出租车管理麻烦的地方也就在于,它既是经营性的,但同时又承担了一部分城市公共交通的功能,所以必须在两边之间找平衡。向一边倾斜,另一边就会翘起来。
但是,既然大家都认为放开让市场调节更好,那么不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放开会是什么结果。
这方面最好的参照标准自然是黑车。黑车是一个客观存在,无法避免,哪儿都有。尤其是在远离市区的城郊地区,城市里的出租车一般不愿意去,所以黑车就占领了这个市场。虽然有关部门经常组织打击,但实际上禁而不绝,因为这个需求是存在的,自然会有市场。
按照哈耶克的说法,这应该算是自发扩展的市场秩序的东西。但任何坐过黑车的人都知道,黑车运营存在很大的风险。首先是,他没有运营牌照,也没有上级主管单位,所以一般出了问题,比如交通事故,只有由他个人来承担,但他的承担能力显然是很有限的。其次,黑车存在类似封建行会的老乡会之类的灰色组织,一般一个片区由某个地方的同乡霸占,不许其他人加入,这种组织甚至带有黑社会性质。
当然,肯定会有人说,就算是取消公司的份子钱,运营资质审查和经营牌照仍然可以加强管理。但这就意味着出租车司机就成了单干的个体户,除了运营资质和经营牌照,其它方面和黑车无异。那么前面提到黑车的问题就会出现,一是风险承担,二是一旦取消公司,就会形成相互联系的一群经营户霸占一个片区的情况,逐渐形成类似黑社会的组织,虽然未必比公司承担的责任更多,但对经营者的要求未必会更少。
假如有一天,你坐上出租车,原来只需要30块钱的路程,出租车司机就是要问你要50,而且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他只能以个人财产承担责任……这是今天呼吁取消份子钱的人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吗?
在这里可以回顾一下1990年代县市间的短途客运班车。那时因为国企改革,县市级的短途客运公司将大部分客车承包出去,由私人运营,结果十分糟糕。我上大学时,从家乡小镇上车,总共300公里的路程,从一个车上被转卖到另一个车上,卖了三次,一开始买的卧铺票,后来是站在走道里到了西安。所以那时候国营的客运公司的车上都写着国营两个字,大家反倒宁愿坐国营公司的车,以至于有些私人承包的车辆也贴上国营两个字。因为在那种混乱的情况下,国营就意味着上面是有公司的,大家觉得靠谱、放心。
就出租车来说,其实绝大多数县市级城市,都是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才开始进行城市化建设,才有了出租车,大多数一开始也都是由政府直接发放运营牌照,个体经营。但在2010年之后,还是逐步走向公司化运营,管理运营也逐步走向规范化。但大多数县市级城市的计费方式仍然不是打表,而是自己谈价钱,甚至有些干脆就跟公交车一样,五块钱随便坐,随时上下,不管同路与否,司机都会挨个去绕路送人。
绝大多数到过上海的人大概都会对上海的出租车印象不错,服务规范,不拒载,不绕路,不宰客,打表计费,有发票,司机不会乱讲话,对乘客一般都比较客气,有礼貌。即使有些比较糟糕的情况,相对来说比其它城市少得多。之所以这样,一个离不开的原因就是,上海的出租车行业,国营公司的车辆至今仍然占到七八成。而在那些“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城市,基本上完成了私有化,但出租车多数给人印象不佳。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国有公司在承担政府规定的社会责任方面,要比私营公司更积极主动,管理也更加规范。对政府管理而言,也更容易在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做到平衡。
所以,今天需要讨论的问题不应该是是否取消份子钱,取消出租车公司,而是如何在公共利益和群体利益之间更好的找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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