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德常新书：《道德经》新诠——道即价值体系论

追寻老子的智慧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对《道德经》的诠释，两千多年来，文献汗牛充栋。由于它的博大精深，人们总能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现在我们来重注它，也是为了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即是为了找到“道就是价值体系”的证明。这就像解一道含有未知数的代数题一样，“道”是其中的未知数，我们把“价值体系”代入其中，看它是不是一个合适的解。这个代数式很长，五千言，八十一章，在我们从头到尾地计算了一遍之后，现在可以很有把握地断言，用“价值体系”这个词可以很完美地替换老子所说的“道”，“道”就是“价值体系”。在此基础上，我们便可把老子的高高在上的神秘学说转变为普通人都可领悟和践行的智慧，解答现代人所急需解决的难题，从而使老子的学说大放异彩。

这个难题就是推动人类政治学进入科学政治学的发展阶段，建立起一个保障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政治体制。这个难题关乎人类文明的前途命运，它是历代圣贤所想做而没做好的事情：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保障每一位社会成员的生存与发展、安宁与和谐，而不是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要想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必须继承中国古人的杰出智慧，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把它实事求是地作为一个有机体的自组织过程来研究。这是一个像动物和植物一样的成长过程，而不是像一座建筑物那样的建筑过程。在动植物的成长过程中有DNA在其中起着控制作用，在社会政治组织的这个自组织过程中也有一个类似的东西起着支配作用，它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价值体系。在对《道德经》进行了一番系统的检视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东西也就是老子所说的“道”。从《道德经》第一章的“道可道，非常道”，到最后一章的“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实际上老子已经对社会组织的这个“遗传密码”作了很全面的描述。在两千五百年后，我们应当可以正确地理解它了。马克思说：“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对价值体系的认识便是如此，尽管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并且很早就有老子进行了天才的研究，却也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人类才能对价值体系在历史上的各种表现进行总结，并把对它的自觉调控提上人类的日程表。同时也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人类才终于跨进了科学政治学的大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老子的智慧终于派上了用场。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孜孜以求的“常道”

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以及五个方面的工作任务，还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这是一次辉煌的日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新的太阳，在它的照耀下，人类的历史便可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于是我们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孜孜以求的“常道”，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可对“历史来自何处？历史通往何方？历史是指什么？”的问题做出新的解答。

历史便是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在大自然长期进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人类社会，除了具有无机界的物质性、生物界的生命特征以外，还具有自己的独有特征，这就是人能够“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能够支配自己的生命活动。《哲学人类学》的兰德曼概述了前人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人“不再是自然手中一架运转永远正常的机器，人成了他自己的行为的意图和目标。（赫德尔）”“在植物和动物中，自然不仅指出了目标，而且也自己来实现目标。但是，对于人，自然只分配了目标，自然把目标的实现委托给人。（席勒）”“人是他自己的伟大实验者；人是永不气馁的人，是永远面向将来的人，人发现从他自己的跳动着的活力中找不到歇息之地，所以他的未来像靴刺一样始终不懈地刺激着每一个现在的肌肉。（尼采）”“海德格尔让我们‘设计’我们自己。”“人与其他的造物不一样，对人来说，没有先于其存在的本质。上帝并没有以自己的形象造人，理性也没有包含一个反映了人的无时间的本质的模式。……人注定是自由的……自由不是他能够接受或拒绝的礼物……人不能逃避自由，甚至在他不知道自由或否定自由的时候也是如此。（萨特）”

由于人是“未完成的”、人是自由的、人必须自我设计自己，所以他必须在自己的头脑里设计自己的未来，就像建筑师造房子一样，他要有一张关于自己的设计图，“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对于自己的人格建设，人们同样需要有一个设计，这便是现代人所说的价值体系，它由人的本能、经济制度的强制压力、文化环境的模塑与个人的理性思考等因素编织而成。经常有人说我是什么唯心主义，但在我看来，这个价值体系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物。不管是好的还是差的，每人都有一个价值体系，哪怕是那些否定这个东西的客观存在的人们也同样要有一个。社会价值体系便是社会集体中所有个人的价值体系所形成的合力，它反过来又影响和支配着每一个人的价值体系，形成一个“超循环”。全部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发端于它，其进化过程也决定于它。人的价值体系决定着其人格的高下，社会价值体系的发展水平同样决定着社会生产力和政治制度的发展水平。就如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遗传密码与蛋白质的关系一样，遗传密码的保存与进化是目标、是动力，而蛋白质的存在不过是基础、介质或者说是手段，或者借用老子的说法，是古人祭祀时用过即扔的用草扎成的“刍狗”。珍爱生命的人们，当然不想当“刍狗”，但却逃不出这个命运，唯一的出路是为自己选择一种科学全面的价值体系，自愿地委身于“常道”；或者换句话说，他只有把自己的价值体系提升到“常道”的高度，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获得解放，获得自由。一个社会的领导者要想和谐稳定，也必须为全体成员确立价值体系进化的目标，自觉地运用执政权力来推动社会价值体系的建设。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然而，价值体系并非像超市里的商品那样任由人们随心所欲地自由选择。人们要选择哪一种价值体系，要取决于时代的货架上所摆放的“商品”。有的时代提供了较好的“商品”，有的时代则提供了较差的“商品”。社会就像是一条生产价值体系的流水线，每一个人都从上面得到一个“商品”，使用了一生，他们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价值体系的存在，就像鱼在水里生活却不知道水的存在一样。只有少数人有幸进入哲学家和先知、圣人的库房，翻出了一些价值体系，因而有了一些选择的权利，但他们又经常地发现这些价值体系的适用性很差，不是过时了便是过于新潮，就像盲目跟风的年轻人的穿着一样，他们的怪异的打扮总是引来路人的侧目。时代潮流，归根到底是受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价值体系支配着所有的人，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那个铁床一样，把高个子锯短、把矮个子拉长。要想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下去，人们就要具有这个环境所要求的价值体系。人们若想自由选择价值体系，除非能对自己出生的时间进行自由选择。特别是对那种深层次的核心价值，人们甚至根本就没想到过要对它们进行更新换代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些价值才牢牢地控制着人们的头脑。

只有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人们有机会在认识上超出其时代限制之后，人们才会发现社会价值体系的演变过程。它是一条缓缓流动的河流，决定着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里的发展进程。在此过程中，人们追求着自己的利益，但由于这个利益是一个体系，人们都只注意到了最切近的利益，却不知道那个完整的利益体系。哥白尼之前的人们把地球作为太阳系的核心，就必然会遇到很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现象；同样的道理，当人们把低水平的价值作为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的时候，在理论和实践上总是处于某种程度的自相矛盾之中，追求自己利益的结果却是危害了自己的利益，甚至是自我毁灭。人类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寻找那种指导自己合理行动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要找到自身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以它为核心重建一个指引我们合理行动并进而达到身心和谐、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历史的目标就是进化出一种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常道”，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道可道，非常道”。这个对“常道”的追求过程并非是由哲学家在书斋里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在人的实践中来完成，在社会集体的进化过程中完成。在对“常道”的寻找过程中，人类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才找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常道”。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对于社会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来说，人的生命也不过是刍狗。两千多年以来，无数人的辛勤劳作、殚精竭虑、灾难痛苦、奋斗呼号乃至某些人的阴谋诡计、邪恶愚蠢，都不过是历史之神用过即扔的刍狗，无数人的生命过程不过是被用来维持、发展出这个“常道”的工具，其目标也无非是发展进化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人真正地成为人。换句话来说，仅有生产力和科技的进步，人还不能成其为人；不仅如此，生产力和科技的进步与人的动物本能相结合，反而会将人类推向毁灭；所以就需要有一个社会价值体系的进步，才能把人从动物界提升出来，使人类文明乃至整个大自然的进化过程延续下去。

二、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来对历史重新分期

当我们确立了价值体系的演变过程在历史进程中的支配地位之后，原来被用来划分历史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标准便淡化了，价值体系标准凸显出来站在了前台。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命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把人从动物界提升出来、使人真正地成为人的价值体系；它有一个诞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在它诞生之前，人还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人；在它诞生之后，人类才开始了提升人性、使人真正地成为人的精神跋涉过程，直到最终清除了兽性、获得完善的人性。按照这个标准，便可将历史划分为史前期、诞生成长期、成熟期。

史前期。距今四百万年到八百万年前的某个时候，在动物种群最高等的灵长类动物中形成了一支类人猿群体。它们是生物群落中最高级的生命，具有比其他生命更发达的大脑和身体感官，所以它们能够适应环境的变迁。由于采取杂食特别是火的应用，它们可以吸收更全面的营养，使得大脑和四肢更加发达，能够思维、站立行走、创造发明和使用生产工具，于是便在“生存斗争”中取得了优势，从而为进化到人类阶段奠定了基础。但它们在精神上仍然保持着原始状态，还没有进入“历史”，因而我们把它称为史前期。雅斯贝斯说：“史前无疑是不断变化的波流，但它在精神上并未获得历史的身份，……”“人类在史前的进化，就是构成人性之基本因素的发展。”“史前的过程构成了我们生命的根基，这一形成过程是人之基本结构的成长过程。”“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河流域文化和中国土著文化，其本身规模可能十分宏大，但却没有显示出某种觉醒意识。”

诞生成长期。这个说法来自于雅斯贝斯的启示，他将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时期称为历史的“轴心期”，“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立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

“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

现在看来，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期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萌芽期，它以“道”的形式在中国的老子、孔子及其门生的著作中出现了，在西方以宗教的形式出现，并发展延续下来，直到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时期开始，人类的价值体系开始进化，在与旧价值体系激烈冲突的过程中，新价值体系发展起来，人类的历史便是这种价值体系的成长史，这同时也是人性与兽性冲突的历史，是丛林法则与和谐法则冲突的历史。在此过程中，人性进化过程并非是一路凯歌，而是在艰难曲折中上演着悲壮的历史剧，其弱小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地被压制、被扑杀，但它一次又一次地在烈火中重生，以新的形式顽强地昂起头成长起来。从中国人的情况来看，我们经过了许多曲折，经过许多代人的传承发展，并与西方文化传统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汇聚融合，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上升为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再经过长期执政的考验，最终被人们认识，并被命名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人类精神进化过程的最终成果，它是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马克思的理想的忠实继承和最终实现，是人类进化过程乃至整个大自然进化过程在当今时代的最终成果，极其珍贵，我们必须高度珍惜。

成熟期。从轴心期开始到我们现在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即是人的诞生成长期。如果以植物的成长过程来比喻，轴心期为萌芽期，经过漫长的岁月，直到马克思主义的问世，在列宁和毛泽东领导的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中，新的价值体系长出了主干，直到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新的价值体系开花结果，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成熟期。

而今我们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新的目标，在这个新达到的认识与实践高度上，我们对共产主义便有了更深入一步的认识。按照以往的说法，共产主义被定义为一个物质资料充分涌流的社会，而现在看来，这种理解是那种以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的大脑里产生出来的幻想。在这种幻想下建设共产主义，也就在无意识中坚持着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其结果必然是把社会主义引入歧途。所谓共产主义，其实就是一种科学合理的社会组织方式，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上，也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要想把社会组织管理好，要想最大限度地减少内耗并让人性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就只有采用这种方式。当然，这样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并不是由某个伟人发现了以后现成地套在社会身上，而是要随着人性的进步而逐步地成长起来。它是一个由闻道者组成的社会，一个由联合起来的人们自觉地驾驭其生产生活过程、与自然生态保持和谐、同时又使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于是我们又遇到了那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究竟是应当先有理想的制度呢还是应当先有成熟的人性？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这样：如果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那就很明显，没有新的人生与社会理想，就不会有新制度；没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就不会自动地冒出来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又起源于老子、孔子、苏格拉底、耶稣、佛陀，没有他们所开辟的人性觉醒的方向，也就不可能有新的社会理想。如果从当前的这个正在进行的进化过程来看，这是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和新的人性互相促进的发展过程。就社会来说，它是不完善的，“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作为个人，我们大家也都是不完善的，过去的传统都还在纠缠着我们，现实的政治经济制度制约着我们，所以我们就必须不断地自我改造，摆脱旧的价值体系的纠缠，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并根据新价值体系成长的需要逐步改革政治经济制度。这是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既是一个自觉的自我教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改造社会的过程。这个自我改造和改造社会的过程还必须是在社会稳定运行的过程中进行，社会再生产过程一刻也不能停下来，不可能来一个休克疗法，就像修汽车一样开到修理厂交给工人师傅就行了，而是要在汽车行驶的过程中修理汽车，更换轮胎等；或者用更准确一点的比喻来说，这不是在实验室里从胚胎开始进行基因改造，而是对成长着的动物进行基因改造，就像让一头驴子长成一匹马一样，这无疑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

于是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就要有一个过渡阶段──社会主义，这种政治组织形式把人们从生存的自然必然性的强制压力下解放出来，为人性的进化提供新的空间。因而，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就必须有与之相应的配套措施，那就是要为人们提出新的人生目标，也就是提出新的核心价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以此为核心构建一个完善的价值体系。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和谐社会才可以逐步形成并稳定下来。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也不过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置程序。如果有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历史进步的程序就没有落实到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发挥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在社会生活中实际地发挥着作用的依然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会自然而然地把资本主义的那一套重新恢复起来，什么黑窑、蓝藻、黄毒、腐败现象等都会重新在社会生活中孳生出来。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近60年，我国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体制和观念不断更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这种以整个国家为单位的“强行军”，使中国成为全球政治、经贸和文化的焦点，同时也造成了各种尖锐的矛盾、困境和危机。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机遇，使中国占据了一种特殊的“战略高度”，从而有条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任务，在哲学上演奏第一小提琴。我们可以断言，科学政治学的大门已经被叩开，自觉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开始了。

我们见证着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压倒优势后，对和谐的追求就会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自觉追求，人类的苦难以及为了消除苦难而必须进行的革命都将成为过去，战争的喧嚣也将成为过去。人类的内耗将会最大限度地减少，一个漫长的求索过程终结了，人类便可科学合理地组织人类政治过程，自觉地驾驭社会经济过程以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一个平等、和谐、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开始了。

三、按照“美的规律”构建和谐社会

关于美的问题，哲学家们进行了漫长的探索，提出了几百种定义，诸如“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美是生活”等。为阐明这些定义，他们写了大量艰深的著作。在讨论了“道即价值体系”以及其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之后，我们发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无非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建和谐的人生与社会，所以我们就有必要简要地谈谈美的问题。可以分为这么三层意思来谈。

首先，我们发现，美并非是存在于客观对象中的某种抽象本质。那些企图找到美的本质的人，受束缚于寻找世界本原的哲学范式，由于提问题的前提就是有问题的，所以就不能找到正确解答。审美活动是具体的，每个人都在运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在此过程中所伴生的感受，无论是成功的愉悦还是失败的痛苦，都是审美感受的一种。

黑格尔对此进行了辨析：“只有心灵才是真实的，只有心灵才涵盖一切，所以一切美只有在涉及这较高境界而且由这较高境界产生出来时，才真正是美的。就这个意义来说，自然美只是属于心灵的那种美的反映，它所反映的只是一种不完全不完善的形态，而按照它的实体，这种形态原已包涵在心灵里。”黑格尔这里所说的“心灵”，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价值体系。人们都坚持着自己的价值体系，这是他的各种需要、欲望、理想的总和，人们带着这些目标投身到现实生活之中，实现了这些目标便感到愉悦，失败了就感到痛苦。美感也就是这些愉悦与痛苦的感受，艺术创造活动也不过是人们表现这种感受的方式。

用价值体系来取代黑格尔所说的“心灵”，便给美学研究带来了一个新进步，使我们的目光深入到人的心灵内部，看到心灵的发展过程。由于有了这个发展过程，关于美的标准也就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了。由于价值体系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不同阶段的价值体系中都包含着不同的真善美的标准，因而具有不同价值体系的人，对现实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其善恶标准也不一样，其审美标准也各不相同。愚蠢、邪恶与审美趣味的低下是密切联系的有机统一体，那些处在发展的较低水平的价值体系往往是由人的欲望、文化传统、关于未来的幻觉等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其内部充满了矛盾，其所坚持的审美标准也是片面畸形的。

在那些由低阶价值控制着的实践活动中，人们也会体验到愉悦的感觉；然而在这种片面狭隘甚至畸形邪恶的审美趣味的引导下，人们的行为不仅危害社会公共利益，而且也会危害个人利益，因为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本来就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由于价值体系的低级片面，人们便不能及时发现自身行为的不合理，他们会跟着扭曲的感觉走上歧途，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小则身心不和谐、疾病缠身，大则违法犯罪、堕落毁灭。由此可见，审美趣味的高下至关重要。人们大都是“跟着感觉走”的，但有的人有正确的感觉，有的人缺乏正确的感觉，但他们都自以为正确，所以便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其次，审美感受的丰富、全面、深刻，是价值体系进步的结果，也是历史进步的结果。

人的审美趣味随着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不断地进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领域里，审美趣味各自独立地发展起来，原本是生存斗争的伴生物的审美感受，后来逐渐上升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主要目标。

比如说艺术创造活动，最早是作为物质生产过程的伴生物而逐渐地成长起来，从最初的只有少数人从事的活动，发展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从事这类活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逐渐从生存的自然必然性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艺术创造活动不再是少数人享受的奢侈品，审美活动将逐步在人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人也就有了充分的自由，从而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生活过程。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进行了比较，他说：“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进行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是一个自发的渐进的过程，而要充分全面地把美的规律贯彻到生活中去，就需要社会进步达到一个新高度，人们就必须从生存的自然必然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审美尺度，按照同样的逻辑，不同价值体系的人也具有不同的审美尺度。当然，在最基础的部分，人们仍然具有着大致相同的标准，比如口之于味，有同嗜焉。我们可以称之为普世价值，但却不能用它来否定那成长着的前沿的价值，正如不能用树干来否定树梢一样。那成长着的审美感受代表着人类的希望与未来。

再次，在社会政治领域中也存在着美的规律，人类必须用美的规律来构建社会政治过程。在此基础上，人类才能构建和谐社会，用美的规律来构造生活。

不管是在政治领域里认识还是实践美的规律，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它一直处于人们的自觉实践的范围之外。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们一向被诸多现实的目标控制着，人们在这个领域中长期处于听天由命的状态，这是人类审美感受最迟钝的领域。这是一个听天由命的领域，也是一个充斥着邪恶与丑陋的领域。但不管怎样，仍然有人对这个领域里的美学进行了探索。在这个领域里，美的目标也是一个逐渐生成的具体存在，这是一个不断接近却又总也达不到的终极目标。这个现实的具体存在与那个终极目标的关系，正是老子所说的“可道之道”与“常道”的关系，也就是现实的价值体系与终极完善的价值体系的关系。具有不同价值体系的人，其审美标准也各不相同。随着价值体系的进化，人类审美标准也不断演变；“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原本看起来是真善美的目标，在实现的过程中带来了不真不善不美的结果，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于是就会推动人们进一步深化对真善美的认识。这个过程最终要使我们达到这样一个关节点，从狭隘冷酷、敌意好斗、单调无趣转变为和上升到热情达观、慷慨善良、愉快幽默，进而自觉地运用美的规律来构造和谐的人格与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问世便是这个关节点，它使人们在审美趣味上达到新的高度，克服价值体系的内在冲突，摆脱愚蠢、邪恶、丑陋的纠缠，在整体上达到真善美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在认识客观世界时客观全面地认识现实，在实践上则有效地实现自身和整体的利益，摆脱生存的自然必然性的压力，从私有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追求个性完美的过程中，人们便可体验到那种真正的美感，在这种健全的审美趣味的引导下，过活着一种俯仰无愧的生活，进而推动社会政治过程趋向完美，使社会和人生趋向和谐，使日常生活过程成为艺术的审美的过程。所以我们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便是美的规律。所谓用美的规律来改造世界，也就是努力提高和完善自己的人格，达到开悟闻道的水平。只有在内在人格趋向完善的情况下，人们才能表现出美好的精神并用它来改造社会和自然界，构建美好的和谐的社会。如果没有内在的价值体系的提升，仅仅在外在形式诸如民主法治上下工夫，那就是舍本逐末、南辕北辙，不仅不能构建和谐社会，反而会遇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困境。

在现实中，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来改造世界，同时他也只能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来改造世界。黑格尔说：“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这个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所有的人都处在社会价值体系进化过程中的某一阶段上，谁也不能脱离这个过程。这每一个阶段的价值体系都自成体系，都有与这个阶段相应的真善美的标准，而不是终极的真善美标准。每一个人都要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来观察他人、认识和改造世界，他也只能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他不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一旦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也就同时在思想上超越了这种局限性而站在了新的水平上，进一步按着这种新达到的价值体系来认识和改造世界。正由于这个原因，“人类总是觉得他达到了终点——不管这终点是顶点还是衰落？”黑格尔认为世界的运动变化乃是“绝对观念”自我发展的结果，认为他自己的哲学就是“绝对观念”的最高表现，普鲁士王国是体现“绝对观念”的最好国家制度，就是历史的终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主义政权崩溃之后，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向人们传布了这样一个“福音”：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目前的世界形势不只是冷战的结束，也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它即将成为全人类的制度。总之，自由民主主义是人类思想进化的顶峰和最后选定的政治形式，从而也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点。

但是，若想达到历史的终点，就必须让人民群众对这个终点感到满意。这不能靠欺骗，也不能靠武力。在当今世界上，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在地球上的肆虐所带来的战争、腐败、两极分化、饥荒贫困、环境恶化等一系列情况表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就是“丑的规律”。它一来到世间，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用这个东西来改造世界，就只能使社会政治过程和生态环境满目疮痍，只能使人类趋向毁灭。“在一种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值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就算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要我们借鉴了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规则，照样会把相应的结果引进来，“蓝藻”、“黑窑”之类的事件就必然要层出不穷。这种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别无选择，那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美的规律”来改造世界。

因而人们关于什么是历史终点的争论的本质在于，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改造世界，还是用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来改造世界？是用“美的规律”来改造世界，还是用“丑的规律”来改造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本来就是共产党人用“美的规律”来改造世界的成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也就是继续坚持用“美的规律”来改造世界。能否继续坚持这一方向，则要取决于人们能否真正地把自己提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水平上。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平，他所坚持的就只能是不那么美甚至是“丑的规律”；如果一个人不闻道，他便不能正确理解和谐社会，也就无法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正确的见解，他坚持着“丑的规律”而不自知；他的活动只能是推动着那样一种机制的形成，使社会趋向于矛盾冲突内耗，直至自我毁灭。这种机制的形成是自发的非理性的，没有哪一个人来设计它，它处于人类理性的自觉控制之外。它用生存的强制压力来迫使人们把财富的私人占有作为核心价值，把一部分人引上贪婪腐败之路，把另一部分人引上铤而走险之路，进而把人们都引导到与社会对立的方向，引导到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方向。在存在着这种机制的情况下，不管我们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望多么迫切，和谐社会都将与我们渐行渐远，离我们而去。

因而，如何建设一种新的机制以取代原有的自发形成的机制，这是关键的事情。建设这种新机制，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就是要把所有自发地形成的东西置于人类理性的自觉控制之下。而要做好这件事情，首先就必须由闻道者掌权。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或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来说，如果闻道者在其中占据不了领导地位，或是在人数上比例太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便建立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生产力发展到何种水平，都不可能建成和谐社会，也不可能建成和谐地区、和谐单位或和谐家庭。总之，和谐产生于内在人格的和谐，是人格的内在特征的外在表现。只有存在于内的东西，才能表现于外。如果没有内在人格的提升，如果没有价值体系的进步，就算是成天把和谐社会挂在嘴上，也仍然建设不成和谐社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帮助人们认识“美的规律”，这就是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的关键。

各种社会理想，归根到底，都必须与人们所追求的个人理想相结合，成为人们自觉奋斗的目标，然后才是有可能实现的。人们要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世界，首先要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自己的人格。只有内在地具有了的东西，才能表现于外。如果自身的价值体系达不到应有的高度，人们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也就不可能是和谐完美的。所以说，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至关重要，它是社会主义政治目标体系的画龙点睛之笔。只有当这个价值体系在全体干部和人民群众中确立起来之后，以前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项目标才被注入了血液，具有了生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目标，不光是在社会组织层面上的奋斗目标，同时也包含了一种较高层次的个人性格特征，一种新的人生目标。只有在价值体系上进化到这个水平，才能最终克服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各种病态、痉挛、自相矛盾、自相残杀以至于自我毁灭的倾向，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便可以打破私有制价值体系对人们的精神束缚，把人的生命引导到一个较高的人生轨道上。当这种人生目标成为人民大众的自觉追求的时候，“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就会成为把根扎在现实中的有生命的成长着的目标，道德也就不再是软弱无力的“应该”了，和谐社会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并成长起来了。

现在看来，马克思所说的美的规律，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常道”。它包括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政治主张；所谓“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也就是以美为核心价值、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价值、以社会和谐为核心价值——来构造一个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会。和谐就是美，和谐的人生与社会就是美好的人生与社会。当人们普遍地闻道从而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候，社会自然会趋向于和谐。

由此看来，如果仍然把美学作为研究美感和艺术美的科学，那就是一种很有局限性的看法，那就还陷在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范式之中。对于要建设一个新社会的共产党人来说，我们要用美的规律来改造整个世界，美学因而就不再独立于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之外，而是在它们之上并把它们都囊括在内。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构建和谐社会，重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过程，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美学。这是历史的一个阶段性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则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要把美的规律落实在社会的治理上，则要让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美的规律，也就是大家都要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由于这一点很难做到，所以即使是在共产党内部也会由于人们对这一规律的不同理解而产生出路线斗争。整个人类也还是处于幼儿阶段，如何建设一个合理的制度来保障每一个人的健康全面发展，仍然还不甚了了。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美的规律，或者是知道美的规律却不知如何达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价值体系上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对生活的要求不高。但他们却不自知，以为自己掌握着绝对真理，要按自己的主张来管理社会，他们所谓的民主，其实质就是按他们的价值体系来改造社会。他们必须经历挫折才能明白过来，就如长征过程中，必须经历惨痛的失败，人们才能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性，找到正确路线，这需要有很多人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同样道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目标，并不是写在文件中就可以实现的，也需要走很多弯路，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找到正确路线，实现集体的开悟。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照耀下，人类才能走出幼儿阶段，进入一个成熟理性的新阶段。因而，无论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还是福山的自由民主理念，都不是历史的终点；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有能力终结历史，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终结以往充满灾难不幸的历史。

共产党人的目标不是终结历史，而是推动历史进入新境界。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要达到这一伟大目标，必须经过一系列的历史发展阶段。在经历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历史阶段，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我们便可以进一步运用国家机器来为人们的精神飞跃创造经济、政治、文化的条件，打破旧的价值体系对人们头脑的控制，人们的精神进步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完善与人性的提升相辅相成，人性的进化是社会制度进化的根本动力，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核心就在于引导人性进化的能力。社会主义因而就必须为人们提供更高的人生理想，建设新的价值体系；如果我们继续听任丛林法则对人民的误导，自然就会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引到我们的社会中来。在人性堕落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发挥不出来，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会成为弊端，趋向于崩解。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执政党，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执政的首要任务来抓，必须研究使这个价值体系能被人民群众接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并切实创造这些条件，围绕着这项任务的实现来组织社会生活，使这个价值体系渗透到社会运行过程中去，渗透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内心深处。以这种新的价值体系为“序参量”来重组社会生活，也就是运用“美的规律”来构建和谐社会。只有在价值体系的层次上提出问题，自觉地运用执政权力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才能打破僵局，走出困境，开创人类历史进步的新境界。

四、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价值体系问题属于永恒性的“重大问题”，每一代思想家都要重新回答这个问题。在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之后，我们中华民族当仁不让地站在了人类进化过程的最前列。在这个新的发展水平上，回首轴心期以来人类走过的历史，我们便会由衷地感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人类进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人类为了迈出这一步，经历了多么艰难而漫长的历程。

康德认为所有的哲学体系都必须回答的属于永恒性的重大问题有这样几个：

（1）我能认识什么？

（2）我应该做什么？

（3）我可以期望什么？

而这三个问题最后又归结为一个问题：人是什么？

人是什么呢？两千四百多年前的柏拉图把人定义为“两足无毛动物”。然而仅仅是直立起来还不足以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还必须有精神上的进化，才能使人类走出动物界，所以亚里士多德重新给人下了定义：“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而人的这个“理性”又经历了一系列的进化过程，直到我们今天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这是最终出现的使人真正成为人的本质特征，因而它是最最重要的东西。据报道，人类基因组中95%的区域与文昌鱼相似，这意味着两者只有很少的基因存在差别，而正是这些差别基因在脊椎动物进化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另外我们还了解到，金丝猴与人类的基因中有98%是一样的，这个98%对于人类来说重要不重要呢？当然重要，没有它，人类就不成其为人；但仅仅强调这个98%的重要性是不够的，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则是因为那2%的基因，它才使人类站立起来，具有了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理性的能力，从而与猿猴划清了界线。因而这个2%更重要，它是进化的新成果，它使人类具有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生物学特征，以前所达到的98%是基础。但如果我们要把这个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就不能说哪一部分重要，哪一部分不重要，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进化过程，新取得的成就不断地积淀下来，巩固下去，为进一步的进化创造条件。因而，我们可以这样来回答“人是什么”，人是大自然的不断进化过程的结果，而他自身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首先是遗传密码的进化，然后是价值体系的进化，在人的身体进化的基础上，还有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这个精神成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集体的进化过程。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其进化的最终完成也必然是一个政治过程。共产主义的实现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而更重要的是，它根源于人性进化的必然性。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就是历史之谜的解答”；与之相应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对于这个解答来说，以往人类进化的每一步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只有在置身于这个进化过程之中，人才能真正地成为人。

在对“人是什么”的问题做了以上解答之后，关于“我能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和“我可以期望什么”的问题，也就有了新的解答。置身于人性进化过程之中，站在那种发展不充分的阶段上，很少有人追问自己：我能否认识到那未来的发展目标呢？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在问“我能否闻道”？一个人如果这样追问自己，他也就会做出正确的解答，进而对“我应该做什么”和“我可以期望什么”的问题做出正确的解答。但是，生活在低水平价值体系所主导的文化环境中，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比如说，人们可以很经常地看到那么一些“唯物主义者”，他们执着于唯物与唯心的两极对立，片面强调物质的重要性，反对精神的重要性，其实不过是维护着资产阶级的偏见，坚持着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这其实也是一种“唯心主义”。正如马克思在批评庸俗经济学时所说的那样，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作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因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的是，庸俗经济学恰好对于各种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形式感到很自在，而且在各种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越是隐蔽，这些关系对普通人的观念来说越是习以为常，它们对庸俗经济学来说就越显得是不证自明的。”他们屈从于现存的经济制度，不能认识完善的价值体系，所以也就不可能对“我应该做什么”和“我可以期望什么”的问题做出正确的解答。他们把目前还不能实现的共产主义理想断定为永远不能实现的东西，把自己所不能达到的人生境界断定为所有的人都不能达到的境界，这样一来，他就否定了人类的进化方向，否定了人类的未来，断送了人类解放的希望。

但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人类的精神成长过程是一个自然的必然性。新的价值体系刚开始出现时，人们并不知道它是什么，只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它。一开始是“在地球表面比较小的区域内，出现了某种东西”。老子天才地感知到了这个“东西”，对其进行了描绘：“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他的许多论述直到今天仍然不断地启发着我们。在西方哲学史上，也有一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过一个“逻各斯”的词，它也很像老子所说的“道”。从老子开始，直到我们现在将这个“东西”理解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人类经过了两千五百多年。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人们都在黑暗中摸索，每一个人都有着某种价值体系，都处在价值体系进化过程的某个阶段上，因而是不完善的，不是老子所说的“常道”，于是他就要站在这个不完善的基础上去寻找那个完善的东西。无数个体认识和实践价值体系的过程，构成了社会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与这个进化过程相应的还有一个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进化过程。必须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经历许多挫折和失误，人类才能闻道，并进而建立相应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现在之所以要搞市场经济，按通常的说法，其原因是生产力发展必须经过这个阶段；而实际的情况是人们的精神成长过程必须经过这个阶段，必须通过对个人利益的狂热追求来把人身上蕴藏的潜力发挥出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在把这种基本需要作为终极目标来追求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畸形人格，他们是当下流行的价值体系的体现者、人格化，如资本家、贪官等，这些人自己不会总结教训，他们的价值体系与其成长的环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控制着他们的生命过程，就像植物扎根于其土地一样难于改变，直至生命的终点。毛泽东说反动派的逻辑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许多被狭隘的价值体系控制住了的人，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些人因而就会成为旧价值体系的殉葬者，历史的进步必须借助于个体的牺牲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便是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整个历史也就是人类价值体系的不断进化过程，所有的人都处在这个进化过程的某个阶段上。如果人们不愿前进一步去接受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那就必然是在坚持着低级的价值体系。那些根本不考虑价值体系问题的人同样也在坚持着某种价值体系，他们被那种在无意识状态下形成的价值体系控制着而不自知。所谓闻道，就是要摆脱这种作为低级价值体系的“刍狗”的命运。于是人们就必须总结经验教训，在价值体系上不断地攀登，不断发现新的价值。新发现的价值要比原来的价值重要，所以它就后来者居上，占据核心地位，对先前的各种价值进行整合，让它们围绕着自己运行起来，形成新的价值体系，克服先前的价值体系的内在矛盾。价值体系的内在矛盾是其进步的动力，只要其中还有矛盾，就仍然无法完全做到“以人为本”，生活就仍然会出现痛苦不幸，这就说明其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价值仍然不能胜任其核心地位，人们所坚持的“道”就仍然还不是“常道”，于是人们就还要为之继续向上寻找新的核心。在这个不断攀登的过程中，人们便可逐步找到那最核心的价值，最终达到闻道、开悟的境界，建立起一个既能保持身心和谐同时也与社会和大自然保持和谐的价值体系。只有达到这种境界，人类才能最终获得解放，成为自己的真正主人。

新的价值体系总是首先在一些杰出的头脑里萌生出来，然后逐步扩散到人民群众中去。对这少数先驱者来说，人民的生活以及命运是他们思考的素材，他们具有着迥非常人的同情心，对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他们同时又本能地坚持着以人为本的价值标准，以此为标准来重新评价现实生活，所以就能在人们司空见惯因而见怪不怪的地方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引起疗救的注意。回首历史，我们常常会为这些优秀个体所取得的成就而赞叹。但仅有少数人的价值体系的进步还不行，历史是社会集体价值体系的进步过程。要想解决问题，还必须让新的价值体系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还必须让大家都认为现实存在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但这正是最难办的事情，雅斯贝斯说：“最高成就常常这么旁遭冷落，无人理解，难以传播。”老子也说道：“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要想解决这个难题，就需要让现实中的问题充分表现出来，达到物极必反的程度，把人们置于“是生存还是毁灭”的尖锐冲突之中，从而刺痛人们的神经，迫使民众觉悟过来，告别旧的价值体系，接受新的价值体系。此即兵法上所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正是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历史之神经常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行动。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然步骤，所以就需要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两种价值体系都力图控制社会运行方向，两者的消长于是就决定着历史的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是符合历史必然性的正确方向，随着这个价值体系的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社会主义也就自然地趋向于完善和谐。在强调这个历史必然性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它的旁边始终伴生着一条通向堕落与毁灭之路。没有哪个系统产生出来就注定要永远进化，承认这一点也就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把握好历史之舵，自觉推进自身的进化。人类在生物学方面可遗传的特征是稳定持久的，而精神文化上的成果却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遗忘和毁灭。要推动人类精神继续成长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业，而要想把已有的成果毁掉则很容易。正如老子所说的那样，“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便是证明。恰恰是在社会价值体系的进化这个最最重要的事情上，人类一直处在听天由命的境地，就像迷宫中的老鼠一样，紧张而焦虑地寻找着出口，在此过程中的软弱犹豫、误入歧途都是难以避免的。从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来看，最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的误入歧途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如果它一路顺风地进入共产主义，历史也就太简单了。它的误入歧途是后来人找到正确道路的必要条件，伟大的历史进步要以巨大的历史悲剧为铺垫，这也是历史的宿命。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已经写进了党中央决议，正在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实际行动。而今人类进化的希望寄托在有着优秀文化传统和坚持着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人身上，唯有我们有条件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从而有可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创建出高度发达、繁荣、强大的和谐社会，为人类未来开辟一条新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我们中华民族代表着人类的希望。所以，我们必须珍惜这个历史机遇，理直气壮地亮出我们的旗帜，切实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其为核心重组社会生活过程，使之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进而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最终得以稳定地保持下去。

穿过幽长的历史隧道，老子的叮咛依然在我们身后回响着：“慎终如始，则无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