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狈为奸——宪政民主学者与主流经济学家
仿宋字体为引用文字
在当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声誉已经是臭不可闻了。只要是还有点良知的国人，只要是听说过几句主流经济学家惊人之语，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国家经济学界的话语权竟然会被这帮人把持？
不过，在当今中国，“宪政民主”却依旧保持着其光鲜的外表，主流媒体、大学讲坛经常可以听到、看到关于“宪政民主”的文章和报告。它的谎言还在欺骗很多人，尤其是青年。
从本质上说，这些主张“宪政民主”的学者，其实和主流经济学家是一丘之貉，他们是狼狈为奸，一个负责搞定主流经济学，一个负责主流政治学。他们是一个大骗子的左膀右臂，这个大骗子就是“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派”（资改派），就是那些腐败官僚和资本家，而这个大骗子的背后则是美帝国主义强盗。
本文主要内容如下：
1、主流经济学家、宪政民主学者对山西煤矿国有化的反对，主流经济学家、宪政民主学者的“腐败合理”理论。
2、宪政民主学者刘军宁的经济学观点。
3、张维迎的宪政民主观点。
4、吴敬琏的宪政民主观点。
5、茅于轼、张曙光、樊纲（及天则研究所）等主流经济学家的宪政民主观点。
6、唯心主义——宪政民主学者秋风的经济学观点。
在百度百科里，关于宪政民主是这么解释的：
宪政民主是指为了解决对政治权力的制约问题，限制政府权力，以有效地保障人权、自由与社会公正，而建立的民主制度。
宪政的实质是限政，即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地限制，防止它被滥用，尤其要防止它被用来侵犯人权和人的自由。因此，宪政的意义就是限制政治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促进公共福利。它所奉行的原则是：政府权力有限，必须遵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宪政民主的主要特点是：（1）以宪法和法律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2）实行分权制衡；（3）人民主权和民选政府；（4）建立宪法审查制度；（5）司法独立；（6）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宪政与民主、法治的职能分工各有不同，民主负责权力的归属，法治负责权力的实施，宪政负责权力的制约。将宪政、民主、法治三者结合起来乃是在可以达到的范围内的最优选择。而宪政本身就包含着法治，宪政的基本涵义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所以，宪政、民主、法治三者的结合可以化约为宪政民主。
这个解释可以说是宪政民主的权威解释。
对于不关心政治的人，尤其对于80、90后，粗看上去，宪政民主真是很美！限制政府的权利，限制当前的强势的腐败的政府权力；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力，保护弱势群体；还要民选政府。这一切真是太美了！
可是，但凡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对建国初、改革开放历史有了解的人，都会看出其中的大问题。宪政民主的“宪法”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政民主的目标是要推翻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实现资本主义的宪政。
宪政民主的“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只是一个空话。鼓吹宪政民主的学者们空口许诺“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但是却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方法、途径。
毛主席说，纲举目张，有了正确的原则、方法，才能保证目标的实现。目标不是靠夸口实现的，不是靠空口许诺实现的，不是靠幻想实现的，不是靠谎言实现的，不是靠目标本身实现的，而是靠正确的方法和道路。可是在这段关于宪政民主的权威解释中，我们看不到“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方法、途径。同样，宪政民主所主张的“人民主权和民选政府”，其实也与此类似。
我们来看看那些鼓吹宪政民主的学者，他们是如何“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或者说，他们是如何“祸害个人权利和自由”的。
1、主流经济学家、宪政民主学者对山西煤矿国有化的反对，及其“腐败合理”理论
最近山西将2840多座私营煤矿收归国有，浙商写信给中央政府反对“被国有化”，这些事情激起了许多宪政学者和主流经济学家的极大反响。以茅于轼为理事长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了《“国进民退”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研讨会，其主旨就是反对“国进民退”，反对“国进资本家退”。
过去国企贱卖、国有资产流失，老百姓一直在反对，但是却从来没有看见主流经济学家和宪政学者的反对。他们的真实态度是欢迎和拥护。他们提供理论依据，提供行动方案，诸如“吴市场、厉股份、曹破产、杨卖光、张产权”。这些私有化过程造就了无数的腐败和公权力私用。
而现在，国家将一些原本属于全国人民财富的煤矿收归国有，将不该给煤老板发横财的煤矿收归国有，他们却开始发表反对意见。
他们的私有化理论和行动方案造就了一大批共产党员的腐败和变质，他们自然不会反对。
茅于轼说“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5000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5000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
张曙光说“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张维迎说：“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他们的私有化理论及其理论指导下的国家行为（贱卖国企等等）导致了严重的腐败，把曾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变成了一个腐败的共产党。而后在市场经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他们又开始借用人民对共产党的不满，要求对政府公权力进行限制，要求宪政民主，从而削弱共产党，甚至打倒共产党，实现完全的资本主义市场化和美国附庸化。
2、刘军宁
刘军宁先生是著名宪政民主学者。
刘军宁1961年生，安徽人，1993年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为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
主要著作：《民主、共和、宪政》，上海三联书店 1998年出版；《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权力现象》，商务印书馆（香港）1991年出版。另外，还策划和主编了《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
最近刘军宁在凤凰周刊上发文《国进民退的宪法基础》。刘军宁先生不满社会主义的宪法，这在文章中表露无疑。刘军宁先生站在浙江商人的立场，站在山西煤老板的立场，这也是很清晰的。请看下面的文字：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对国进民退不论有多大不满的人都应该承认，现行的国进民退的国策不仅不违宪，而且有十足的宪法依据，甚至还没有达到中国宪法给中国规定的长远目标。现在的国进民退的做法还不算有力，不算彻底。根据宪法第一条和第六条的规定：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如果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用专政的机器来加以消灭也是符合宪法的。”
“虽然国进民退符合现行宪法，不满国进民退的人也不必太悲观。因为中国宪法有一个很强的中国特色。这就是，它始终是一部追认事实的总结型宪法，而不是统揽前后的一般性宪法。许多在当时如火如荼的事情都是没有宪法依据、甚至是违宪的，好在有一部分得到了事后的追认。不信？请看看下面随手拾到的例子：”
………………
“可见，当代中国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大政方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宪法依据，甚至与宪法中既有内容针锋相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项大政方针是先写进宪法，然后实施的。假如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因被当时的宪法宣布为违宪而不得实施，中国今天肯定还处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状态。由是观之，中国的宪法始终未能为中国的变革提供启动力，甚至常常成为阻力。这在国进民退的事例上显得更加突出。所以，大家要关注的不仅是国进民退，而且要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宪法变革。唯有如此，才能从宪政制度上解决问题。”
很明显，刘军宁先生要的不是“国进资本家退”，刘军宁先生要的是山西煤老板继续发大财，要的是“国退资本家进”，要的是资本家主导国民经济。
刘军宁先生要的是修改社会主义宪法，变为资本主义的宪法！
刘军宁先生是著名的宪政民主学者，学者自然有学者的理论基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其理论基础，看看他是如何“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刘军宁先生有篇大作《资本带来自由：从资本自由到宪政民主》：
“资本自由仅仅是富人或资本家的自由吗？资本自由不仅仅与资本家有关，而且与每个人都有关；它绝不是资本家独有的自由，而是每个人的自由。谁是资本不自由的受益者？当然是权贵！谁是资本自由的受益者？当然是中下层民众！为什么资本自由的短缺只对权贵和富人有好处？在资本不自由的地方，穷人就很难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而富人则容易得多。限制资本自由，富人和权势者受益，穷人和普通人受损。资本自由对于人们的就业是极其重要的。没有资本自由，就业的自由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受害者是那些现在还是员工的雇员。资本自由首先对员工有好处，增加了员工对雇主的独立性。资本自由化迫使企业更多地重视工人的利益。资本自由导致企业把人而不是资本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因为资本可以自由获得（但不是无偿）时，技能、妙想、勤奋和好运才能被组合起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中小企业也同样是资本自由的最大受益者。资本的可获得性越高，个人与公司的经济自由程度越大。资本市场的发达有助于培育小企业、新企业，从而使得更多的人有创业和成功的机会。”
…………
“计划经济是靠权力驱动的。市场经济却是靠资本驱动的。对资本的管制，就是对自由的管制。…………资本自由的程度，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健全程度。政府的作用是保护个人的经济自由，尤其是资本自由，而不是通过政治权力在资本市场蚕食公民的资本自由。”
“资本自由将通过强化私有财产权来限制政府的权力和削弱权力对政权与市场的垄断，来为法治提供动力，推动司法独立、催生宪政民主。资本自由有助于有限政府。资本自由度越高，越能缩小政府的活动和干预范围，限制政府可以动用的资源，促进公平竞争，减少政府支出，减少税收，为纳税人省钱。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宪政民主就是出现在资本相对最为自由的地方，宪政民主又反过来促进了资本自由和经济繁荣。如果没有独立于政治权力的法治，没有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的有限政府，没有对民众负责的代议民主，资本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资本的自由就受到严重的限制，乃至完全被取缔。在政治权力覆盖的范围最大的地方和时代，资本的自由就是最小的，以至于无。不信你看看中国的文革时期。”
“资本不是权力的产物，而是市场的产物。权力靠的是强制，资本靠的是自由。资本必须挣脱权力的牢笼，才能自由地飞翔。资本自由不仅不会导致资本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反而是21世纪的中国自由与繁荣的基石，是中国宪政民主的一个大马力推进器。所以，现在该是给资本自由全面亮绿灯的时候了！ ”
任何一个还有点良知的人看到刘军宁先生这篇文章，一定会有种愤怒的感觉。刘军宁先生无视当前资本对于人民的欺压，无视资本对人的异化，无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全世界造成的祸害，无视当今中国极端市场化改革所造成的严重两极分化及社会问题，无视国企私有化和三千万下岗职工的苦难，无视房奴，无视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之后带来的诸多问题。
在刘军宁先生心中，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权力造成的，而且都是社会主义政府（虽然这个政府已经有点变味了，虽然这个政府正在资本主义化）的权力造成的。他不承认资本的权力，不承认资本的权力造成的累累罪行。在刘军宁先生眼中，资本的自由和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他主张的核心！
他主张彻底的资本自由，主张“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在资本横行、剥削合理的世界，以“宪政民主法治”的名义保护“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其结果必然是“保护资本家和统治阶级的权利和自由”。
因为在“宪政民主法治”的框架内，资本的剥削是合法的，法律的最大任务其实是保护资本和剥削关系。以“法治”的名义保护“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看似可以保护老百姓的一些权利（诸如个人的财产等等），其实却无法根本改变其被剥削的地位，反而保护的是资本家和统治者的个人财产、地位，保护的是资本的剥削关系，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如此一来，老百姓永远也不可能翻身。
“如果没有独立于政治权力的法治，没有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的有限政府，没有对民众负责的代议民主，资本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资本的自由就受到严重的限制，乃至完全被取缔。”
“…………资本自由不仅不会导致资本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反而是21世纪的中国自由与繁荣的基石，是中国宪政民主的一个大马力推进器。所以，现在该是给资本自由全面亮绿灯的时候了！”
这些话是多么明白啊！对宪政民主还抱有幻想的人们，被民主宪政的繁琐哲学搞晕了头脑的人们，请你们仔细看看这段话，在这段话中能够看到人民大众的希望和方向吗？能够看到“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吗？
3、张维迎
张维迎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张维迎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主张国家退出经济领域，让万能的自由市场主导经济，国企改制。这样的改革思路在1980年代到90年代大行其道。2000年，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当选为“CCTV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请看张维迎的经济学观点：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
“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
“黑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必然现象，社会要发展，必然有人付出代价。虽然‘黑窑’事件有点不合情理，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毕竟山西为这些无业游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让他们有吃、有住、还有工资，这对社会的稳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学者要有公信力，不与无耻的人论战”。
“我敢说，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
“这个社会是非颠倒，好人被误认为是坏人，坏人反倒被认为是好人，真正的机会主义者、以学术的名义谋求私利的人，反倒被吹捧为‘社会良心’、‘民意代言人’。”
再看张维迎先生的宪政民主观点。
张维迎有篇文章《中国改革的逻辑》，在这篇文章中，张维迎先生历数了前三十年经济改革的过程：
价格改革，1978年到1992年零售业价格改革；
企业制度改革分为两部分，1993年之前的个体经济，1993年之前国有企业厂长承包制改革，放权让利
1993年之后改革也可以划分三个阶段，第一个五年从1993年到1997年，基本上解决县级以下中小企业问题，包括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私有化卖掉。
第二个五年，1998年到2002年，县级以上的，包括中央大中型企业改制，在国民经济战略性、结构性调整减员增效脱困的口号下，大中型企业股份化卖掉破产。
第三个五年， 2003年至2008年，大型企业通过上市改制，四大银行的改制，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等，及非流通股的问题的解决。
经过这三个十五年，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任务已经完成了。
张维迎先生历数了这些过程后，提出并规划了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宪政改革目标：
“最后我想说未来的30年，未来30年改革的重点要由经济改革转向宪政体制改革，大体也划分了两个15年，第一个15年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减少政府部门的权利，以前是政企分开，以后是政法分开的问题，政府要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老百姓任何纠纷包括和政府的纠纷，也应该通过法律的程序解决，而不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宪政的改革，使私有财产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大量中产阶级就会形成，到后一个15年，就是建立民主制度的过程。再用30年的时间，完成宪政改革。”
这就是张维迎先生的宪政民主观点！和刘军宁先生的宪政民主观点几乎完全相同。
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完成，而现在要做的就是减小政府权力。虽然这个政府的社会主义已经变味了，但是他们还是害怕社会主义死灰复燃，所以一定要消灭它，将其变为资本主义政府，资本控制的政府。
他们通过资本的手段让老百姓在组织上分散化，从而消灭有组织的行动能力。群众运动的萌芽被消灭，普通群众失去监督资本权贵和高官的能力。所有的问题都必须通过法律去解决，可是自古以来就是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
更重要的是，资本经济合法、剥削合法。在资本横行、剥削合理的世界，以“宪政民主法治”的名义保护“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其结果必然是“保护资本家和统治阶级的权利和自由”。
这个在刘军宁一节已经分析过。法律的最大任务其实是保护资本和剥削关系。以“法治”的名义保护“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看似可以保护老百姓的一些权利（诸如个人的财产等等），其实却无法根本改变其被剥削的地位，反而保护的是资本家和统治者的个人财产、地位，保护的是资本的剥削关系，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如此一来，老百姓永远也不可能翻身。
4、吴敬琏
评述主流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宪政民主观点之前，先讲讲吴敬琏先生的身世：
吴敬琏女儿写的《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披露了以下事实：
文化大革命期间，吴敬琏“大义灭亲”，跟当了”右派”的父母坚决”划清界限”，毫不留情“揭发批判”。吴敬琏“文革”中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文革中以炮打周总理、大闹打砸抢而闻名的一个组织）。
吴敬琏积极参与了批判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1964年组织批判孙冶方，吴敬琏是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学术模式（包括个人人身攻击）进行对孙冶方的批判。）
吴敬琏当初“左”到了家，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而吴敬琏更不止一次对全家人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他对女儿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很反感，“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
吴敬琏在十二大开过之后的1983年还在起劲地批判“市场经济”，大骂“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吴敬琏：《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
可是没过两年，吴敬琏就180度的大转弯，变成了吴市场，言必称市场。
当年“左”得出奇，如今右得抓狂……当年连沙发、第二件衬衫都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极“左”，如今则右得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容忍——一方面作为国家证券委的评审委员，一方面担任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这种“制度性腐败”在西方国家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犯罪行为。
如此忽左忽右，紧跟形势，与时俱进，活脱脱一副投机分子嘴脸。
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便一针见血的指出“经济学家左，是为了蒙混过关”。这样一批投机分子经济学家和官员造成了国家的诸多问题，但是此后，他们每个人却都试图甩掉包袱，认为自己与当时的问题无关，不担负任何历史的责任，把所有责任都扔给了毛泽东！
下面我们来看吴市场的宪政民主观点：
《宪政民主是中国政治文明的关键》（2002，修宪座谈会上的发言）
修改宪法，使之符合宪政要求，是一件关系我国长治久安的大事，应当积极进行 。20多年来我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政治改革方面的推进缓慢，造成了某种程度的脱节。从1986年9月邓小平指出政治改革不能长期拖延至今，已经过去16年，从1997年“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国家到现在也已经过去5 年，加快政治改革已经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十六大”在推进政治改革方面提出了以下的口号：建设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升政治文明。政治改革要在上述三方面推进，而法治是指依据宪法而制定的法律高于一切；我们所要的民主，是宪政民主；宪政主义正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精华。所以，以上三方面的要求聚焦在一点上，就是宪政。宪政包括一整套制度安排和文化支持。有一部良好的宪法来为实行宪政提供基本制度基础，是一种有效和可行的办法。
《政治改革应加快 为市场经济护航》（2008）
“宪政、民主和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的保证。“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社会主义国家和 “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口号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11年。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标。”
…………
“应当承认，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惯性，实行宪政、民主和法治势必遇到障碍与阻力。然而，推进改革和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中国，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所有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犹疑。只有冲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走上坦途。”
毫无疑问，吴敬琏的宪政改革就是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的吴敬琏先生如此推崇宪政民主，他的居心何在？我们能够答应这样的宪政民主吗？
先介绍一下茅于轼及其天则经济研究所。
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于1993年7月创立。现任理事长为茅于轼教授，所长为盛洪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为张曙光教授。理事：曹远征、邓正来、樊纲、张曙光、卢跃刚、茅于轼、盛洪、史晋川、唐寿宁、吴滨、吴敬琏、汪丁丁、王永峰、周其仁。
特约研究员一百五十多人，陈志武、刘军宁都在册。
先看这几个著名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观点。
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观点如下：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著名观点如下：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的著名观点如下：
“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的著名观点如下：
“中国资本化的空间还很大，还可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许多年的金融资本。只不过，土地还是国有，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也还是国有，这些会继续抑制中国资本化的深化。特别是，如果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产权保护、契约权利保护等法治架构还必须改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难以深化。”
“为了使中国更有“钱”，土地和国有企业都应该私有，为进一步资本化开路。”
“《别拿美国金融危机说事》”（2008年）
茅于轼的著名观点如下：
“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5000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5000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
“这个世界上谁劳动得最多？应该是工人和农民。如果说劳动创造了财富，那么他们应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现实不是这样……我想了很多年以后，最后才悟出真相——不是劳动创造财富，而是交换创造了财富”
“改革后的近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总人数不算少，但是在十三亿人口中大约只占5%。他们生活宽裕，意识形态接近西方，比较有独立的想法，希望社会安定平稳，个人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实行代议制政治，他们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坚力量。但是在今天的政治中，他们的声音还很难成为主流。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
“经济适用房是席卷全国的最大的腐败。”“房价是被买房者自己抬高的。”“我主张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
“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
“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设定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让穷人上当受骗”
我们再来看天则研究所各位学者的宪政民主观：
陈志武：《国有制与宪政法治难以兼容》(2009.01)
陈志武：《中国改革路径的再思考：私有化和宪政民主不能回避》（2009.06）
陈志武：《中国经济罪在国有》（2009）
张曙光讲座：《经济市场化的发展与民主宪政建设》(2007.10.10)
樊纲《腐败的根源就是计划经济》（2008，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演讲）
樊纲《解决腐败根本是要限制公权》（2008）
樊纲《还要多少年才能抵达河对岸？》（明确“摸着石头过河”的对岸就是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南方周末改革开放系列特稿）
盛洪《建立基于天道与民意的宪政合法性》（2009）
盛洪《文化精英与宪政民主》（2009）
吴敬琏《宪政民主是中国政治文明的关键》（2002，修宪座谈会上的发言）
吴敬琏《加快政治改革 为市场经济护航》（2008）
吴敬琏《政治改革必须加快》（2008.12）
天则所第323次双周学术论坛:《联邦主义与宪政》，主讲王建勋，评议人：茅于轼、高全喜、吴稼祥、刘海波、冯兴元、张博树、杨晓维、李实、段绍译（2006.11.24）
天则所第393次双周学术报告会：《宪政与发展》，主讲王建勋，主持茅于轼，评议人：张曙光、王志伟 刘业进 刘培峰（2009.09.11日）
以上这些文章的标题已经非常清楚的表明了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宪政民主”观点，无需再做过多解释。
他们所极力支持的宪政民主的“宪法”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政民主是要推翻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实现美国人的那套宪政、资本主义的宪政。
他们“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方式就是资本主义。而我们很清楚，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界的累累罪行。
他们的私有化的理论和行动造就了无数的腐败，败坏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声誉。他们说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将改革阐释成一场腐败分子的大合奏。
而现在，在市场经济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时，他们开始要求“限制公权”，并且是以解决腐败问题的名义。（《解决腐败根本是要限制公权》）
他们的翅膀硬起来了，在一些党内走资派的支持下，他们频频发动对宪法和政府的攻势，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取得实质性的胜利之后，开始要求限制公权力，削弱共产党，让共产党、国家权力机关退出市场。在这个目标完成以后，进而打倒共产党，建立完全的资本主义和美国附庸。
他们是一个大骗子的左膀右臂，这个大骗子就是“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派”（资改派），就是那些腐败官僚和资本家。资改派在改革中获取了非法的权势和利益，他们害怕人民觉醒后打倒他们，所以便要求进行宪政民主改革，要求通过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的方式将自己的非法权益、地位变为合法。从而政治上给予掠夺而来的经济利益得到专政机关的保护。
这就是宪政改革的实质！
6、唯心主义——秋风
讲到这里，我们应该都能明白“宪政民主”的实质了
前面所引用的宪政民主学者刘军宁是一个极端的资本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推崇者，这样的宪政民主学者其实迷惑不了人民，即使骗得了一时，也骗不了很久。
下面所说的秋风先生，也许会成为另外一种。他主张宪政民主，主张市场经济，但是似乎又不属于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他主张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似乎是自由主义学者中的理想派。秋风先生很可能是一个善良的人，可惜他只是一个书呆子，他的简单的、缺乏辨证的思维（唯心主义的思维），使得他的理论和观点完全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秋风，独立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普通法宪政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研究。目前已出版著作三种，译著十余种，主持翻译出版《奥地利学派译丛》五本。在《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中国经营报》等报刊开设专栏。
下面摘取秋风不同时期的文字，并做评点。
《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
哈耶克在晚年曾这样说：“1936年，我恍然大悟……价格是实现经济活动协调的信号。”
“正是根据这一点，哈耶克和他的老师米塞斯断言：计划经济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因为它根本没有准确而及时的价格信号，无法了解各种资源的相对稀缺状态，因而，根本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
“最重要的制度就是自由竞争……只有透过这样的过程，资源才能转移到那些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手中，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这可能形成所谓的”垄断”，但只要不是政府通过设置进入壁垒形成的，则垄断实际上是竞争作用发挥到极致的产物。垄断性利润本身就会吸引其他企业家积极地寻求打破该垄断。”
“这样的市场过程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政府对于这一过程的干预，应减少到最低限度。政府的功能更多地体现为创造一种普遍的制度框架，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知识追求自己的目标。这样的制度框架，就是自由宪政：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法治，代议制民主，等等。”
秋风先生的类似文章还有《通往资本自由之路》（2006年）、《经济自由有多重要？》（2009年）、《改革已经死了》（又名《过去30年就没市场化 私企不过是从属工具》，关于山西煤矿国有化，2009.11）等等，读者只要看其文章题目便可知其文章内容。我将这两篇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归纳一下：
“经济学大体上坚持一个基本立场：自由带来效率，自由带来财富。”
“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促进了政治自由。”
“对自由的基本威胁是强制性的权力，不论这种权力是存在于君主、独裁者、寡头统治者或暂时的多数派……大量私人企业的存在也会分散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从而能为人们的自由开辟更广阔的空间。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时代更自由，还是国有经济萎缩时代更自由？”
“理论的分析和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在计划经济下，不可能有个人自由。”
“政府的思路60年一以贯之：私企是从属性的工具，是权宜之计……政府在不得不退让的时候(注：市场化)，它也在寻找机会翻盘——这个翻盘就是让国有企业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过去30年就没有市场化 一切都是政府化的。”
“如果没有宪政改革，就没有市场化。”
如果秋风先生仅仅是写作了上面的这些文章，那么我不会在此浪费笔墨为他专列一个章节，我会将他与宪政民主学者刘军宁放在一起，一起总结归纳。不过就在这几天他又发表了这个意见《我们应该节制权力和节制资本》（2009.11）
“我最近可能正处在困惑之中，我要把我的困惑说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我既明确反对国进民退，但同时我也想去讨论节制资本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或者是理论上的依据，我想在现在这样的场合应该悄悄的讨论这个问题，而不是大声的嚷嚷，所以大家出了门之后不要再去散布它……”
秋风先生为自己的理想困惑了，一直以来，他认为资本是个人自由的基础，只有君主、独裁者、寡头统治者或暂时的多数派、计划经济才是个人自由的敌人，只有国家强权才是个人自由的敌人（他从来也没有提到资本的权利，他不愿意承认）。
他用了几乎八百字才表达出这种困惑，他的心乱了。他几乎不愿意，但是却不得不承认资本也会让人堕落，他现在才注意到资本在人世间所造成的无数丑陋罪恶。
“前头我讲了那些困惑，我现在很不喜欢资本主义（注：很多人称资本主义为自由社会）这个概念，因为我在想，如果资本是一个主义，那么它将是世界上最坏的主义。”
“社会主义作为理想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而资本主义将是人类最坏的一个理想，因为它的理想就在于让资本作为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一个价值，但是要知道人本身首先是一个人，重要的自由是人的自由，而不是人所控制的某个东西的自由。我觉得我们如何一个自由社会，一个自由社会意味着作为完整的人的自由，在人所能够有的东西里面当然有资本，也有知识，还有其他的比如美德，还有其他的东西，我想其实一个完整的自由。”
“我要说的其实就是表达了我的疑惑，大家可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我不愿意将别人想象的很坏。虽然现在这个世道越来越坏了，虽然主流人士越来越堕落了，虽然 秋风 先生对于自己的这个困惑和怀疑还不是非常确定（ 秋风 先生说：悄悄的讨论这个问题），虽然 秋风 先生还是坚定地站在市场化的立场，虽然 秋风 先生和刘军宁等宪政学者、主流经济学家还是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但是为了 秋风 先生所说的最后一段话，我还是力图坦诚布公的与 秋风 先生讨论几句，我试图说服 秋风 先生，我试图说服对自由市场保有幻想的一部分人，我试图说服还保留着良心的一部分人，我试图说服对人的真正自由保有尊重的一部分人。
①在秋风先生看来，存在一种理想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平等自由竞争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即使这一过程造成垄断，也可以打破。
但是事实是，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的经济体，不存在这样的经济模型。经济学家、书生们常常乐于建立一套数学模型，建立一套理想化的经济运行模型，但是真实的世界不是数学模型。美国经济也不是这种类型。美国在国际上高声叫嚷自由贸易，以自由贸易的方式控制其他落后国家的经济，但是当其他国家要求对美国进行自由贸易时，美国却常常都是拒绝。
②世界上大部分经济体，尤其是垄断经济体、高科技垄断集团，都是计划经济！垄断经济体不仅力图控制经济，控制价格，也力图控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本国、他国，乃至全世界），避免自由平等的竞争；垄断集团，总是为了最大利润而制定全球化的商业计划！
这里便存在另一个问题，为什么秋风先生赞许垄断集团制定宏大的商业计划控制经济，为少数人谋取利益，但是却不允许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定经济计划，为了大多数人谋取利益？为什么秋风先生赞许垄断集团的虚假的市场经济（表面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背后却是垄断和操纵），却不赞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大的计划经济（国民经济主导产业、战略资源实行计划经济，其它根据情况实行市场经济）？
为什么相信一个垄断企业家有能力制定经济计划，却不相信人民（人民的代表）有能力制定经济计划？
这里便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是让少数垄断企业家精英制定经济计划？还是让人民（人民的代表）制定经济计划？
秋风先生对此是否反思过？
③秋风先生眼中只见过去时代的国家强权，君主、独裁者、寡头统治者或暂时的多数派，但是却无视资本强权，无视资本所造成的累累罪行，无视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拉丁美洲、东欧、中欧、俄罗斯、中国）所造成的累累罪行。
秋风先生无视“自由世界”美国半个世纪以来所发动的战争，颠覆他国政权（包括民选政府），秋风先生无视美国的强权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的霸道行径。
秋风先生无视美国的国家政治其实和资本是完全统一的。政府是资本控制的政府，民间社会其实也是资本控制的民间社会。政府、经济、媒体、文化、民生、医疗、教育，所有的领域其实都是资本占据绝对控制地位。
若是自由社会的人民是真正独立自由的个人，若是以资本为基础的国家的人民都是独立自由的个人，这个国家怎么还能干出这么多的罪行？
秋风先生无视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无视资本文化中对人的真正自由的威胁，无视资本消费文化、物质主义文化对人的异化。秋风先生不是说“一个自由社会意味着作为完整的人的自由，在人所能够有的东西里面当然有资本，也有知识，还有其他的比如美德……”
秋风先生对于这一切是否反思过？
④秋风先生所说的计划经济并不是真实的计划经济。这个错误表现在秋风先生的众多文章里面。毛泽东时期的计划经济，并不是死板教条不允许出现一点市场。毛泽东的计划经济和苏联的计划经济完全不是一回事，赫鲁晓夫曾经严厉批判说中国经济不是计划经济。可是秋风先生却总是将这两者相提并论。
毛泽东时期的国家，并不是人民的对立面，并不是一个刻板的国家强权的代表（秋风先生默认个人自由的最大敌人是国家强权），人民有很多机会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之中，参与到国有企业和集体农庄的管理当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却没有权利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当中）。这在老一辈的工人农民心中有充足的证据，他们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机会、他们对政府官员的监督能力，远远大于现在的人们，远远大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不过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国家的确是其对立面，这部分人有美国和国民党在国内的走狗代表，有愚昧的知识分子，也有一部分被打错的右派。
⑤至于被打错的右派，至于毛泽东时期的文革、反右等等，更是复杂。此处不再多说。即使多说，必定也难以说服秋风先生。
本人曾经有文章《无知的知识分子——纪念毛主席逝世33周年》，此处摘引几句：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多年，至今官方、主流媒体和《南方周末》等报纸提到文革时，只是四个词，一曰“浩劫”，二曰“混乱”，三曰“倒退”，四曰“崩溃”。这几个词其实没有讲出来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没有前因后果，没有发生、发展、结果，这样一来怎么以史为鉴、以史为镜？
戚本禹在文革初期即被打到，但是他在回忆文革时却说：文革的发生是必然的结果，文革之前的诸多事件决定了文革的必然发生，那么这些事件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导致了文革的必然发生？
文革十年，中间有很多事件，诸如文斗、武斗、扩大化等等，究竟什么导致了这一切，究竟为什么斗争对象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转移到普通知识分子和老百姓身上，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理解这些，如何以史为鉴，以史为镜？
我们这些“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很少去追问这些，我们只是满足于一些表象而已。
现在想来，若是我们这样一批无知无识、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身处文革之中，若是当年我们被人借刀杀人整了，几十年后，很可能还要来感谢当年整我们的人。因为我们是敌友不分，我们分不清政治是如何在背后运作的，我们狭隘的眼睛只看见表面，却从来也看不到本质。
⑥ 秋风 先生忽视了真实世界中这么多的事物，却仅仅抓住一种概念和理论——理想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一厢情愿的以为这种理论就可以解决这个世界最重要的问题。在他的幻想世界里，人们通过宪政民主将不仅拥有经济自由，也拥有政治自由，拥有人的真正的自由！
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把片面的、抽象的、想象的逻辑和概念夸大为事物的本质。
唯心主义之所以在世界上如此盛行，仅仅是因为它对剥削阶级有利。唯心主义可以误导人民、麻痹人民、愚弄人民，使得人民难以认识世界的真相。理想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总是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所宣扬，是因为这种模式有助于霸权国家控制其他弱小和后期的工业化国家。但是从根本上讲，美国的经济并不是这种理想的类型，垄断集团控制经济是美国经济的本质，这样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带给人们幻想中的自由。
我希望，秋风先生只是被这种唯心主义思潮所蒙蔽的对象，而不是故意以唯心主义的错误思想来误导他人。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