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读书+新自由主义=陈志武的奇谈怪论
看了陈志武先生一篇“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致富”的文章，洋洋洒洒上万字，读完后感觉这个“著名经济学家”无非是读了点新自由主义的书，生吞活剥而已。
什么叫中国人“不致富”？陈先生说：“1952年中国民间消费大概是GDP的69%，接近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美国GDP的71%水平;到1978年，中国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45%，但到最近，这个比例却下降到36%左右。而相比之下，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从计划经济时期的16%左右，已上升到最近的约30%……新京报》做过一个估算，数字更为惊人：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从1983年的峰值56.5%，到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36.7%，22年的时间内下降了20个百分点。”
猛一看，陈先生似乎比很多大陆专家们强点，没有去论证中国劳动者收入不低，基尼系数不高，承认劳动者报酬过低。但是，陈先生同他们一致的是，都将中国劳动者收入过低，贫富分化严重的根本原因——资本收益过高掩盖下来，把矛头对准政府。
要论证今天劳动者报酬过低，居民消费过低的原因是共产党政府占用太多，就必须论证这样的道理：社会主义改造前中国的居民消费水平是合理的，共产党执政后就不合理了。于是，陈志武先生说的“1952年中国民间消费大概是GDP的69%，接近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美国GDP的71%水平”就成为论据。这里，陈先生耍了个滑头：把目前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作为“最佳水平”的标准。而且故意压低中国改革前居民消费占GDP比重。
首先，美国是个特殊国家，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逐渐变成一个靠印钱来消费的国家。到现在，除美国外的西方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都在55-60%之间，而且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只有美国达到71%，而且在继续上升。1980年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是63%，（英国是61%，法国是60%）1990年是67%，2006年美国达到70%。1990-2006年，法国从59%下降到57%，德国从58%下降到57%。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也都在50-60%之间。
全球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下降，只有美国一枝独秀，这种情况怎么能将美国作为标准呢？
其次，也是最主要的，消费的对面是积累。消费率高了，积累率就低。积累率低了，现代化投资就少。实际上，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适当抑制消费率，提高积累率是摆脱所谓“陷阱”的关键。在70年代，发达国家的消费率并不很高。1970年德国只有55%，法国58%，日本52%。但同期韩国74%，马来西亚63%，巴基斯坦77%，泰国73%。陈志武先生把中国经济结构最不合理时期的数字作为“现代化标准”，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死读书读死书的结果。
还有一点，中国1978年消费占GDP比重并不是陈志武说的45%，而是49%。这个数字国家统计年鉴上就有，怎么到了陈志武手里就变了呢？49%的居民消费率并不算低。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的52%很接近。而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国家在高速发展的八十年代，消费率经常只有45%左右。
陈先生先将71%的居民消费率作为标准，通过将改革前的消费率降低4个百分点，就把目前中国居民消费创世界纪录的36%数字给掩盖了，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通病”了。
贫道为什么说陈先生死读书读死书呢？因为这些数字都是在网上就可以查到的，还都是权威数字，要么是国家的，要么是世界银行的。干吗要“《人民日报》不久前的一篇文章讲到……”“《新京报》做过一个估算……”这么费劲呢？权威经济学家的基本论据靠道听途说，有些丢人了。
那么，中国2008年35.3%的居民消费率，确实创造了所有国家的最低纪录；而35%的劳动报酬率，也是创造了历史和世界最高水平。这个问题是最近十几年形成的，1990年前并不存在。社会主义改造后的1956年到九十年代前期，居民消费率一直在45-50%之间徘徊，是发展中国家高速增长期的基本水平。那么，论证35%的居民消费率和劳动者报酬率过低，只能从现在中国的经济中找问题。
陈志武先生怎么找呢？他先从“经济自由度、劳工权益和民权保护度”角度找。说“美国有一家民间机构叫FreedomHouse，从1977年开始对各国的政治权利、个人权利、经济权利以及新闻自由等方面打分。”发现“……经济自由度越高，政府对民间权益压抑越低的国家，他们的劳工工资增长速度越能够跟GDP同步，甚至能超过GDP的增速。非自由的国家数据都不公开，所以无法比较。”
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劳动者报酬才能与经济增长同步，其他国家就不行了，因为陈志武说的“民间权益”是私人投资的权利。这种方法缺少可比性。因为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当时的住房、医疗方面的支出是不计算在居民收入中的。虽然当时职工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比较小，但对居民来讲基本不计算支出。现在一套房子一家人一辈子都挣不到，计算那几个百分点基本没有意义。
找到了点“美国研究机构”的数字，陈先生就没什么新鲜招数了，于是重复国内专家们的陈词滥调。说劳动者报酬过低，是国企职工工资一直“按照人均GDP增速的同样水平在增长”，现在比其他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高。这里，陈先生同国内专家一样不讲理了。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下降，是劳动者报酬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劳动者报酬中，某一部分能够跟上GDP增长速度，这只会从整体上减缓比重下降的速度和幅度，怎么回是造成劳动者报酬比例下降的原因呢？这个数理关系，小学生都不会搞错的！国企劳动者报酬与GDP速度相等，其他经济成分速度过低，那责任只能是其他经济成分的老板们来负，怎么能让国企来负呢？这就像团队自行车赛，按照最后一名到达计算成绩。选手国企到达后比其他队还早，但本队其他选手、集体、私企、外企到达都晚，结果名次倒数第一。于是领队和教练大骂选手国企，说你干嘛骑那么快！是你骑快了，才显得其他队员慢了！就是忘了本队是与其他队比赛。
贫道这些年就稀罕透了，陈志武这篇文章，贫道先是从凤凰网看到的，接着有人转到强国论坛上。而且，陈志武这个算法不是自己发明的，其他专家们在各种公开媒体上都发表过。怎么这么多编辑都能任由这种完全不符合基本数学逻辑的说法说出来呢？自己还都加上一个“著名经济学家”？
陈先生接着分析说，“GDP是一个大饼，政府这边越多，必然意味着民间得到的那一份越少”。然后举出例子：“从1995年到2007年，如果去掉通货膨胀率，国家财政税收累计增长了6.7倍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1.7倍，而农民才增长了1.2倍。”于是，第二个责任人又有了，就是政府。
贫道搞不清楚的是，陈先生干嘛要“去掉通货膨胀率”。无论财政收入还是居民收入，通常都是指现价而不是可比价格，因为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要消费共同的东西，除了证明政府要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与居民的不同，才有比较价值。但陈先生没有指出这个差异。其次，可比价格是为了增长速度的客观性才需要的，通常在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或者总产值才用的。陈先生这也写，要么是无知，要么是为了使自己的数字别人无法破译。无乱是哪个，都显得很傻！第三，陈先生用财政收入与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相比。这也比也可以，但并不准确。因为这两点有交叉。财政收入中有一部分是会变成居民收入和消费的，而可支配收入就扣掉了税收。合理的比较方法是把同口径的数字来对比。这是研究实证经济的基本方法。也许陈先生不会？贫道不这样看，贫道知道，这是为了掩盖资本收益而选择的。这点花招，哄一般人可以，哄一个以捉鬼为生的人很难。
从1995年到2008年，究竟哪一块增长速度最高？下面是国家统计年鉴给出的数字。
支出法GDP年均增长率：
居民消费支出：10.9%
政府消费支出：12.9%
资 本 形 成 ：13.6%
净 出 口 ：27.8%
由于国家统计局到2000年才有收入法GDP数字，所以下面只能给出1999年-2007年收入法GDP变动情况：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
1999年：52.4%
2007年：39.7%
收入法中各项年增长率：
劳动者报酬：11.5%
资本收益（折旧加营业盈余）：19.6%
净税收（减去退税）：15.1%
这些数字清楚表明了造成劳动者报酬逐年下降的主要因素是谁了。显然不是税收，而是资本。是资本这些年收益过高，才使劳动者报酬收益大幅下滑。
如果按照1999年收入法比例，劳动者报酬52.4%的比例总额应该是144427亿元而不是实际的109530亿元。劳动者报酬少了34897亿元。这些钱谁分到了呢？税收在1999年占比例为13.5%，2007年应该为37209亿元而不是39019亿元，多拿走了1810亿元。而资本收益1999年占34.1%，2007年应该是93919亿元而不是127074亿元，多拿走了33155亿元。也就是说，资本拿走了本该劳动者拿走部分的95%，税收只多拿走了5%，怎么从陈志武到国内精英们，都把矛头指向税收了呢？
有人会说，资本收益中有很多是国企拿走的。确实，国企占了不小部分。但是200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单位只占28.2%，集体经济仅仅为3.6%，其余部分都是外资和私企及其他经济成分的投资。1999年，国有单位在这个项目中还能占到53.4%。国企就算“有罪”，也是“胁从”。至于首犯、主犯是谁，恐怕就是这篇文章要掩盖的人了。
陈志武先生在美国，为美国利益说话并不奇怪。大陆的一些精英们读的是美国的书，念的是美国的经，为美国说话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们的这些话既不讲事实，又逻辑错误一大堆，怎中国的媒体都看不见呢？怎么一些官员们还相信呢？
真实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2011年到了，会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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