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此(民)非民
文/安庆仁
“民”从来就不是一个具体的概念,而是笼统的泛称,《谷梁传·成公元年》把“民”分成四部分,士民、商民、农民、工民,这样划分其实是很不严谨的,因为“士民”、“商民”、“农民”“工民”都是泛称。
予以具体分析,“士民”是士大夫和普通读书人的泛称,前者是指官僚文人和有声望、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后者多为寒门学子,这一类学子,官做到六品,基本上就封顶了,因为历朝历代的法律都规定,庶民出身的学子没有特殊贡献,不能提拔为五品官员,只有武则天时代,才为庶民出身的学子开过一次绿灯。
“农民”包括地主、富农、贫农、雇农,土地和财富占有量的不同,决定着他们社会待遇的不同。其中最为悲惨的是“贫农”和“雇农”,尽管法律中给他们一定的权利,但事实上这些法律给予的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在农村社会,他们就像食物链底层的兔子、绵羊,任人宰割。
“工民”的区别也很大,解放后中国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八级工制,如果按照赵本山的话理解,六级工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那么七级工就相当于副高,八级工无疑相当于高级工程师。五级工的待遇也不错,工段长基本上都是五级工;四级工是班组长,三级工有当师傅的资格,二级工就是普通工人了。最惨的是学徒工,挨打受气,干最苦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木匠行当拉大锯破料和推第一遍刨子的工作,都是学徒工们的活。
“商民”有“行商”、“坐贾”之别,“坐贾”自不待言,都是巨富,个别人甚至富可敌国。“行商”则分“大款”和“小贩”。“大款”不好具体划分,在小县城里,有一两百万元的人,都有大款的感觉。在大城市,没有一两千万,恐怕是不敢称大款的。不过,他们在所处环境里的身份地位那是相同的,——贵民。
比“贵民”更贵的也有,比如煤老板、房地产商等,跟县太老爷、府台老爷、以至巡抚大人平起平坐、称兄道弟,对这样的一些(民)众,官员岂止是爱(民)如子,其实是当成孙子一样的小心呵护。反观那些贱民,即便是有着平民情怀的官员,体察民情的时候,也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心态。
以这样形同天壤的待遇分析,“国进民退”中的(民),无论怎么研究,都觉得与真正意义上的“民”相去甚远,这种所谓的(民),虽名曰民,其实不是民。这种(民)与民的区别就好比老虎与猫眯的区别,造型相似,重量可不是一个级别,前者是姚明,后者是侏儒,姚明用一根手指头,就能把他拎起来,而他就是使出吃奶的劲,也搬不动姚明的一条腿。
毫无疑问,“国进民退”中的(民),是不能代表民意的,否则无异于说,老虎的意愿就是猫眯们的意愿。学者们今后说话应该讲究一下逻辑,第一、不要犯指虎为猫的错误;第二、不要假借猫的名义替虎说事,猫归猫,虎归虎,两者八竿子打不着;第三、千万别以为虎喜欢的事情猫一定也喜欢,也没准,猫偏偏不喜欢。
话到此处,笔者要表达的意思也出来了,煤老板和地产商就是中国社会的大老虎,小民百姓不过一群猫尔。换种方式表达,“国进(民)退”非是“国进民退”,此(民)非彼民,更准确地界定,民本布衣,此(民)非民,国进(民)退,退的是(民)不是民,民不爱(民),退之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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