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鲁迅全集》
李文生
在古今中外的作家中，毛泽东最敬重的要数鲁迅了。他经常对人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直到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在武汉的一次谈话中，他又语惊四座：“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
在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他竟说自己是圣人鲁迅的学生。这不仅让当时聆听者的大多数都一脸困惑，诧异莫解；即便今天的不少人听了，也匪夷所思，可能还会有人调侃他在“作秀”呢。但我认为，这确实是与《鲁迅全集》朝夕相处几十年的毛泽东的肺腑之言！
毛泽东阅读鲁迅的作品，应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的。那时，鲁迅的白话小说和杂文大多数都发表在《新青年》上。青年毛泽东不仅酷爱文学，更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
一九一八年八月至一九一九年三月间，毛泽东经李大钊介绍，在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工作之余，毛泽东博览群书，更把《新青年》中鲁迅的文章研读了一遍又一遍。他曾以钦佩的语气对一位女青年说：“鲁迅真了不起！ 那些议员名流的千百篇宣言，也不及鲁迅一篇小说的力量。”
大约是一九三二年底，冯雪峰从上海到瑞金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毛泽东知道他是从鲁迅身边来的，多次主动上门攀谈，询问鲁迅的情况。他对冯雪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敬慕之情，遗憾之意，溢于言表。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深思一会儿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给时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信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由此可见，身在窑洞里的毛泽东渴望阅读鲁迅著作的急迫心情。
年底，毛泽东终于得到了一套精装的《鲁迅全集》。这是一九三八年八 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在上海编辑出版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并特别印刷了二百套编号发行的“非卖品”纪念本。毛泽东的《鲁迅全集》是第五十八号，紫红色封面，黑色书脊，每册封底、封面的上下角都是黑色的布料包裹。整套书做工精细，印装别致，典雅美观。
从此，毛泽东就和这套珍贵的《鲁迅全集》相伴相随，形影不离了。尽管当时战事繁忙，毛泽东总是忙中寻闲，挤时间在低矮简陋的窑洞中持卷秉烛阅读，有时顾不上吃饭，有时忘记了睡觉。
经过系统认真地研读《鲁迅全集》，毛泽东对鲁迅的认识更深入全面了。从此，他就在自己的著作、讲话、谈话、报告及书信中，对鲁迅作了前所未有的科学而崇高的评价。
一九四〇年一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称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具体分析了鲁迅的杂文笔法。在反驳所谓“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的说法时，他指出：“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
在讲话结束时，毛泽东又特别强调学习鲁迅：“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他说：“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名《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劝同志们多看几遍。”其中，第三篇就是从《鲁迅全集》中选出的。它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鲁迅“答北斗杂志社问创作要怎样才会好”而写的一封信。鲁迅在信中共写了八条，毛泽东在这次讲演中解说了四条，即一、二、四、六条。
鲁迅：“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毛泽东解释说：“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鲁迅：“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毛泽东批评一些说：“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吗？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鲁迅：“四、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毛泽东引用孔子的“再思”和韩愈的“行成于思”后，提醒我们：“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
鲁迅：“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毛泽东感慨地说：“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当战争进入国共内战时期的艰难岁月，中共中央机关被迫撤出延安时，毛泽东丢弃了许许多多的物品和书籍，可是这套《鲁迅全集》却一直伴着他转移、行军和战斗。他们一起踏遍了陕北的山山水水，一起渡过了浪涛汹涌的黄河，又一起走到了西柏坡，还一起进入了北京城的中南海。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苏联。他亲手挑选《鲁迅全集》中的几本随身携带，在旅行途中读，在住处读，在频繁外交活动的空隙挤时间读。一次，外事活动后回到住地，离吃饭不到半小时，他又拿起了鲁迅的书聚精会神地看起来。开饭时间过了，餐桌上的饭菜放凉了，只见他还在书中沉迷着，不停地用笔在书上圈圈划划。不得已，工作人员轻声催他。他还说：“还有一点，看完再吃。”又直至读完二十余页，他才满脸兴奋地合上书本。
一九五八年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带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毛泽东喜欢地将这套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版《鲁迅全集》亲自放在自己的床头，经常利用一早一晚的零星时间，仰卧床上，饶有趣味的翻阅欣赏。
一九七一年，可能因为“林彪事件”，毛泽东生了一场大病，原来很健壮的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视力也极差，用放大镜看书都很困难，但他读鲁迅著作的兴趣不减。有工作人员建议：为方便毛主席，应把鲁迅著作印成大字本。他说：“国家目前还很困难，印大字本又要花很多钱。”
不久，有关部门研究，决定应当出版大字线装本《鲁迅全集》。其理由是：一，方便毛主席等老同志阅读。二，可以馈赠外宾。三，能长远地保存鲁迅著作。因为，线装的中国传统纸几百年后都不会发脆变质。
一九七二年，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特意将带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刊印出少量的大字线装本。因为工作量大，时间也急，就分由北京、上海两地排印。印好一卷就送给毛泽东一卷。这套线装本，薄厚适中，纸张柔软，字大行稀，毛泽东看着很方便又过瘾。常常是这卷读完了，另一卷还没有送来。有一次，他又想往下看，可书还未到，便对工作人员风趣地说，我又“断炊”了。
在一九七四年底至一九七五年七月，八九个月的时间里，白内障眼疾折磨得毛泽东看不清东西了。但是，不读鲁迅的著作，老人家是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的。特别想读的时候，只好找工作人员读鲁迅的杂文，他用耳朵听“读”。每听到鲁迅深刻的议论和犀利的笔锋处，他总是啧啧称赞。
七月份，医疗组成功为毛泽东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在医生给他眼睛上的绷带拆去后，老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终于又恢复了视力，不仅可以继续亲自批阅文件，也可以随其所好地披读鲁迅的著作了。
工作人员看到，在大字本《鲁迅全集》的许多册的封面上，毛泽东同样画了不少的红圈，其中，在《三闲集》的封面上他连画两个大红圈，并写有“一九七五年八月再阅”。在《准风月谈》的封面上，还有他留下的“吃烂苹果一九七五年八月”的笔迹。经历过那段时间的多数人都知道，在一九七五年七八月的时候，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两个影响深远的大事情。笔者认为，这两件事都和毛泽东在大字本《鲁迅全集》上边画圈或签字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个是，一九七五年八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水浒》的评论。在评论中，他引用了鲁迅《三闲集》中《流氓的变迁》一文中的话：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对此，毛泽东又进一步发挥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最后，他要求：“《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受鲁迅启发，对《水浒》精彩又惊人的评论，并非是即兴之论；而是他晚年读鲁迅、读《水浒传》和自己所思所感的集中表述。
迟暮之年的毛泽东，对人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能否进行到底有着深深的忧虑，他从宏观的历史文化着眼，站在防止党变修国变质的高度，试图借评《水浒》反对修正主义，揭露痛斥投降派的本质，利用宋江这个反面教材，教育他领导着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要继续革命，不断前进。因此，他才同意采纳了姚文元的提议，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评《水浒》，批投降派的运动。
当时，国人的大多数，包括外国的一些政治家们都没有看出老人家评《水浒》的重大意义，甚至有不少人还认为，毛泽东是瞎折腾，没事找事哩。
但是，随着柏林墙倒塌，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投降派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将社会主义易旗，向西方资产阶级投降敬礼的时候，甚至亮左灯向右拐，将社会主义的列车开上羊肠小道仍不觉醒的时候，人们这时才恍然大悟：毛泽东当年那一系列坚持革命的论述多么英明正确呀，他是三十年前早知道啊！
是的，毛泽东和鲁迅都是带着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的“高人”，高瞻远瞩，预知未来。“嘀哒”的时针蹦跳了不到二十年，毛泽东最担心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血腥悲剧就在人间上演了。无数革命儿女的鲜血白流了，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了底谷，这不能不让有志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有识之士和亿万人民扼腕叹息。
战云压城战士稀，喜见新星已崛起。请看，伊拉克、阿富汗、伊朗、古巴、朝鲜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反帝反霸的怒涛不是一浪高过一浪吗？地球的那一边不是已有越来越多的人高声歌唱中国人民最喜爱的歌曲《东方红》吗？统一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不是也闹得红红火火吗？历史在前进，曙光在招手。人类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的前途奋斗着。
另一个是，一九七五年七月，毛泽东做过眼手术不久，他让工作人员拿来大字本鲁迅杂文《准风月谈》，找出《关于翻译（下）》给他读。鲁迅这篇文艺批评，是借用吃烂苹果的例子，来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有缺点的人和文艺作品的。当听到鲁迅批评文艺界那种因为有点烂疤，就把整个苹果扔掉的做法和“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时候，他连声称赞：“写得好，写得好。”
停了几天，他就约江青谈话，发出了“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的指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
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我们怕什么？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
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看不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请文元同志找出此文印发，以供讨论之用。”
在这里，毛泽东殷切地期望，全国文学批评界都以鲁迅为榜样，不要对、作品、译作求全责备，不要因为苹果有烂疤就一下子扔掉，而应做些削烂苹果的工作，以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
不久，全国文艺界先后解放和启用了一大批文革初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干部，文艺界的工作也逐步发生着可喜的变化。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给毛泽东写信，请求编辑出版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影印出版《鲁迅书信集》等。毛泽东于十一月一日用颤抖着的手亲笔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时间的车轮飞速地转到了一九八一年，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毛泽东亲自批准的新版注释本十六卷《鲁迅全集》、《鲁迅手稿集》、《鲁迅书信集》等都如期地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而毛泽东已不能再高兴地收藏和阅读它们了。因为，老人家在一九七六年的九月九日就无奈地告别了他挚爱过三十八年的《鲁迅全集》而离开了人世。
工作人员在整理老人遗物的时候，见到他卧室的床上、床边的桌子上、书架上，都摆放着大字本《鲁迅全集》。有的是某一页上折了个角，有的是夹着小纸条，有的是翻开放着。只有大字本《鲁迅全集》，才有资格伴随着一代伟人毛泽东走完生命的最后路程啊！
二〇〇九年九月
于平顶山市滍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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