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马幼垣的《架空晁盖》一文
沙黑
近读三联书店所出马幼垣先生的《水浒论衡》，其《架空晁盖》一文，语涉大陆1975至1976年之际的“评水浒”。粗阅之下，觉得马先生对于晁盖在《水浒》中如何被架空的搜罗汇总工作，对其来龙去脉的梳爬整理，做得是很细致的，至少我还没有见到别人这样做过。他对于宋江与晁盖之间存在的明争暗斗，作为《水浒》叙事艺术的某一条主线来分析，也颇有见地，是中肯的。
马先生的这两点值得肯定的学术见解和收获，应当说，首先还得归功于毛泽东，要不是毛泽东那样严重、那样著名地提出晁盖与宋江的问题，马先生这篇文章一来缺少了前提，二来也可能就想不到这个题目上来。在毛泽东之前，多少人研究过水浒，至于提出晁盖与宋江问题，而且提得这样严重，以至引起人们如此广泛兴趣的，可曾有过？撇开毛泽东的个人政治影响，以及他这样评水浒的政治目的不说，作为学术题目，这样提出来，也是很重大、很有专业性、很值得研究者们讨论的。所以，马先生很公正地指出，“架空晁盖这条故事主线……串联几十回书的大小事情，不易为读者察觉。毛泽东是第一个把它作为专题来讨论的，不能不说他读书够细。”
马先生这篇文章在上述学术的收获上虽是不错，而在非学术的问题上，却未免说得不准确，令人有隔靴抓痒之感，这至少因为他毕竟不在大陆生活。比如，他说，“自1975年8月起，《水浒传》在大陆惨遭围攻，学刊杂志报纸，期期骂，天天咒……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远远超过对一本古典小说的蓄意曲解而已。”事实上，正因发表了毛泽东的评水浒，发起了一场“评水浒”的运动，当时大陆因而大量出版《水浒传》，我本人在1980年还能在新华书店购到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一百二十回《水浒传》，只不过前面印有毛泽东评水浒的语录，以及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的一段话，这次大量印行，是因为毛泽东有指示：“《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可见，马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反而正是《水浒传》一书在大陆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印制大流传。至于当时的“评水浒”，是否有偏颇之处，这是仁智各见的事，并不是“《水浒传》在大陆惨遭围攻”以及天天挨骂，称得上挨骂的只有宋江一人而己，而《水浒传》能塑造出宋江其人，则该是文学的贡献，当时未听说有骂施耐庵写出了《水浒传》的，施公能写出《水浒传》在大陆历来受到景仰，当年带政治性的“评水浒”，只能让人更加佩服施公，决不至于相反地要骂他。施公给出了水浒英雄们的悲惨结局，形成了对宋江路线的客观的否定，至少会被认为是文学现实主义的胜利，怎会挨骂呢？
马先生说《水浒传》是“讲穷途末路、争取生存、谋求自保的故事”，而“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马先生对《水浒》内容的这一概括，是过于普泛了，因为“讲穷途末路”的故事，可以很多，而不必就是这么著名的《水浒传》。我们不能说马先生是在舞弄文法，但确有此嫌，因为他这样说是为了在括号里写上“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这句话。这样大的一个问题，怎么能这样用文法上的小技轻轻带过就算数呢？要论证《水浒传》一书所写“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起码要作一篇大文章，列出证据、做出论证来才行啊。所以，当马先生将当年大陆的“评水浒”说成是对《水浒》一书的“蓄意曲解”时，也就有失偏颇了，因为一来宋江与晁盖之间的矛盾，马先生自己不但是承认的，而且做了这样大量的有学术收获的工作，正好佐证了毛泽东的评水浒不是胡言乱语，不是空穴来风，不是“蓄意曲解”，是从《水浒传》中本来有的内容出发的，只不过站在某种政治角度作了自己的解说，至少也算是一家之言吧，不能扣以“蓄意曲解”的帽子。倒是把《水浒传》一书说成“讲穷途末路、争取生存、谋求自保的故事”，倒有“蓄意曲解”之嫌，至少也是“轻描淡写”或“不着边际”。
附,经网上查询,毛泽东当年评水浒的言论是这样一些: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 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再说马幼垣《架空晁盖》一文
沙黑
马幼垣先生在《架空晁盖》一文中，大凡考据的部份，有令人头头是道之感，不胜佩服，而在涉及观点的不同时，老人家就浮躁起来，逻辑为之混乱，大有强词夺理之势，这是很可惜的。比如他在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宋江命名忠义堂这一点，有人紧抓不放，说晁盖尸骨未寒，宋江已迫不及待放弃了晁盖时期之共聚大义，搞修正主义，强调忠君的忠比仗义的义更重要。把忠字解释得如此狭窄，固已削足适履，最严重的还是他们根本不明白聚义厅只是普通名词，不是专称。
“《水浒》所讲的小山寨，举如桃花山、清风山、黄门山、饮马川、少华山，以及王伦时期之梁山，聚集、议事、发令之处均曰聚义厅。……晁盖沿用旧有的通称，没有感到有订立专名的必要，与他的政策和立场丝毫无关。说得简单点，如果《水浒》是用欧西文写的，凡遇聚义厅，都应作小写，而绝不能用大写。这些人不明底蕴，强作解人，以为一字之间充满禅机，尽可彻底利用。殊不知厅本无名，宋江特为其首次命名而已（宋江虽说‘聚义厅今改忠义堂’，实在因为这个缺乏辨认性的通称用得太久，成了习惯，遂如此说，并非真的从某专称另改一名）。”
第一个问题，马先生的意思说，“忠”释为“忠君”之忠，是“把忠字解释得如此狭窄，固已削足适履”。
那么，这个忠字，在汉文中，到底是何义？查《说文解字》，是：“忠，敬也。尽心曰忠。”《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是：“1，尽心竭力。《论语·学而》：‘为人谋而不忠乎？’2，忠于君主。《战国策·秦策一》：‘昔者子胥忠其君’。”
显然，忠字的用法，在历史上主要用于“忠君、忠国、忠于皇上”，现在也可以用为“忠于党、忠于国、忠于民族、忠于事业”这些较庄严的方面。至于“为人谋而不忠乎”这个用法，则可体现在平常人之间或平常事物上。这两层意思，大约都不算高深的学问，但不知马先生还有更深更多更准确的解释否？如果没有，那么所谓“把忠字解释得如此狭窄，固已削足适履”这一指责，未免就是浮躁架空之言了。
我们在《水浒传》一书中，所见到的“忠”字，显然绝大多数是用在“忠君、忠国”这层意思上，而几乎专为宋江随时地却不是无心地挂在嘴上，读者共知，也就不必枚举。
第二个问题，马先生说，“聚义厅只是普通名词，不是专称”。
马先生当然有他这样说的权利，但当有令人信服的论证才是，否则，这个“聚义厅”，我们也只能依书中之义，理解为“专称”，而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普通名词”。马先生自己说，“《水浒》所讲的小山寨，举如桃花山、清风山、黄门山、饮马川、少华山，以及王伦时期之梁山，聚集、议事、发令之处均曰聚义厅。”并且马先生还说过，“其他小山寨，……未及注明者，情形亦不该两样。”既然江湖上如此长期通用并无二致，那不正说明“聚义厅”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普通名词”，而是专有其义的“专称”吗？否则，彼时一个普通人在自己家中悬一匾曰“聚义厅”来“普通”一下试试，看官府不把你逮了去也？即使如今，环球之上，这事恐怕也不是随便可以做得的吧？
马先生这样确立了他自己对“聚义厅”这一解释的前提之后，就站在这个高地上，来指责别人了，并且说，“厅本无名，宋江特为其首次命名而已”。马先生岂不是太霸道、太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即使那是马先生所说的一个“普通名词”，也不能说“厅本无名”吧？明明有个“聚义厅”之“名”嘛！至于马先生怕人不懂，言道：“说得简单点，如果《水浒》是用欧西文写的，凡遇聚义厅，都应作小写，而绝不能用大写”。此言再怎么通俗或再怎么唬人也没用，因为马先生“聚义厅只是普通名词，不是专称”这个大前提没站住脚，打多少比方来作说明都无济于事。
马先生的论点是只需宣布，一经宣布就作为无条件的前提，成为自己立足的高地的，这似为他的习惯，比如，他说：“聚义厅。……晁盖沿用旧有的通称，没有感到有订立专名的必要，与他的政策和立场丝毫无关。……宋江虽说‘聚义厅今改忠义堂’，实在因为这个缺乏辨认性的通称用得太久，成了习惯，遂如此说，并非真的从某专称另改一名”。这样的信口开河，仍立足在他自己所立的“聚义厅只是普通名词，不是专称”这个前提之上，我们就不必再多说了。所以，“宋江命名忠义堂这一点，有人紧抓不放”这个问题，看来还得争论和折腾下去。
三谈马幼垣《架空晁盖》一文
沙黑
马幼垣先生写道：“说《水浒》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之外，可谓本末倒置。晁盖既逝，他死后好一段日子山寨才作最后的定名次。一百零八是日后的总人数，说的全都是健在的人物，早已当了神位者又怎能算在其中？故本来就谈不上摒与不摒。”
马先生觉得言犹不足，又写道：“毛泽东的意思是说晁盖不该早死，故最后大聚义时不管总人数如何，他仍当是寨主，而《水浒》不给晁盖这个机会，就足证此书之出卖革命，只可供作反面教材之用。但《水浒》要谈的是人性问题，不是在鼓吹革命……”。
今查毛泽东有关原话是：“《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 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毛泽东这句原话，没有“晁盖不该早死”之义，也没有“此书出卖革命”之义，马先生不应当强加于人。至于说《水浒》一书“要谈的是人性问题，而不是鼓吹革命”，马先生当然可以这样认为，但过去就有俗话说“老不读三国，少不读《水浒》”，其中原因，大约并不是因为《水浒》“要谈人性问题”，虽然“革命”也与人性有关，但毕竟“革命”与“要谈人性”这样高雅的事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与其说《水浒》“要谈人性”，还不如说《水浒》“鼓吹革命”，这应当是无有争议的共识。至少，我们也应当说，《水浒》是谈“人性”与谈“革命”兼而有之的：大家都知道“逼上梁山”之说，这句话里就既谈了人性又谈了革命。最著名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段书，就真切描写了林冲的善良人性如何被高太尉逼得走向了“革命”的方向。又要论《水浒》，又要那么不能谈“革命”，大约是不成的。
毛泽东所说“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是《水浒》里的事实，这一事实的指出，启发了马先生对晁盖如何被架空的研究，收获了很不错的学术成果，马先生虽没明说，其实是是承认这一启发的，他说：“架空晁盖这条故事主线……串联几十回书的大小事情，不易为读者察觉。毛泽东是第一个把它作为专题来讨论的，不能不说他读书够细”。马先生所不能同意毛泽东者，是：“他说晁盖宋江是一正一邪，分别代表革命与反革命”，这是“政治挂帅，另怀目标”，因而是“谬失”的。我们从毛泽东原话可知，他是借《水浒》里的人物情节，说“修正主义”的问题，因为《水浒》里恰巧有晁盖与宋江、聚义厅与忠义堂这种矛盾对立的存在，所以才能拿来说事，这是修辞上的“譬喻”，拿宋江“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去譬喻“投降派，修正主义”。而“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以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指《水浒》一书的某种倾向性，这是对这本名著的评论，这评论并没有说错，而这种倾向性在特定时代里有着复杂的加工完善过程，比如李卓吾评点的《水浒》，就特地给起了一个“忠义水浒传”的书名并且在《叙》与《发凡》以及评点中多所阐释。毛泽东指出《水浒》的这一倾向性，并且借题发挥来说自己那些“政治挂帅”的事情，这很正常，因为他是政治家，政治正是他心爱的话题，正如鲁迅拿《水浒》来讽刺“奴才”，对国民性的关注是鲁迅心爱的话题，这些都该是一种读书议论的自由。问题大约在于，毛泽东的这种议论不合马先生口味，这就要另当别论了。
那么，《水浒》一书，对晁盖“本来谈不上摒与不摒”吗？马先生自己在同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晁盖在《水浒》中扮演的角色一直到攻破东平、东昌，山寨彻底化解他的遗言，才算终结。值得注意的是，到晁、宋关系完全休止的时候，《水浒》本身也成了强弩之末……由此可见架空晁盖这主线对维系《水浒》全书如何重要”。这样说来，“摒与不摒”的事情，对于《水浒》一书，重要得很，怎么能“本来谈不上”呢？应当说本来严重存在、重要存在，不但不是“本来谈不上”，而是《水浒》一书“本来”就在那里大谈特谈，是一条不容忽视的“主线”。马先生的研究，就这样深入具体地佐证了毛泽东的论断，岂不妙哉，而可惜的是，马先生自己却似乎并不知道。
晁盖之死，固然是《水浒》成书之前的杂剧等材料中就有的情节，《水浒》的编写者加以了自己的改造利用，但毛泽东说的正是《水浒》本身，在《水浒》中晁盖是被“摒”的，这一事实马先生不能不承认，而且正是马先生研究出了这还是《水浒》中的一条“主线”，给毛泽东的论断提供了坚实的论据，马先生是功不可没的。
书中排座次时晁盖已死，不当在座次之中，表面上确实是这样，因此“谈不上摒与不摒”，但正如马先生自己正确地分析的，晁盖之死，很与宋江平日的挤轧晁盖有关，也就是很与“摒”有关，《水浒》一书就顺着宋江心意（或者说顺着梁山上这一客观内部斗争情况）安排了晁盖的结局，让他于排座次时已死，因而不在座次之中，也就不在一百零八人之中。表面上看这是合情合理的，其实，那记着一百零八人的什么“石碣天文”，不过是骗人的鬼话罢了，《史记》上记陈胜吴广事迹时早就揭露过这种把戏。真是全信书不如无书，确实是毛泽东以其睿智第一个看出了个中机关暗道，看出了有个“摒与不摒”的内部斗争，而马先生一方面沿着毛泽东的思路成功地做出了大量研究，另一方面却又对毛泽东大发这许多不着边际的指责，真是自相矛盾，不知伊何也。
四谈马幼垣<架空晁盖>
马幼垣先生在《水浒·架空晁盖》写道：“宋江虽说‘聚义厅今改忠义堂’，实在因为这个缺乏辨认性的通称用得太久，成了习惯，遂如此说，并非真的从某专称另改一名”。
既然可以说得这样轻巧，那么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简直就应当看作不值得一说的一件小事，“并非真的”，那就是可有可无、很无所谓的，只有毛泽东、鲁迅这样不懂的人，才拿来大做借题发挥的文章，说什么“投降”，说什么“奴才”，太不应该了，太“政治挂帅，另怀目标”，太冤枉宋江了。
但马先生自己却又不这样看，他下面又写道，“总而言之，宋江为山寨这个从来没有专称的活动中心起个名字，……是宋江表示身份的手段，是宋江成长过程中的‘通过仪礼’（rite de passage）”。那么将聚义厅改名为忠义堂，就还是有着重要性的，这重要性是“因为要平衡晁盖遗言所做成的不利局面”，是“不得已的自保措施”，“晁盖毒咒式的遗言确实给宋江带来相当困扰”。晁盖遗言是说，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做梁山泊主，这分明给宋江出了难题，以至是将宋江排斥在外了。那么依马先生的分析，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且不评估马先生的这条分析，但凭着马先生自己的这一说，那么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就不是马先生先前那么轻巧地说的，“实在因为（聚义厅）这个缺乏辨认性的通称用得太久，成了习惯，遂如此说（改忠义堂），并非真的从某专称另改一名”。
我们并不是故意要挑剔学问这样高的马先生说漏了嘴，实在是马先生忽而往轻处这般说，忽而往重处那般说，叫我们如何适从？事实上马先生自己跟自己相左之处还不止这些，他说，“平情而论，到晁盖逝世时梁山早已是天下第一寨了，……从俗例随随便便称总部为聚义厅，成何体统！……故宋江当家后，……也该为这个再重要不过的场所题名的”。这样说来，更不是“并非真的从某专称另改一名”，而是“再重要不过”的一件事，非改不可，要不然就连马先生也会觉得“成何体统”了！
马先生一会儿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事说得好像无足轻重，一会儿又把这事情说得非常重要，我们到底该如何听马先生的呢？其实马先生当然很清楚，“宋江最着意的事正是招安，由此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此句见于马先生另一文章《排座次以后<水浒传>的情节和安排》）。而宋江改忠义堂的根本动机正深藏在此，忠义二字的含义是极其清楚的，与聚义二字的区别也是极其清楚的，十个读者就有十个读者不言而喻都能领悟，马先生却故意回避，还要以做学问的样子来忽悠我们，这太不应该了。好本事，马先生玩了一次学术上的“指鹿为马”。另外，提个建议，马先生与其用一个“欧西文” rite de passage来在汉语写作中说明“通过仪礼”，大约还不如现成地用《史记》叔孙通制礼仪的故事来做说明。总而言之，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不是“并非真的”，而确实是真的，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马先生自己是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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