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融的逻辑》的财富“点金术”
——陈志武温情说教新自由主义的“葵花宝典”
【按】：这些将构成《资本的密码和自由的逻辑——全球新经济变革的价值重建》专辑的片段，是马林韬为其《全球化和统观论的市场经济革命》（2009，中国金融出版社）的书中，提出应建立对现实市场经济问题和经济学问题进行价值哲学思考的统观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而写就的一些有感而发的、自由即兴的、属于大众文化版的更通俗诠释。所谓统观经济学（相对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也即是价值基础理论和市场应用理论相统一，或者说伦理价值目标和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新民权主义的大众经济学……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人们纷纷谴责“华尔街”的贪婪，揭露国际金融寡头们变戏法——如宋鸿兵形容“剪羊毛”——一般地掏空了别人、掏空了世界，席裹和聚敛了天下财富却最终暴食而疾地把“吃饭的家伙”（金融机构）都弄得“胃穿孔”了，结果却是捆绑着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为他们“买单救市”（救金融机构之“市”就如同救整个国家和社会之“胃”，否则就是大家一起死掉，而且先死和真死的只会是穷人），并表现出极大愤怒的时候，曾被《华尔街电讯》评为“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的陈志武教授，也及时推出了同样是“快餐经济学”的《金融的逻辑》一书，不愠不火地要告诉那些并不懂得金融的人们，什么是金融，什么是《金融的逻辑》的A、B、C，以及自由流通的证券化资本为什么“真可以”神奇地让人实现超级财富梦想的道理——这些道理正是所谓的“金融的逻辑”。
陈教授还告诉大家，次贷危机不过是因信用链条过长而发生了失控的技术性故障，金融证券化的货币市场体系和金融产品衍生发展的资本创新和技术革命也仍将继续和发展下去，谁要是因噎废食，谁就将被历史发展的“金融逻辑”给淘汰掉。
陈志武先在中南大学学计算机，再是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系统工程学硕士，后获耶鲁大学的奖学金，攻读金融学博士。那时，国内的金融学还在教授在美国人看来简直是老掉牙的什么商品、生产、交换、货币、资本、信用，以及传统的资产负债平衡之类的东西，所以金融学属于文科，几乎是数学不太好或水平一般般的人也可以去学金融。但在美国，正像郎咸平教授说的那样，要有相当数学水平的人才可能选修金融，否则，很快就会被那些建立在复杂数学模型和函数方程上，被称为“金融衍生产品”、“投资理财组合”、“杠杆复合套餐”之类的设计和推算搞得晕了过去……陈志武有较好的数学基础，所以顺利完成了这一跨越转身，还成了耶鲁出身的金融学教授。
那么，什么是金融呢？
陈志武教授说道：“一开始，（美国）教授既没有讲授金融是怎么回事，也没介绍人类的金融发展史是如何如何，而是一上来就把所有金融交易由随机变量来描述，亦即，不管是股票、债券、借贷签约，还是其他任何金融交易合同，都可以由随机变量来表达。正是因为所有的金融交易都是由金融合同来完成的，都涉及今天和未来不同时间之间的价值交换，而未来又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随机事件，所以，通过把任何金融交易合同的细节条款转换成不同的未来随机事件，分析清楚在每种事件出现时交易双方的得失，由此得到的交易双方得失跟未来事件的关系就是概率论中讲到的随机变量。于是，金融学所要研究的就是如何实现这些随机变量的交易、如何为这些随机变量定价的问题，即通过数学推导，为这些随机变量做定价模型。所以，金融市场的作用之一就是对未来定价、对交易风险定价。”
原来，所谓的现代金融学理论就是根本不要去纠缠什么“人类金融发展史”的“商品、生产、交换、货币、资本、信用”了，而是直接盯住人们钱袋子“随机变量交易的对未来定价和对交易风险定价”的变本加厉也就是了。
但这样的传统颠覆却仍然会让人们有些不甚了了，甚至疑惑，教人不用脚走路，这不成了赵本山的《卖拐》了么？
所以，陈教授又提纲挈领地告诉大家：“这样也不乏观念上的冲击。最大的冲击莫过于价值论，一件东西、一种经济活动的价值由什么决定？交易行为本身是否创造价值？按照我们从中学、大学政治经济学中学到的劳动价值论来理解，一件物品有它的固有价值，即，其生产所要花的时间乘以社会单位劳动时间的成本。也就是说，只有劳动创造价值，交易不创造价值。但是，在1987年（耶鲁）的‘金融经济学’课堂上，我学到，任何东西或证券不存在什么‘固有价值’。只存在相对价值。也就是相对于人的效用而言，才有价值这回事。东西和证券的价值取决于它是否让个人的效用提高，包括消费效用、财富效用、主观幸福或满足感……原来计划经济时期只顾生产，不顾所产东西有没有人要或者有没有市场，那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摧毁价值。原来，没有派上任何实际用场的一代代银河计算机也是一堆废铁，是在摧毁价值。等等，等等。反而观之，即使一样东西没有花多少投资，它的价值照样可以很高。最具体的例子是像百度、腾讯、无锡尚德这样的公司，这些公司都只有不到十年的历史，而且都是由几十人创办起来，不仅没有自己的高楼大厦（至少几年前没有），但市值都是几十亿美元，不仅远高于其实际投入的资金和成本，而且比那些投资花费巨大、拥有众多厂房设备与高楼大厦、经营运作了几十年的武钢、一汽、二汽等更值钱。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价值取决于这些公司能带来的效用，或者说收益，而不取决于建设成本，跟建设所需的劳动时间关系不大；换言之，价值由未来的收益决定，不是由过去的成本决定。效用决定价值，而不是劳动成本决定价值，这对于理解金融的逻辑极为重要（黑体为教授本人所加）。”
以上重新确立对经济事物的价值定位的表述，乃是陈志武教授在下面将娓娓道来的《金融的逻辑》的重要思想基础或理论核心的部分，所以，老马我才不吝其文、不吝其时地加以了特别的提示，否则，不懂金融的人们就只能是雾里看花了，到头来，也还是懂不起什么才是《金融的逻辑》。
相信很多过去不甚懂得经济和金融的人们，看了陈教授的以上表述和说明后，一定会认为教授说的不仅是事实，而且太对了，还会不由然地痛恨起在现实生活中早已司空见惯了的那些“浪费资源、摧毁价值、劳民伤财、制造垃圾”的败家子们。
在教授的点拨下，一些读者甚至还会联想到，怎么连我们也一眼就能看透的以上败家子情形，竟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力挺并造就出来的呢？难道马克思还不如陈教授和我们吗？
然却非也！所以，恨归恨（那些败家子），老马在此还是要很严肃地说明：以上各种劳民伤财、做无用功、制造垃圾的败家子行径，其实和从亚当·私密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可以说，连教授本人也似乎根本就没有弄懂什么是劳动价值论。比如，马克思作为价值比较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教授说的“其生产所要花的时间乘以社会单位劳动时间的成本”，或所谓的“建设成本”和“建设所需的劳动时间”等等，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理论抽象的方法来表现的，按一定时期一般社会生产力水平来生产某物（商品）的劳动消耗——这是经济学中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理论的问题，后面我们还将专门述及，故此就暂不论争了；现在主要是展示陈教授的东西。
我们还是从什么是金融说起吧。
金融的历史发展，自然还是要从商品的生产、交换说起，开始是以货易货，为了交换的方便，后来就产生了作为交换媒介的某种公信物——“货币”，一开始，行使货币职能的曾是任何的稀罕物，如贝壳、布匹、金、银、铜、铁等等（即使在现代的非常时期，如二战后发生了天文数字通货膨胀的德国，甚至还流通过一阵由美国大兵带来的“香烟货币”呢），经过市场的自然选择和淘汰后，货币最终定格为价值含量较高、也较稳定，又便于携带和分割的金银等贵金属。贵金属的金银货币也是财富价值储藏的最佳物品。所以，金融最原始的意义就是财富（商品）、财富交换和流通的意思。再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货币经营的信用也成了一种重要的买卖，一方面替人保管钱财，另一方面也把暂时闲置的货币放贷给急需用钱的人，并收取一定的费用（利息）。再后来，随着以货币经营者或国家为信用保证的票据和纸币开始发行和流通，金融业也进一步形成了跨地区的汇兑、支付、清算，及各种存贷款的信用业务，并最终形成了信用形态较为完备的现在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股份公司等又大体上构成了近现代一般的或传统的金融信用体系。
近现代一般或传统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股份公司等金融信用体系，也使金融的信用发展初步地具有了如陈教授所谓是“透支未来”的重要功能。
但一开始，“透支未来”还主要表现在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和保障方面。如，靠自己积累，不知要猴年马月才能实现的规模经营，现在通过银行信贷的集约方式在短期内就可以实现了；最早的保险公司是成立于荷兰的“劳合社”，那是资本主义早期从事远洋贸易的人们，为规避和分散远洋航运中经常发生的风浪海损和海盗劫掠等风险灾难，搭伙成立的意在分担灾害和平摊损失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把集约经营和责任分担的功能直接合一的是股份公司的更高经济形式，对这种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马克思也给予了极大关注和很高评价；再后来，股份公司又发展成为股票可公开自由交易和流通的证券市场形式。
当然，所谓“透支未来”的经济矢量，在当时，尽管从来就不乏各种金权操纵、暗箱操作、打千作弊、剪毛收卦的空间和宋鸿兵所谓“阴谋论”的情形，但总体上，还是受到在劳动价值理论或黄金货币本位的市场定价机制之下的自然价值量的限制。
总之，“透支未来”的信用功能，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后金本位时代，不仅被“华尔街”新自由主义的现代货币金融学看作是它们最重要的理论抓手，形容为“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并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地通过所谓“资本技术革命和创新”的各种信用衍生形式而膨胀发展到了极致。
这正如陈教授所说：“当然，对金融的这种一般性定义可能过于抽象，这些例子又好像过于简单。实际上，在这些一般性定义和具体金融品种之上，人类社会已经推演、发展出了规模庞大的各类金融市场，包括建立在一般金融证券之上的各类衍生金融市场，所有这些已有的以及还没有但未来要创新发展的金融交易品种，不外乎是为类似于上述简单金融交易服务的。”
抓住了“透支未来”这个货币主义理论的基本教义思想，所谓《金融的逻辑》也就可以被梳理得更加头绪清晰了。
陈志武教授主要的“金融逻辑”大概可以被概括为就是“三逻一辑”——这个词语多少有些生疏、怪异，但它正是对各种“金融创新”进行归纳的一种“表述创新”吧。
所谓的“三逻一辑”，也就是三个“金融的逻辑”，再加一个制度架构的“逻辑的逻辑”的“三位一体”——请记住！“三位一体”乃是个十分重要的关于文化哲学思想体系构建的大概念，以下，我们还将要不断地提及。
现在言归正传。
陈志武教授的三个“金融的逻辑”就是：关于“实现个人自由和价值最大化的金融逻辑”；关于“把未来收入资本化、财富化变现的金融逻辑”；关于“负债强国论的金融逻辑”。
虽然《金融的逻辑》并没有过多地依靠各种很煽情的、太八卦的故事来演义，而是立足于循循善诱，深入浅出，讲道理，举事实的温情说教，但在老马我看来，陈教授的整个逻辑却不过是一堆碎片式的东西，孤立地看，似乎多是事实，也还在理，但归根结底，却都是些“盲人摸象”、“以偏概全”、“似是而非”、“颠倒衣裳”的混乱逻辑。
以下，我们就一一分解。
——关于“实现个人自由和价值最大化的金融逻辑”。
为了说明这个逻辑，陈教授讲了一个“小王买房”的故事。上海的小王准备结婚，要花120万元，买一套150平米的房（2004年的行市），小王和未婚妻都在金融公司工作，年收入加在一起18万元（在中国已很不错，都是高级白领了），他们手头的储蓄有30万元，买房还缺90万元，90万元怎么解决呢？
一种可能是从银行获得按揭贷款，如果是30年期、年息5%的按揭，今后月供约4 832元，年供不到6万元，这是小王夫妇完全可以轻松承担的。另一种选择就是“啃老”、“吃家”（当然，前提是有老可“啃”，有家可“吃”），或换一种说法，就是搞家庭互助式的“人情借债”……
好了，我们完全不必纠缠于这个甜蜜蜜的上海阿哥最后究竟作了怎样的选择了，而是回到陈教授关于“实现个人自由和价值最大化的金融逻辑”吧。
这个“金融的逻辑”，实际上就是这些年来不断有“海龟”讲的那个关于“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的故事。说的是：有一个美国老太太，年轻时就靠“透支未来”的金融借债方式，不仅住上了漂亮的住房，还极尽快乐地享受了自己的一生，也就是说，“提前实现了个人自由和价值的最大化”，并合理地把自己实现自由和价值的成本均衡地分摊到了整个一生之中，终年时，毫无遗憾地进了天堂。一个同样级别（指社会级别）的中国老太太，为实现自己的住房梦，克勤克俭，靠一生的积攒，也终于买到自己的房子，但搬进不久，还没来得及享受生活，就寿终正寝地一命归西了。
“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的不同生活逻辑和人生结局，哪一个更合理、更可取呢？
不言而喻，当然是“美国老太太”——如此，也自然是陈教授的“金融逻辑”应该得分。
但问题是，要怎样才能成为这样一个自由、快乐，一生毫无遗憾的“美国老太太”呢？
一推敲，“美国老太太”自身的逻辑前提，最起码也须是一个曾经和始终的“白领丽人”，比如像上海小王和他的未婚妻那样，反正不能是普通的农民工或外来妹的小保姆，若是后者也来按揭买房，岂不是会闹出中国版的“次贷危机”了么？
所以，陈教授“实现个人自由和价值最大化的金融逻辑”，并没有任何的普遍性意义，这正像京剧《鎖麟囊》中薛湘灵小姐的唱词说的：“此时却也明白了，世上何曾皆富豪，也有饥寒悲怀抱，也有失意泪水滔滔……”；而且，这一条“金融的逻辑”，也没有经济学本身须建立宏观经济平衡的任何逻辑意味，甚至只能推演出相反的结果；另外，既然讲到实现个人自由，那么就必须说明，自由主义早期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们许诺的自由，乃是从“每个人的自由”（个人自由）到“一切人的自由”（自由的普遍化），所以，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就不能只讲上海小王，还要想想同样在上海打拼的安徽小保姆和各地农民工们，只是，属于他（她）们的《金融的逻辑》又安在呢？
……（未完）
（相关内容参见马林韬网站“红旗漫卷西风”：www.malintao.cn“博客天地”）
（下节预告：六、资本信用的《百万英镑》和货币发行的“太极乾坤”；七、对外是“愤青”对内是“精英”的中国“阿呸”〔“不高兴”〕）
五、《金融的逻辑》的财富“点金术”
——陈志武温情说教新自由主义的“葵花宝典”
【按】：这些将构成《资本的密码和自由的逻辑——全球新经济变革的价值重建》专辑的片段，是马林韬为其《全球化和统观论的市场经济革命》（2009，中国金融出版社）的书中，提出应建立对现实市场经济问题和经济学问题进行价值哲学思考的统观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而写就的一些有感而发的、自由即兴的、属于大众文化版的更通俗诠释。所谓统观经济学（相对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也即是价值基础理论和市场应用理论相统一，或者说伦理价值目标和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新民权主义的大众经济学……
……（续前）
——关于“把未来收入资本化、财富化变现的金融逻辑”。
对此，陈教授坦言相告的股市秘笈就是：“第一，把未来的收入或财富证券化变现，无非是把未来的钱提前花，提前透支……第二，虽然在美国能把未来收入流、把‘死’资产作证券化变现，但这并不能让美国‘更有钱’，因为钱的供应是由中央银行固定了的，证券化的过程无非是将投资者手中已有的钱转移到证券发行方的手中，这种支付转移并没有产生新的钱。”
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可以说，陈志武教授比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经常在电视和报刊上忽悠股民的理财专家和和股评名嘴们都更讲职业道德，因为只有陈教授才毫不隐瞒地把股市“赚钱”的底牌秘笈给亮了出来：它并不能产生新的钱来，玩的只是甲方、乙方的“转移支付游戏”。
当然，以上的股市秘笈，若让老马来说，还须是把以上的“黑体”再作一颠倒，变成：“把未来的收入或财富证券化变现，或提前透支……并不能让美国（或中国）‘更有钱’，证券化的过程无非是将投资者手中已有的钱转移到证券发行方的手中，这种支付转移并没有产生新的钱。”
以上的黑体颠倒，也正是老马和陈教授之间存在着重大思想差异的地方（好了，以下将不再理会教授的那些黑体了，还是让读者们自己去“举一反三”吧）。
关于股市的秘笈，在此，老马还要郑重地再补充一条：证券化资本的流动自由化原则，本质上正是构成了股市证券化资本的投机性原则。
但陈教授却认为：“‘投机’是人之常情，也是各种技术创新的原动力，正是因为科技创新是在‘创新’，所以就有风险，去做有高风险的事就要有投机精神。我们中国人总喜欢把‘投机’看成非常负面的东西，谈到股市我们就想要‘抑制投机’，其实，如果没有投机，就可能只有‘股’但不会有‘市’。谈到房产市场，我们也想到要‘抑制投机’，同样地，如果没有投机，也会只有‘房’但不会有‘市’。谈到人民币外汇市场，我们也说要‘抑制投机’，等等。总之，说‘你喜欢投机’意思是‘你不务正业’、‘你破坏这个那个’。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如果美国社会不认同投机的价值，它也就不可能有发达的股票文化。没有发达的股票文化也就不会有美国过去150多年的科技发明历史。正是由于‘投机’，在美国历史中就出现过连续不断的股票泡沫，恰恰是这些股票‘投机热’为每次大的科技创新提供了大量低成本的资本，鼓励了进一步的技术创新。正是投机者的买卖才使股价不断上涨，使股市交易兴旺，这才使美国过去150多年中千千万万个‘百度’故事成为可能。”
关于“百度”的财富神话，陈教授还说道：“‘百度’公司股票于2005年5月8日在美国上市，其股价当天从27美元的发行价跳到120美元左右，使百度创始人李彦宏一下成为9亿美元富翁。当然，这故事还不止如此，百度上市的那天共诞生了7名亿万美元富翁、上百名千万富翁与数量更多的百万富翁，他们中多数人六年前还是学生。这太令人激动了！”
但问题是，财富神话的股市秘笈不是告诉人们，以上超富群体的“透支未来”，并不是真实地创造了如此之多的“新财富”，而是从众多那些迷憧憧的股票接盘者那里“转移支付”来的，未来的收益预期，其实也被“造富翁”们超值地囊括走了，所以那些高价位接盘者股票泡沫的成本待摊——或按股市术语叫“填权”——除非不断有新的下家来接手，否则，将是永远都不可能归本了？
不过，陈教授的分解却是，可以指望不断“创新发展”的未来，因为“从多方面的意义看，这些故事激发效应的核心是激发更多的投机动力，并引发更多的创新”。
但更多的现实却是，以上的李彦宏们（包括比尔·盖茨）其实都是创新在前，赢市在后，而且，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新和发明，无论是瓦特、爱迪生，还是牛顿、爱因斯坦，谁又是靠发大财的激励而为之呢？其实，自由（劳动）才是人类创造最伟大的激发力量！被誉为“当代毕昇”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发明者王选院士曾说，他们搞研究的时候何曾想过钱（当然衣食无忧倒是最基本的前提），要是想着钱，就什么也搞不出来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丁肇中也说：谁要是为拿诺贝尔奖去搞科研，那他注定是什么也搞不出来的。
当然，创业成功，然后上市，获得大钱，仍继续谋发展的例子或也不少。陈教授例举了携程创业者沈南鹏，他1999年创办携程，2003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立即成了亿万富翁，有了钱，沈南鹏于2004年又创立分众传媒、如家快捷连锁酒店等企业，其中，分众于2005年又成功上市，如家也在上市申请中……2008年，沈南鹏辞去携程总裁和首席财务官职位，又创办了美国私人股权基金——红杉（Sequoia）在中国的分公司。
可见，资本的逻辑也让沈南鹏的发展重心自然而然地转移到纯粹的货币主义之上了。
整个社会经济重心日益的虚拟化发展，也使货币主义的神功逻辑成为了一种如金庸笔下终将炼成“自宫体”（虚拟化）的“葵花宝典”。
——关于“负债强国论的金融逻辑”。
对此，陈教授在“两种国策，两种结局”的鲜明标题下旁证博引道：
谈到这里，我们不得不看到，今天的中国和清朝中国所采用的两种经济国策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局。在传统中国财富观念的主导下，清朝的国策是以最大限度存银子，“节流”。在1896年之前的两个半世纪（请注意，还包括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清朝的财政基本健康。很少有赤字。按传统的标准，那时的中国应该很强盛。但实际结果是它不堪一击。清政府很快垮了，守财丧命。
相比之下，在当代中国，自1982年开始，不仅年年有财政赤字，而且赤字由当年的18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2 916亿元，财政赤字占GDP之比由1982年的0﹒33%上升到如今的2﹒5%。正如前面讲到，在此期间国债也从几乎为零增长到今天的余额2﹒9万多亿元。这种靠赤字推动发展的经济国策当然有悖于传统中国的儒家理财观念，但有了这些赤字和国债之后，今天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反而比没有赤字的时代强。两种国策，两种结局，这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我们按1600年时哪国能借到大量公债、哪国没借公债将各个国家分成两组，那么你会发现，400年前国库里金银万贯的国家今天基本贫穷落后，而当年靠发国债发展的国家今天基本上既有民主和法制，又有发达的经济。像那时的明朝国库藏银约1 300万两，朝廷甚至储存了足够9年的谷物！就怕天塌地陷。可是，越怕天塌下来，天还真的会塌下，不久，明朝就被改朝换代了。当时的印度国库则储藏了近6 000万两金银，坐在那些金银上等着被殖民化。
当然，最有名的靠赤字增长的案例莫过于美国了。美国今天的9万亿美元国债使它在国债竞赛中遥遥领先任何其他国家，但美国利用国际资本市场把别人不愿花的钱借过来，他们是透支过多，可正是这种经济国策使美国保持世界最强的地位。
接着，陈教授又在“晚清的财政危机到底有多严重”的标题下极而言之道：
甲午赔款和庚子赔款对清政府是致命的打击。日本以及八国联军的侵略行为是任何中国人民都不能忘记的，那两次赔款是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耻辱。如果我们暂时把对战争以及赔款的道德评价放在一旁，那些赔款所带来的财政危机到底有多严重呢？假如中国当时的证券金融业已很发达，清朝的结局是否会不一样呢？
我们先看一组数据。按照陈锋先生的估算，由于这些赔款以及其他外债支付，清政府在1902年以后每年要付约4 700万银两，这相当于1903年政府财政收入的44﹒7%（当年的财政收入为10 492万两）。但是，1903年的实际财政赤字约3 000万两，占财政收入的28﹒6%。
跟今天中国的赤字相比，这种规模是否很离谱呢？2000年财政赤字是中央财政收入的18﹒6%，从1999年到2003年间，该比率维持在13﹒4%与18﹒6%之间。从这些比值看，晚清的财政赤字并没比今天中国的高太多。如果跟英国早期比，1697年英国政府一年的短期债务支付是它的财政收入的3倍，1710年时是后者的近4倍，但那并没迫使英国灭亡，实际上英国从那以后反而日益强盛。
相对于GDP或国民收入而言，3 000万银两的赤字、6﹒5亿两赔款债务并非像以往史书说的那么可怕。按照刘光临先生的估算，1880年代中国的国民收入约27﹒7亿银两，老百姓税负约占国民收入的3﹒2%（老马的疑惑是：如此，也太“轻徭薄赋”了？）。以此税率推算，根据1903年的10 492万两财政收入，那年的国民收入约为32﹒8亿银两。那么，3 000万银两的赤字只是1903年国民收入的0﹒9%，低于1998年后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百分比，比如，2002年该比例为3%，2003年为2﹒5%。
按照32﹒8亿两的国民收入估算，6﹒5亿两赔款债务约为1903年国民收入的20%，比今天2﹒9万亿元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21﹒6%）还低一点。从这一角度看，晚清的财政与国债状况并不比今天的差。
作为比较，1650年时荷兰的国债总额是国民收入的1﹒33倍，1715年之后是2倍多；那时英国国债为其国民收入的80%以上。但这些负债率并没有使它们灭亡。今天，美国国债余额是GDP的70%，日本的国债余额是GDP的170%。单从这些数字看，晚清的负债并没有以往说的那么可怕，关键在于当时缺乏缓和财政赤字危机的手段，问题出在国家的理财策略上。
对以上宛如进入了时空隧道一般的数字对比，相信，很多人一定会被弄得就要“晕过去”了。但老马我却是一声叹息：这样的逻辑，岂不是成了彻头彻尾的“关公战秦琼”了么？
其实，无论经济、经济学和社会发展的历史，都自是有其逻辑（或规律）可循的，但这一切的逻辑（或规律），却绝不可能就如像小孩子们的过家家游戏那样简单和随意。在历史长河的不同时期，某些国家强盛起来，某些国家却衰亡了，但问题却不可能仅是“出在国家理财策略上”，或是“有没有股票市场、证券公司”，再或是“敢不敢大胆借债”；现代金融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形式，既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产物，也是资本主义文明和异化的矛盾不断孕育、博弈和发展的产物，总之，它只是历史的“产物”，而绝不是历史的“造物”；在特定的前提下，赤字财政的政策也能刺激经济发展，但这也只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过剩——也即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之下，还远远谈不上什么合理的一种选择（有时也是伎俩），如果硬要把这样的“秘方”献给崇祯皇帝，或是爱新觉罗的子孙们，那么，就不仅仅是“胡庸医乱下虎狼药”了，甚至简直就是让他们赶紧服下“丹顶红”去速死吧。
最后，陈教授的反向逻辑推论，也谈到应怎样建立现代金融货币体系的制度架构问题，也就是说，那个“三逻一辑”最核心的“一辑”，或者说，是以上三个“金融的逻辑”的“逻辑的逻辑”。
关于这个，陈教授仍主要是拿中国来说事。其中，陈教授也谈到了老马也认为是基本正确的，诸如，应藏富于民，应发展民有经济，应按照大市场、小政府的原则（在这一点上，老马认为，应是按照“责任政府，有效市场”的原则，而不是抽象地讲什么孰大、孰小；现实的矛盾正是“君不君，臣不臣”，真乃是“过犹不及”），建立和完善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制度，应建立自由、民主、法制的现代文明社会等等。但问题是，应怎样来实现这一切的制度架构？
对此，陈教授特别提到，其实，即使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也蕴含和积累起了巨大的财富，如矿山、土地、工厂、铁路、交通……但那时，人们却几乎没有什么钱，为什么呢？那是因为，那些财富还没有资产化，也没有被证券化，更没有能够“流”起来，所谓的资产化，也就是要主体化或所有权化，直白地讲就是要私有化……
原来，陈教授的最终谜底，正是美国全球化战略设计的那个“华盛顿共识”——其核心的内容正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民主）化”。
但“华盛顿共识”对一切转型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却实在不是什么好药方，特别是它高效速成的“休克疗法”，不是曾使俄罗斯疯狂地演绎了一场被西方媒体称为“世纪大拍卖”的国民资产大掠夺，并最终形成了少数“新俄罗斯人”的寡头专政么？它在拉美国家的推行，也使“拉美化”一度成为“贪污腐败、两极分化、贫富对立、社会动荡、政治混乱、文明倒退”的代名词。
所以，老马认为，陈教授的《金融的逻辑》实在是一堆似是而非、本末倒置的混乱逻辑。
（下节预告：六、资本信用的《百万英镑》和货币发行的“太极乾坤”；七、对外是“愤青”对内是“精英”的中国“阿呸”〔“不高兴”〕）
（相关内容参见马林韬网站“红旗漫卷西风”：www.malintao.cn“博客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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