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行的全球化传教士——托马斯·弗里德曼
安替
在我心中，有两个托马斯·弗里德曼。前一个是资深中东问题专家、三届普利策奖得主，曾是我学习的榜样，并以认识他为自己新闻事业的追求之一；另一个是不知疲倦的全球化传教士，我佩服他的热情和演讲能力，但却越来越少看他的文章。
即便在低头就能撞见普利策奖得主的纽约时报社内，弗里德曼也着实是个人物。他的本科专业是地中海研究，硕士专业是中东研究。毕业后参加UPI的伦敦分社，被派往贝鲁特。后被《纽约时报》雇用，成功报道了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这立刻使他获得了次年的普利策国际报道奖。接着他驻站耶路撒冷，又因为报道第一次巴勒斯坦人起义，荣获了第二次普利策国际报道奖。这些中东经历让他写就了《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也奠定了其中东报道在报社内的崇高地位。
他的文章很好看，我至今能背诵几段他写的中东问题专栏文章。除了专业之外，他文章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用一些故事、一些语言的双关和押韵来吸引读者注意，而且对复杂问题的简化论述有其天才之处，常常从他文章中迸出一些可以立刻成为引语辞典、或者杂志每周金言摘录的优秀句子。例如在一篇谈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的文章弗里德曼是这么开头的：
"拉宾（Rabin）被暗杀后不久，我收到一封来自一位以色列女人的信，她群发给朋友以表达她的感伤。她说她坐在电脑旁写下自己的思念，把文件名命名为Rabin，写完之后当她要保存文件的时候，程序自动询问是否'Save Rabin？'她对我们说，当时是多么想按一个键就能'Save Rabin'啊！这也让我希望有一个回车键，可以在点击后，带我们返回这所有的狂热之前。"
这样魔幻般的文字技巧加上他对中东政治的熟悉，使得阅读他的文章有一种知性加上感性的快感。更重要的是，他文章所选取的英文单词，控制在任何一个美国高中生就能完全掌握的词汇量范围内，如同口语演讲稿，这让他的文章和《纽约客》的知识分子写作，以及纽时其他如Maureen
Dowd等更加重视文采的人的作品不同，使得即便没有受过文科教育的中产阶级、商业和技术专业人士、甚至初通英语的外国人，都能从头到尾朗诵无碍，这也是他的书现在在所有英语专栏作家中卖得最好的原因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我当初疯狂迷恋弗里德曼的原因。因为我即便能努力读懂骂布什骂得精采绝伦的Maureen Dowd，我也无法能像美国人那样立刻捧腹大笑。更重要的背景是，中文评论界正逐步从杂文风格中挣扎走出来，应该写成什么样评论专栏，大家都在摸索。当时很多中文写者开始模仿纽约客文体，连说中国三农问题都要追述到16世纪法国、不确定的全球化、以及约翰和约瑟夫。而弗里德曼给国人的鼓励是：世界上这么的大牌专栏作家，都在深入浅出地对大众说着最简单的句子，那我们就别装孙子把简单事情绕成复杂命题吓人吓自己了。
在经历了驻外、获奖经历之后，他被调回总部，后来成为白宫记者，1995年成为纽时对栏评论"Op-ed"的国际事务专栏作家。不过，专攻中东政治的弗里德曼突然觉得世界有一件事情比中东要更重要，那就是全球化问题。于是有了他的《凌志和橄榄树》。显然转向有点过早，因为很快911事件发生。弗里德曼立刻停止了全部的关于全球化的思考，回到他自己的本行，去阿拉伯和以色列去采访，想知道为什么"他们恨我们"。关于911的反思评论，直接导致他第三次获得普利策奖。
2004年，他觉得是时候再次转向全球化问题了，特别是他访问了印度软件基地班加罗尔和中国的北京、大连之后。他向纽时老总请假写书，也就是目前长销不衰、多奖齐得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这本书目前终于被删节翻译成了中文版，引起了新的一波弗里德曼热潮。11月，他来北京、上海演讲和推销自己的中文版书，收到了跨国大公司和媒体的热烈欢迎。
但此次弗里德曼来华推销，让自己在中文世界的知名度大大提高的同时，却遭到了很多评论者不客气的质疑。《中国日报》主笔周黎明认为该书写作行文罗唆，一句话可以在两三页里重复十来遍，而且对中国理解不准确。《经济观察报》的编辑飞猪在听过弗里德曼的演讲之后，幽默地认为当天他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Oh, My God"有多少种讲法。
怎么神近了，神话就消失了？其实这样的感觉我也体验过。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和弗里德曼接触得比较早，去年他来华演讲和访问时，我作为助手全程作陪。他在清华和北大分别做了两场演讲，非常精彩，但和世界上他关于他这本书所做的所有演讲一样，也非常雷同。这倒不需要苛责，大概商业演讲都这样。他的确是个天才的演说家，甚至我今天都能大段背诵他当天演讲的内容：因为太戏剧、太对称、太双关、太押韵。
例如他说，"500年前，哥伦布向西去印度，发现了世界是圆的；今天我向东去印度，发现了世界是平的"。"几十年前，我的父母教育我们，快吃饭，因为中国印度孩子在挨饿（Starve）；现在，我对自己的女儿说，要学习，因为中国印度人在抢夺（Starve for）你的工作。"
但是在被他的幽默打动之余，我也静静地观察这位伟大的专栏作家——我曾经的神话。世界本来就不是平的，世界当然有一些地方被拉平的趋势，但无论如何，"世界是平的"这样的极端宣称，和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样，注定是不可能深刻和现实的。难道为了畅销，就必然牺牲起码的深度的吗？
弗里德曼是个很专注的人，在车里和他聊天，主题都是他驱动的——他不是一个充满好奇的记者，他好像只想知道他的问题的答案、甚至比较符合他的全球化3.0理论的答案。印度我没发言权，但如果国人要仔细读《世界是平的》关于中国的部分，也许都会觉得弗里德曼眼中的中国，和我们熟悉的中国，真的一点都没关系。
我陪他采访教育部的一个英语很好的女副部长，陪同领导的是几个刚才美国考察回来的助手，人人拿着英文版的《世界是平的》让弗里德曼签名。这场采访是愉悦的，副部长告诉了他所关心的中国数学教育问题，也客观地指出了这种教育模式的问题。弗里德曼后来就在书中写到，美国的数学教育这样下去，是会败给中国的。然后我又陪他采访了北京市分管环保的年轻副市长，副市长如实和弗里德曼讲述了北京遇到了环保大问题，弗里德曼后来就在书中写到，中国人终于开始注重环保问题了。
他在采访别人的时候，一直打开宽大的Dell笔记本电脑，同时键入对方的回答，不时点点头。也许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大牌记者是这么采访的，因为这样显然留给自己倾听对方、思考对应的时间不够了。不过弗里德曼也不需要记清楚全部采访，因为他需要的是眼前这位官员或者CEO的一个精彩引语，可以适时地出现在早已构思好的专栏段落中。
但是，无容置疑的是，《世界是平的》在西方世界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中国、印度，就好像普契尼歌剧中的东方国家一样，只是一个他者符号而已。弗里德曼是个真正的美国人，他的读者，也是普通美国人和一些西方人。美国的兴衰、美国人是否能在下一代依然保持世界优势，才是他最最在意的事情。《世界是平的》是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的一个警讯，他通过一篇篇口语演讲反复告诉美国人和西方人，全球化是给予中国和印度难得的一次追赶机会，如果不应对准确，美国有可能在大国竞争中衰落下去，如同昔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格兰。
简而言之，东方有狮来，请大家做好准备。至于狮子到底是红狮子还是黄狮子，或者干脆其实是伪装的大象，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小心总比不小心好。
弗里德曼神话在我心中被置换成了一个西方文明的警报信使。很高兴，在中国，似乎没有太多的人认真在乎弗里德曼对中国潜力的过度赞美。虽然新华书店《世界是平的》旁边就是CCTV的《大国崛起》，但这次大规模的关于大国崛起的热议，其实本质上是对之前9个世界大国兴衰的检讨，你甚至可以把这个片子看作是中国版《世界是平的》——一个继《河殇》之后对民族命运的焦虑。
问题是，这样的写作已经简化到和真实没什么关系了，弗里德曼现在更像一个自己书的推销者，出没无平民，往来CEO，那三届普利策奖得主的弗里德曼，也落在了我的美好记忆中。现在再看他写的专栏，我会发现，简单有的时候竟然让人那么刺眼、那么抗拒。过份追求流行和戏剧化，对写作带来的伤害也很大。我现在宁愿愿意读《纽约客》和《大西洋月刊》艰深的文字，因为这些写者并不那么追求读者众多，因此反而有心态写出或者专业、或者真实、或者深刻的文字来。
写到最后，我不妨说说好消息：毕竟不愧是普利策奖得主。报社内部的通信获知，弗里德曼开始大幅度修正在《世界是平的》中对中国和印度过于乐观的评估，他开始倾向认为，由于中国和印度一些本质上的问题，不会成为超过美国的超强，至少这个世纪的美国人，还是可以放心做世界老大。最近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弗里德曼一改昔日对中国的赞美，大幅批评中国的环保问题，认为甚至这比人权更加是个全球问题。
当西方媒体攻击中国的时候，所有的中国人都习惯了，第一因为这是媒体"妖魔化"一切问题的本质，第二也是面对批评中国理应有则改之，无则加冕。但当西方媒体表扬中国的时候，肯定是哪里有问题了，弗里德曼的转变就告诉我们，这往往不是变相的"中国威胁"的变奏，就是他们对中国的"他者"误读。只有不自信的小国，才那么在乎外电的赞美报道，来增强自己的民族自豪感。
只不过，对中国稍微不走样的认识，弗里德曼竟然花了整整2年才达到，而一个普通的纽约时报记者，2个月就能指出他现在终于开始想通的问题。也许真的，伟大的弗里德曼，还是应该回到自己的中东专业中去。
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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