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那些称之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在战后期间，使爆炸性的生态的问题与其说减缓了，不宁说变得更加尖锐了。这些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但同时也助长了福利国家的官僚主义，这无益于当事人的自主自决。 然而，社会国家在欧洲，以及在其他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社会中，在20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期间，也确实把高生产力的经济体系的许多不良的社会后果抵消了。在此期间，资本主义第一次对于兑现共和主义的关于全体公民平等的许诺，没有加以阻碍，而是使之成为可能。民主的宪政国家确实在如下意义上保障平等：每一个公民拥有同等的机会使用他们的权利。关于这一点，当今最有影响的一位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家罗尔斯（John Rawls）用平等分配的权利的“公平价值”这一概念来刻划。然而当看到无家可归者在我们眼前默默地增长的时候，不免使人想起Anatole France的一句话：人们所希望的不仅仅是一切人都有在“在桥梁下睡觉”的平等的权利。
当我们在实现社会公正这一实质意义上来理解我们的宪法的时候，就赢得自己给自己立法的观念。按照这一观念，法律所针对的人同时也应该是法律的，这样就进入到一个自己对自己施展影响的社会的政治维度上去了。战后欧洲在建立社会国家的时候，可以说各派政治家都受这一对民主过程机制的理解的左右。今天我们意识到，这一观念迄今为止只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加以实现的。但是当民族国家在全球经济和全球社会的变化了的情况下遇到了它的能力发挥的边界的时候，那么这一组织形式就会面临以下二大考验：（1）如何对在全球范围内横冲直撞的资本主义加以政治驯化，（2）如何对走在半途中的板块民主的功能进行新尝试。现代化社会的这种民主形式能越出民族的疆界而发挥作用吗？
我将分三步来研究这个问题。（I）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楚，民族国家和民主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以及这一独特的共生现象在今天经由怎样的方式而处于压力之下。（II）在做出了这一诊断之后，我将对简略地描述对后民族国家形势下的挑战的四种政治回应；它们也决定了有关协调的问题，以及在当今的讨论中所关注的“第三条道路”的问题。（III）这一辩论也将最终决定对欧盟的前途所持的一种进取型的态度。当欧洲这一区域的全体享有高度权利的公民同时也考虑到其他国家和洲的人们的态度的时候，就必须在世界公民的目的下来推进欧盟联邦制的事业，这是建立世界内政的必要的前提。
（I）对民族国家和民主的挑战
（1） 今天，在“全球化”这一引人注目的标题下的发展潮流，正在改变一种
国家、社会和经济在同一民族的边界内在一定程度上齐步成长的历史格局。原先的那种由国家确定对内经济和对外贸易间的界限的国与国间的经济秩序，在市场的全球化的过程中，正在演变为一种跨国的经济。世界范围的资本流动的加速，通过全球关联的金融市场对民族的定位的强制性评估，在此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些事实说明，为什么国家的驱动因素不再构成交换关系的全球网络中的要点，从而这种网络不再被赋予国与国间的关系的结构。[2] 今天与其说国民经济被安排在国家的边界内，不宁说国家被安排在[跨国的]市场中。
（2）显然，不仅仅经济具有打破国界的特征。David Held 和他的同事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转型”不仅发生在有关世界贸易、金融市场和多国合作（世界范围的一环扣一环的生产）的领域内，而且还发生在世界内政、和平保障、有组织的暴力、大规模的移民潮、新的媒体、新的通讯网络、杂交混合的文化形态等等。这一在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中越来越扩展着打破国界的趋势，触动到自十七世纪起所建立的以国家领土为基础的欧洲的国家体系，而这一体系在政治舞台上一如既往是最重要的集体的驱动力。但是后民族国家的形势已经清除了以国为单位的、在国界内达成政治、法律、经济运行、民族传统间的藕合关系的形态。 在“全球化”这一名目下出现的这些倾向，不仅就内部而言，通过大量的移民和文化的分崩离析而威胁到相对来说同一种族的居民的共存的状况，也即威胁到那种国家公民整合的前-政治的基础。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出现了那样的一种情况：由于国家对世界经济和世界社会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国家就越来越丧失它的自主性和处理事务的能力，以及丧失民主的基础。[3]
（3）我 在这里不谈在形式上继续存在的国家主权在事实上的削弱，[4]而 只谈民族国家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权力削弱问题：（a）在失去国家的控制能力的方面，（b）在决策过程中的合法性秩序上的空缺方面，（c）在法制上能产生影响的调控和组织能力的日益削弱的方面。
（a）失去自主性其中也指，单个的国家不再能够凭籍自己的力量充分保护它的公民在作出决定的时候免受外来的驱动因素的影响，或抵制产生于境外的原因对这一过程的连锁影响。在此，一方面涉及到那种“自发的超越边界的影响”，如环境污染，有组织的犯罪，大的技术项目的安全风险，武器的交易，流行病等等；另一方面也涉及到所估计到的、但不得不接受的其他国家的政治的后果和既成事实，往往自己的国家虽然没有参与它，但却是这些后果和既成事实的连带的遭遇者。举例来说，在自己的国境的另一边造了一个原子反应堆，它的安全标准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标准，然而我们却要承受它的风险。
（b）鉴于在合法性方面的民主的需求，当民主决定的参与者的范围不能覆盖这些决定的涉及者的范围的时候，就总要出现“赤字”。 一个较为不引人注目的，但对民主的合法性的消极影响更加持续的情况是，随着互相依赖性的日益加强，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协商来满足这种协调的需求。 民族国家置于跨民族国家的协约和政权的网络之中，虽然会对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被削弱的能力在某些政治领域内作出补偿，[5]但是，随着以国家间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重要，那么政治的决定也就会越来越多地脱离民主的意见交换和意愿的形成方式，而这样的民主的方式本来只是立足于民族的舞台上的。在欧盟中，布鲁塞尔专家的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的决策程序就是这种民主的赤字的一个例证。这种情况是通过把民族国家的决策委员会的职能移置至国家间的、以政府的代表组成的机构中去的方式而发生的。[6]
（c）有关对民族国家的干预能力的限制问题处于这一讨论的中心。迄今为止，民族国家使用这种干预为其具有合法性效果的社会政治服务。一方面民族国家的行为者在处理事务的问题上受到领土的限制，另一方面全球市场取消了限制，资本在此加速运动。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民族经济的“功能的完整性消失了”。 在此“功能的完整性不是指自给自足。……它并不要求产品的花色齐全，而是要求在这种互补的关系中具民族经济的可靠成份，这首先指资本和组织，它们关系到一个社会所能产生的劳动岗位和生产能力。”[7] 资本在寻求投资的可能性和投机获利的时候，会不顾它停留在民族的所在地的义务而自由漫游。当一个政府考虑到本国的需求空间、社会水准和就业保障而加重对本地的税负的时候，资本就以离场相威胁。
这样，民族国家的政府就失去了那种用以充分调控本国经济和刺激其增长的能力，从而也就难以确保它们的合法性的主要基础。调控需求的政策会引起外在的反应，它们会对本国的经济的运行产生反作用力（如在80年代初第一任密特朗政府期间出现过的那样），因为它势必招致国际证券市场的反应，从而对所在国的经济政策作出评估。在许多欧洲国家中，正陷入政策受到市场紧逼的恶性循环的格局：失业增加、社会保障体制的负担过重，财政收入来源却在萎缩。国家陷入一种两难境地：面对财政预算的压力，加强对流动资产的调控和采取刺激增长的措施越发显得必要，然而在民族国家的边界内实现它们可能性则越发微小。
II协调讨论
面对这一挑战，存在着两种全盘性的回应和二种有所分差的回应。对于全球化和消解领土分界的态势，有的持全盘支持的态度（a），有的持全盘反对的态度（b）；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产生寻求“第三条道路”的尝试：这里一种采取较为防守型的态度（c），另一种采取较为进取型的态度（d）。
（a）支持全球化的立场以新自由主义的正统派学说为依据，这种理论在近几十年中转向以供求关系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它支持国家无条件地置于听命于市场的世界范围的社会整合的法则之下。它支持一种企业型的国家，这种国家不对劳动力的收入差距进行调整，完全不用国家的方式对生活世界的资源进行保护。国家完全融入于跨国的世界经济的体制中，这样的国家把它的公民置于世界范围的竞争中去，确保这种竞争的否定性的自由，把自己的职能主要限于建立良好的商务性的基础设施，从而使自己的所在地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和有利可图的场所，并努力促进企业自己的积极性。有关新自由主义的模式问题，以及有关社会公正和市场效益间的重要的学说争论问题，我在此不想涉及；[8] 我在此只想提出有关这一理论的前提的二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让我们暂且假定，一个完全自由化了的世界经济，以其完全不受限制的（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因素的流动，终将有一天实现全球的生产所在地的效益平衡和劳动分工对称的目标。即使在这一前提下，为完成这样的一个过渡时期，在民族的和世界的范围内，不仅要付出社会不平等的急剧扩大和社会分裂的代价，而且也要付出道德堕落和文化瓦解的代价。从时间的角度考虑，将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要延续多长时间“泪谷之水”才能淌平呢？到那时为止将付出多大的牺牲代价呢？将有多少落于边缘化的不幸命运中的人躺倒在它的路边呢？将有多少不可再生的文明成就沦陷于这场“创造性的摧毁”的洗劫呢？
另一个同样令人不安的问题发生在有关民主的前途方面。因为一方面民族国家丧失其职能和处理事务的空间，另一方面在超民族的层面上又没有产生相应的替代机制。这时民主的程序和安排势必徒劳地空转，它不可能使结成联合体的国家公民在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方面产生政治影响。Wolfgang Streeck 把这称之为“表决票贬值”。[9]
（b）另一方面，面对民族国家及其民主丧失实质内容的情况，也缔结起一个联盟，反对在这种结构转型中的事实的和潜在的失败者的社会生活水准的下降，反对降低民主国家及其公民的权力。但是这种“本土论者”（Charles Maier）的强烈的关闭水闸的愿望最终也势必导致反对民主的平等和普遍的基础。这种保护主义的情绪不免将把被关闭了的水闸中的水引向种族中心主义的磨坊，鼓动抵抗多元化，鼓动敌视外国人，鼓动反对现代化的复杂的生活关系的态度。这种情绪是针对一切越过国界的东西的，这包括反对毒品和武器交易，反对黑手党，因为这危及国内的安全；这也包括反对信息的泛滥，反对美国的电影，因为这危及本国的文化；这还包括反对外国资本，反对输入外国的劳动力，反对难民，因为这导致危及本国的生活水准。
既使当我们考虑这种抵御反应的合理内核的时候，我们也容易看出，为什么民族国家现在不能通过闭关锁国的孤立主义的政策来恢复它昔日的力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以固定的交换汇率为过渡的，具有自由主义形态的世界经济，自布雷顿森林会议体制结束以来，加速发展了。但这在过去并不是一种强迫执行的发展。近来出现的那种从以世贸组织为基点的自由贸易区的要求出发的有系统的强制做法，则是政治上的唯意志论的产物。尽管美国强力推行关贸协议的会谈，但这并不涉及一种单方面强加予人的决定，而是涉及一种依赖于谈判和讨价还价的积累的决议，它是许多单个的政府互相会谈后确立起来的。由于全球的市场是经由许许多多互相独立的驱动因素否定性的整合的结果，所以任何一种复辟的计划，任何一种单方面地宣布取消通过这些联合行动而生效的决议，不可能不遇到其他方面的抵制。
在“全球化”“党人”和“本土化”“党人”（Charles Maier）之间的那种全盘支持和全盘反对的僵局激起人们寻找“第三条道路”的尝试。这一尝试分化为二种变项：一种采取较为防守型的态度（c），它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已不再可驯化，但在民族的范围内可采取防范措施使之减震；另一种采取较为进取型的态度，主张形成一种政治力量，使在跨民族层面上运行的市场朝着符合人的希望的方向发展。
（c）按照这种防守型的看法，政治置于一种以市场为整合的世界社会的绝对命令（Imperative）之下的格局已不可逆转。但民族国家不应只在投资资本的利用条件方面起一种反应的作用，而且应同时发挥各种作用，努力造就高素质和有竞争力的社会公民。新的社会政治在推行普遍化方面不应比老的做的少。但是它不应把防止劳动生活标准下降的风险放在第一位，要应注重培养成就的承担者的事业素质，自己承担起关怀自己的任务。“为促成自助而帮助”这一格言包含着训练人们提高竞技状态的经济学的意义，要使每个人承担起自己对自己负责和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的精神，使自己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而不至成为非要国家帮助不可的“失败者” ：“社会民主要从福利国家所卷入的那种风险和安全的关系中走出来，转向发展一种在政府机构、企业和劳动市场上的‘有责任的风险的承受者’的社会……平等必须为差异作出贡献，不应障碍差异”。[10] 这当然只是一个方面，但这正是这个新纲领的关键点。
那些使“老的”社会主义者对这一“新中间道路”或“新工党”（“New Labour”）的构想感到愤怒的，不仅只在伦理规范上的无同情心的态度方面，而且也在那成问题的经验的前提方面。这一经验前提还像以前一样把职业劳动（即使不在通常的劳动关系的形式上）当作社会整合的主要成份。[11]然而，生产率的增长、节省劳动力的技术进步，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妇女）进入劳动市场的需求，长期以来的发展趋势使得“全民就业的社会已经结束”的说法显得并非不恰当。但是，如果人们要追求实现充分就业的政治目标的话，那么，要么引进分配平等的公共标准的做法，要么采取以下一些可供选择的方案：对已经萎缩了的就业岗位进行统筹分配；让广大阶层的民众参与股份投资，使以社会救济水准为基础的基本收入脱离职业收入等等。然而这些措施在现存的全球经济的条件下是不会不付出代价的，对所在地的税负将造成重压。
从伦理规范的角度看，这种第三条道路的主角已转向自由主义的路线，它只从投入的方向来考虑社会平等的问题，并把社会平等约化为机会的平等。 纵然不说这种道德观点是从自由主义那里借用来的，而就在公众的知觉中玛格丽特·撒切尔与托尼·布莱尔之间的区别已经变得模糊了这一点而言，我们不难发现其原因主要在于 这种最新的左派已融入于新自由主义的伦理的观念世界。[12] 我在此指的是那种准备采取“以世界市场为导向的生活形式”的[13]伦理态度，它指望全体公民投入到培养“他们自己的人力资本事业”中去。[14]
（d）谁如果不想跳过这一阴影的话，就需要考虑第三条道路的另一个采取进取型态度的变项。这一立场的要点是把政治置于市场的逻辑之前：市场机制的逻辑的“激荡”范围应有多大，在什么地方和在怎样的框架内市场应起“统治”作用，这在现代社会中归根到底是由审议制的政治决定的。[15] 这听起来象是唯意志论的，这也首先不是作为一种规范的设定，这并不是在我们至此为止所讨论的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能解决的。在寻求摆脱要么损害社会国家的民主，要么强化民族国家间的二难困境的时候，有必要把目光转向更大的政治统一体和跨民族的政权上。这样的机制能够补偿民族国家所失去的功能，同时又不偏离民主的合法程序。这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民主的第一个例子，对我们来说，自然是由欧盟提供的。当然，建立这一更大的政治统一体并不改变各地竞争的模式，即基本上仍然以市场的整合为主导。只有当它在更大的视野中实现世界内政，一方面建立有效的基础结构，另一方面又不脱离民主的合法程序，它才能赶上全球化的市场发展的步伐。[16]
当然，谈论一种“赶上”市场的“成长”的政治，不是要塑造一幅政治的驱动因素和经济的驱动因素间的力量竞争的图画。那种使整个社会同化于市场结构的政治所造成的诸多不良后果已经表明，政治权力不应通过金钱来任意替代。法制权力的使用不能按照经济效益的标准来衡量，这正如市场不同于政治秩序，因而不能被民主化一样。说这种竞争像是在不同的传媒中心之间的竞争则较为适合。造就市场的政治，就其每一个降低对市场调控的步骤同时也是一个降低自己的能力或对政治权力进行自我限制的步骤而言，是一种与自身相关联的政治，正如媒体为贯彻具有集体的约束力的决定所意味的那样。一种迎头赶上的政治把这种[政治跟着市场走的]过程倒转过来；它是在这种倒转征兆中进行反思的政治。
III 欧洲和世界
（1）当人们从这一视角来观察迄今为止的欧盟的发展的话，人们将获得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布鲁塞尔的政府机构、欧洲法院和欧洲中央银行——本身并不意味着一种政治的强化。 尽管舒曼、De Gasperi和阿登纳的最初的纲领， 然而如果我们冷静地回顾的话，不能不说建立货币联盟乃是走在一条“建立政府间的市场”的道路上的最后的一个步骤。[17] 欧盟今天已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广大空间的平面关系上已经构筑起一个密集的市场网络，然而在垂直的关系上经由间接的法制机构所进行的政治调节相对来说仍很薄弱。由于欧盟的成员国把货币的主权移交给欧盟中央银行，它们失去了在货币对换中收税的可能性，这样在统一币制的区域中的竞争就会加剧，从而在这巨大的新的秩序中势必产生新的问题。
迄今为止打上民族印记的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上，并具有不同的经济的样式。直到这些不同质的、混杂的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整合的经济的那一天为止，这些仍然象以前一样处于不同的政治体制中的经济在相互的作用中必然会产生磨擦。那些较为虚弱的经济将首当其冲，不得不通过降低工资来弥补竞争中的弱势地位，而那些较强的经济则担忧廉价劳动力产品的倾销。这不利的形势制约着现今已冲突重重的社会保障体制，这种体制仍然停留在民族的现状中，并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有的人担忧失去化费少的优势，有的人则担忧在拉平的过程中水准下降。面对这一急迫的问题，欧洲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放手给市场去解决（作为社会政治的政权和所在地之间的竞争），要么从政治上着手解决，在社会福利、劳动市场和税收政策诸方面进行平衡协调。这里的核心问题在于：是否一种国家间平衡民族利益的体制的现状归根结底是为维护自己方面的利益的，或者是否欧盟能够超越国家间的联盟的现状而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联邦。只有发展到了这一步，欧洲才能赢得这样的一种政治力量，以致能作出纠正市场的决定，实施能产生再分配效果的调节。
在对当前的有关全球化的讨论的协调中，新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不难在这两者间做出选择。欧洲怀疑论者面对刚刚实施的货币联盟采取特别强烈的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态度，欧洲市场论者则把货币联盟视为内部市场的圆满实现，对之兴高采烈。与这二个阵营相反，欧洲联邦主义者努力争取把这国际的条约转变为一种政治的宪法，从而使欧洲委员会、部长会议和欧洲法院的决定真正具有一个其自己的合法基础。在这里还可区分出世界主义立场的代表人物。他们把联邦国家的欧洲视为一个跨民族的政权网络发展的出发地，认为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这种政权网络可在一定程度上为推进世界内政作出贡献。
然而在欧洲联邦论者和欧洲市场论者之间的主要对立在以下这一点上变得复杂起来：后者与那些以前的欧洲怀疑论者，在现存的货币联盟的基础上寻求第三条道路的问题上，正达成一个心照不宣的联盟。布莱尔、施鲁德（Schr?der）与蒂特曼尔（Tietmeyer）之间的距离，看来不再隔得那么远。
欧洲市场论者希望维持欧洲的现状，因为他们确信各种各样分裂的民族国家的驱动因素应置于市场的整合之下。因而，德国银行的发言人能把有关国家联邦和联邦国家的讨论仅仅视为“学术性”的：“在经济空间整合的框架内，公民活动和经济活动间的每一种区别最终都将消失。这甚至可视为整合过程以期达到的主要目标”。[18] 从这一观点看，欧洲的竞争应破除像公共的法定的信贷机构、或国家的社会保险之类的东西作为民族的独占权利的禁忌，应该消解这些壁垒。欧洲市场论者的立场显然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上：“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可能不限制国家的权力；……（全球化）首先要求强化公民社会的自由的力量，即加强公民自己的首创精神和自我负责精神”。[19] 现在正在寻求第三条道路的民族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也赞同这一前提。这一共同的前提表明这一联盟已经调转方向。今天，以前的欧洲怀疑论者在维持欧洲现状方面转而支持欧洲市场论者，尽管他们是从另一个动机和目的出发的。他们虽然不希望消解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但转向主张这应建立在人的资本投资的基础之上；顺便说一下，他们并不主张社会的“减震”手段完全掌握在私人手里。
这样，在新自由主义者与欧洲联邦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和采取防守型态度的与采取进取型态度的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人之间的对立很容易被混淆起来。在社会民主主义的阵营中，我们可以说，这是在施鲁德（Schr?der）和拉冯泰（Lafontaine）之间的对立。这一冲突不仅涉及到，欧盟是否应通过协调不同民族的税收、社会和经济政策重新获得民族国家所失去的处理事务的活动空间的问题。欧洲由于其紧密的地区性的贸易关系和直接投资的网络至今仍在全球竞争中享受着相对来说很大的独立性。在欧洲怀疑论者和欧洲联邦论者间的对立首先集中在，是否欧盟鉴于其成员国的民族、文化、语言的多样性在某个时候能达到真正的国家的性质，或是否它们在将来仍不得不停留在新合作协商体系的范围之内。[20] 欧洲联邦论者追逐强化欧盟的行政能力的目标，以便能在欧洲范围内贯彻各种政策和规章制度，从而即使当涉及分配调节的时候，其成员国也有义务跟随协调的程序。从这一观点看，政治的处理事务能力的扩展必须与合法化基础的扩展齐步并进。
现在不用争论的是，如果没有一个广泛的团结基础的话，就不会有欧洲范围内民主意愿的建设，就不可能积极地进行互相配合，承担具有调节分配效果的各项政策和使之合法化。迄今为止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国家公民的团结必须扩展到所有欧盟公民的境界上去，举例来说，瑞典公民和葡萄牙公民应有意愿准备互相担保。只有在这时，才能对他们指望实现相接近的同样的最低工资，乃至创造相同的条件，使每个人都能在同等条件下实现其个性化的，然而又不失其民族特征的生活设计。怀疑论者争辩说，不存在这样的一种能建构欧洲国家的“人民”。[21] 另一方面，人民是随着他们的国家的宪法而形成的。民主本身是一个政治整合的正当的中介形式。当然，这又一次诉诸一种全体公民参与的政治文化。但是，当人们想到，在19世纪的欧洲国家，民族的意识和国家公民的团结，经由民族历史的书写，群众的交往和国防的义务，才逐步建立起来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持悲观主义的态度。当我们把“在外邦人下的团结”的这种人工的形式归于一个从本地区的和皇朝的意识到民族的和民主的意识的历史地推进的抽象过程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为什么这种学习过程不能越出民族的疆界而向前推进。
当然，这里有许多很高的障碍。光制定一个宪法是远远不够的。宪法只能起动民主的过程，然后在民主的过程中才能扎下自己的根。既然欧盟成员国间的协定的因素在一个政治地组织起来的联盟中不会消失，那么一个欧洲的联邦国家就必定具有不同于民族的联邦国家的特征，因而不能简单地仿效民族的联邦国家的合法化道路。[22] 一个欧洲的政党制度之形成，首先将经由现存的政党在他们的民族的舞台上争论有关欧洲前途的问题，然后才能发现超越国界的兴趣。这种讨论必须在欧洲范围内相互连结的民族的公共领域中同时进行，这也就说在同一时间就同一论题展开讨论，以致形成一个欧洲的公民社会及其旨趣集团、非国家的组织和公民的倡议等等。也只有当民族的教育体制关心一种公共的外语基础的时候，跨民族的大众媒体才能成为一个多语种的交流的场所。然后，一种共同的欧洲的历史（它是以诸多的民族中心为出发点的）才能在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中逐步重新现显出来。
（2）最后，我想简短地谈一下这一发展的世界公民的前景。一个欧洲的联邦国家将会仰仗其扩展了的经济基础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产生指标效应，从而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如若联邦主义的方案只以与美国这样的一个更大规模的秩序的全球玩家相竞争为目标的话，那么它仍然还是地方主义的，所不同只是范围大了一些，这样的欧洲不过在作为避难政治“堡垒”的维度外，再加上一个更大的经济的维度。 与此相对，新自由主义甚至可以诉诸“市场的道德”，诉诸世界市场的不偏不倚的判据。在他们看来，世界市场已经给予经济正在崛起的国家一个机会，使它们能利用相对而言费用低的优势，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落后的状态；而依靠一个徒有善良意愿的发展政策的纲领，则不能克服这种落后状态。我在这里不想进一步讨论这种发展机制的社会代价的问题。[23] 然而有一点是很难否认的：[欧洲]通过超民族的联合，建构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处理事务能力的政治统一体，只有当它迈出了第一步后跟上第二步，那么它的计划才是规范的和不会使人感到困惑的。
于是就要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否在世界政治中具有处理事务能力的行动者的小团体，能在一个经过改革了的世界组织的框架内，首先缔结成一个较为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跨民族的政权的网络，以及是否它们能在这样的一种方式上使用这个网络，以致有可能转而发展成为一种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内政呢？[24] 这样的一种政治必须以寻求和谐而不是以强迫一致为指导方针。它的长远的目标是逐步克服世界社会中的社会的分裂和分层，同时又不妨碍各自的文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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