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外部选择压”
——《中国不高兴》读后感之三
杨景水
王小东说:“如果一个群体,没有外部的压力,就是没有外部选择压,内部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一定是里面最虚伪、最不诚信、最损人利己和最不道德的人过得最好!因为他们的成本最低。这样,无论是通过遗传,还是通过对于成功者的模仿,最后你会发现,坏的秉性迅速弥漫到整个社会,这个社会全是最坏的人,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诚信的,没有一个利他主义者,没有一个高尚品德的人,一个都没有,就像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除良币一样。”大概为防止片面性,接下来又说:“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在人类社会当中,还是有一些好人,有一些讲诚信的人,有一些为其他人做事的人,有一些带领大家向着共同的目标走的人,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呢?那是因为有外部高一个层次的群体选择压。……由于这种分层选择的存在,所以我们才看到我们社会当中有好人,有英雄,有好的领袖。这个思想达尔文就有”。
当读到这种“外部选择压”决定论时,使我这个对《中国不高兴》某些观点很有些高兴的人,也高兴不起来了。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的思想,包括道德观念,甚至社会的意识形态,都取决于他们的经济存在,不是有句名言,“存在决定意识”嘛。至于达尔文,他的进化论的核心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因此,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能为“外部选择压”决定论提供理论依据。
王小东的“外部选择压” 决定论,虽含有“优胜劣汰”的意思,但把“胜”与“汰”的决定因素只看到事物的外部。依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中国古代由盛到衰,关键在于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社会开始时的那种进步性早已丧失殆尽,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鸦片战争使闭关锁国、自以为天外无天的“真龙天子”和他的大臣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厉害,于是,如王小东所说,这才有了“外部选择压”。不久,“压”出个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但这外因还需要内因才能起作用。因为康有为是个改革派,不是革命家,那时封建制度的根基还很牢固,所以,戊戌变法注定要失败。后来随着国内资产阶级的成长,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相伴而生,这才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提供了内因依据。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实在太微弱了,而且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难以完全割断的联系,尤其是没有来自劳苦大众的广泛支持,因此不可能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背叛革命,堕落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地主阶级)的代表,使中华民族仍然陷身于水深火热之中。
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于中国也是一个“外部选择压”,“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毛泽东说的。孙中山也从俄国看到了希望,为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然而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共产党妄图斩尽杀绝,对工农运动采取了高压盘剥政策,完全代表了大地主、大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对外屈从帝国主义的侵略。资本主义列强在我国的“租借地”比比皆是,他却漠然置之,甘于自己的祖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境地!只有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战胜了国内外强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我们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什么同样的“外部选择压”,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呢?只能从内部因素寻找答案。著名学者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指出:“为什么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能够在中国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正在发生的变化。当中国人民正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时候,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恰好给他们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给他们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了新的合理的解答。”
因此,笔者以为,“外部选择压”决定论是不科学的,有害的,它掩盖了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
王小东又说:“如果一个社会永远没有选择压,当然是一件好事,可以说,那就是人间天堂了。问题是现在没有,你麻痹了,懒惰了,最后一下子强压来了,你就完蛋了。自然资源的危机早晚会来,如今经济萧条所带来的资源降价是暂时的,中国人的‘不高兴’只是一个开头,……”仅从此种意义说,“外部选择压”相当于忧患意识,倒是挺有意思的。
“冷战”结束后,表面上意识形态的斗争鸣金收兵了,“外部选择压”没有了。其实,远非如此。不知哪一天,如王小东所说,“一下子强压来了”,我们将如何是好?!
200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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