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不合理规则束缚下的本心是青年们抱怨的症结。官方既然已澄清该系列截图为当事人编造，与中国电科集团无关，那么对国企的抹黑就应该停止了。但现有部分问题的澄清并没有降低“打工人”们对加班话题的关注度，还有需要讨论的必要。
在具体发表我的观点前，我想先表明我的身份、态度及编写本文的目的。
我是一名研究生休学到贵州基层街道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在政府工作的同时，也是一名青年党员。我选择中断学业到远离家乡、学校的贵州参加基层项目无外乎两个目的：一是苦恼于自己原本对科研的期望与当前的科研现状的反差及对自己未来道路规划的迷茫。这一点让我能和广大青年网友的抱怨产生共鸣。二是在中央举全国之力奋力与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三年中，涌现出的无数克己奉公、舍己为人的仁人志士，让我不断追问并主动了解他们和革命先烈无畏、坚强精神品质的现实基础；加上自己在此方向上积极投身学校、社区志愿服务的切身体会；让我在学习和实践中加深了对集体主义精神的认识，萌发了共产主义理想。这一点让我能够理解广大青年身上正派、爱国的部分现实因素和精神内核。同时，在贵州基层的两点工作体验又让我有了很多与老一辈可以共情的认识：一是工作中存在得太多复杂，要有团队协作和在此基础上对自身欲望、本性的一定克制，才能共同努力完成好一个项目。而在物质、精神产品高度发达的今天，青年人的追求变得多元，对应地，其在工作、家庭方面的投入减少，这一点是老一辈最不理解年轻人的地方。二是站在国家、集体的更大层面上考虑，网络舆情是会被别有用心的国家或个人利用，作为抹黑乃至颠覆国家机器的工具，是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中华儿女所不齿，却被发泄情绪的年轻人忘记的。因此，我想以我自己的观点，包容青年群体的心声和老一辈对当代青年的期望，带着平息舆情的目的，为“加班”症结的解决提出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解决方法。
自己爱写一些东西，同时又有青年的焦虑体验。因此，虽然基层单位的工作很忙，但也会关注网络上的一些热点动态。除了本次的事件，最近被我捕捉到的网络话题还有： “高校招聘会现‘KTV’公主‘岗位’”“央视网、共青团中央评‘孔乙己文学’”及网友对一些专家翻车名场面的调侃等等。这些热点事件无疑都反映出了当代青年的真实想法和切身体验，如此，才会被大量网民追捧，上升为网络舆情事件。同时，这些体验背后暴露的也都是社会上真实存在的矛盾，如“校招‘公主’岗位”“孔乙己文学”流露出的就是年轻人的初入社会的职业期望和就业市场现实之间的矛盾，“专家翻车”则暴露出社会对知识分子的高期待和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认识之间的矛盾。这种在期望上的矛盾就好像高中时老师告诉我们，到了大学就可以轻松了，但当我们在父母老师的期望下，选择了自己并不擅长但就业热门的专业进入大学，以为可以开始玩后，老师又会告诉我们，如果挂科是毕不了业的，要努力学习，很多“90后”“00后”的青年一代，就是被这样一个又一个他人的期望和结果推着走，直至走向下一个不被自己认可的结果。
在基层的我也曾有这样的困惑：我按照领导讲的加班，做可能在我看来没有意义的事，虽然可以完成好每一件任务，但我在这里服务除了为领导、同事分担工作压力，让自己了解了社会现状，又为这里带来了什么改变吗？我原来也曾鄙夷同批来的，完成好手头工作，不遵守办公室的潜规则到点准时打卡下班还因此和领导吵架的志愿者不讲政治、没有党性，但其实或许只有她才讲法治、讲实际。
所以，当我看到网传疑似“CETC软件开发课微信群内‘打工人’怒怼领导”的新闻后，想站在领导的角度上反驳，却又对员工无比认同。截图中的陈志龙在单位群聊中公开地指出了部门领导要求员工加班，却又不懂技术，安排不当造成无效加班，自己置身事外却瓜分着劳动成果，将很多人对领导的不当安排的抱怨发泄出来，成为众人口中的英雄。事件的真相或许是网友AI编造获取流量，又或许是某些国家处心积虑引发舆论热点，割裂社会，但就网友的反应来看，这是能够让大家共情的现实存在的矛盾。但不管真相到底如何，这条新闻对社会、青年群体或是单位领导都是有警示作用的。而新闻中的陈志龙，却在以一种符合人们逻辑的方式，在让情绪进入生活、“得罪”领导后选择主动离职，更令截图平添真实性。但如果是真实事件，讲真话，指出单位不合理的安排，难道要独自承担责任？青年人自身认为对的事和社会的规则又要如何平衡，如何斗争呢？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潘妮妮老师在对日本政治方面的研究观点给了我启发。
潘妮妮老师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到形成军国主义，再到日本战后的全面负罪感的政治、心理变迁中，隐含着两种对立的现象在反复横跳，即“建前”与“本音”。“建前”就是现有的制度、规则，“本音”就是人们内心的真实想法。正是因为社会各阶层的“本音”将现有的“建前”不断打破，才有日本天皇及右翼势力对军国主义的加强，最终强化了以天皇为尊的“建前”。但制度的固化，一方面加强了社会的整体性和政府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整体意志的强化又压抑了个人思想的表达，使得日本民众变成了缺乏主动，完全按照他人期望为非作歹的行尸走肉、魑魅魍魉，造成了战后日本对战争责任的逃避。在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民众，只是遵从天皇旨意而工作、讨生活，虽已是战争机器运行的一部分，却也可以以天皇的旨意为开脱减少自己的不多的心理负担。即使是即将面临审判的战犯们，仍可以以规则、制度为借口，为自己和天皇做辩护。日本就是在人民的“本音”被天皇集权的法西斯主义“建前”绑架，整体一味遵从规章制度而不考虑客观实际，就会造就一个都不对社会、集体行为负责，人人自保，分割而缺少责任感的社会。
单位的加班、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人治”就是如此，如果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以合理的方式与其斗争，只是不过多思考地反求以自己遵从规则来机械化、无责任感地工作。那么，终将使这种情绪化与效率低下的恶性循环发展壮大，让“自愿”延长工作时间成为效率低下的遮羞布。但同样的，仅以一种激烈的、撕破脸皮的斗争方式处理矛盾，也未尝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毛主席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对待国民党所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只有一方消灭一方或者迫使一方加入另一方，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才能解决。但职场中的矛盾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一个团队中的同事之间的在管理方式上的矛盾，有必要以一种激进的，自断前程而没有结果的斗争方式，甚至在没有报告上级、工会和劳动监管部门寻求后续解决的情况下，以主动申请离职，而空留义愤填膺的网民和缺少斗争结果无处宣泄的情绪而草草收场吗？
不，陈志龙所引发的事件是应该一场整顿职场的星星之火，但如果其后的青年不只是单纯以情绪响应，而将这种情绪转化为对更有包容性、战斗力的“本音”的学习，用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检验了真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和世界观为指导，学习雷锋同志“紧跟党”“工作中向最积极的同志学习，生活上向水平最低的同志学习”“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人生观，和基于前两者的价值观，与自己斗争，与他人斗争，做到“淡泊明志”。而在更高“本音”的层面上，充分运用交流手段和法律武器，更有责任感、使命感地与不合理的职场安排做斗争，补充党和人民政府在细节考察上的有限，以集体的有责任、有感知代替个人的“内卷”和集体的无意识。如此，就能让这次的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让自己和这个国家在精神层面上永葆青春，最终解放全世界人民，实现共产主义！
我相信，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是基于每个人更自主、更发达的认识上，对现有世界问题更客观更现实地认识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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