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先生12月28号凤凰卫视的《铿锵三人行》中放言：中国的经济罪在“国有”，这可真是语惊四座。从陈志武先生的言谈中抽出几个问题来提问一下，当然这些个问题只能是自问自答，以陈志武先生的名头，用凤凰卫视名嘴窦文涛的话来说：“人家是耶鲁大学著名金融学教授，而且我可听说了，就是说你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界里边认可的华人真正的经济学家很少，陈教授是其中一个。”，这般著名，所以陈志武先生未必肯屈尊与市井百姓答疑解惑。那个名嘴窦文涛也有点多余，把陈志武的赫赫招牌拿来亮相也就罢了，还非得加一句“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陈教授的观点”既然不重要，你拿到电视上说做什么？把节目当做杀时间的手段？他也把观众当成和他一样无聊的人？

以下是看完这期《铿锵三人行》后的不解之处。

一、陈志武先生说：“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这些社会，这些国家，它的法制水平就越低。”这个问题比较不好弄明白。私进公退以来，中国的法治水平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如果是在进步，请问陈志武教授怎么解释农民工的开胸验肺，怎么解释农民工的跳楼讨薪，怎么解释血汗工厂，怎么解释黑砖窑的砖奴。怎么解释一下黑社会的盛行？这些只是私进公退中沧海一粟的例子，陈志武教授的正统经济学家身份能不能解释一下私进公退是怎样促进法治水平提高的？

二、陈志武先生说：国有资产再升值，他们赚的钱再多，与老百姓没关系。因为国有单位赚的钱只是为一个小集体，不管是哪个国有的，不管是国企还是国有事业单位。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小集体，而不是为了全国人民，所以中国的经济是国有就是有罪。这句话说的非常奇怪，按照陈志武先生的理论，那么私营的民营的经济赚出来的钱就是全国人民都有份的？比如窦文涛跟在后面举的例子：现在国进民退了，私企老板只能去做国企不屑于做的行当，比如开饭馆的，洗脚的。。。。。。这些老板们莫非挣了钱就分给全国人民，而实际上私企老板们干的最赚钱的买卖房地产，窦文涛名嘴就忘记拿来举例了，这个营生赚的钱雄霸富人榜，窦文涛怎么就不说？还有那些让陈志武痛心疾首的今年被国企兼并的小煤矿、私企钢铁厂，这些煤矿老板、钢铁厂老板也是赚钱就分给全国人民的？个个都有奉献精神？假如是这样，那就奇怪了，怎么煤老板会是全国人民里最有钱的一个群体呢。对于煤老板来说，开个大奔都是非常低调的。

再说了，国有的企事业单位为的是小集体，再小的集体也是集体，也是在为集体办事为集体谋福利。国有企业是在为国家办企业，国家机关（所属政府）、国家一分子（所属职工）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个人再大也是个人的，个人得到的利益他当然可以名正言顺的装进腰包。私企的利润归私企老板支配，他愿意这么花就怎么花。私营企业是在为企业自身办企业，他把一碗水重新舀过了，从政府和职工的碗里舀出来，倒进了企业或者说是老板的碗里。

陈志武抨击的那些国有企事业单位，比如石油、能源、钢铁、通讯，这些行业动辄就是养着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大集体。这么些个人在这个集体里工作，把这个集体搞好，然后再给国家缴税，不仅缴税，还得缴红利。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们的精英们们乐滋滋的宣布，经济比重国企已经大大下降，按照发改委2005年底公布的数据，中国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占全国企业的总数的99%以上。而在这样的比例下，按照2004年的统计，全国税收收入251,888,004万元，其中国有企业提供的税收收入68,519,261万元，占 27.20%；私营企业提供的税收收入19948301万元，占7.92%。从税种结构来看，除土地增值税外，国有企业在各税种中所占比重远高于私营企业。其中，消费税、调节税、印花税三个税种国有企业的贡献超过了50%。

国有企业税负比私企、外企、港台企业重得多，这组数据清晰的反应出国营的税负比重有多重。赋税比：外资是16.1%，港台资是18.7%，私营、集体和混合企业的税率大约在29%左右，而国企呢，其所得税比例不但是6大类型企业中最高的，而且其赋税比例也最高，高达31.2%。国有企业比任何一种形态的企业都要缴更高的税，这样高的税赋下，央企还得缴纳红利，2008年央企红利上缴270亿。

在私企民营经济占的份额不断上升的同时，国有以及国有控股的企业却绝对是纳税的主力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了我们国家的经济支柱依然是国有企业！国企是纳税主力军，私企民营是偷税漏税主力军，中国私营企业隐瞒利润的金额几乎达到了总资产的1/10，而国有企业隐瞒利润的现象最轻微。只占了总资产的2.1%，也就是只有民营企业的1/5而已。国有企业的收入产出比率最高，而私营企业的比率最低，也就是说，私营企业每生产一单位的产品，只报了93%的收入，但是国有企业却比较诚实地报了99%的收入。

民营企业隐瞒利润想逃税的主要原因是想多放钱在自己口袋而非是要把逃税剩下的钱发给全国人民。从这点上来说，中国经济如果存在“罪”，那也不是“罪”在国有，而是“罪”在私有民营。

文章还未写完，凤凰网就着急的把原来命题：“中国经济罪在国有”改成了“国企对国家的影响不仅限于GDP”，但网络有一点比较好，只要出现就有痕迹，以此“中国经济罪在国有”句搜索，仍可见陈志武所言云云。

附文：

国有企业该寿终正寝时了吗？

——和陈志武先生商榷

韩德强 2005年1月24日

       本来我已经不想再就所谓的“郎顾之争”发表意见了。在搜狐举行的“8·28”会议上，在新浪“9·28”三人对话中，道理我都已经讲明白了。看了一些主流学者的观点，觉得他们基本上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值得在学理上去反驳。最近，一位朋友建议我看一下陈志武先生的《我们需要国营，还是需要“还产于民”》，他认为这是主流派最讲理的文章，问我能不能反驳。我看完以后，觉得陈先生此文的确比较讲理，许多观点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陈先生在根本上误读了历史，有颇多自相矛盾之处。如果陈先生果然讲理，我愿意提出来与他商榷。

      一、取消国企是解决腐败的妙方吗？

       陈先生的文风不错，坦率又通俗。他承认“国退民进”中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更进一步，他认为，这实际上是腐败问题：“连大学和中小学、医院、福利机构、银行、法院、执法机构等都时常发生腐败，你说‘国退民进’中有这样那样的事奇怪吗？‘国退民进’是腐败的‘因’，还是更系统性腐败的‘果’”？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国退民进”是系统性腐败的结果。但是，陈先生应该承认，有了“国退民进”政策，系统性腐败将变得更加系统，更加严重。就像水库大坝出现了管涌。怎么办呢？有人建议说，既然出现了管涌，干脆就把大坝炸了吧。炸了之后，当然是洪水泛滥，原来只有局部村庄受淹，现在干脆连武汉、南京都被洪水洗劫了。显然，陈先生的思路就是如此：“腐败越严重的社会里，最可靠的解决腐败的办法就越应该是让‘物归原主’，也就是‘还产于民’，让每个人管自己的财产最安全，使腐败没有物质基础。”什么是腐败的物质基础，是公共权力。没有公共权力，都是私人权力了，即每个人管自己的财产了，腐败就没有物质基础了。什么是管涌的物质基础呢？是大坝，没有大坝了，自然就没有管涌了。洪水奔流，这是最自然的状态。大坝，则是违反自然状态的东西。　　

       显然，按照陈先生的逻辑，存在着严重的、系统腐败的国有企业，就是这种违反自然状态的大坝。国有企业的确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到处在“管涌”，但是，也不要忘记了，迄今为止，中国自主知识产权最多、自主技术程度最高的企业仍然是国有企业，交纳利税最多、利税负担最重的企业也仍然是国有企业，容纳职工人数最多的还是国有企业，提供着武器弹药、支撑着国防建设的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一旦把这些国有企业都变成民营企业，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裁员、避税、停止自主技术的研发（因为需要较长期的投入，风险太大），那么，中国恰恰可能会落到国际产业链的更低端，税收更无法保证，社会稳定将无法保证，陈先生希望的稳定的制度环境、壮大的中产阶级都会变得更加缥缈。也就是说，国有企业这道大坝下是住着人的。　　

       然而，的确，有公共权力就有腐败，正像有“大坝”就可能有“管涌”，正如有生命就有疾病。现在，陈先生以医生的面目出现了，要来医治腐败了，他的办法是取消公共权力，就像医生治病的办法是把病人杀死，就像治理“管涌”的官员把大坝炸了一样。这种办法固然是最彻底的、最可靠的、一劳永逸的，但却是最不可取的。　　

      二、中国是否可以不要国有企业？

    如果当初不搞国有企业，“不建大坝”，自然就可以没有腐败。陈先生就是这样想的：“如果看看历史，我们会发现，不管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民营’不仅天经地义，而且是自古人类最自然的谋生方式，‘花自己的钱才心痛’是再自然不过的黄金定律。而‘国营’才是后来物，说的不好听一点，那才是过去一百多年里‘拍脑袋拍出来’的，等于是拿中国、还有世界许多国家作了一场大试验，让那么多家庭和个人以自己的遭遇去为试验埋单，先是从民营到国营，然后又要遭遇从国营到民营的折腾。想起来，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但是，陈先生应该知道，与单细胞生命相比，人类是后来才出现的。单细胞生命每一个都独立、平等、自由，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花自己的钱”，是自古细胞最自然的谋生方式。后来不断演变，单个细胞成为植物或动物的一部分，功能分化了。动物神经细胞自己不制造能量，而是靠血液系统供给能量，却要指挥全身的其他细胞。照陈先生的意思，是不是人体这个“后来物”也违反自然？原始社会刀耕火种，饮山泉，食野果，自食其力，最自然不过了。现代社会里的陈先生靠着上下两张嘴皮子，就能够有人送来吃的，送来喝的，是不是也是“后来物”，也是违反自然？19世纪美国的分销系统是由无数个小的批发、零售商通过吵吵嚷嚷的市场机制完成交易，每一个交易者都花自己的钱，到了20世纪末，沃尔玛一家的零售额占美国市场零售额1/3，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计划采购和计划销售的网络，其计划的规模、范围和品种比原来中国的国家粮食局、国家煤炭局更加庞大，完全违背了“花自己的钱最心疼”原则，也是一道违反“自然状态”的大坝，同样构成了“腐败的物质基础”，怎么就可以发展壮大？　　

    陈先生可能不知道，计划经济和国营企业，实际上恰恰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19世纪后半叶，美国企业以安德鲁·卡内基的钢铁公司，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摩根的J·P·摩根公司为代表，出现了一个重大趋势，即以庞大的一体化的内部计划网络取代吵吵嚷嚷的市场交易网络，以垄断取代竞争，以支薪经理取代小业主的一场革命。钱德勒称这场革命为以“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的管理革命，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经理式的资本主义，消灭了“花自己钱”的小企业、小商店。这场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在1875年卡内基的一体化钢铁企业刚刚出现时，钢材的价格是每吨100美元，到1900年，钢材价格下降到每吨12美元，而与此同时卡内基还有巨大的利润可赚，成了美国屈指可数的亿万富翁。这一重大历史变革决定性地改变了竞争对手的命运，也改变了竞争对手的想象。面对着美国日益庞大的一体化企业，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的企业感到呼吸困难，不得不靠国家力量加快一体化进程。英国、法国受自由市场的理念影响过深，动作迟缓，被甩到后面去了；德国、日本则没有这种意识形态包袱，在短短30、40年间成为新兴工业强国。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一如既往强调国家计划的介入。日本通产省官员奉行的绝不是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而是哈密尔顿和李斯特的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理论。公正地说，越是后发的国家，越是在自由竞争中成为被统治和榨取的弱者，越需要靠国家力量来发展。所以，在德国和日本之后，苏联的发展就是靠全面计划经济和国营企业。虽然今天苏联瓦解了，经济衰落了，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否定，苏联用了5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工业强国，以及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技术和军事强国。新中国的前30年，虽然物质消费水平提高速度不快，但工业和技术的进展却极其迅速，是中国工业化的突飞猛进时期。这30年，正如陈先生读大学、硕士、博士期间，生活清苦，但是为博士毕业后赚取高工资奠定了基础一样，奠定了中国钢铁工业、煤炭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船舶工业、核工业、航空工业、航天工业、汽车工业的基础。假设这30年是中国无数小业主在国际、国内市场上自由竞争，中国今天恐怕连给跨国公司打工的资格都没有，就像非洲缺乏打工资格一样：没有大规模的受良好教育的熟练技工，没有配套的生产、运输和能源设施，社会动荡不安，无法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　　

      三、私有化浪潮说明了什么？

    不错，里根、撒切尔发动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私有化革命，从80年代起，一场私有化浪潮席卷欧美，也席卷了苏联和东欧。正是鉴于这个潮流，陈先生批评朗咸平，认为朗先生所谓“国家持股现象在欧洲也非常普遍”，是“只讲到了横切面的现象，显然忽视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结论似是而非。”　　

    应该承认，在这一点上，我再次同意陈先生的批评。但是，陈先生不要忘记，放到历史的纵切面上，80年代的这场私有化浪潮也只是一个小片断，以“小片断”嘲笑“横切面”，恐怕是五十步笑百步。凭什么相信这场私有化浪潮真是“历史的终结”呢？为什么不会在这个私有化浪潮的尽头出现另一场“国有化浪潮”呢？当年，苏联带起了一个全球范围的国有化浪潮，影响所及，连美国、英国都不能例外，学术界的主流舆论以为“自由企业制度”宣告终结。何曾想，半个世纪以后，西风压倒东风，自由企业制度独领风骚呢？同样，以历史的尺度看，再过半个世纪，这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陈先生真能逆料吗？　　

    人类的历史并非是直线前进的，而是物极必反的。在历史的直线观上，我看陈先生的逻辑与斯大林的逻辑并无什么区别，只是方向相反而已。罗贯中先生虽然生在古代，也不是搞制度经济学的，但在历史观上比陈先生却深刻多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恐怕很可能，眼下这场私有化浪潮越猛烈、越彻底，未来的国有化革命也就会越迅速、越壮阔。君不见，近有韩国，远有委内瑞拉、巴西等，在这些经历了彻底私有化的国家，民众一贫如洗，左翼政党纷纷上台，正在酝酿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吗？　　

    为什么历史常常会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因为剥削压迫没有节制，因为有太多的像陈先生这样的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的知识分子不懂得节制。放任自由的市场竞争，必然意味着放任自由的两极分化。当然，也是因为中外的老板们都有人性的弱点，都太贪婪。陈先生的言论鼓励老板们放纵，维护的是老板们的短期利益，老板当然欢迎。我这种言论要求老板懂得可持续剥削的道理，维护的是老板们的长远利益，但有多少老板听得进去呢？　　

      四、私营化的成绩如何？

    陈先生以一份“28个国家在1990-96年间的85次国有企业民营化运作”的研究报告，告诉我们，民营化以后，企业的效益提高了。对此，我完全可以深信不疑。问题在于，这28个国家是否包括前苏联地区15个国家，东欧的波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各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持续的经济衰退，衰退幅度可以高达50%以上。如果说这些国家的民营化也提高了效益，我表示深刻怀疑。陈先生学过统计学，知道统计样本的选取不仅仅与数量有关，还与样本分布的典型性有关。在一个健康人群中选取样本，来统计发病率；和在医院里选取样本，统计发病率，尽管样本数量都可以足够大，但统计结果都将是没有意义的。放在世界范围来看，85个企业的民营化统计还是一个小样本，其意义与一个案例一样，也是一个“瞎子阿炳的故事”。陈先生就没有想到吗？　　

这个问题还可以作更进一步分析。朗咸平先生告诉我们，顾雏军在收购国有企业前，先成为该企业的董事长，用各种会计手法调低利率，以便低价收购。一旦收购完成，还用会计手法调高利润，高价出手。如果有一位经济学家去对比这种民营化前后的企业效益数据，有价值吗？陈先生是不是需要告诉我们，这85次民营化运作的对比数据都没有遭到类似顾雏军手法的调整呢？否则，这种数据还能相信吗？　　

    当然，即使统计数据不可信，我还是相信，完全可以找出若干案例来，其民营化以后企业效益大幅度提高。但是，同样也可以找出一些案例来，说明国有企业民营化以后效率反而降低，甚至基本的生产秩序都遭到破坏，比如英国铁路的私营化。案例不说明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赞同陈先生。但是，如果案例不说明问题，完整、全面、真实、能够剔除环境影响的民营化效益的统计数据还没有，那么陈先生究竟是以什么为根据，相信民营化的效益就是高呢？　　

    我推测，真正支撑陈先生的民营化信念的，恐怕就是那条“黄金定律”：花自己的钱最心痛。然而，这又的确不能解释源自美国的管理革命，不能解释当前的这个经理资本主义世界。　　

    在90年代的中国，人们恰恰普遍感受到，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极大地降低了效率。道理是很简单的，国有企业是干部和工人几十年劳动的成果，某些人想把国有企业民营化到自己的名下，不能不编造种种理由、勾结国家机器与广大干部和工人相对抗。对抗发生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企业的效益就下降了。企业领导大偷，车间主任中偷，班组长工人小偷。这种情况在五、六十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如果需要统计数据，那么查一下统计年鉴可以发现，中国在1965年时，国有企业的百元资金利润率高达22元。而到了改革开放的90年代，这个数据下降到1%-3%。如果改革开放过程可以理解为一个民营化过程的话，那么这个过程恰恰导致了效率的下降。　　

我推测，陈先生大体上会同意这种分析，因为他承认：“今天的‘国退民进’也必然是一件艰难的财产再分配过程，这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会说，民营化过程结束以后，即国有企业完全民营化了以后，产权明晰了以后，企业效率就会提高了。但是，不要忘记，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快。这个企业的产权如果是偷来的、抢来的，那么企业主就既不会珍惜，甚至也不会经营。因为这种企业主最擅长的不是经营，而是运用各种政治资源偷、骗、抢。一旦得手，他很可能会继续运用这种手法，骗股民，骗政府，骗银行、骗工人，等到企业面临破产倒闭，此人就“人间蒸发”，到瑞士或某个什么地方当寓公去了。这种故事我们还见得少吗？中国的上市公司普遍“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差”，不是比那份谁也不知其来历的外国学者的研究报告更能说明问题吗？

还有，效益究竟怎么衡量？我们现在见到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差不多都伴随着大规模的裁员，买断工龄，取消档案工资，如此，企业的效益固然有可能提高，企业主的个人收益固然可以提高，但是，以社会整体来衡量呢？一边是利润率提高1%，另一边是大量发放社会保障金。一边是在职员工过劳死，另一边是失业工人无事生非。一边是企业主的宝马奔驰山间别墅，另一边是大量工人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果人们早知道市场经济就是这样配置资源的，如果市场经济如此蔑视穷人的生命，恐怕人们很难欢呼市场化的改革。

      五、怎样搞好国有企业？

       说一千，道一万，如果国有企业没有如此严重的腐败，不是“一根正在化掉的冰棍”，也就不会形成“国退民进”的舆论，不会让国人面临进退两难的选择。所以，如果能够形成切实有效地搞好国有企业的新路子，这场辩论也就没有必要了。

       国有企业到底能不能搞好？我认为完全可能。

       陈先生也许以为，这是在说大话。陈先生的分析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从夫妻店到合伙制企业、到上市公司、再到国企‘超级公司’，每上升一层道德风险就增加，其对制度的要求就又增加一个或几个数量级，对权力制衡的要求就越高，否则腐败会多得不可收拾。正因为连股市发展都这么难，道德风险如此高的国营经济在哪个国家都搞不好就不奇怪了。因此，制度机制越不发达的国家(比如，没有民选的政府)，就越不能搞国营企业，如果搞，腐败和贪污就会无处不有，代理成本和利益扭曲会太高。”　　

我以为，这是陈先生全部文章中最有价值的段落，道出了国有企业民营化浪潮的实质性动力。但是，陈先生没有指出这个段落是有前提的，或者陈先生认为这个前提是不言而喻的，即人是自私的。在“人是自私的”前提下，组织规模越大，腐败就越严重，制度成本就越高，制度约束就越困难。陈先生承认，即使在制度完善的美国，仍然有安然公司、世通公司一类的丑闻。但是，陈先生不一定愿意承认的是，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只是时运不济、操作过于大胆而已。活跃在美国制度高层的人，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破坏、损害着这个制度，流行于中国的“潜规则”，实际上是流行于世界各国的“潜规则”。“潜规则”在时刻损害着“明规则”，即陈先生所倾心的“制度”。也就是说，按照陈先生的逻辑，不但要国有企业民营化，而且要政府服务民营化，比如监狱外包，海关外包，警察外包，军队外包，税收外包。最理想的是没有政府。因为外包还可能产生外包权力的垄断。只有警察竞争、军队竞争，才能真正消除垄断，消除腐败。而且二个独立的警察系统还不够，至少得有三家以上，才能形成实质性的警察服务竞争化。今后，如果你在美国遭抢劫了，同时要向三个当地警察局报案，看谁的破案速度快。伊拉克有问题了，要派三支独立的、没有协同关系的军队去，看谁能先拿下萨达姆。　　

       所以，如果将“人是自私的”逻辑贯彻到底，那么，没有一种制度可以运转，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建立，甚至连两个人的家庭都无法建立。正是在“人是自私的”的舆论支配下，国家意识在瓦解，企业意识在瓦解，家庭意识也在瓦解，社会在向“原子化的自私”方向发展。那么，人究竟是自私的，还是被舆论引导自私的呢？

       这是我和陈先生观点的最大差别所在。我认为，如果动物的本性是自私的话，人的本性恰恰是无私。人性由两部分组织，一部分是人与动物的共同性，另一部分是人与动物的差异性。究竟是人与动物的共同性是人性呢？还是差异是人性？如果共同性是人性，那么人和植物也有共同性：生命；人和石头也有共同性：物质。如果有人说人是石头，你可别以为他在骂你，他只不过是从“人是动物”往前走了一步。所以，人性应该是人与动物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体现在人能够思考，能够为了长远利益克制眼前利益，为了整体利益克制局部利益，为了他人利益牺牲自身利益，能够不是像猪一样吃饱了混天黑，还要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正是这种人性，使社会组织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庞大和复杂。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极端自私，虽然也很少有人能够极端无私。绝大多数人的行为都介于两者之间，其自私和无私的程度常常与一个人的经历与眼界有关，与周围的政治环境和舆论有关。陈先生批评郎咸平只取了个历史的横切面，在制度与人性关系上，实际上陈先生只懂得制度，不懂得人性，因而同样犯了片面性的错误，误解了现实。这也难怪，西方学科细分化的结果，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是谁改变了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政治环境和舆论？是谁使“人性自私论”成为不言自明的公理？谁这样做了，谁就是从根本上瓦解了国有企业。相反，谁如果能使雷锋式的人成为社会的主流，谁就能够建立起强大高效低成本的国有企业。

       陈先生可能会说，那只是空想。我们都经历过要求“人皆为尧舜”的时代，怎么样呢？现在中国人比美国人自私多了。但是，陈先生也许不会否认，如果说“人皆为尧舜”的确比较困难的话，有万分之一的人能够心胸博大、天下为公，总还是有可能的吧？万分之一，在中国意味着13万人，足以囊括局以上干部还有余。事实上，我们还并不需要这13万人真成为尧舜，因为国家还会给他们一份比普通人更好的薪水，社会将因为他们的尽心竭力而给他们以自豪与光荣。最起码的，公众有权利要求他们不成为有便宜就占、有权力就寻租的经济人。然而，在“人是自私的”舆论教唆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成了尧舜，而是成了自私自利的经济人，成为腐败分子。

       因此，只要从上至下以身作则改变政治和舆论环境，使国有企业成为“化掉的冰棍”的酷暑盛夏就能够变成让冰棍增重增厚的寒冬腊月，使国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施展拳脚，研发核心技术，使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工厂。

       当然，也许这样的前景不是陈先生所期望的。如果这样，那我们就没必要商榷了。

看陈志武教授整天胡说八道

[ 韭菜 ] 于2008-07-11 强国论坛
 

与陈志武教授商榷“资本私有化”

这个陈志武教授，来头不小，是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可是，他对中国经济的分析，一点也显示不出他的学术水平。

陈志武教授是鼓吹资本私有的，我佩服他的直率，但我相信我能证明，他没有本事解释“资本私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也不敢接受对他的学术挑战，更不会派人到强国论坛上来维护他的学术观点。

“资本”，其实就是超大型的社会化的劳动工具，而且具有稀缺性，它受资本产出率和消费需求的制约，不能够无限扩大。

马克思主义者发现了资本私有的诸多罪恶，所以主张资本公有。他们的主张是非常正确的，任何稀缺的东西，都应该公有，否则，根本无法做到公正合理地分配——西方理论中所谓的有效配置的方法，认真计较起来，就可以发现，全都属于自欺欺人。

真实情况是，如果资本这个工具私有了，那么，就无法公正地分配到劳动者手里，这就制造了劳动者劳动效率的差距，也就是说，即便全体资本家高尚地不用资本来剥削他人的剩余价值，也照样可以通过资本使用权的不平均分配，制造劳动者劳动生产力的巨大差距，从而导致不公平的贫富显著。

陈志武教授说：

1、在大跃进、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已经糟得无法持续下去。

2、中国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分配上，而忽视如何更好地激励创造财富的问题上，才使得中国一有发展之后就必然接着倒退，或者根本就难以发展。

3、如果中国的资本性财富76%继续掌握在国家手里：a、老百姓无法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资本升值好处；b、这些资本由官员配置的结果是必然偏重形象工程、“重化工业”工程，只会继续偏重高资源消耗、高能耗的工业，而忽视第三产业。正因为国内的金融行业还欠发达，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被卡得很紧，这就导致大量热钱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c、政府管制是腐败的最理想温床；d、为了法治建设，国有企业应该私有化、要从绝大多数行业退出，因为只要有国企进入的行业，那个行业就难以有法治；e、中国的内需难以上升、产业结构难以“软化”。

我所看到的，陈志武教授对私有制的鼓吹的理由，主要就是上面这些，这些理由让我郁闷，因为，太没有学术价值了，也太不尊重事实了。

我也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在文革结束时，我并没有发现“中国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已经糟得无法持续下去”，而是感觉身边人，不论是干部工人还是农民，都是安居乐业，生活条件在一天天改善，后来得到的数据资料也证明我的感觉正确，不管是在经济发展上还是在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有比较高的增长速度，陈志武教授是从哪些实践的或学术的资料中，得出“中国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已经糟得无法持续下去”的结论的？能拿出来同大家分享么？

中国在1949年后，除了三年自然灾害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其余年份，统统是以较高的速度稳定发展的，怎么在陈志武教授眼里变成了“中国一有发展之后就必然接着倒退，或者根本就难以发展”？这美国教授也太会胡说八道了吧？

陈志武教授批评“中国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分配上”，是不是也认为经济分配并非是“激励创造财富”的唯一手段？这岂非与追求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者不谋而合了？那么，为何不支持按需分配和各取所需呢？按需分配和各取所需，显然就是不重视分配的激励的方法嘛！或者，陈志武教授有什么比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更好的“激励创造财富”的不是“注意力放在分配上”的好办法？

陈志武教授认为，资本公有，老百姓就享受不到资本增值的好处；政府就会大搞重工业忽视金融，忽视金融就会导致热钱流入；政府会腐败；无法实现法治；内需难以上去。

如果资本公有，真的不能让老百姓享受资本增值的好处，那么，资本增值的好处，都到哪里去了呢？陈志武教授能寻根找出来么？

金融和法治，固然对人类是有用的，但是，真的对人类社会很重要么？重要到什么程度了呢？不至于比农业、工业生产和国家国民安全还重要吧？一个公有制社会，不要银行，只要一个类似出纳的机构，不要法治，只要民主自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嘛！如果资本私有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金融和法治，那是无法说服中国人的，没有多少中国人认为，金融和法治，比解决上学就业看病养老社会治安国防安全等等问题，更重要。

政府大办重工业真是错误的么？错在哪里呢？陈志武教授能够从学术上给出科学分析么？或者，陈志武教授能够给出“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不是投资需求大于资本供给”的证明？不然，政府大办重工业，不恰恰是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正确方法么？

公权会导致腐败，人人皆知，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公权在非计划经济中，具有巨大的弹性，而腐败与权力弹性成正比，并非与权力大小成正比。巨大的受计划控制的权力，没有办法实施腐败，因为权力大弹性小，私有制市场经济下的公权，则是权力小弹性大，所以，两种经济制度表现出来的现实是，后者的腐败程度明显高于前者。

至于资本不私有，“内需难以上去”，应该属于陈志武教授的又一个胡说八道，因为，无数国家的经济实践证明，资本私有是刺激投资需求增长的源泉，而投资需求大于资本供给，是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私有制不根除，就没有办法杜绝“投资需求大于资本供给”的现象，也就没有办法解决“内需难以上去”问题，公有制计划经济，则从来不存在“内需难以上去”的问题，公有制计划经济国家，普遍是持续地供不应求。陈志武教授不要睁眼说瞎话！

也就是说，陈志武教授的理由，没有一个是成立的，尽管如此，我相信，他还是会用他那胡说八道的理由去鼓吹资本私有的。估计，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滥竽充数的非常多，这也是美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赵磊：为啥“右派都是大笨蛋”？
 
  2009-9-24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网上流传一个说法：“右派都是大笨蛋”。自从我听到这个说法以后，就开始关注右派的言行了。我发现，还真是邪了门，就像飞机轮船掉进了百慕大三角州，只要是站在右派立场上来思考问题，任何人的智商一定会变得很低下。　　

前几天看“阳光卫视”一个对话节目，由香港阳光卫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行政总裁陈平主持，记不起节目的名称了，内容是关于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与陈平对话的，是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　终身　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　　

“二陈”的对话磕磕绊绊，不很协调。也不知道他俩谁是老大、谁是搭档，陈平董事长慷慨激昂侃侃而谈，　陈志武　教授傻头傻脑前言不搭后语。傻头傻脑也就罢了，要命的是，　陈教授言不及义答非所问。如果不是屏幕上清楚地标出“　陈志武　教授”，我甚至有些怀疑：陈平也真够损的了，到哪儿去找了这么一个二百五，来故意衬托自己的英明伟大？　　

对话中，陈志武除了磕磕巴巴兜圈子打太极之外，没有一句话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的要害，连毕业于安徽机电学院的陈平都看出来了，在整个经济链条中，不是生产环节出了问题，而是消费环节出了问题；可是，毕业于耶鲁的　金融学　博士陈志武却说：“问题在于私有企业得不到贷款，银行把贷款全给了大型国有企业”。一副替私有企业大唱“窦娥冤”的样子。　　

可是这个“窦娥冤”的水平实在是太低级了，你不想让陈平表现一下都不行了，于是陈平精神抖擞地给陈志武上了一堂“经济学”的ABC：（A）贷款给大型国企是一笔，给小型私企也是一笔；（B）改革后，银行已经是经济人，而不在是计划经济的钱袋子，它必须考虑效益；（C）银行贷款需要企业资产做抵押，国企和私企哪个实力更雄厚呢？（D）民间信贷的实践证明：私企信用很差，很多银行违规贷款给私企出了问题，就是明证。昨天看银川骑写的文章《银行不是慈善家》，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在把问题归结到生产环节之后，陈志武一个劲地鼓噪要把钱贷给私有企业，以为只要私有企业能继续生产，经济危机也就从此人间蒸发了（那个被人称作“才女”的叶檀，与陈志武真是英雄所见略同）。问题是：把贷款发给私企就能解决严重的过剩问题吗？做你的大头梦吧！把贷款给私有企业不就是想进一步“刺激供给”吗？对于生产和消费已经严重失衡的经济来说，“刺激供给”除了制造更加严重的过剩之外，你还能收到什么结果呢？　　

在右派的眼里，好象中国当下的产能过剩还不够严重似的，好象只要私有企业还在继续开工生产，这天下就和谐了。至于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谁，谁有能力去消费，他们完全不去操心。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不是“大笨蛋”，又是什么呢？　　

陈平说：“中国现在什么都贵，只有劳动力最便宜。这样的经济是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有问题？陈平没有说，语焉不详。我帮他把话说透吧：因为廉价的劳动力是没有消费能力的劳动力！一个没有消费能力的社会，不论你的生产力有多发达、产品有多丰富、GDP有多么海量，都是没法混下去的。　　

当下经济问题的本质，也只有马克思的逻辑能够说清楚了。连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都承认，现代经济学的模型没有一个对这次危机做出了提前预见——要我说，岂止是没有提前预见，就是在危机爆发后的现在，他们仍然对其中的内在逻辑不甚了了，最高境界也就是“人性如何如何贪婪”罢了（最近又看见格林斯潘在推销他的“人性说”）。　　

《资本论》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支配它的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它的自然发展的各个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妊娠期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同自然的进程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马克思是左派，但马克思的这段话却很让左派郁闷，因为右派说了：既然马克思都承认，现在而今眼目下的这个阶段“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你左派干吗还要一惊一咋的？凭什么跟资本家过不去？　　

其实，马克思的逻辑是算总帐。什么是算总帐？唐代高僧寒山问拾得：“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回答：“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这就是算总帐。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是这样，它还要发展，它还会兴盛，它还要牛逼烘烘，但是，再过十年、几十年、几百年，你且看它如何？　　

主流精英们在小帐面前精得很，在总帐面前却永远糊涂。他们的大教头吴敬琏还说什么“要有大智慧”呢，我看他们只会耍点小聪明。“不谋万世，不足以谋一时”，一个只知道谋一时之“利润最大化”的社会，它何来万世可谋？　　

当然，左派不仅要把总帐算得清清楚楚，小帐也应跟右派斤斤计较，那才能证明“右派都是大笨蛋”具有“普世价值”。右派不是经常说左派拿不出“可操作”的东东来吗？所以，左派谋了全局，还得谋一地，这叫“寸土必争”。　　

右派经常拿“不懂经济”来堵左派的嘴，好象只有右派才能当总理。其实即便是搞市场经济，左派当总理也会比右派强得多，因为左派的屁股总是要坐在大多数人民这一边的。刘福垣说：我要当总理我就立刻下令征收物业税。刘福垣是不是左派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左派是坚决支持征收物业税的。　　

所以，别以为左派只能喊口号，要做的、能做的、必须做的事情，一抓一大把。面对利益关系严重失衡，左派不仅应该有所做为，而且能够大有做为。　　

政府为什么要投资4万亿修“铁基公”（铁路、基础设施、公路）？不就是为了拉动需求嘛。中国是个大国，搞“铁基公”是为将来打基础，所以我曾经以为，中国的“铁基公”多多益善。可是最近中铁集团的一位老总告诉我，中国的“铁基公”在未来几年已经大大饱和了。“铁基公”是当下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如果消费需求上不去，现在的投资需求迟早会变成一场灾难。眼睛只盯着投资，对居民最终消费不闻不问，这是连小帐都算不清楚了。　　

地球人都看明白了：如果能把房价降下来，把医疗、教育等压在老百姓头上的几座大山搬掉，居民的消费信心何愁建立不起来，中国社会何愁没有消费能力？　　

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肉食者”都是傻子吗？难道右派都是脑残吗？我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右派都是大笨蛋”跟智商无关，而是立场使然。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去为少数人说话，他就不能实话实说，他就只有违背常识，他就必然脑残，于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胡说八道。　　

所以，别跟右派谈什么“建设性”意见，但凡一项有益于草民而有损于资本的主张，喊喊口号可以，千万别较真。难怪一说到“扩大居民消费”，周小川就赶紧声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看来还是马克思说得对：“存在决定意识”，屁股决定脑袋。再精明的大脑，屁股如果坐在了少数人的马桶上，想不犯傻都不行啊。　　

毛泽东说：“高贵者最愚蠢”。信然！　　

（200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