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主义：灾难经济的兴起－文化丛书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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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B N 13：9789571350455
原始书名：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作 者：娜欧蜜．克莱恩
精平装/页数： 平装本 / 560页
出版社：时报文化
出版日： 98/06/01
中国图书分类： 原理
定 价：NT$ 550元
优惠价： 79折 435 元
可得红利积点： 13 点
内容简介
灾难与资本主义有何关系？
一部自由市场的秘密历史
二○○七年纽约时报、村声杂志、亚马逊书店、出版人周刊等年度好书，翻译成二十五国语言
「对这个时代的重大暴行所作的杰出研究，令人热血沸腾。」
──二○○九年第一届Warwick大学写作奖获奖理由
谁在大炮上吃鱼子酱﹖
解构三十五年来自由市场席卷全球的神话
美国中情局曾资助一项骇人的心理实验，意图透过各种手段将病人固有的人格与记忆彻底清除，变成一张完全空白的白纸，好让医生强行重建全新的人格。然而这样的震撼疗法不但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几乎毁掉遭此待遇的人。
娜欧蜜．克莱恩以此为比喻，批判傅利曼及芝加哥学派领军的自由市场经济狂热信徒，其手段与目的就如同上述心理实验。这些人近四十年来趁着天灾人祸的「大好机会」，在世界各地发动经济震撼治疗，不论是智利政变、苏联解体、……、亚洲金融风暴，还是9/11恐怖攻击、伊拉克战争、南亚海啸、卡崔娜飓风，皆成为他们推动「震撼主义」的绝佳舞台。
自由市场鼓吹者不断散播的迷思之一，是经济开放可以促成政治民主，然而克莱恩细究数十年来全球各地的状况，实情却是市场经济常不惜镇压民主。以激烈手段彻底实行自由市场及私有化政策，带来的不是「短期阵痛」后富裕的新世界，而是广大民众的悲惨处境。
幸而我们并非总是用退化来因应震撼，克莱恩也发现，某些深受「震撼主义」之苦的地区，草根的小区力量正逐渐觉醒。源自基层人民的力量开始相互连结，以极具创意和勇气的民主方式，取回他们被剥夺的事物。在下一次危机与震撼来临之前，他们已经做好准备。
介绍
娜欧蜜．克莱恩（Naomi Klein），一九七○年生于加拿大魁北克，文章常见于美国的《国家》（The Nation）、《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纽约时报》、《女士杂志》（Ms. Magazine），加拿大《环球邮电》（The Globe and Mail）与英国《卫报》（The Guardian）等媒体。二○○○年反思品牌文化、关照全球化黑暗面的《No Logo》出版时，被《泰晤士报》誉为三十五岁以下最有影响力的人。
译者简介
吴国卿
台北市人，1956年生。政大新闻系毕，为资深新闻从业人员，从事翻译工作十数年。译作包括：《下一个荣景》、《谁劫走了全球经济》、《趋势力》、《亚洲未来冲击》、《碳交易》、《债券天王葛洛斯》、《共鸣领导学》等数十本。
王柏鸿
台大外文系毕，曾任国内重要报纸编译多年，现专事翻译，译作繁多，曾获得《中国时报》、《联合报》年度十大好书奖及其它奖项。重要译作包括《蓝色巨人─IBM》、《基业长青》、《上亿资金怎么玩》、《魔球投资学》、《石油冲击》、《不确定的世界》、《犹太人的赚钱智慧》、《一分钟亿万富翁》、《新泡沫经济》（中时开卷年度十大好书）、《杜拉克谈未来管理》、《选对时机买对股》、《美元失色黄金发热》、《女人变坏才有钱》等书。
目次
推荐序
南方朔 灾难资本主义──一种双重帝国主义
胡晴舫 全球化运动就是这么吓大的
徐进钰 灾难资本主义──掀开新自由主义的反民主积累假面
陈信行 逆转三十年论战的如椽大笔
张翠容 不一样的新闻角度震荡世界
张铁志 掷出手上的石头──从《No Logo》到《震撼主义》
冯建三 市场原教派有一只残暴的手
引言
空白即是美：三十年的抹除和重造世界
第一篇
两种医生的震撼：研发
第一章 酷刑实验室
卡麦隆、中情局，以及抹除与重造人类心智的疯狂追求
第二章 另一种医生的震撼
傅利曼与放任主义实验室的追寻
第二篇
初次测试：诞生的阵痛
第三章 震撼状态
反革命血腥的诞生
第四章 清洗石板
恐怖的效用
第五章 「完全无关」
如何清洗意识形态的罪恶
第三篇
茍延的民主：法律制成的炸弹
第六章 因战争而获救
撒切尔主义与有用的敌人
第七章 新震撼医生
经济战争取代独裁统治
第八章 危机的用处
震撼治疗的包装
第四篇
迷失在转型中：当我们哭泣，当我们战栗，当我们跳舞
第九章 捍拒历史
波兰危机与中国大屠杀
第十章 锁炼下诞生的民主
南非被捆绑的自由
第十一章 一个年轻民主国家的篝火
俄罗斯选择「皮诺契选项」
第十二章 资本家本色
俄罗斯与野蛮市场的新时代
第十三章 让它烧
劫掠亚洲与「第二道柏林围墙倒塌」
第五篇
震撼时代：灾难资本主义复合体崛起
第十四章 美国的震撼治疗
国土安全泡沫
第十五章 政商财团制国家
拆除旋转门，铺好阳关道
第六篇
伊拉克的完整循环：过度震撼
第十六章 消灭伊拉克
寻找中东「模范」
第十七章 意识形态的反弹
真正的资本主义灾难
第十八章 完整的循环
从空白的石板到烧焦的大地
第七篇
移动的绿区：缓冲区与防爆墙
第十九章 净滩
「第二次大海啸」
第二十章 灾难总是欺负可怜人
绿区与红区构成的世界
第二十一章 和平的诱因消失
以色列的警讯
结论
震撼力量消退：人民重建崛起
灾难资本主义──一种双重帝国主义
◎文／ 南方朔（ 作家 ）
前代美国经济学大家高伯瑞（Galbraith）曾言，经济学绝非有些人所说的那么科学与价值中立，而是充斥太多「似是而非习以为常的见解」，以及「无知的诈欺」！
高伯瑞其实还算委婉的。经济学常和文学相差无几，它是被修辞包装起来的意识形态，蕴涵许多自利、恨人类、冷血甚至残酷的前提。经济学的论述除了那只看不见的手，没有说出来的另一只手可能更为重要。因此，经济学注定也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的含量可能更多过经济！
古典帝国主义锋芒不再
近年在反「新自由主义」及反「全球化」论题有批判贡献的娜欧蜜．克莱恩，在《震撼主义：灾难经济的兴起》就把当前已被遮蔽的政治与经济连系纽带重新找了回来。克莱恩已成当代政治经济学新的控诉天使，她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灾难资本主义」批判论，对帝国主义问题等于打开了新窗口！因此，在进入克莱恩这本着作前，或许我们需要对近代帝国主义问题做出一些提纲挈领的复习思考。
从最原始的角度来复习。我们可以说，任何国家对超出自己领土范围的国家与人民，做出具有主权性质的活动，如军事侵略和占领、政治命令和传达，以及经济利益的剥削和聚敛，都可称之为帝国主义。但上述说法毕竟只是概念，因而留下许多争论空间：
例如有一派自由经济学家认为从海权扩张时代以来的帝国主义，乃是与资本主义无关的两码事。帝国是政治与军事征服意志的产物，与经济面的资本主义无关。但另有一派则认为帝国乃是资本主义的另一只手，当资本主义为了扩张，无论为争原料、争市场，为运作造成的利润率遽减危机，它都必然会且必须走向帝国主义。发展到最后，就是「金融帝国主义」这种最高形式。
除了概念层次的对立与争论，在战后国际经济运作上，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国家，为撇掉被指控为帝国主义的嫌疑，操作上也日趋审慎与周密。明目张胆的军事侵略已告减少。战后全球市场的扩大，使过去单单为市场即剑拔弩张的情况也趋减少，经济支配也可透过贷款投资、经济合作与思想操控等方式达成。这些新的发展，在过去将近半世纪以来，的确使传统上极有影响力的「帝国主义论」失去昔日光彩。
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帝国
除了「帝国主义论」锋芒不再，我们还应注意到，乃是二次大战后，美欧的经济放任主义者为抢回被大萧条后崛起的凯因斯主义夺走的经济思想论坛，开始重新整合并动员。这是一场思想运动，无论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或「新放任主义」，它所鼓吹的乃是一种「私有神圣化，国家干涉邪恶化」的思想与价值，这派学说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精神领袖就是诺贝尔奖得主傅利曼。这派学说认为在将来，国家只需提供军队和警察，其它如福利、工程、教育甚至监狱等都应交到私人手中。其终极观点即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及美国小布什总统所谓的「所有权的社会」（Ownership Society）。
对这派学说，经济学界早已称之为「经济学里的帝国主义」。可以说，这派思想乃企图藉「自由」之名消灭其它国家，藉「自由」之名将资本家的地位无限提高，而后美国资本家集团即可稳坐全球金字塔顶端。美国一九八○年代以来，藉「华盛顿共识」推动全球资本自由流动，对内则无限制的放松信用，要以全球资本市场替美国打造出一个「所有权的社会」。这个学派是一种经济学里的帝国主义，也就无言而自明了。
芝加哥学派过去三十多年主导了美国的经济决策，而随着一九九○苏联的瓦解，它在论述上不再有社会主义的威胁，更加肆无忌惮。例如对卡崔娜飓风造成巨大灾难，不但没有任何人道悲怜之心，反而欣喜于色地认为是老天爷清理出了一片「空白石板」。过去被遮掩掉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纽带开始赤裸裸地出现，它甚至还是一个双重的帝国主义—不只对外是帝国主义，对内也同样是帝国主义。由是它是在废墟及灾难上建造自己的基础，因而克莱恩遂提出了「灾难资本主义」这样的新概念。
克莱恩的三个原创贡献
至此，克莱恩这本新书虽然形同一种现实批判，但它其实有着极大的理论延伸性。综合而言，本书在下述几点可谓有相当原创的贡献：
其一，她由卡崔娜风灾及入侵与攻占伊拉克，并在这两件对内对外的重大灾难事件上，找回资本主义和双重帝国主义间已被人疏忽掉的纽带。在有了这种体察后，她又进一步追寻，将新自由主义过去二、 三十年来在其它国家制造分裂暴乱、颠覆暗杀、政策误导，要使全球都成为灾难废墟，以供他们制造新的支配与垄断架构的做法，做了一次回顾。
其二，她所谓的「灾难资本主义」，乃是一种具有集中营刑求特性的「震撼主义」做法，一种强势的、以别人的灾难为自己利基的做法，这种震撼的手段，自然包含利用军事政变的屠杀与刑求（如智利），对不服从国家的镇压与刑求（如伊拉克），误导别的国家使其造成经济灾难（如对俄国）；以强制性的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等为施压机器造成惊恐与胆怯（如亚洲金融风暴）……等。俾使对方心智停顿和失去抗力。当震撼慑服的因素加入，灾难资本主义的邪恶性也就更加清晰。
其三，乃是本书对傅利曼这一家经济思想做出极为深入的反省。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任满离职的告别演说曾警告其国民，一个「军产复合体」（Military-Industry complex）的体制已在美国出现，它会培养出侵略好战以及毁灭民主的趋势；而克莱恩则在本书指出比前者更严峻的「灾难资本主义复合体」（Disaster Capitalism complex）已在形成。有关这部分，其实还可以做出更多延伸讨论，如由于金融垄断加深，垄断资本主义已将全球作为风险输出的对象；美国近年来在干涉主义上持续松绑，已使得全球军事及颠覆性的风险日增。如果我们愿意追究，当今金融海啸及全球深度衰退，其实都和灾难资本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把别人的灾难作为自己的利基，为了扩大利基而去制造更多灾难，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另一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表面以一种简化的自由观为资本家造势，并以弥赛亚的姿态宣称它可让人们成为「自由人」，但事实上这派学说里有着太多诡辩修辞的成分，它其实是替人类开辟了一条「到奴役之路」啊！克莱恩这本着作尽管使用「灾难资本主义」的新说法，事实上只是把古典的「帝国主义论」做了翻新，因此，当我们读了此书后，或许已有必要重新去省思古典「帝国主义论」相关的问题了！
逆转三十年论战的如椽大笔:Naomi Klein 《震撼主义》
陈信行
「山也BOT，海也BOT！」
这或许是二○○八年台湾最夯的台词之一吧。
《海角七号》里的恒春镇代表会主席抱怨着这个明显的不公与不便。随着这部台湾电影少见的票房一路高涨，片中淡薄却隽永的社会意识让人一再咀嚼，终至一再引用，成为时代氛围的一部分。这种感觉也符合了我们的集体经验。除了风光明媚的垦丁海滩，台北市的街道停车格、近几年的世界第一高楼台北101、负担日重的社会扶助措施以及正在累积惊人亏损的台湾高铁，各式各样的公共设施与经济活动，从一九九○年代以来逐渐变成财团获利走人、纳税人付帐接烂摊子的恼人丑闻。BOT（建造─营运─转移）方案只是各种私有化方案之一，公司化、释股、委外办理、政府再造、「劳动弹性化」，名堂多着呢。掠夺的历史主旋律然而，海的BOT，在二○○四年受南亚海啸摧残、无数人丧生的国家，不仅仅是恼人，而是骇人的不义。
趁居民流离失所、无暇他顾之际，斯里兰卡、马尔地夫等国政府将风光明媚的海岸承包（事实上是奉送）给跨国企业开度假村，剥夺数十万灾民的祖居地。面对矛盾冲突的加剧，二○○六年，原来宣布片面停火、与政府共同致力海啸灾民安置重建工作的斯里兰卡坦米尔之虎游击队被迫重起战火，至二○○九年五月，该运动被彻底歼灭。数十万被怀疑支持游击队的村民至今还被关在集中营内，承受着天灾之后的人祸。
这种毫不讲究体面、发灾难财的掠夺式官商勾结，竟然是一九七○年代以来人类历史的主旋律。xxxxx所保住的中国改革开放、苏联灾难性垮台后的饥馑、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关达那摩的酷刑逼供、美国纽奥良卡崔娜风灾后灾民的惨状，这些，都成了大财团发财的机会。
而指导这一系列灾难性发展的思想导师，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大师，芝加哥学派掌门人米尔顿．傅利曼！傅利曼说过：「只有危机会造成实质改变，无论是实际的危机或感觉上像危机。当危机发生时，人所采取的行动决定于周围可得的想法。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职责：发展出既有政策的替代方案，让它们保持活跃而且可得，直到政治上的不可能变成政治上的不可避免。」
天灾、战祸、冲突，这些危机都有助于傅利曼派学者兼官员兼商人大展宏图。而如果灾难没发生，就制造灾难。就像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智利军阀皮诺契在美国策划下政变推翻政府、屠杀人民，将全国陷入恐怖之中，随之傅利曼本人及其学生——「芝加哥男孩们」，就有了实践其经济政策的第一个全新机会。
这个模式从此在各地复制又复制，到最后傅利曼思想在世界上几乎成了「经济学」这个领域的全部，其政策成了「经济政策」的唯一模型。
娜欧蜜．克莱恩的如椽大笔汇集一件、又一件、再一件令人发指的当代人类灾难，并清楚地将因果线拉到一个一致的经济思维：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宣称「别无出路」的「自由市场」。
她的笔锋雄浑到令对手战栗。保守派（他们自称「自由市场派」）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研究员诺伯格（Johan Norborg）评论《震撼主义》一书时，说：「未来，如果你跟学生或记者讲说你支持自由市场，很有可能他们会问你为什么要支持独裁、酷刑和图利财团。」
但是，诺伯格对《震撼主义》能提出的最有力的反驳，也只是傅利曼这些话是出自其书的序言而非本文，所以认为克莱恩是断章取义。
如果诺伯格的预言命中，《震撼主义》一书对于之后的世界政治所起的作用，会类似当年索忍尼辛揭发苏联集中营的《古拉格群岛》，严重撼动之前看来难以置疑的道德权威，只是作用的方向相反。对台湾来说，当年《古拉格群岛》的出版与宣传是党国反共教育机构大力推动的交办事项，具体目标是合理化当时本地的政治经济现况，让所有反对现状的人似乎都必须回答「难道你支持集中营？」。而通过《震撼主义》一书，或许我们可以开始质疑，二次大战之后迄今的台湾社会，是否可能有「经济奇迹」之外，另一种面向的历史陈述。
台湾亦有震撼历史
《古拉格群岛》出版的一九七三年，美国在越战正节节败退，台湾的经济却正在起飞。之前二十余年的白色恐怖震撼，如克莱恩所说，确保没什么人会对李国鼎、蒋经国推动的加工出口工业化政策之下，享有无数特权的外国资本，提出任何有效的质疑。
然而，事实是压不住的。前一年，一九七二年的七月到十一月，美商飞歌电子在淡水竹围与日商三美电子在高雄前镇的工厂，爆发年轻女工吸入三氯乙烯中毒，数十名中毒女工不治死亡，死状甚惨，全身肿胀、起水泡、流脓。各报纸发表数篇报导后，消息嘎然而止，加工出口区管理局宣布死亡与工作无关。虽然之后台湾政府颁布了《劳工安全卫生法》，同样使用三氯乙烯的美商桃园RCA电子厂依旧持续地把明知含三氯乙烯的废水打入地下水层，并抽出来喂给工人吃，直到一九九二年该厂为规避退休金关厂外移为止。数千位因此罹癌的前RCA工人现在还在打着遥遥无期的索赔官司，但李国鼎与RCA合作的人才训练计划成为后来台湾高科技电子业领袖的摇篮。
那一年，绿岛、岩湾和泰源等监狱的政治犯还有数千人。吴荣源等十九个不满保钓运动被镇压而串连讨论的各校大学生正在军法处看守所受审，被戴上个莫名其妙的「成大共产党」名号，其中两位已判了死刑。再过四年，老政治犯陈明忠因为资助之后成为乡土文学运动堡垒的《夏潮杂志》创刊而被捕，刑求一百多天。受乡土文学熏陶而密谋抗议跨国公司的戴华光、赖明烈、刘国基等十余位大学生于一九七七年被捕、刑求，判刑十余年。而一九六七年回台研究跨国企业影响而被捕、被刑求，但幸运被国际组织救援出狱的学者陈玉玺正在夏威夷大学撰写他的《台湾的依附型发展》。美丽岛事件还等着要发生呢。
这些逮捕、监禁、刑求，和《震撼主义》的论点一致，与台湾「经济起飞」的历史可说是一体两面。
但是至少当年逮捕刑求异议者的特务们还是「国家公务员」。美国在九一一事件的震撼威慑全国之后，布什政府四处投射的武力，包括军队和黑牢里的狱卒和刑求专家，越来越多是外包公司、佣兵，享治外法权，杀人免罪。这些「国家安全产业」的大股东们包括副总统钱尼、国防部长伦斯斐等人。伦斯斐，顺带一提，曾任第一个到台投资的外商电子厂美国通用器材公司董事长，台北县新店宝桥路的老厂区还有他的足迹。
克莱恩或许不算是一个法度严谨的社会科学家。她的手法不是论证，而是举证，一件又一件的事实摆出来。被她批评的人也许会不满地说：这些事情有什么关连？《震撼主义》呈现的观点，地理学家哈维（David Harvey）、社会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都对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提出过理路更清晰、历史向度更深远的分析与概念工具。但是她笔锋的力度是任何学术著作难以比拟的，作为一个不断在灾难最前线亲眼见证的记者，她的可信度也是不可取代的。
在「西雅图战争」开启这一波全球反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后的三个月，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克莱恩的《No Logo》出版了，她结合文化研究与实地调查的恢弘气势让此书成为当代社运的经典之一。《震撼主义》，或许也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分水岭。从今以后，傅利曼的信徒们再也不能把他们的信仰当成无庸解释的真理。
《唱反调》揪出操弄灾难经济的黑手
工商时报 C5/悦读馆 2009/06/13
(原题:市场原教派有一只残暴的手)
【冯建三】
■书名:震撼主义
■:娜欧蜜.克莱恩
■出版:时报
金融风暴,金融海啸,人人朗朗上口.但是,我们亲身目睹与经历的这些现象是一种自然而然,必定发生的风暴或海啸吗 显然不是,这是人祸,与其言必称风暴或海啸,不如采用郑村祺的建议,使之正名为金融「核爆」.
相同道理,《震撼主义:灾难经济的兴起》揭露的「经济新自由主义」30余年历史,也是名实不符.「新」与「自由」都是正面的,吸引人的字眼与概念,但《No Logo》娜欧蜜.克莱恩(Naomi Klein)信而有徵,让读者看到迥异景象.
●放火打劫的经济自由主义
首先,它完全不同於罗尔斯(John Rawls)强调公平正义之「政治自由主义」;其次,它是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曲解.斯密在《国富论》虽然戏谑提及市场有只「看不见的手」,但这句话至少有九或十种意思,不一定是最小政府论.根据后人详细考察斯密的著作,发现他赞成或鼓吹政府干预的情况至少有35种,赫然包括藉助管制以「取代市场来增进效率」,通过「租税来重分配所得」与「约束国际贸易」等.这些构成公权力介入与规范的理由,足以让今日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派(market fund amentalism),以为只有一种市场的人,大惊失色.
它对语意的误用也是对民主的背叛.如同风暴掩饰了人为的核爆,「自由」则掩饰了根源於残暴不仁的本质,根源於一些偏执所制造的血腥.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与傅利曼(Milton Friedman )是偏执的代表.1973年9月11日皮纳契(Pinochet, A.)在美国总统尼克森及其中央情报局的外应下,发动军事政变以飞机轰炸智利总统府,推翻民选的阿叶德(Allende, S.),随后再镇压与杀害成千上万的异端.对此,海耶克大言不惭地说,「我个人宁取自由主义的独裁,而不是民主政府却无自由主义色彩…军事政变后,在皮纳契年代的个人自由,远比前朝大得多了,我还真无法在智利找到任何一个人会不同意这个说法.」
2005年美国纽奥良淹大水后,高龄90多的傅利曼撰文:他从「悲剧」中看到「大刀阔斧改革教育体系的机会」.若说这类思维与习惯是「趁火」打劫,还不是完全那麼准确.
本书谈及许多案例(特别是伊拉克),更接近於「放火」打劫.经济新自由主义的信仰者磨刀霍霍,虎视眈眈而积极地等待灾难发生或设法催生灾难,以便与大权在握的政府大员及其代言的大资本,共同推进「自由市场」的扩大速度.
实情如此,以「灾难经济(依英文disaster capitalism,应该是灾难「资本主义」,出版社改为「经济」一词,拔除了的政治意图)」作为本书副题就很贴切.另外,克莱恩清楚表明,颠覆字义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并不是源於1979年的英国与1980年的美国.早从1960年代,它的偏执与宗教般的热情就在发酵,1973年在智利「初试啼声」,其后才是英美与拉美国家.至1 985年,通过美国的「广场协定」(Plaza Accord)所谓华盛顿共识,英美的经济新自由主义推向全球,次年关税暨贸易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开始,至1993年底暂告完成,象徵「新」的声势上扬,遍地开花.
●对资本市场的反抗
生活在枪口下的强制自由,很多人不免焦虑,愤怒,不解,无奈,气闷,庆幸与侥幸.然而,这些反应并不穷尽人的动能,生命不停地找寻出口.总有人相信历史还没有终结,人类还有另一种未来,生活方式,是以努力构思与行动,结社与串连,永不止息.
1994年,墨西哥原住民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日,起而反抗,「蒙面骑士」震惊世界.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军,其后进展无法平顺.1999年部长会议首次在美国本土举行,6万余社运者群集西雅图火爆抗争.其后,反自由贸易而追求公平贸易的力量日有所成,2 001年从巴西开始的「世界社会论坛」水涨船高,年年举办而延续反抗声浪.
世贸组织的部长会议在2008年无法达成协议而停摆,不见得较可喜的,以美国为首的双边协定蠢蠢欲动,但以区域为主的协作关系,从 1992年低於50项,至2008年超过200项.
其中,受害最早也最深的拉丁美洲1998年起由查维兹(Chavez)领军,大唱反调.隔年,他祭出「21世纪社会主义」大旗,优先推动区域合作而有「玻利维亚另类美洲组织」反击自由贸易,「要让每个国家提供自己最擅长生产的东西,换取自己最需要的东西,不受全球行情左右.」至今年3月,委内瑞拉之外,巴西,乌拉圭,玻利维亚,智利,尼加拉瓜,厄瓜多尔,阿根廷,巴拉圭与萨尔瓦多等9国都由左翼政权主政,加上古巴50年国际主义的示范,拉美的动向及得失成败,世人不得不瞩目.
克莱恩的笔胜於剑,文字生动,逻辑井然而论理有据.她饱览群书,又行万里路,走访拉美亚非至中东许多国家.的调查鼓舞新闻人,也让学院工景仰,见贤思齐,有为者亦若是的心思冉冉浮现.全书具有历史纵深,也带领读者亲临现场,我们需要的国际观,就在这里.书出之日,适巧是这次核爆的引燃点,也就是美国次级房贷败象已经清楚展现的2007年.中译本则刚好作为历史见证,「验收」的论述果然是未卜先知.
(摘自本书推荐序,为政大新闻系教授)
不一样的新闻角度震荡世界
◎文／张翠容（香港资深新闻工）
不少记者的书写，很容易变成流水帐，就如一个没有装上东西的布袋，缺乏分析和角度，便无法站起来。但，加拿大女记者兼作家娜欧蜜．克莱恩却不同，她不仅发掘了树木，也为我们展示树林，且形成一种近乎于有系统的学说，一说出来便令人恍然大悟。它解开了一种现象的密码，而这现象就是灾难资本主义，解开的则是让世界震荡的密码。
灾难与私有化的共生
新自由主义在上个世纪七、 八○年代兴起之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过程都是继天灾人祸而出现的现象，克莱恩质问，为什么灾难与私有化两者看似毫不相干，却同时发生？为什么新自由主义者乐于看见灾难，同时也积极制造危机？
她这一问，令她写成了一本非常不一样的书—《震撼主义：灾难经济的兴起》，当中有你和我身处的情境。
能成为一家之学说绝不容易，但克莱恩做到了，这真是记者的学习榜样。
克莱恩首先追溯历史，从四○年代欧美精神治疗师用电击震撼改造病人说起，这实验引起美国中情局的兴趣，后来更得到财团支持，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合作。当时就是由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兼放任经济鼓吹者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带领他的子弟，将电击震撼原理应用在国民经济上。第一个成为放任政策实验品的就是南美洲的智利，而他们采用的手段正是「震撼」，灾难正好带来震撼效果。
智利遂在中情局操弄下经历战争、政变和军人政权的白色恐怖，人民在震撼中处于极度恐慌，不知所措，无法抗拒当权者所进行的全面私有化。
傅利曼曾说：「只有危机会造成实质改变，无论是实际的危机或感觉上像危机。当危机发生时，人所采取的行动决定于周围可得的想法。」而他的放任经济主张便是藉天灾人祸出笼，成为人们眼前的理论思想，这深深影响了过去的全球政经发展。
上世纪八、 九○年代东欧经历了「变天」，自由市场经济借机「侵占」了东欧，从东欧到苏联，均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机构推销以傅利曼学说为改革基础的一系列私有化方案，甚至将这方案也推销到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的重灾地区。不过，最诡秘的，还是克莱恩提及到中国……悲剧，如何成为中国日后自由经济发展的震撼催化剂。
此外，踏入二十一世纪，由「九一一」恐怖袭击所带来的两场重大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之战，战后也同样向跨国企业大开方便之大门，两国经济全面私有化。接还有南亚海啸、纽奥良水灾等，灾难过后私有化项目乘势而起。
解构当代的自由市场
原来，当代自由市场的历史是在震撼中形成的。过去三十五年来最不名誉的反人权事件，不单是由非民主政权所制造出来的，所谓民主政权一样可以通过天灾或刻意恫吓公众，为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铺路。
可是，新自由主义换来了社会的不公义，例如高经济增长却低度发展、财富严重分配不均、贫富极度悬殊等。而克莱恩的结论就是：该主义其实无关乎自由与民主，而新自由主义者却巧妙利用灾难来推动他们的隐藏议呈，以获最大的政经利益，这正是克莱恩所要解构的「灾难资本主义」。
克莱恩是多份报章杂志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员，在她出版《震撼主义》之前，我已经常拜读她的文章，从她的独特观点和宏观分析中获得很大的裨益，甚至成为我解读世界的参考架构。
每当我出外采访，都会这样想：这次将在采访中引证她的见解，还是推翻她的看法？从中东地区到拉丁美洲，又从东欧到亚洲，新自由主义是造福当地人民，或是「趁你病、你命」（广东话：意思指趁你病倒之时，来夺取你性命）？
然而，在多个不同的地方，我目赌当地人民有一样的命运，他们在新自由主义神话面前忍受着极不公平的待遇。到底要自生自灭或是起来反抗？人类历史在震荡的摇晃中摸索前路。
作为资本主义变身的新自由主义，过去已遭到来自民间社会和学者的不少批判，只有少数既得利益者还竖起大姆指，国家与资本继续勾结。
在洪水滔滔的抨击声浪里，克莱恩却能探求出新的理论，令人刮目相看。
对于我们这些曾采访过灾难国家的记者，都深深明白到，跨国企业如何利用灾难重新获得操控当地的经济发展权，例如伊拉克的石油在战后重投跨国财团的怀抱。
又如阿富汗，当阿富汗面对干旱和贫穷时，可口可乐却在首都喀布尔重开，这对人民可说是百害而无一利，因为一瓶可口可乐需要消耗七瓶水，况且老百姓根本无力消费，但阿富汗总统仍自鸣得意地主持可口可乐的开幕剪彩活动，并表示阿富汗将由此迈向经济发展新页，在场记者无不摇头叹息，金权政治将在阿富汗扎根。
至于南亚海啸后的情形，克莱恩在香港一次座谈会中告诉我们，从印度尼西亚到斯里兰卡的海啸灾区，跨国资本如何发灾难财，怎样借机夺取当地土地与资源。当时，我想，这位加拿大记者从老远的加拿大跑去做了研究，为什么我们华人记者只懂一窝蜂报导海啸，写得多悲惨，但海啸完结后却全无跟进报导或深入研究，是否应该觉得惭愧呢？
意见记者的良知惊雷
我们或许不可以逃避天灾，但人祸则可制止，至少发出预警。当无辜的老百姓在天灾人祸里感到迷茫，在震撼中无所适从，克莱恩却以清澈的眼睛看到事件背后的真相，以丰富的人文学养作出宏观大论述，令我们在无声之处听隆然巨响的惊雷。难道我们仍可以袖手旁观，宁为任人宰割的沉默一群？
当我走在伊拉克满目疮痍的土地上，或是去探访坐在金矿上的南美穷国玻利维亚，再回头看香港和台湾在九七金融风暴后，大家仍然拥抱新自由主义神话而热炒不健康的经济，当中又有多少受害者的叹息被听见？所以，我不仅无法推倒克莱恩对灾难资本主义的论述，甚至惊讶于她的洞见。
世界烽烟四起，克莱恩的《震撼主义》带来震撼也遭到非议、攻击。有批评者指她是意见记者（opinion journalist），但只要一位记者的立场乃是建基于事实之上，这无碍于他／她的客观。反之，当一位记者在梳理复杂的新闻事件中，在思考一个个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难题过程里，能够按良知明确表示出他／她起码的赞成和反对，我的敬意则会油然而生。
克莱恩凭着无比勇气凿破灾难资本主义的面目，即使论点具争议，那就让我们来一场大辩论吧。
《震撼主义：灾难经济的兴起》可说是中文读者的及时雨，好让我们不至于在纷扰的世界里，迷失、堕后！
灾难资本主义──掀开新自由主义的反民主积累假面
◎文／ 徐进钰（台大地理系特聘教授、《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前主编）
一个好的新闻工在阐述社会现实时，往往可以比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政治经济学者更加清晰有力。娜欧蜜．克莱恩这本有关灾难、震撼、刑求与资本主义发展，或者她称之为「灾难资本主义」兴起的书，阅读起来确实比学院中有关新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共谋再多的论证都来得吸引人，来得更令人震撼。继《No Logo》（二○○○年出版）一书批判品牌背后的血泪以及诉诸政治运动反抗之后，克莱恩二○○七年出版的这本《震撼主义》更进一步揭露了当前资本主义亮丽发展背后的政商权力逻辑。
灾难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灾难？
什么是灾难资本主义？克莱恩指出，就是那种趁着灾难对公共领域进行精心策划的掠夺，以及看待灾难有如刺激的市场机会的模式，藉此在灾难之后进行包括私有化、解除管制以及缩减政府支出的财团计划。这包括二○○五年卡崔娜飓风侵袭纽奥良之后的整个重建更新计划、二○○四年南亚海啸之后的沿岸观光区开发计划、二○○三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的重建计划、一九……事件后的中国经济改革计划，以及一九八○年代中期之后东欧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所经历的「震撼疗法」（shock therapy）等，但最早的经验则是一九七○年代中期的智利左翼政权被军事政变推翻之后一连串自由化政策。在这些「天然的」（？）与人为的灾难之后，一切既有的反抗发展的力量被一扫而空，留下来的反而是如同纽奥良最富有的地产开发商坎尼查洛所说：「我想我们有了一片可以重新开始的空白石板。有了这片空白石板，我们会有庞大的商机。」这种清空重建的主角不再是以公共利益为考虑的政府计划，相反的，是由一群包括政府官员、利益财团以及更重要的来自大学研究机构的智库学者专家所组成的一种政商财团主义，进行以私人资本积累为核心的计划，或者用著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的话来讲，这是一种经常带着威权镇压式的原始资本积累形态，所进行的阶级复辟（restoration of class）。这样计划经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可以追溯到一九七○年代以米尔顿．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为核心的芝加哥学派。
通往威权震撼的自由市场之路
新自由主义基本上是对于从一九三○到六○年代在欧美国家主要奉行的凯因斯主义以及发展主义的反扑，而凯因斯主义（或者所谓福利国家模型）是一九二九年经济大萧条后产生危机的主要政策回应，而缔造了战后在欧美先进主义国家中的一九五○至六○年代黄金时期。这样的荣景到一九七○年代初期开始面临经济循环的危机，加上石油问题加深了危机的恶化，这使得包括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与美国的里根开始在政策上转向以减税、解除管制、私有化、缩减福利支出，以及鼓吹企业精神为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但这样图利特定私人资本的经济计划，遭遇来自内部工会以及依赖福利生活的弱势团体的抗争，而英美的保守政权也毫不留情地加以镇压与分化；对外，为了市场扩张，以自由民主为名发动许多侵略战争，形成哈维所称的新帝国主义。
乍看之下，灾难资本主义的说法与长期以来讨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所使用的熊彼得「创造性毁灭」说法一致，也就是辩证地看待灾难与重建的关系，但是克莱恩有更重要的企图，她要说明在这些灾难重建背后所运作的政治权力的逻辑，是一个由利益集团所创造、同时也是一个反民主的积累策略，而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循环的自然过程。她呼应了哈维阶级复辟的说法，看到了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并非如那些专家学者与智库所宣称是市场逻辑的必然，相反的，是藉由统治集团所进行的镇压、威吓乃至刑求等反民主、反人道手段所达成的历史性计划。从智利的左翼政权被推翻以致数万人不明失踪到伊拉克战争中百姓涂炭，都在在说明震撼威吓的威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与许多相信市场逻辑与民主生活必然正向相关的陈腔滥调恰恰相反，自由市场并没有同时带来自由的人。诚如克莱恩所说的：「把公共财富大规模转移到私人手中，通常伴随着国家债务激增，巨富与赤贫间的鸿沟不断扩大，还有以狂热的民族主义合理化无止境增加的安全支出。对身处这种由体制创造的巨大财富泡沫内的人而言，没有比这种架构社会的方式更有利可图了。但因为绝大多数人被排拒在泡沫之外，往往包括严密的监视、大规模监禁、限缩人民自由，以及不必然有、但很常见的酷刑。」
新自由主义化的台湾
台湾的新自由主义化大抵追溯到旧国民党政权在一九九○年代中期提出的「亚太营运中心」的计划，尽管发展型干预式国家的遗绪还保留，但无疑的，政商关系在这阶段有了戏剧性转变。基本上，从一九八○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的政经结构产生很大危机，包括政治上接班危机以及经济上投资减弱、大陆经济的磁吸等等挑战，也就给予政商集团一个新的资本积累的空间。与欧美经验不同的是，台湾并没有经历福利国家的发展模型，而是以党国资本为主发展模式，因此，这一波的新自由主义化得到包括地方派系以及反对党，乃至学院中的经济学者的支持。从此私有化、自由化、公私部门伙伴关系（例如ＢＯＴ），以及管制松绑等政策耳熟能详，也经常被视为政策主流，往往政府的介入就招致批评为扭曲市场，换言之市场是先验存在的，是最自然的（尽管从来没有真正纯然自由放任市场出现过），而任何的国家干预行动都将破坏这种市场的纯洁。而这样的计划在民进党执政后并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化，藉以建立新的政商关系。
但这种发展结果带来的是原本由国家提供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大量削减，包括运输、公共卫生、金融服务以及教育支出都面临私有化而大幅滑落，取而代之的是以图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而在私人利益考虑下，偏远地区的客运班次减少或取消、无利可图的公共卫生被私人医院的医疗获利所忽视、金融兼并集团化使得乡间金融服务水平下降造成金融排除的现象、而教育私有化迫使学费急速上升导致贫户家庭学子无力就学。这类政策执行下来具体的影响，就是原本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社会与空间相对上较为均衡发展的台湾，面临社会极化（polarization）、城乡之间的差距扩大、公卫体系瓦解造成传染疾病盛行，以及原本作为阶级流动主要机制的教育体系逐渐成为阶级巩固的工具。更不要谈所带来的贪腐政商关系。而这一切并没有随着第一次或第二次政党轮替而改变。因此，《震撼主义》的出版将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提供一面明镜，检验在当前台湾由次级房贷危机所掀起的全球金融海啸灾难中，任何纾困政策中的政商结盟。
批判的深化
当然，如前所说，虽然好的新闻工的报导会比社会研究者更生动地指出问题，加以揭露厘清；但社会研究工也可以弥补新闻工报导的深度。除了正统经济学家（例如著名诺贝尔奖得主史迪格利兹﹝Joseph Stiglitz﹞）对此以「阴谋论」嗤之以鼻，而非公允地与之对话外，在阅读《震撼主义》上，有两个问题可以深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首先，虽然新自由主义化经常是由政商利益共同体所发动，但却是在「自由选择」等口号下进行，而得到民众的支持。换言之，尽管新自由主义与威权震撼共谋，但在许多民主国家中，是藉由民粹的支持而掌权，因此，仅仅揭露背后的阶级复辟企图并不够，需要在更多面向上多一些深刻研究，包括解密消费文化霸权，以及揭露新自由主义如何建构这种积极迎合自由选择想象的主体（neoliberal subject）。例如，以这次的金融海啸而言，虽然主要原因来自全球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以及管制松绑所造成，但是透过类似次级房贷的制度，提供美国许多中下阶级购屋的机会，这样的政策是一种赋权（empowerment）的过程，很难简化成威权下的产物。也因此，在进行政策修复时，就应该要注意到不损及这些中下阶级的利益，这也是经济是否民主化的指标。
其次，尽管在书中最后提到反新自由主义运动在前述各个经历震撼灾难的地区陆续展开，无论是纽奥良的小区组织或者拉丁美洲的新一波左翼政权，都展开激烈的反抗，这些社会与政治运动，给我们带来一些希望的空间，也是扭转灾难资本主义的契机。然而，许多地区的新自由主义化并非使用震撼威吓方式发动，而经常是以参与的方式来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往往社会组织（例如非政府组织ＮＧＯ）会整编进入新自由主义化的计划中，形成社会参与的表象。但事实是，这些社会组织的建制化逐渐成为社会治理术的重要元素，越来越多政策交由ＮＧＯ 来代为制订，乃至执行，这在台湾社会越来越清楚。然而，这些ＮＧＯ 与政商利益集团之间的纠葛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经常造成ＮＧＯ 在执行国家政策时无法问责（accountability）的问题，这是在反省像台湾这样没有经历大型震撼灾难却进行新自由主义化的案例时，必须严肃面对的课题。
掷出手上的石头──从《No Logo》到《震撼主义》
◎文／张铁志（政治与文化评论者）
一九九九年，当娜欧密．克莱恩完成《No Logo》，在西雅图街上，正发生一场攫取世人眼光的激烈暴动。这是二十世纪末最终的一场大型人民暴动，却是反全球化运动的第一场大抗争。自此，全球化的力量和反全球化的斗争构成了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政治主轴。在纷飞的瓦砾烟硝中，新世纪的扉页向我们开启。
反全球化的代言人
《No Logo》被视为预示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成为一本超级畅销书 。说，当她一九九七年左右开始写书时，她以为她报导的是一个边缘性的抗议行动，没想到在书将完成的一九九九年，却目睹到一个波澜壮阔的反抗运动。而那还只是开始。
外表甜美的克莱恩逐渐成为左翼阵营的摇滚明星、青年偶像……不，她甚至是摇滚明星的偶像，如当前世上最重要乐队电台司令（Radiohead）就公开表示是她的粉丝。她比左翼大师杭士基（Noam Chomsky）更受欢迎，因为她更关注青年文化，且了解年轻人的语言。前年她出版《震撼主义》英文版，甚至找了曾拍摄《哈利波特》的知名导演艾方索．柯朗（Alfonso Cuarn）帮新书拍摄一部短片。（我也曾在纽约排过长队等着听她演讲。）
二○○一年，美国《时代》杂志宣称反全球化运动已经变成新世代的最重要议题，而这个议题的代言人就是克莱恩。二○○五年，由英国《展望》杂志（Prospect）和美国《外交政策》期刊（Foreign Policy）合办的全球百大公共知识分子排行中，不到四十岁的她是第十一名，女性最高名次者。
转向政治经济批判
不过，在《No Logo》中，克莱恩虽然鼓吹人们用文化干扰 （cultural jamming），以及针对劳工权益和人权的抗争，去对抗企业宰制，然而她却几乎没有提供企业支配力量背后的政治经济分析。
直到二○○七年出版第三本书《震撼主义：灾难经济的兴起》，她终于把焦点从针对企业，转变到背后更大的政治经济结构。
克莱恩最早开始发展这个概念，是二○○四年她去报导战后的巴格达，发现美国占领军引进大量私人资本进入伊拉克。然后她看见二○○五年南亚海啸后的斯里兰卡海岸，大量的海边高级旅馆取代原来渔民的小区；再来是卡崔娜风灾摧毁了美国南方美丽城市纽奥良，而自由市场的神圣经济学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建议要趁机用私立学校取代公立学校。
一开始，克莱恩以为这种巨大利益和巨大灾难的结合是一种新的市场扩张方式，后来才发现这个形式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甚至，这种利用危机和灾难的模式是傅利曼主义一开始就遵循的，一九七○年初期智利的皮诺契政府是其最早的典范。然后，过去三十年，新自由主义「已经完善了这种策略：他们等待重大危机，把国家私有化，而当公民仍然在余震的惊吓中，他们就把这些『改革』制度化。」这就是所谓的震撼主义（The Shock Doctrine）。
一部震撼主义历史
这本书最大胆的论证在于克莱恩认为这个震撼有三个彼此相关的层次：人民先是被战争、恐怖攻击、政变和自然灾害所震撼。然后人民又被震撼一次：企业和政客利用第一次震撼造成的恐惧和困惑来推动震撼经济治疗。然后抵抗的这些人会经历第三次震撼：这一次是由警察、军人和监狱的侦讯者执行。
基本教义式的极端资本主义，或者说傅利曼鼓吹的那种市场至上资本主义，因为一般人民无法得利，很难获得公众支持，所以需要凭借恐怖和酷刑来推动；需要一场危机，一种强力的「震撼」，公众才会愿意给予统治者更多权力，来推动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改革。例如……让中国可以在九○年代大力推动市场改革；智利皮诺契将军的恐怖统治让傅利曼的激进市场改革得以进行；波兰和苏联在共党垮台后的不稳定让新政府可以推动震撼治疗。除了政治和经济的危机，还包括自然危机：卡崔娜风灾后的纽奥良，私人学校取代了公立学校；海啸后的斯里兰卡，盖起了大量度假旅馆。还有战争：二○○三年美国攻打后的伊拉克，各种私人资本大量进入，彻底「占领」伊拉克。
简言之，「最基本教义的资本主义永远需要灾难来推动」。
这本书依然保有克莱恩最大的长处：精采的报导、资料收集与说故事能力，所以本书读来真的让人对那些残暴、贪婪与黑暗感到「震惊」。但要将众多历史事件化约为一个共同理论—震撼主义—则显得过于牵强。例如，她把不同灾难（天灾或者人为政治镇压）视为同类已经不太适当，而要进一步以经济利益或傅利曼式的放任自由主义思想，来解释这些灾难的发生，更让人怀疑这是最粗糙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用经济利益解释一切，政治，或者政治人物对权力的追求都消失了。例如，她强调一九八……不是为了挽救政权，而是为了实践新自由主义。美国之所以要介入柯索沃不是为了阻止种族屠杀，而是为了资本主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国家一九九九年攻击贝尔格勒（Belgrade），为这个旧称南斯拉夫的国家创造了快速私有化的条件—一个战争前就已设定的目标。」而俄罗斯的车臣战争不是要镇压分离主义，而是要保护叶尔辛的经济政策。而美国攻打伊拉克，纯粹是为了经济原因吗？基督教右派对布什政府的影响呢？或者新保守主义呢？克莱恩确实提到新保守主义， 但她对这个主义有若干误解，例如新保守主义并非是从九○年代才出现，也不是以傅利曼的自由经济理念为核心，更不要说，傅利曼从一开始就是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并非同义词。
同时，当统治者为了强制实行市场制度而实行威权统治时，我们难以知道这是因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或是他们被财团利益绑架，或者如美国的例子，是政治菁英本身就掌握巨大商业利益（这是克莱恩清楚点出的）。企业的贪婪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两者固然相关，但在分析上必须区分。
永远的青年安那其
本书最大的创意，也是最大的问题是，她把三种震撼合并为一：对人体的电击等震撼、经济的震撼治疗和政治上的震撼（镇压、恐怖统治或战争）。正如政治理论名家荷姆斯（Stephen Homles）在《伦敦书评》杂志上所说，认为这三者有同样逻辑，并不太具有说服力。
另方面，如果这本书的目的仅是在于「挑战这个官方故事的核心和最细心呵护的声言—解除管制的资本主义胜利是从自由中诞生，放任的自由市场能与民主政治携手而行」，那么这是完全正确的。博兰尼（Karl Polanyi）考察十九世纪的市场发展就说过，资本主义的创造必须建立在组织性的暴力上，因为一般人不会接受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破坏。过去二十年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性扩张，的确有很多是建立在独裁政权统治上。资本主义并非民主的好友。正如克莱恩对中国的生动比喻：「民主和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并未携手前进，他们站在……四周路障的不同侧。」
不过，虽然她的理论过于简化，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迪格利兹（Joseph Stiglitz）指出，傅利曼和其它经济学者也都对现实世界过分简化，对预设完全信息、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型深信不疑，而「由这些模型制定的政策比克莱恩的理论问题更大」。
从《No Logo》揭露企业的伪善与丑恶，到《震撼主义》穿透国家、资本与意识形态的邪恶同盟，克莱恩始终宛如是十年前在西雅图街头对着星巴克丢掷石头的青年安那其—她虽然不在现场，但犀利文字和石头一样，或更有破坏力。现在，她把这个石头掷向国家机器与政商利益共同体。
在《No Logo》，她所看到的美好未来是一群松散连结的行动者对抗大企业，是世界社会论坛对抗世界经济论坛；在《震撼主义》中，她则把焦点放在国家之内的人民力量，及具体的政经制度，例如过去十年拉丁美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如何对抗新自由主义，或者中国底层群众日益激烈的维权反抗。
克莱恩仍然在手中紧握着石头，而在路障这边的我们准备好了和她一起拿起石头，来争取「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这个梦吗？
全球化运动就是这么吓大的
◎文／ 胡晴舫（ 全球化写作的华文作家 ）
娜欧蜜．克莱恩是反全球化的全球化明星。
反全球化知名品牌
如此定位她，是为了指出全球化运动与反全球化运动其实是一对背靠背成长的孪生子。一九九九年冬季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开会，大批反全球化运动群众聚集抗议，发生严重警民冲突，却非正式开启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序幕。之后，全球化运动即被浓缩为几个国际机构的代号，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经济论坛、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由G 8八国峰会扩充而成的G 20二十国峰会。每当这些代表了全球化符号的机构聚集开会，就会看见反全球化的民众从全球各地飞来，以另一种全球化运作的组织方式，对抗主流全球化运动。
来年一月，与西雅图反全球化示威的同一个冬季，住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克莱恩出版《No Logo》，这本书很快地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基本教科书之一。透过全球化有效率的商业营销结构，她的著作被翻译成二十七国语文，摆在各国机场以及世界各大连锁书店明显位置贩卖，这位反对品牌市场学并因此尽心写了一整本书去揭发该系统之邪恶的，倾刻，成了一个反全球化的世界知名品牌。日后，写了《新世界蓝图》一书以论述全球化经济重要性的金融时报首席经济学家马丁．沃夫评论，「娜欧蜜．克莱恩是名人」，虽然语气很酸，却一语精准道出克莱恩在反全球化运动里几近教母地位的超人气。
然而，多年来，反全球化论述如同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的左派理论，面对全球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与显而易见的经济利益与个体自由，虽然力陈自由经济体制诸多缺失，自身却无法举出一套崭新的经济理论，将之完全取代，使得反全球化论述始终只能跟着全球化论述的步伐走，零零碎碎地在后追打。这解释了为何克莱恩的《震撼主义》一出版，随即获得全世界反全球化运动者的热烈欢迎。
在《震撼主义》这本书里，克莱恩想要做的已经不仅是解构资本主义的体制，藉此指陈全球化运动的弊端，而是完全站到自由经济的对立面，重新阐述过去五十年的世界经济史。
五十年世界经济史
对克莱恩来说，自由经济在二十世纪末期得到蓬勃发展，进而完熟为今日我们所认识的全球化运动，并不是因为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冷战时期共产实验失败，大多数社会决定全面拥抱市场自由；而是因为她称之为「灾难资本主义」这种专以剥削人类灾难的独门推销术。
以五○年代恶名昭彰的电休克疗法开场，克莱恩指出，当一个社会发生政变、天灾或战争，产生文明演进的断裂，人们过度惊吓，茫然失措，宛如病患心智遭受强烈电击，感官失灵，出现生命暂停状态，此时，自由经济却另类看待灾难有如天赐良机，因为灾难摧毁了既有体制与老旧建设，留给他们一张代表全新市场的白纸，任其恣意涂抹，「就像毛泽东告诉中国人民的，『可以写下最新和最美的字句』。」如同七○年代的智利、种族籓离撤除之后的南非、共产体制解体之后的俄国与东欧、金融风暴之后的亚洲，乃至发生自然天灾的地区，卡崔娜飓风之后的美国纽奥良、南亚海啸之后的斯里兰卡，人民以往信奉的价值体系受到人为或天然的破坏，社会退回孩童化，野心勃勃的政客与他们请来的自由经济学家于是见猎心喜，视废墟为刺激的市场空窗，正好让他们长驱直入，「利用集体创伤的机会，进行激进的社会与经济改革」，实现「三位一体的政策目标──铲除公共领域，完全解放企业和削减社会支出」。而过于惊恐的人们因为无助，因为害怕，将无力反抗这些自由经济的极端改革，只能眼睁睁看着生米煮成熟饭。
「只有在这种可怕的时刻，当我们心理上无所依靠时，这些敢于大冒险的艺术家，便开始他们重造世界的工作。」「他们」，那些自称经济医生、帮助政客对本国经济进行「震撼治疗」的人，对克莱恩来说有张明确的脸孔，那就是二○○六年以九十四岁高龄过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傅利曼与以他为首是瞻的美国芝加哥经济学派。在一些国家转型或受苦之际，这些「芝加哥男孩们」往往适时出现，挟带美国政府与西方资本社会的金援，拿自由经济作解药，并保证一时阵痛将会换来长期的繁荣。
听取一个警世声音
在她眼中，这些解药不但苦口，不是良药，根本就是毒药，因为那是美国政府与芝加哥学派的自由经济阵营涂写世界版图的恶劣手段。克莱恩在此提出她对「芝加哥男孩们」最凌厉的攻击，她指控傅利曼这位老派自由经济学者梦想着一种纯粹的基本教义派资本主义 ，「这种意识形态渴望不可能的空白石板，只能靠某种大动乱来达成，因此是危险的意识形态。」
克莱恩认为，因为自由经济喜欢靠震撼治疗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为了取得这种社会空白，以顺利推动经济改革，政府甚至不惜发兵开战，英国撒切尔夫人当首相时发动福克兰群岛战争，小布什总统侵略伊拉克，对她来说都是为了自由经济需要一块白板重新开始。若出现反对声音，政府就采取残酷镇压，克莱恩举例，……，智利总统皮诺契大规模捕杀国内左派分子，都是为了不择手段推动自由经济，因为傅利曼的经济模式在民主政治下实施不全，「极权政治」才是「它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必要条件」。
可以想见自由经济分子对她这番几近全球阴谋论的历史观感到愤怒，斥之荒谬可笑，学院派对她简化经济原理而感到不安，替她捏把冷汗；反全球化分子与左派当然欢欣鼓舞，直称她指出了全球历史的底层真相。然而，依我个人阅读克莱恩的经验，从来不是为了期待她丢出一个大论述，而是听取一个警世的声音。我以为自十七世纪开始正式成形的全球化经济早已难以逆转，就连克莱恩本人其实都是栖身其中的受益分子，可以说没有全球化经济，就没有娜欧蜜．克莱恩这个人。但，面对一个以轰雷之姿隆隆运转的庞大机制，就算螳臂挡车，世人仍应时时反思，尽力修正，使之尽量完美，至少让此刻落在全球化漩涡之外的那群人将来也能纳入经济圈子内。
自由经济巨轮推动了整个时代的进步，也同时碾过了不少无辜牺牲者。在《震撼主义》，记者出身的克莱恩走访各地，第一手纪录了那些生活在自由经济巨轮阴影之下的众生图像，例如海啸之后的斯里兰卡渔民无法回到原先居住的海滩，只因政府以重整经济之名，锁定发展高级观光业，决定把最美沙滩外包给大型企业建造奢华旅馆，而忽略了真正需要照顾的弱者。这些提醒，是真实的，也是必要的。又如，她写到国家进行民营化，若缺乏了民主的监管，将使整个经济改革过程失焦，造成政商财团主义（corporatism）现象，独厚特殊阶级，公共财富未经监督大规模转移到私人手中，不断扩大巨富与赤贫间的鸿沟，苏联解体后的俄国、现阶段的中国都处处可见她所描述的社会征兆。
就像夏日享受冷气机的人工清凉，不能忘记地球暖化正在瓦解我们所认知的物质环境，在追逐无边界的移动自由之余，也需要担负身为人类一分子的社群责任。生活在全球化年代里，进行这些社会思考，已经成为当代人不可缺少的公民要件。无须等到人类整体文明的下一个惊吓时刻。
中国时报 10/开卷有书香 2009/06/21
《开卷严选》贫富差距愈来愈大，是谁惹的祸？
◎文／王怡修（世新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诚如《公司的历史》一书所言，整个20世纪的商业史，即为政府与企业的权力争夺史。
30年来，先进国家为促进经济效率、开发中国家则受迫于华盛顿共识，矿产、能源、交通等纷纷移转到私人企业手中，各国的租税竞争更助长了跨国公司的发展，许多企业的年度营收胜过世界上半数国家的GDP。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之间与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都愈来愈大，企业CEO的年收入膨胀到一般员工的400倍，这种赢家通吃的发展结果，自然挤压了社会底层的生存空间。
如此不利于弱势者的游戏规则是怎么产生的？娜欧蜜‧克莱恩斩钉截铁说：这都是「芝加哥学派意识形态」惹的祸！
延续着《No Logo》对现代商业体系及消费文化的深刻批判，以及《破窗》的反全球化宣示，克莱恩再度以《震撼主义》一书，控诉过去30年来蔚为风潮的新自由主义。藉由第一手观察数据，克莱恩以辛辣的描述指控企业的为富不仁及政府的不负责任，再次成就了一本大部头的畅销著作。
全书从智利的经济改革谈起，铺陈的架构很庞大。1973年军事独裁者皮诺契特推翻阿叶德的社会主义体制，在智利采取恐怖统治，同时邀请美国经济学者傅利曼为智利规划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
身为芝加哥学派的领导人，傅利曼很高兴天上掉下来一个实践其所奉行之自由市场理念的机会，欣然前往，也因此导致他在1976年诺贝尔颁奖典礼的会场外惨遭数千民众示威抗议。
以事后的眼光来看，傅利曼实在是缺乏政治敏感度。其实九成九的经济学家都是闭门搞真空式的研究，对于政治现实一向漠视，故傅利曼为军事独裁者服务的事实，并无损他在经济学界的地位，但左派人士可不同意。
克莱恩即认为，自由市场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剥夺了社会多数人的购买力，进而引发民怨。而为了使傅利曼的自由市场政策能顺利推行，皮诺契特的高压统治实属必然。多年之后，中国……，目的也是为了确保经济改革得以继续。在的推论下，市场自由化与极权统治划上了等号，是反民主的作为。
克莱恩以傅利曼为箭靶展开攻势，批判在芝加哥学派意识型态的先导下，凡自由化的阻碍都须去之而后快，手段粗糙者如皮诺契特或中国政府，细致者则利用政商勾结、专利权、华盛顿共识、反恐心理等手段，来剥夺社会底层的经济自由，甚至劫掠开发中国家的资产，形成新一波的经济殖民主义。
不愧是阅读气氛的营造高手，在书中抛出一个又一个带有浓厚控诉意味的名词：灾难资本主义、巫毒政治、马基维利经济学、震撼疗法…，而串连这些名词的，则是一个又一个令人沉痛的事实。
不过，的论述显然落入了黑白二分法的迷思：弱势者是好人，新自由主义者是坏人；左派政策是民主，市场自由化则是反民主。不同于堤未果在《贫困大国美国》一书中对布什政府整体体制的批判，克莱恩在书中可是一一指名道姓，将「坏人」纠出来。书中一些推论虽然有待商榷，但资料搜集之详全则令人佩服。
所谓的震撼疗法（shock therapy），是藉用医学上的「电击」一词。电击用于手术台上是治疗，但用于刑椅上则是惩罚。震撼式的经济改革到底是治疗还是惩罚？由「shock」的双面解释开始，带出其后所有的故事，十足展现她的细腻文思，也预告了全书的精彩绝伦。
▼ 国际书评赞誉
慷慨激昂，数据丰富，争议性十足，而且像地狱一般惊骇。
──勒卡雷（John Le Carre），小说家
克莱恩是化身作家的控诉天使。这本拯救苍生的书以生动活跃的思想为包装，激动人心却又带来冷静。它揭露了中情局的审问犯人技巧，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为了在世界各地推行灾难资本主义而使用的勒索技术如出一辙；两者都藉震撼制造出自我意识的迷失。因此，冷静是一种反抗的形式。这是一本全世界都该读的书。
──博格（John Berger），《Ｇ》与《观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布克奖得主
这本巨着是慎重而充满义愤的战斗号召。克莱恩是国王面前的安蒂冈妮（Antigone），她为我们不得不接受凶手当我们的经济决策者而感到无奈时，提出了解药。她敢于相信正义，并以令人折服的勇气，为一种不但崇拜市场、而且靠杀生获得喂养的意识形态编写历史。克莱恩是开路先锋，她刺激我们不致于加入自杀俱乐部，而让食人的政商财团主义得逞。一本光荣胜利的书。
──约翰库萨克（John Cusack），演员／制片家
这本文笔优美、可读性极高的书，将改变它以冷静的语调所记录的令人憎恶的历史。
──凯瑞（Peter Carey），《奥斯卡与露辛达》（Oscar and Lucinda and Theft: A Love Story），布克奖得主
一本揭露真相的书！以无比的勇气和清晰的记叙，克莱恩写下这一代最重要、也非读不可的书。她在书中揭发说谎者、杀人凶手和窃贼，剥去芝加哥学派经济政策的虚伪，和它与世界各地的混乱与血腥的关联。《震撼主义》如此重要和发人深省，它很可能成为一波经济与社会正义运动的新触媒、分水岭和临界点。
──提姆罗宾斯（Tim Robbins），演员／制片家
简单地说，《震撼主义》是一本无与伦比的书，像史诗一样引人入胜，每个人都应该听听书中传达的讯息。克莱恩以一位杰出新闻记者的坚持不懈，和学者的精益求精，透过本书体现了深入了解政治的新典范。她的书真诚、热情，而且非读不可。透过本书滔滔雄辩的笔触、深刻的分析，和令人赞叹的开阔眼界，我们见识了妄想一片空白石板，却一再留下一片焦土的骄傲与狂热。《震撼主义》是一本必读的书；只有克莱恩写得出来。
—─夏狄德（Anthony Shadid），普立兹奖得主，《华盛顿邮报》伊拉克特派员
《震撼主义》是掌权者急于想关在历史囚牢的真相委员会。这是一本界定我们时代的秘本历史书，它的是一位不与多数强权站在一起，而为穷人、遭到酷刑者，以及不计成败为正义奋斗者代言的新闻记者。
──史卡希尔（Jeremy Scahill），《黑水内幕》（Blackwater：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克莱恩揭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定会造成轰动。她剥去「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伪装，暴露出为少数富人发动私有化战争、制造灾难和攫取公共资产的阴谋……她的书正是我们长期以来欠缺的，剖析我们在社会科学和「自由」的幌子下，被抛回了封建时代。
──强森（Chalmers Johnson），《大反扑》（Blowback）
她的论点证据充足、合乎逻辑、令人振奋，而且极有说服力。
──斯迈利（Jane Smiley），《千亩园》（A Thousand Acres）与《山中十日》（Ten Days in the Hills）
克莱恩是史东（I.F. Stone）和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最佳传承者，一位揭发丑闻者，会在别人视为寻常处深入挖掘。我喜爱她的书──而且我以一个二十世纪的男人，向一位二十一世纪的女性致敬。
──特克尔（Studs Terkel），历史学家，《劳动》（Working）
▼ 书摘 1
引言 空白即是美：三十年的抹除和重造世界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圣经．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一节（中文和合本）
震撼与威慑（Shock and Awe）就是要制造让一般大众、社会中的特定部门，或领导阶层所无法理解的恐惧、危险和破坏。以龙卷风、飓风、地震、洪水、失控的大火、饥馑和疾病等形式所展现的自然，就能产生震撼与威慑。──《震撼与威慑：达成快速掌握》（Shock and Awe: Achieving Rapid Dominance），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的军事理论
二○○五年九月，我在路易西安那州巴顿鲁治（Baton Rouge）的红十字收容所认识裴利（Jamar Perry）。面带笑容的年轻山达基教徒正在分配晚餐，他也排在队伍当中。我刚被逮到未在媒体人员陪同下跟被收容者谈话，正在设法混入人群，虽然我是这一大群非裔美国南方人中唯一的加拿大白人。我躲到领食物的队伍里，排在裴利后面，好像我们是老朋友那样要求他跟我谈话，而他也和气地照办。
他在纽奥良出生和长大，已离开那个被水淹没的城市一周。他看起来大约十七岁，但他告诉我是二十三岁。他跟家人苦苦等候来载他们撤离的巴士，但巴士始终未出现，他们被迫在炙热的太阳下步行。最后他们来到这里，一个宽广的集会中心，通常用来举办医疗用品展，或表演「首府大屠杀：终极铁笼格斗」，但现在这里挤满了二千顶帆布床，和一大堆愤怒而疲惫的人，由刚从伊拉克返国、暴躁不安的国民警卫队士兵负责看管。
当天收容所盛传的消息是，出身该市的知名共和党国会议员贝克告诉一群游说者：「我们终于清光了纽奥良的国民住宅。我们无法办到的事，上帝办到了。」纽奥良最富有的地产开发商坎尼查洛（Joseph Canizaro）不久前才说出类似的感觉：「我想我们有了一片可以重新开始的空白石板。有了这片空白石板，我们会有庞大的商机。」一周来，巴顿鲁治的路易西安那州议会里游说者熙来攘往，都在协助促成这些大商机：降低税率、放宽管制、更低廉的劳工，和一个「较小、较安全的城市」──实际上就是铲平国宅的计划，以高楼公寓取代它们。听到这些「重新开始」和「空白石板」的说法，会让你马上忘掉就在公路那头几英里外，还有一大片废墟、外溢的化学品，以及人的排泄物混杂的毒水。
在收容所里的裴利完全听不进去。「我真的不认为这是把城里清干净。我看到的是城里有许多人死了，而且死得很冤枉。」
他说得很小声，但我们前面队伍里的一位老人听到，回过头来说：「巴顿鲁治这些人有什么毛病？这不是什么商机，而是该死的悲剧。他们瞎了吗？」
一名带着两个孩子的妈插嘴说：「不对，他们没有瞎，他们是邪恶。他们认为这样正好。」
从纽奥良淹大水看到机会的人，有一位叫米尔顿．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就是那位倡议放任式资本主义、为近代高度流动的全球经济奠立理论基础的祖师级经济学家。九十三岁高龄、健康日渐衰弱的「米叔叔」（Uncle Miltie，他的追随者这么称呼他），在海堤破裂三个月后却有力气为《华尔街日报》写一篇专栏。「大多数纽奥良的学校已成废墟，」傅利曼写道：「学童的家也一样。这些孩子现在分散到全国各地。这是一场悲剧，但同时也是大刀阔斧改革教育体系的机会。」
傅利曼大刀阔斧的想法是，与其把数十亿美元重建基金的其中一部分，用在重建和改善纽奥良既有的公立学校体系，政府应该提供消费券给家庭，用来向民间机构购买所需东西，这些民间机构有许多是以营利为目的，而且可获得政府的补贴。傅利曼强调，这些根本的变革将不是权宜措施，而是「永久性的改革」。
一群右派智库人士抓住傅利曼的提议，在飓风后降临这个城市。布什政府支持他们所提的计划，准备以数千万美元把纽奥良的学校转变成「委办学校」（charter schools），由民间人士根据自订的规则来经营这些政府资助的机构。委办学校在美国引发两极的意见，在纽奥良更是群情激愤，许多非洲裔美国人家长认为这会倒转民权运动的成果，将危及所有学童接受同等水平教育的权利。不过，对傅利曼来说，整个国营学校体系的概念散发着社会主义的恶臭。根据他的观点，国家唯一的功能是「保护我们的自由，免于国门外的敌人及我们同胞的侵害：维护法律和秩序，执行私人合约，促进竞争市场」。换句话说，就是供应警察和士兵──其它的一切作为，包括提供免费教育，都是对市场的不公平干预。
与海堤修护和电力网恢复供电的迟缓速度成鲜明对比，纽奥良学校体系的交易进行得有如军事行动般快速和精确。在十九个月内，当纽奥良大部分的贫困居民仍流浪在外时，这个城市的公立学校体系几乎已全被私人经营的委办学校取代。在卡崔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前，教育局管理一百二十三所公立学校，现在只剩四所。在飓风前，纽奥良有七所委办学校，现在则有三十一所。纽奥良的教育过去由一个强而有力的工会代言，现在工会的合约已被毁弃，四千七百名教师会员全遭解雇。部分年轻教师被委办学校以较低的薪资重新雇用；大部分人则没有这么幸运。
据《纽约时报》报导，纽奥良现在是「美国推广委办学校绩效卓著的实验场」，而傅利曼学派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则热烈赞扬「卡崔娜在一天内成就了……路易西安那州学校改革者多年来无法办到的事」。在此同时，公立学校的教师只能眼睁睁看着救援大水灾民的经费被用来废除公立学校体系，并以私人学校取代，他们形容傅利曼的计划为「教育版的强夺土地」。
这种趁着灾难对公共领域进行精心策画的掠夺，以及看待灾难有如刺激的市场机会，我称之为「灾难资本主义」（disaster capitalism）。
傅利曼的纽奥良专栏成为他最后一篇公共政策建言；他在不到一年后的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去逝，享寿九十四岁。一个中型美国城市的学校体系私有化，似乎不像是一位被誉为半世纪来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应该热衷的事，尤其是他的信徒包括了数字美国总统、英国首相、俄罗斯独裁者、波兰财政部长、第三世界独裁者、中国共产党书记、国际货币基金（IMF）总经理，以及三位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Fed）主席。但他决定利用纽奥良的危机，倡导基本教义版的资本主义，也许是这位精力充沛、身高五英尺二英寸的教授对世人恰如其分的告别，毕竟他曾在声名最盛时，形容自己是「一个在礼拜日讲道的老派传道者」。
过去三十多年来，傅利曼和他有权有势的追随者不断精益求精的，正是这个策略：等待一个大危机，然后趁着受到震惊的人民仍茫无头绪时，把国家资产一块块变卖给个人，并且迅速让「改革」永久化。
傅利曼在他一篇最具影响力的文章中，明白阐述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策略，也就是我恍然大悟后所称的震撼主义（shock doctrine）。他发现「只有危机会造成实质改变，无论是实际的危机或感觉上像危机。当危机发生时，人所采取的行动决定于周围可得的想法。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职责：发展出既有政策的替代方案，让它们保持活跃而且可得，直到政治上的不可能变成政治上的不可避免」。有些人囤积罐头食物和水，以防备发生重大灾难；傅利曼则囤积自由市场的想法。一旦发生危机，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相信就必须迅速行动，在受到危机破坏的社会重新陷入「现况的专制」前，强加快速且无法扭转的改变。他估计，「一个新统治当局约有六到九个月时间可以达成重大改变；如果在这段期间不抓住机会采取果断行动，机会将一去不复返。」这是马基维利忠告应「立即」施加「伤害」的变异版，也是傅利曼留给世人的终极策略之一。
傅利曼第一次学到如何利用大规模的震撼或危机是在七○年代中期，当时他担任智利独裁者皮诺契（Augusto Pinochet）将军的顾问。在皮诺契的暴力政变后，不仅智利人陷于震撼状态，整个国家也遭到严重恶性通货膨胀的创伤。傅利曼建议皮诺契采取一连串迅速的经济变革──降税、自由贸易、私有化、削减社会支出和解除管制。后来智利人甚至发现，他们的公立学校被公费补助（voucher- funded）的私校所取代。这是史上最极端的资本主义改造计划，日后更以「芝加哥学派」革命著称，因为皮诺契的经济学家中，有许多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时拜在傅利曼门下。傅利曼预测：迅速、突然和大规模的经济改变，将激起能「促进调整」的群众心理反应。他为这个痛苦的技术创造一个名词：经济「震撼治疗」（shock treatment）。此后数十年，每当政府采取大规模自由市场计划，这种骤然实施的震撼治疗或震撼疗法（shock therapy），就一直是首选的方法。
皮契诺也以他自己的震撼治疗来促进调整；这些治疗在许多酷刑室中进行，施加在被认为最可能阻挡资本主义转型的人痛苦挣扎的身体上。许多拉丁美洲人认为，造成数百万人生活贫困的经济震撼，和对数十万名信仰不同社会的人滥施酷刑间，有直接的关联。例如，乌拉圭作家贾利安诺（Eduardo Galeano）问：「如果不靠电击的震撼，这种不平等怎么可能维持？」
这三种不同形式的震撼降临智利整整三十年后，整套模式又在伊拉克复兴，而且暴力程度远为惨烈。最先是战争，根据「震撼与威慑军事理论」群的说法，目的在于「控制敌人的意志、知觉与思想，并实际上造成敌人无力行动或反应」。接着是激进的经济震撼治疗，在国家仍然烽火连天时，由美国行政长官布雷默（Paul Bremer）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完全开放自由贸易、实施十五％的单一税，并大幅缩小政府编制。伊拉克临时贸易部长亚拉威（Ali Abdul Amir Allawi）当时说，他的同胞「已厌倦于被当成实验对象。我们的体制已受到太多震撼，所以我们的经济不需要这种震撼疗法」。当伊拉克人反对时，他们被逮捕送进监牢，他们的身体和心智在那里承受更多震撼，而且这种震撼绝非譬喻。
▼ 书摘 2
我从四年前开始研究自由市场如何依赖震撼的力量，当时是占领伊拉克的初期。我从巴格达报导，震撼与威慑之后美国尝试施行震撼疗法遭到挫败。然后我前往斯里兰卡，时值二○○四年大海啸后数个月，也目睹不同情况下的相同操纵：外国投资人与国际放款机构连手利用惊慌的气氛，把整个美丽的海岸交给创业家，迅速兴建大型休闲旅游中心，阻挡数十万名渔民在海边重建他们的村庄。「在命运残酷的作弄下，大自然给了斯里兰卡独特的机会，从这场大悲剧中将诞生一个世界级的旅游地点。」斯里兰卡政府宣布说。等到卡崔娜飓风袭击纽奥良，共和党政治人物、智库及土地开发商开始讨论「空白石板」和令人振奋的机会时，世人已经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个达成企业目标的惯用策略：利用集体创伤的机会，进行激进的社会与经济改革。
大多数逃过大劫难的人想要的不是一片空白石板：他们要的是挽救任何能救回的东西，修复被毁损的东西；他们想重新巩固与家园的关联。「当我重建这个城市时，我感觉像在修复自己。」纽奥良受创最重的南九区居民卡珊卓，在清除飓风过后的瓦砾时说。但灾难资本主义者对修复旧观不感兴趣。在伊拉克、斯里兰卡和纽奥良，这个过程被刻意称为「重建」（reconstruction），第一步是完成灾难未完的工作，即扫除公共领域与旧小区残留的一切东西，然后迅速以一种商业式的新耶路撒冷圣城（New Jerusalem）取而代之──一切都赶在战争或自然灾害的牺牲者能重新集结、并要回原本属于他们的东西前完成。
贝托斯（Mike Battles）说得好：「对我们来说，恐惧和混乱提供了大好机会。」这位三十四岁的前中央情报局（CIA）情报员说的是，入侵伊拉克后的混乱帮助他原本没有名气且毫无经验的私人安全公司贝托斯（Custer Battles），从联邦政府弄到约一亿美元的合约。他的话也可以用作当代资本主义的口号──恐惧和混乱是每一次新跃进的触媒。
当我对大获利与大灾难间的关联展开研究时，我以为看到的是，世界各地「解放」市场的动力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我曾参与一九九九年首度在西雅图登上世界舞台的反企业势力扩张运动，早就习于类似的亲商政策透过胁迫式的世界贸易组织（WTO）高峰会，或以ＩＭＦ贷款附带条件强加实施。这类作法有三个如同注册商标的要求：私有化、政府放宽管制，和大幅削减社会支出。这三项要求通常极不受社会大众欢迎，但这些协议在签订的时候，至少有经过各国政府之间的协商同意，也有所谓专家的共识。但现在这些意识形态计划，却透过最恶劣的手段强行实施：在入侵后的外国军事占领下，或紧接在一场大天然灾难后。九一一恐怖攻击似乎提供了华盛顿特权，不必征询其它国家是否喜欢美国式的「自由贸易与民主」，就可以藉震撼与威慑的武力强加在他国。
不过，当我愈深入发掘这种市场模式席卷全球的历史，就愈发现利用危机与灾难从一开始就是傅利曼运动的操作手法──这种资本主义的基本教义派形式向来就需要灾难来达成。这在规模愈来愈大和愈严重的灾难中明显可见，但在伊拉克和纽奥良发生的情况并非九一一之后的新发明。相反的，这些利用危机的大胆实验，是过去三十年严格遵从震撼主义的极致表现。
透过这套主义的透镜观看，过去三十五年看起来大不相同。一些最恶名昭彰的侵犯人权事件，和过去被视为反民主政权施行的虐待行为，实际上却是深思熟虑的作法，目的在于威吓大众，或为采用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预作准备。在七○年代的阿根廷军事政权下，有三万名以左派活动分子为主的人「失踪」，这与该国实施芝加哥学派政策密不可分，就好像恐怖和智利类似的经济改革息息相关。在……的震撼，以及随后数万人遭逮捕，让共产党能够放手把许多地方改造成大出口区，并填满害怕得不敢主张自己权利的工人。在一九九三年的俄罗斯，叶尔钦（Boris Yeltsin）决定派遣坦克对国会大厦开火，囚禁反对党领袖，以铲除贱价拍卖国产给民间的障碍，扶植了俄罗斯恶名昭彰的经济寡头（oligarch）。
一九八二年的福克兰群岛战争（Falklands War），让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达成类似目的：战争带来的混乱和民族主义激情，让她得以用强大的武力镇压煤矿工人的罢工，并掀起西方民主国家第一波民营化热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国家一九九九年攻击贝尔格勒（Belgrade），为这个旧称南斯拉夫的国家创造了快速私有化的条件──一个战争前就已设定的目标。经济绝非这些战争唯一的动机，但在每一场战争中，重大的集体震撼都被利用来为经济震撼疗法铺路。
这些被用来达成「软化」作用的创伤手段，不一定都极为暴力。在八○年代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债务危机迫使国家面对一位前ＩＭＦ官员说的「不私有化就死亡」。恶性通货膨胀和深陷债务泥淖，使这些国家无法拒绝外国贷款附带的要求，政府被迫接受保证会解救他们免于更大灾难的「震撼治疗」。在亚洲，一九九七至九八年的金融危机（严重程度几近大萧条）让亚洲小龙为之屈膝而打开市场，进行《纽约时报》形容的「全世界最大的倒店拍卖会」。这些国家有许多是民主政体，但激进的自由市场转型执行的方式却一点也不民主。恰好相反：正如傅利曼所熟知的，大规模危机的气氛提供了推翻选民期望的借口，而把国家交给经济「技术官僚」。
当然，在有些例子，采用自由市场政策是出于民主方式──政治人物以强硬的政纲竞选并赢得选举，美国的里根（Ronald Reagan）是最好的例子，法国的沙克吉（Nicolas Sarkozy）当选则是晚近的事。不过，在这些例子里，自由市场十字军面对了大众压力，最后免不了被迫修正激进的计划，接受渐进的改变而舍弃全面转型。从根本上来说，虽然傅利曼的经济模式在民主政治下能够部分实施，但极权政治才是它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必要条件。经济震撼疗法若要彻底实行──像七○年代的智利、八○年代末的中国、九○年代的俄罗斯，以及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以后的美国──通常需要额外施加某种重大集体创伤，以便暂时停止或完全阻挡民主运作。这种意识形态十字军出现在南美的独裁政权，也存在它征服的最大领土──俄罗斯和中国──它一直与冷酷的领导阶层相处最融洽，而且创造出最多利润。
震撼疗法班师回朝
傅利曼的芝加哥学派运动从七○年代以后，征服世界各地许多领土，但直到晚近它在自己的原产国一直未获得完全的施展。里根确实跨出第一步，但美国仍然保有福利体系、社会安全计划，以及父母坚决不肯放弃的公立学校。以傅利曼的话来说，美国仍然「非理性地依附着社会主义体制」。
共和党一九九五年掌控国会时，归化美国的加拿大人、日后为小布什（George W. Bush）撰写讲稿的富鲁姆（David Frum），与一群所谓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s），呼吁美国应进行震撼疗法式的经济革命。「我想我们应该这么做。与其渐进地削减──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主张从今年夏季的某一天开始，我们一口气取消三百个计划，每个价值十亿美元或更少。也许这种削减产生不了很大的影响，但它的意义可大了。而且你马上可以办到。」
富鲁姆当时无缘体验这种本土震撼疗法，主要是因为没有国内危机事先铺好路。但二○○一年的情况大不相同。九一一攻击发生时，白宫已挤满傅利曼的门徒，包括他的好友伦斯斐（Donald Rumsfeld）。布什团队以惊人的速度，掌握集体晕眩的大好机会──并非布什政府阴谋策画了危机（像某些人说的那样），而是因为政府要员都是拉丁美洲和东欧灾难资本主义实验的老手。他们同属一个运动，而这个运动渴盼危机有如久旱巴望下雨的农民，或者像期待开悟的基督教锡安主义末日派教徒。当等候已久的危机降临时，他们马上就知道机会终于到来。
三十年多来，傅利曼和他的追随者有系统地利用其它国家的震撼时刻──类似九一一的外国事件，最早从皮诺契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的政变开始。二○○一年九月十一日发生的是，一个在美国大学孕育并由华盛顿的机构强化的意识形态，终于有机会回到故乡。
布什政府立即抓住攻击事件激发的恐惧，不但发动「反恐战争」，而且把它变成纯粹的营利事业，让这个新产业为渐露疲态的美国经济注入新活力。这个新产业可以称为「灾难资本主义复合体」（disaster capitalism complex），其触角比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任期结束时所警告的军产复合体还广：这是一场私人企业发动的全球战争，战役是由公帑来支应，永不停息的任务则是保护美国家园永远屹立不摇，和消灭外国的一切「邪恶」。在短短几年内，这个复合体已不断扩展它的市场触角，从打击恐怖主义到国际维安、都市政策，到因应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等等。位居这个复合体核心的企业财团，其终极目标是把在特殊环境下快速发展的营利政府模式，带进承平时期和日常的运作中──换句话说，就是把政府私有化。
为了发动这个灾难资本主义复合体，布什政府未经公共辩论，就把许多最敏感与核心的政府机能外包给私人公司──从提供医疗给士兵、侦讯囚犯，到搜集大众的信息，并进行「数据采矿」（data mining）。在这场永不停止的战争中，政府扮演的角色不是管理各式各样的承包商，而是一家财力雄厚的创业资本家，不但提供创立复合体的种籽基金，也变成其新服务的最大顾客。这里只举出三个显示这种转变规模之大的统计数字：在二○○三年，美国政府授予三千五百一十二项合约给私人公司，以执行安全机能；到二○○六年八月为止的二十二个月期间，国土安全部授予的这类合约已超过十一万五千项。全球「国土安全业」在二○○一年以前还是个小产业──现在年值已达二千亿美元。在二○○六年，美国政府用于国土安全的支出平均每个家庭要分摊五百四十五美元。
这只是反恐战争本土战场的支出；真正的大钱是花在海外战场上。除了因为伊拉克战争而获利激增的武器承包商外，美国的军力维护现在是世界上成长最快的服务业之一。「没有两个拥有麦当劳餐厅的国家曾经互相打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佛里曼（Thomas Friedman）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大胆宣称。他不但在两年后被证明说错话，而且拜营利战争的模式所赐，美国军方还带着汉堡王（Burger King）和必胜客（Pizza Hut）上战场，授予它们从伊拉克美军基地到关达那摩湾（Guantanamo Bay）「迷你市」的专卖经营权。
▼ 书摘 3
还有人道救援与重建所需的经费。在伊拉克首创的营利救援与重建已变成全球的新典范，不管是先发制人战争造成的破坏，例如以色列二○○六年攻击黎巴嫩，或是飓风带来的破坏，救援和重建都采营利模式。在资源匮乏和气候变迁造成新灾难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因应危机已发展成不容非营利机构独占的热门市场──既然美国最大的工程公司之一贝泰（Bechtle）可以做，为什么要让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密西西比的难民可以住在嘉年华游艇上，何必安置于接受补贴的空公寓？既然黑水公司（Blackwater）这类民间安全业者正在寻找新客户，为什么要部署联合国维安部队在苏丹达佛（Darfur）？这就是九一一以后的差别：在之前，战争和灾难只提供商机给经济中有限的产业──例如战斗机制造商，或重建被炸毁桥梁的营造商。然而，以往战争的首要经济角色是打开原本封闭的新市场的手段，藉以创造战后承平时期的繁荣。现在战争和灾难应变已完全民营化，它们本身就是新市场；不必等候战争结束才有繁荣──媒介本身就是讯息。
这种后现代的作法有一项明显的优点，以市场术语来说，就是它不会失误。就像一位市场分析师对能源服务业哈利波顿公司（Halliburton）某一季营运特别好所下的评论：「伊拉克的情况比预期好。」当时是二○○六年十月，也是纪录中战役最惨烈的月份，有三千七百零九名伊拉克平民死亡。尽管如此，很少股东会对战争为这家公司创造二百亿美元营收感到不满。
在武器交易、民间佣兵、营利式重建和国土安全产业欣欣向荣之际，从贴着布什政府品牌的后九一一震撼治疗中崛起的，是一种体系完备的新经济。它在布什时代建立，但现在已独立存在于任何政府之外，而且将屹立不摇，直到它深层的财团至上意识形态被发现、隔离并遭到质疑和挑战。这个复合体虽然由美国公司支配，但它具有全球性，由英国公司带来无所不在的保全摄影机技术，以色列公司兴建高科技围墙的专业，以及加拿大木材业销售比当地房屋贵好几倍的组合屋，等等。「我认为以前从来没有人把灾难重建视为真正的房屋市场，」加拿大一家林业集团的执行长贝克说：「这是一套长期多角化经营的策略。」
就规模来说，灾难资本主义复合体足以媲美「新兴市场」和九○年代信息科技业的荣景。事实上，圈内人透露，获利甚至比网络时代还高，之前的其它泡沫破灭后，「安全泡沬」接着形成。若加上激增的保险业获利（估计光是在美国二○○六年就高达空前的六百亿美元），以及石油业的超高获利（每一次发生新危机就愈高），灾难经济可能救了世界市场，让它免于九一一之前濒临的全面衰退。
这支意识形态十字军的发展，在激进的战争和灾难民营化中达到最高点，但在尝试连贯它的历史时，却出现一个问题：这种意识形态会变形，它不断改变名称和转换身分。傅利曼自称是「自由派」（liberal），但他的美国徒众认为自由派代表课征重税和嬉皮，所以自称是「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古典经济学家」（classical economist）、「自由市场派」（free marketer），和后来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 ）与「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追随者。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这些人的教义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但也常称为「自由贸易」或「全球化」。九○年代中期以后由右派智库──与傅利曼有深长的关系，包括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美国企业研究院（AEI）──领导的知识分子运动，才自称为「新保守主义者」，是一种挟美国军事机器的强大力量为财团目标服务的世界观。
所有这些化身都致力于同一个三位一体的政策目标──铲除公共领域、完全解放企业，以及削减社会支出──但这种意识形态的各种名称没有一种听起来恰当。傅利曼建构他的运动是以解除国家对市场的管制为目标，但当他纯正主义的愿景在真实世界实践时，情况却大不相同。在过去三十年每个采用芝加哥学派政策的国家，都出现一个由少数极大企业和一群大多很富裕的政治人物组成的强大统治联盟──且两个集团间的区隔十分模糊而易变。在俄罗斯，这个联盟的民间富豪参与者叫「寡头」（Oligarch）；在中国叫「太子党」（princeling）；在智利叫「食人鱼」（piranha）；在美国则是布什─钱尼鼓吹的「先驱」（Pioneer）。这些政治与企业菁英崛起后，非但未解除国家对市场的管制，反而分进合击，交换和分配原本由国家掌控宝贵资源的权利──从俄罗斯的油田、中国的集体土地权，到在伊拉克未经招标程序的重建工程合约。
若要说明这种铲除大政府与大企业界线的体制，更正确的名词不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政商财团主义（corporatism）。它的主要特征是，把公共财富大规模转移到私人手中，通常伴随着国家债务激增，巨富与赤贫间的鸿沟不断扩大，还有以狂热的民族主义合理化无止境增加的安全支出。对身处这种由体制创造的巨大财富泡沫内的人而言，没有比这种架构社会的方式更有利可图了。但因为绝大多数人被排拒在泡沫之外，政商财团主义国家的其它特征往往包括严密的监视（同样的，政府和大企业交换恩惠与合约）、大规模监禁、限缩人民自由，以及不必然有、但很常见的酷刑。
酷刑的隐喻
从智利、中国到伊拉克，酷刑一直是全球自由市场十字军的沉默伙伴。但严刑拷打不只是对反抗者强加不受欢迎政策的工具，也是震撼主义基本逻辑的隐喻。
酷刑或中情局所说的「强制性审问」，是一套用来使犯人深陷迷失与震惊，以便迫使他们意志屈服的技巧。其指导原则详述于两本九○年代末期解密的中情局手册。手册解释说，打破「抗拒来源」的方法是，创造犯人与他们理解周遭世界能力间的激烈断裂。首先，感官被剥夺所有的输入（用头巾、耳塞、手铐脚镣、完全隔离），然后身体被超过负荷的刺激轰炸（闪光灯、高分贝的音乐、殴打、电击）。
这个「软化」阶段的目的是在心智激起某种飓风：犯人心理退化，并害怕到他们无法以理智思考或保护自己的利益。就是在这种震撼状况下，大多数囚犯提供审讯者想要的任何东西──信息、自白、放弃以前的信仰。中情局的手册提供一种特别简洁的解释：「会产生片刻的生命暂停（suspended animation）──时间可能极短暂──这是一种心理震撼或麻痹。它由创伤或次创伤经验所引起，会彻底破坏对象熟悉的世界，和世界中的自我形象。有经验的审问者看到这种效应时会认得，知道这时候抗拒来源比震撼之前更容易接受暗示，更可能听话。」
震撼主义完全仿效这种过程，尝试以极大的规模达成酷刑在审讯室对个人达成的事。最明显的例子是九一一的震撼，造成数百万人「熟悉的世界」爆炸，打开一段深陷迷失与退化的时期，而布什政府则熟练地善加利用这样的情况。突然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全新的纪元，我们熟知的一切事物现在都可以被斥为「九一一前的思维」。我们的历史知识从未有过这般强烈的印象，北美洲已变成「一片空白石板」，就像毛泽东告诉中国人民的，「可以写下最新和最美的字句。」一群新专家立即出现，在我们创伤后空白的意识画布刻下新而美丽的字句：「文明冲突」、「邪恶轴心」、「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国土安全」。趁着所有人专注在攸关生死的新文化战争，布什政府终于可以进行九一一之前只能梦想的事：在海外发动私有化战争，在国内建立一个私人企业国土安全复合体。
这就是震撼主义运作的方式：最初的灾难──政变、恐怖攻击、市场崩盘、战争、海啸、飓风──使全国人口陷于集体震撼中。坠落的炸弹、迸发的恐怖、狂飙的暴风软化了整个社会，就像酷刑室里震耳欲聋的音乐和殴打软化了囚犯。就像被震慑的囚犯供出同志的名字和背弃他的信心，受震撼的社会往往也放弃平时捍卫的东西。裴利和他在巴顿鲁治收容所的难民同伴，应该放弃他们的住宅计划和公立学校。在海啸肆虐后，斯里兰卡的渔民应该放弃他们宝贵的海滨土地，交给旅馆开发商。如果一切依照计划进行，伊拉克人应该震惊和威慑到放弃他们的原油储藏、国营企业和主权，交给美国军队和国际联军。
自由人的大谎言
在无数歌颂傅利曼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人提到震撼与危机在宣扬他的世界观中扮演的角色。不过经济学家的疏漏反而提供了机会，让我们可以重述他宣扬的激进资本主义，如何在几乎全世界每个角落都变成政府正统思想的官方版说法。这是一段童话故事版的历史，洗净了与这支十字军紧密交织的所有暴力和压制，它也代表过去三十年来最成功的宣传手法。这个故事大致是这么说的：
傅利曼奉献一生在打一场和平的理想之战，对抗那些相信政府有责任干预市场以减少伤害的人。他相信当政治人物开始听从新政与现代福利国家理论的建构者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时，历史便「走上错误的轨道」。一九二九年的市场崩盘创造了一股无可阻挡的共识，认为放任主义已经失败，政府必须干预经济以重新分配财富和规范企业。在放任主义黯淡无光的时期，共产党征服东方，福利国被西方拥抱，经济民族主义在后殖民时代的南方生根，傅利曼和他的导师海耶克（Friedrich Hayek）耐心保护着纯正资本主义的火苗，不受凯因斯信徒尝试聚积集体财富以建立正义社会的污染。
「以我所见，最大的错误是，」傅利曼一九七五年写信给皮诺契说：「以为可以用别人的钱来行善。」可惜很少人听进去，大多数人仍然坚持政府可以而且应该行善。一九六九年的《时代》杂志贬抑傅利曼为「小丑或寄生虫」，只有少数人尊崇他是先知。
最后，当他在知识界的荒野走过数十年后，八○年代终于出现了撒切尔（她称傅利曼为「思想自由的斗士」）和里根（他在总统竞选所到之处都带着一本傅利曼的宣言《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终于有政治领袖敢于在现实世界中，实施解脱枷锁的自由市场。根据这则官方版的故事，在里根和撒切尔和平而民主地解放两国的市场后，随之而来的自由与繁荣是如此受到欢迎，以致于当从马尼拉到柏林的独裁体制开始崩解时，人民无不想要大麦克汉堡（Big Mac）和实施里根经济政策。
苏联终于崩溃时，「邪恶帝国」的人民也急切地加入傅利曼式的革命，就像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皈依资本主义一样。这表示迈向真正全球自由市场的路上已不再有任何阻碍，解放的私人企业不仅在自己的国家获得自由，而且将畅行无阻地跨越国界，把繁荣散播到全世界。全球对如何管理社会形成两个共识：政治领袖应由选举产生，而经济则应根据傅利曼的原理来运行。正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的，这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傅利曼死时，《财星》杂志（Fortune）写道「他带走了历史潮流」；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赞扬他是「人类自由的伟大斗士，不只在经济方面，而是在各个领域」；加州州长阿诺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宣布，二○○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是加州的傅利曼日，数个城市和乡镇也这么做。《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则浓缩成这样一句简洁的颂词：「自由人」（Freedom Man）。
▼ 书摘 4
本书将挑战这个官方故事的核心和最细心呵护的声言──解除管制的资本主义胜利是从自由中诞生，放任的自由市场能与民主政治携手而行。相反的，我将证明这种基本教义派资本主义，总是由最残暴形式的压制所接生，施加于国家，也施加在无数个人身上。当代自由市场的历史──更正确地说是政商财团主义的崛起──是在震撼中写下的。
这牵涉极高的赌注。政商财团的联盟正在征服其最后的边疆：阿拉伯世界封闭的石油经济体，以及西方经济体中长期未受营利入侵的部门──包括对灾难的因应和建立军备。他们在国内或国外私有化这些基本机能时，甚至已不再虚伪地征求公众同意，因此未来将需要更激烈的暴力和更大的灾难，才能达成他们的目标。由于震撼与危机扮演的决定性角色，在自由市场崛起的官方纪录中被彻底抹除，因而在伊拉克和纽奥良所展现的极端手法，往往被误解为布什政府特有的无能或亲信政治。事实上，布什的事迹代表的，正是五十年来企业解放运动穷凶恶极的暴力和发展的最高潮。
任何人尝试以意识形态来解释他们追随者的罪行，都必须极其审慎，我们很容易指控意见不同的人不只是错误，而且极权专制、法西斯、集体屠杀。但同样重要的是，一些危害公众的意识形态我们也必须指认出来。这些封闭、基本教义派的教条无法与其它信仰体系共存；它们的追随者痛恨多元，并且要求绝对的自由以实行其完美的制度。世界的现况必须加以铲除，让位给他们纯正的创见。这种逻辑源自圣经中洪水与大火的幻想，不可避免地会导向暴力。这种意识形态渴望不可能的空白石板，只能靠某种大动乱来达成，因此是危险的意识形态。
通常只有极端宗教的和激进的理念系统，会想要铲除整个种族和文化，以便达成一个净化的新世界。但自从苏联崩溃后，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急于清算以共产主义之名所犯的滔天罪行。当苏联的信息密室被打破后，研究人员清点人为的饥馑、劳改营和暗杀造成的死亡人数。这个过程激起举世的热烈辩论，想探究有多少暴行是出于意识形态，有多少则是斯大林、希奥塞古（Nicolae Ceausescu，编按：罗马尼亚独裁者）、毛泽东和波布（Pol Pot，编按：柬埔寨独裁者）的信徒扭曲的结果。
「正是共产主义的本质所施加的集体镇压，制造出一种国家支持的恐怖统治。」引发广泛争议的《共产主义黑皮书》（Black Book of Communism）共同柯尔特斯（Stephane Courtois）写道：「意识形态本身就没有罪责吗？」当然有。并不是像部分人见猎心喜宣称的，所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本来就主张消灭异己，而是一种教条、极权、蔑视多元的共产主义诠释，才导致斯大林整肃异己，以及毛泽东设立劳改营。极权共产主义已经（而且应该）因为这些真实世界的实验而永远染上污点。
但这支想解放世界市场的当代十字军又如何？为了维护政商财团体制而发动的政变、战争和屠杀，从未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罪行，而是被当成狂热独裁者的激进作法、冷战的局部冲突，和现在的反恐战争，所以被轻轻带过。政商财团主义经济模式最坚定的反对者，都被有计划地消灭，不管在七○年代的阿根廷或今日的伊拉克；镇压也被解释成对抗共产主义或恐怖主义的肮脏战争的一部分──从未被视为推动纯粹资本主义的斗争。
我不是说所有形式的市场体制与生俱来都是暴力的，很可能有一种市场导向的经济不需要这种暴力，也不要求意识形态的纯粹。消费性产品的自由市场能够和免费公共医疗、公共学校，或者国家拥有的主要经济部门如国营石油公司共存共荣。同样可能的是，要求大企业支付合宜的薪资，尊重员工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及政府藉课税和重分配财富，以降低政商财团国家明显的高度不平等。市场不需要走基本教义路线。
凯因斯在大萧条后主张的正是这种混合性的管制经济，那是公共政策的一场革命，造就了新政（New Deal）和遍及世界各国的类似转变。傅利曼的反革命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想拆解的，就是这种妥协、查核和制衡的体制。从这个观点看，芝加哥学派的资本主义，确实与其它危险的意识形态有共同的特质：渴望追求不可能达到的纯粹，企盼可以重建社会模型的空白石板。
这种渴望想获得神造万物般的力量，就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对危机和灾难如此感兴趣的原因。寻常的现实世界不合他们野心勃勃的口味。过去三十五年来，让傅利曼的反革命如此生气勃勃的，就是只有在灾难式的改变中才可能得到的自由与可能性──当因循旧习和需索不断的人都被扫到一旁，当民主政治无法实际运作的时候。
震撼主义的信徒深信，只有大断裂──一场大洪水、战争、恐怖攻击──才能创造他们渴望中的巨大而干净的画布。只有在这种最有可塑性的时刻，当我们心理上无所依靠时，这些敢于大冒险的艺术家，便开始他们重造世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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