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委托书
求知的工农兵、大学生和退休干部、知识分子：
由李振城研究员编著、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驳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一书，60万字，原定价62元。为了满足目前处于弱势的广大工农兵、大学生和退休干部、知识分子的求知需要（本书主要是为他们写的），现在可以半价即每册31元。现委托书社出售。
本书于08年出版后，受到许多读者好评。直到目前仍然有一些同志想买而又不知怎样才能买到这本书。他们看了本书后，对目前中国的十大焦点问题认识得更加清楚了，对中国未来前途和应当采取的战略举措，胸中更加有数了。大家从这本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的是非，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是怎样一幕又一幕地展开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坚持继续革命者应当具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应当采取的有成效的行动方针和步骤，怎样才能做一个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人。为了使自己的言谈举止更加明智，避免去干一些愚蠢无效的事情，还是建议大家都来看一看这本书。
李振城
2010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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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驳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内容简介
2007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在《炎黄春秋》发表原题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长篇文章，引起舆论哗然，广泛传闻，众多人们希望了解其真相。本书首先分析了《谢文》出笼的政治背景、反动实质和它的严重危害性。本书主体从10个方面展开分析论证，针锋相对地回答了10个方面的问题，即：
① 怎样看当代资本主义？
② 怎样看民主社会主义？
③ 怎样看科学社会主义？
④ 怎样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⑤ 怎样看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思想理论观点？
⑥ 怎样看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
⑦ 怎样看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的理论和实践？
⑧ 怎样看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
⑨ 怎样看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
⑩ 当今中共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和应当采取的应对办法。
在回答这10个方面的问题时，既揭穿谢文的毒招、险恶用心，有理有据地批驳谢文的反动谬论，又正面阐明本书相关所确认的对相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供人们进行对比鉴别和思考，以利于大家明辨政治理论上的真伪是非。本书的主题是“为什么只有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本原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也是十七大的主题。本书可以帮助大家分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系列原则是非界限，认清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本原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认清形势、任务和可能导致两种相反的前途命运。这对年轻人是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本书有利于读者提高自觉抵制、清除非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潮的能力，有利于坚持继续革命同志之间的思想统一，有利于不明真相的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同，有利于培训、造就新一代继续革命的接班人。可以说，本书是所有爱党爱国者都应当浏览、了解的读物，更是为渴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者提供一本活的教材，也为正在从事党的建设的研究和工作的同志提供一种参照的思路。
附录2：《驳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主要观点摘要：
①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在党内外严重泛滥，是当今党和国家所面临的最大祸害，最大的危险。当今党和国家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既来自国际也来自国内和党内。国内敌对势力和国际敌对势力是互相呼应、互相支持的，而来自党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思潮，则起着瓦解党的团结和削弱党的战斗力的作用，其危害更加深重。变天先变人，变人先变心。对此，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而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旦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接受了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理论时，即使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当上了领导干部，他也绝不可能真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更谈不上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了。如果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被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理论蚕食、分化瓦解了，就会使我们党变质，使我们国家改变颜色。众所周知，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敌对势力用来分化瓦解执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最狡诈、最阴险的武器，也是导致原苏联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的最根本、最主要的内因。
③由于近些年来一些领导干部不重视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更没有认真落实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用马列主义思想体系加强对大学生、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所以许多党员、干部、群众对反社会主义思想腐蚀的免疫力大大减弱，缺乏辨别政治是非和批判错误倾向的能力。其中有的人已经成为敌对思潮的吹鼓手，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到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队伍。这太危险了！还有不少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干部也存在着模糊认识，以为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加上民主，是比科学社会主义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还有不少同志认为北欧一些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是比我们更好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事实上，正是戈尔巴乔夫采用了这种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导致了原来已经普遍过上小康生活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陷于贫穷困苦之中。
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本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其内涵，最主要的就是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与现代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而绝不是脱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民主社会主义，绝不是放弃革命的改良主义。在现阶段，我们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加强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社会经济制度，坚持由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以及人民代表大会与所有拥护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的海内外各界代表人物组成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体相协调的国家政治制度，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导的人民大众的科学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文化制度。这三个方面的基本制度，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基本框架和底线。它从新中国成立起就已经开始构建，尽管还不完善。我们进行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逐步完善这三个方面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使我们国家更加强大，使人民更加富裕幸福。谢韬们打着“改革开放”旗号而抛弃这三个方面的基本制度，推行民主社会主义那一套，那还有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言呢？他们故意把在本质上具有天壤之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民主社会主义，并非什么民主的社会主义或人民的资本主义，只能是一种从社会主义滑向残酷资本主义的过渡性状态，而绝不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最有可能的是导致官僚买办的、附庸性的资本主义。苏联东欧和我国某些地方所发生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罪恶事件，已经完全证实了这一论断。
⑤为了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粉碎敌对势力和平瓦解加暴力行动来颠覆我们党和国家的图谋，全党都应当高度重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做好应对民主社会主义等敌对思潮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为此提出如下三点建议：（略）
书摘——
谢韬的反动谬论必须批判——《驳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一书选摘（一）
▲谢文出笼的政治背景、反动实质和它的严重危害性
一、谢文出笼的政治背景－十七大前两种政治思潮和两种政治势力的交锋
1、谢文在《炎黄春秋》出笼，意味着自由化派和伪装的自由化派人士公开亮出乱党、乱国的政治纲领，首先挑起交锋
“民运分子”李昌玉说：“大家为什么特别关心这篇文章呢？因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观点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现在，谢文横空出世，观点前卫新颖大胆，而且是发表在极有权威性的杂志《炎黄春秋》上，……因此成了今年春节老人们关心的头号事件。”“正如现在禁止高唱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所说的，不是中华民族，而是中国共产党‘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2．谢文出笼之前早有预谋，它是经过自由化派和伪装的自由化派人士精心策划的
①美籍华人、新自由主义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前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负责人陈奎德”，曾与到美国拜访他的谢韬长谈后，得出结论；谢韬对中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套做法是完全拒绝了”。
据原《真理的追求》杂志副主编陈谈强所掌握的资料说明，“谢韬朋党同那以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政体为职志的境外“民运精英”在近年组建的中国社会民主党（又自称为中国工党）沆瀣一气，乱我中华。在我国管理不断加强的境内互联网上，由于不为常人所知的原因，谢韬朋党“谮君子”、诬祖宗的谬论，没有过滤便堂而皇之面世，而关于中国工党的资讯则因设卡阻断，我等常人只能见其一鳞半爪。但是，仍然能够“一斑窥豹”，表明谢韬朋党与当代中国工党神交甚深，是当代招摇民主社会主义的中国一族。”
②一年多前，谢韬看了辛子陵著的《千秋功罪毛泽东》（此书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年，断定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是“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者，伯恩斯坦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欧美那些社民党执政的国家才是“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都实现了“共富”、“和谐”，而苏联东欧和中国等是“暴力”、“专制”的前资本主义国家即“现代封建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现在的主要任务既不是反对帝国主义，也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封建主义，进行资本主义“启蒙”。），正合他的心意，他认为有机可乘，就为它作序，正式打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旗号即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在网上公布，进行试探。
③利用谢韬的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的身份地位，稍加改变标题、选择《炎黄春秋》公开发表。不仅文章的标题和内容是精心策划的，就连谢文发表的时间也是有意安排的。
3、东欧苏联剧变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处于强势，中国大陆也出现了大比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制经济或外资经济，普遍认为新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这是谢文出笼的国际、国内的经济、阶级前提
4、9年前成立的非法的“中国民主党”（自称含“中共党内民主派”）和4年前成立的“中国工党”活动频繁，自由化派人士认为中共高层有人怂恿、接应，这是谢文出笼的政治前提
5、自由化派认为，改革导致两极分化，引起工农不满和“‘左’祸”回潮，现在正处于“两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自由化派认为，改革导致两极分化，引起工农不满和“‘左’祸”回潮，左派的队伍和力量日益壮大，正在产生对中共中央的更大影响。这会导致自由化派所要求的改革前功尽弃。自由化派认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基本私有化的巨大变化，因此他们要求加快在政治体制上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制，在意识形态上全面推行自由化的改革步伐，以利于巩固、扩大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他们认为，改革已到深水区；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了实现自由化派的政治目标，促使中国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蜕变的紧要关头。如何除去“‘左’祸”干扰和左派所设置的障碍，使十七大做出更有利于自由化派的决定，直接关系到自由化派所希望的那种改革的生死存亡。所以，由9年前成立的非法的“中国民主党”（含“中共党内民主派”）所领导的自由化派和2003年成立的非法的“中国社会民主党”（又称中国工党）所领导的伪装的自由化派，就迫不急待地要求全力促使在政治体制民主化方面有一个重大的突破。
伪装的自由化派认定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修正主义，而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把“最大的修正主义者”这顶帽子扣在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头上，就是自由化派经过精心策划后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步骤，即他们自认为是选准了的一个最好的突破口。因为左派也需要民主，否则左派也难以开展活动；把民主社会主义看成不是修正主义的，而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这不但可以剥夺左派的话语权，还可以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有利于进一步争取大批大批的中间派人士和不明真相的广大青年学生投入自由化派的怀抱，进一步孤立左派。而当左派被孤立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就会损失本来已经日益壮大的左派力量的支持，从而不得不采取自由化派的一些主张，在十七大做出有利于自由化派的一些关键性决定和采取压制左派、压制工农群众抗议的行动方针。
二、谢文的虚伪性、欺骗性和它的反动实质
1、谢文的虚伪性：
谢文口口声声说，要用“真马克思主义”取代“假马克思主义”来“拯救党。而实际上，谢文通篇都是在反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反对真正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企图扼杀苏共和中共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全部伟大成果，是一篇精心策划的、彻头彻尾的乱党、乱国的政治纲领和政治宣言。
2．谢文的欺骗性：
①谢文企图用假马克思主义取代真马克思主义，用假社会主义取代真社会主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断章取义，以假乱真，以所谓的“新发现”、“创新”来招遥惑众，企图剥夺左派的话语权。
②自由化派人士认为，谢文是实现自由化派政治目标的一步绝妙棋子。
谢文在《炎黄春秋》发表后，自由化派的成员之间电话不断，奔走相告，欢呼，庆贺，通宵达旦地阅读，写贺词，写读后感，抢先在互联网上发表。
自由化分子王中陵在“网上论坛”（2007—3—4）发表文章的标题是“心惊肉跳读奇文”。他认为谢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直捣‘东公’，深挖‘茅厕”’，“选择‘修正主义’作为突破口，令人拍案叫绝”；而“批毛与救中国是一而二、二而一密不可分的，应大力深入”。（这位先生说的也太幼稚可笑了。把毛泽东批倒了，中国还有救吗？你们不是批了30年吗？为什么毛泽东还是不倒？为什么毛泽东热还是一波胜过一波？恐怕你们至死也是解不开这个迷的！）“救中国的关键在民主”。王中陵认为俞可平提出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个口号“简洁铿锵”；“民主就是民主，不须前置，不须后缀”（啊！这位先生的幼稚病又犯了！除了你们，谁都知道民主是个阶级政治概念。除去前置后缀，还有什么民主可谈的？）。
王中陵还认为，谢文有“一个华彩片段令我赞赏不已”。既然“那十几个曾经以马克思主义作政治实验的国家，其实验既然全部以失败告终，而世界上有那么多不知马克思为何许人也的国家政治清明、社会和谐、人民安居，我们为什么不能向马克思的同胞德意志人或犹太人学习？”“也许，民主社会主义正是和谐社会理论的核心。果如此，中国社科院要再建几十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也就顺理成章了。也许，这不过是被逼无奈，出于策略，为改革开放争得历史正统地位，为了建立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那是另一种‘打左灯’、‘向右转’吧。”（这位先生直言不讳，实在令人称快！自由化派所希望的那种改革，在马克思主义领域里确实是不可能找到话语权的。你们认为，要在马克思主义领域里找到话语权，取得合法地位，那就要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来欺骗中央和群众；就是说，要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个动听的口号和旗帜来冒充真马克思主义，而把正统马克思主义打成假马克思主义。这不是一语泄漏了你们妄想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天机吗？真是搬起了石头反而打痛了自己的脚啊！）
3．谢文的反动实质：
（1）谢文以经济制度大变迁为背景，向中共中央献毒计，企图分化中共中央，制造党内分裂，从内部瓦解党，使党从根本上蜕化变质，最终促使亡党亡国。
（2）谢文向左派和胡锦涛总书记发出了猖狂而严峻的挑战。
李昌玉在《春节拜年，盛传谢稻‘救党”之声》一文中说，谢韬“是当年的胡风分子”， “胡风曾因不满足于看马列著作的译文，请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谢韬帮助查找原著，谢因而成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坐牢22年。一见丁抒《阳谋》”。（只是由于胡风要求“帮助查找原著”这一件事，谢韬就被打成“胡风分子”而“坐牢22年”？）
李昌玉说，“大家为什么特别关心这篇文章呢？因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观点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其实，那是一个假定，一个推论。”（一笔抹杀那是积一个半世纪的经验教训后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人为了证明它是真理，付出了几十年的时间和几千万人的生命＂（自由化派从来都是以天文数字来夸大真正共产党人所犯的错误，而极力抹杀革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所创造的丰功伟业的。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反动派杀害几千万中国人（包括数百万共产党员、革命者）的史实只字不提。中国的自由化派与苏联东欧的自由化派，所采取的卑鄙手段是完全一致的。真是异口同声，异国同质啊！），“因此理所当然地要对它表示怀疑，拷问。现在，谢文横空出世，观点前卫新颖大胆，而且是发表在极有权威性的杂志《炎黄春秋》上，甚至于传说该文已经列入准备十七大的文件之中，因此成了今年春节老人们关心的头号事件。”“正如现在禁止高唱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所说的，不是中华民族，而是中国共产党‘生死已到最后关头’。”“不改变一党专权的制度，就阻止不了官吏的贪污腐败。”（为什么对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间反贪、廉政工作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只字不提呢？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社民党执政的国家所出现的大量腐败只字不提呢？）“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算起，至今已经90年。积90年的实践证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救不了苏联共产党，也救不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自由化派为了推翻共产党执政权而乱吐谬论的。其实，如果不是由于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当政期间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和建党路线，苏共是决不会垮台的。中国共产党内目前存在难以克服的腐败问题，也是由于有些领导人偏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建党理论和建党路线所造成的。只要全党省悟，下定决心纠正这种偏离，中国共产党还是有救的，是仍然能够继续领导人民长期执政的。对此，笔者在10年前出版的《苏联兴亡的沉思》一书中已有详细论述，铁证如山。）
李昌玉说，“‘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谢天谢地！“反修防修的理论时时回潮。”在自由化派看来，这种回潮，干扰了以复辟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打破了他们尽快把政权握在手中，以便大捞一把，过上腐化堕落生活的美梦。因此，他们把这种回潮看作大坏事，称它为“极左”，以便于打压左派。而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左派看来，这种回潮是一件大好事。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继续坚持以完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就会把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复辟开洪”。到了这个地步，还会有广大穷苦百姓的活路吗？由此可见，两种对立的改革开放观，两种对立的政治思潮，是多么鲜明地摆放在人们的面前。自由化派口口声声否认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而他们的实际行动却时时把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请回来了！）“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只有执政权没有话语权。”（坚持以完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改革开放，还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还要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这是什么逻辑？真是岂有此理！这还不是对现任总书记、党中央进行诱压、挑拨、挑衅、抹黑，又是什么？）“谢文介绍了辛子陵论述的观点，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的思想理论观点，并非是始终一贯的。以前我们只知道有一个青年马克思，就是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表达的‘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异化理论。这和1848年他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观点产生了抵触。”（只要不怀恶意，认真地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原著后，都会得出明确的一致的结论：成熟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以及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的确认，前后都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所必经道路的探索、论断，和共产党人应当采取的战略策略等基本原理的论述，前后也是一贯的。自由化派所散布的“抵触”论，完全是经过精心策划，故意制造混乱。其目的是破坏革命队伍团结，拉拢不坚定的无知者跟他们一起去干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我写了《就是要刨马克思主义的祖坟——读马氓<五驳马克思主义>》。马氓认为，马克思主义有5大错误：①反动的资本理论；②反科学的商品、价值理论；③反进步的剩余价值理论；④反人类的阶级斗争理论；⑤灭绝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都是一个不同于一个，因为共产国家的领袖首先是教父，同时也的确有变化，总不能刻舟求剑，需要‘与时俱进’；所以他们都要打出自己的高招，才能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和领袖的权威性，但是他们仍然有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价值观，就是马克思主义。今天不刨掉马克思主义这座祖坟，那就只能谬种流传，贻害无穷。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一本好经。”（这两段话确实很精彩，是极好的反面教材。它比起谢文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欺骗群众，要好上百倍！因为它毫无遮掩地、赤裸裸地表明，要刨马克思主义的祖坟，誓做与马克思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要问他们为什么如此仇恨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答案早已经泄露了。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一旦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阻碍他们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那么，这些人现在又为何称赞谢文中的“马克思主义”呢？大概是谢文里耍的花招高明吧！因为它把有碍于资本主义复辟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复辟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多么高明，多么难得呀！可是，会不会被捧得越高反而摔得越痛呢？那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要臭名能够远扬就行！谢文打着“救党”旗号搞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立即被自由化派这帮难兄难弟给毫无遮拦地亮出来，彻底戳穿了！）“现在，从谢文知道，还有一个晚年马克思，一个回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马克思。”（请看！经过一番乔装打扮，马克思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这个鲜明特征被割除了，谢文中的马克思已经变成“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者”了，由无产阶级代言人变成“资产阶级代言人”了。难怪，那帮自由化派的兄弟会如此狂热地吹捧谢文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传人自命的共产党，竟然不顾马克思自己已经抛弃的观点，拿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的修正、篡改当作旗帜，误己误人，至今还在迷误之中，而不能自拔。”“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不是新发现，早已有人一再证实。”（从这两段话中可以看出，是谢文给自由化派提供了攻击共产党及其领袖的炮弹。谢文与自由化派站在一个立场，用歪曲史实的手法来攻击、丑化苏共和中共及其伟大领袖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谢文披着“救党”和“真马克思主义新发现”的画皮，已经被自由化派和谢文自己撕得粉碎了。谢文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在这里更加暴露无遗了。除了别有用心，谁都明白，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怎么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不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所有有关著作，列宁怎么能够写出《国家与革命》？在列宁撰写的《国家与革命》这部经典著作中，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共产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及其基本特征，论述得更加明确、更加清晰了。凡是读过《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怎么会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呢？据《毛泽东读书笔记》中记载，有记录可查的，毛泽东读《资本论》就有4次。有的考证文章说，毛泽东读《资本论》至少读了3遍。作为学习马列主义的最高学府的马列主义教授，怎么可以不顾史实，随意歪曲史实，给敌对势力提供攻击共产党及其领袖的炮弹呢？难道这就是“救党”而不是毒害共产党及其领袖的十足表现吗？）“邓小平说，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那么，共产主义为何物就更不知道了。”（邓小平所指的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否则，他怎么能对社会主义本质下结论呢？）
李昌玉说，“谢韬给丁弘写信道：“我们曾是真正忠心的毛派、左派、歌德派，挨整挨冤枉都仍然忠心不二的赶不走派。后来觉悟了，仍然是护党派、救党派，想方设法要救这个党，改善党，想党变好，但悲哀在于逐渐发现，这个党是很难救了，积重难返了，救不了了。怎么办？，一个是转变，改弦更张，大气量，大手笔，大政策，开历史新局面，这可能性极小；一个是自我瓦解，自我毁灭，被人民抛弃。这是历史的悲剧，人民（包括我们这一代）付出了那么多的历史代价，却换来一个历史悲剧，这更是悲剧中的悲剧。在这不可逆转、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变局面前，胡锦涛作何选择？最近国内左派和右派都在呼喊：要争论！胡锦涛能够继续坚守得住“不争论”的阵脚吗？（2007年2月25日于山东大学附中一《观察》)”(谢韬的这段话含有4层意思：①表明他们曾经是“左派”、“护党派”“救党派”。而谢文的发表，暴露了他们完全是假“左派”，真右派，假“护党派”、假“救党派”，真害党派的反动本质。②他们认为，“这个党”已经“救不了了”，只有死路一条。因为要把“这个党”改造成社会民主党或中国民主党，胡锦涛等下不了这个决心，因此“可能性极小”，最后只有“自我瓦解，自我毁灭”。③他们认为，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造成了“几千万人死亡”这种高昂代价的“历史悲剧”；如果胡锦涛等不肯接受自由化派的政治纲领，那么中国就会酿成“悲剧中的悲剧”，胡锦涛等就要承担这个“悲剧中的悲剧”的罪责。这是向胡锦涛等示威、施压，步步紧逼啊！④他们责问：“胡锦涛作何选择？”难道你胡锦涛就这样心甘情愿地背负这个“悲剧中的悲剧”的罪责吗？还是赶快向自由化派投降吧！〕
（3）由此可知，谢滔们与西方的、海内外的、党内外的自由化派打得火热。他们的目的并非真的要在中国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后就止步，而是要拉拢中间派与西方的、海内外的、党内外的自由化派结盟，孤立、动摇左派和胡锦涛总书记，在抛弃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之后，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和全面推行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他们在中国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后果，既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也不是一般的新自由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封建的、原始的、权贵垄断的、官僚买办的资本主义，因而把中国人民引向灾难的深渊。
总而言之，当前我们与以谢文为代表的自由化派和伪装的自由化派的这场交锋，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者与当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所寄于希望、并给予鼓励的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斗争的继续，是1957年革命群众与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继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派与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共党内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斗争的继续，是近百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的继续。同时，这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要捍卫革命成果、抵御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和平演变、和平瓦解中国共产党、和平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破坏社会主义革命成果，阻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长期政治思想斗争的继续。
三、谢文出笼后的社会反响，有可能产生极其严重的危害后果
谢文出笼后，到目前为止，大约有将近300个网站转载、或摘要刊登、或发表评论性文章。从观点迥异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对谢文的态度和看法是极不相同的。这大概可以归纳为4种表现。
①自由化派狂热地欢呼、赞赏，并且乘机以最恶毒的语言攻击、诽谤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全盘否定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②中间派难辨真伪是非，有所动摇，似乎要向自由化派靠拢。
③青年：一部分倒向自由化派，一部分立即向伪装的自由化派宣战，多数只认得“民主”，厌恶理论是非，向往北欧。
④引起左派警觉，有的理论权威人物已经开始打破沉默，站出来抨击谢文的荒谬及其恶毒的政治图谋。
对谢文的严重危害性，决不可低估，决不可掉以轻心。
谢文并非一般的个体之作，而是自由化派和伪装的自由化派谋士们集体长期精心策划的、集反共文论之大成的、极具欺骗性的、恶毒无比的反共政治纲领和反共政治宣言。谢文所要打击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要害部位，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和核心——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谢文射出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支毒箭，是要从根本上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纲领、政治纲领和思想纲领，是要从根本上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从而导致亡党亡国。所以，正如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哲学博士生导师韩树英在2007年4月1日批判谢文研讨会上所说，谢文给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药方并非一般伤及党的毒药，而是立即置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和国于死地的“七步断肠散”！
谢文这种巨毒的政治药方并不是赤裸裸地摆放在人们面前的，而是经过各种华丽的伪装，口蜜腹剑、以假乱真，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使人们容易误把它当作真的治党治国的良方加以接受。它的欺骗性越大，它所产生的巨毒危害作用也就会更加深重。把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事业置于死地的主要内因并不是自由化派所抛出的自由民主政治纲领，而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纲领。谢文的这种巨毒危害作用，还会由于如下各种原因而增大千百倍。
其一，改革开放后，由于当时领导人的右倾、放纵，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借批“左”之机，严重泛滥起来，以致酿成“89”动乱风波，虽然当时保住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却培育出了人数众多的自由化分子，其中一大批人逃往海外充当帝国主义势力的政治雇佣，非法成立了以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宗旨的“中国民主党”，不断向国内和中共党内渗透，使“中共党内民主派”成为海内外敌对势力的内应力量。
“89”动乱风波刚过去的两年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受到了猛烈批判，因而使它在工农群众和中老年知识分子中失去市场，并有很大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可是从1992年开始，再次以批“左”为主，并且把它写入党章，延续至今。从此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重新复活，并使新自由主义思潮更加严重地泛滥开来，以致成为主导性思潮，导致革命左派和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最近几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批判新自由主义，使新自由主义在部分主流媒体受到有限的批判，但是依然有部分主流媒体（其中包括对干部和党校系统有很大影响的报纸）抵制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从而为新自由主义继续扩散和民主社会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温床。
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曾受到主流媒体的批判，它在广大群众中已经没有什么市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也受到一定抵制后，海内外、党内外的自由化派中有一批人开始谋划另一种反共策略，这就是2003年“中国工党”问世和2006年2月谢文先在互联网上抛出、尔后又在主流媒体《炎黄春秋》出笼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民主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从未形成气候，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在当今的中国却已经造成了会使它迅速扩散的温床。虽然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经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苏共丧权的主要内因有过正确的认识和论断，但是并没有组织力量认真地、深入地开展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批判，因而不仅大多数年轻知识分子，而且连很多中老年知识分子都划不清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当谢文出笼后，许多善良的人们也认为它“有道理”！
其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培养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陆续走上工作岗位，接管了全国的政策研究、党史研究、高校、党校、社科院、新闻、出版、文化、教育等各个意识形态领域的要害权位。其中许多人深受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把含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观点的文稿、报告、讲演当作具有改革创新精神加以颂扬、重用，大力宣传，而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稿看成是“保守”的、“极‘左”’的，予以扣压和反对。他们这样仲裁是非、处理稿件的态度和做法已经习以为常。由于未得到主管部门的及时纠正，这已经成为很难克服的带有普遍性的顽疾，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几次批示，要求“管住”、“管好”就能解决的。这种顽疾，已经成为谢文的巨毒危害作用有可能更加深广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在全国各级党政机关的要害权位中，已经此起彼伏地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像上海陈良宇集团那样的腐败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与国内外私营企业主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精英结成了利害相关的“铁三角”；而且还有一批又一批准备接班后大捞一把的“铁三角”’的后备军。谢文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和政治宣言，正是迎合了这种腐败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需要，因而能够利用“铁三角”所霸占的雄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来兜售谢文这株政治巨毒品，从而使谢文的政治巨毒危害作用更加深重。
其四，在现有中央委员和人选的十七大代表中，已经很难避免“铁三角”分子混入其内，还会有许多划不清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界限、误把谢文当作“正统”马克思主义来接受的政治糊涂人，因此难免会在党代会上通过一些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决议，甚至会使持有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观点者当选为新一届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果此前不被揭露出来，像陈良字这个大腐败分子很有可能当选为新一届的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十八大、十九大时就有可能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位，从而成为戈尔巴乔夫第二。到那时，资本主义不仅会在经济领域复辟，而且有可能会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全面复辟，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就将遭受比苏东地区人民还要惨重的大灾难。
其五，由于长期以批“左”为主，许多人划不清革命左派（不带引号的左）与极左派（带引号的“左”）的界限，往往误把科学地坚持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左派也当作极左派来反对和打击，因此会使革命左派不同程度地长期受到压制。根据党章规定，在组织上全党要服从中央，在政治上全党要与中央保持一致，即不得公开发表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相背离的言论。对此，中央决议文件中已有明确的说明。可是有的地方领导干部却提出附加要求，即“党员要与当地党委保持一致！”这显然是违反党章的无理要求。如果像上海陈良宇一帮人那样搞腐败、抗拒党中央和国务院调控房地产的举措时，党员也要与他们保持一致吗？这不是“要与中央保持一致”的规定被架空了吗？由于种种压抑，许多革命左派人士撰写的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稿件、专著得不到在主流媒体上发表、出版，因而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主流媒体、主流出版物上被边缘化，从而助长了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全国风行。如果不改变这种政治局面，势必会使谢文的巨毒危害作用更加深广地扩散开来。
其六，谢文的巨毒危害作用之所以会严重扩散，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迎合改革开放的需要，已经很少提及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了。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共和中国对内强调团结、依靠本国人民群众，坚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为基点，对外强调以团结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共同反帝、反霸为基点，因此能够旗帜鲜明地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公开揭露、谴责帝国主义侵略第三世界国家的暴行，公开组织千百万人民群众进行声援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反帝、反霸斗争的游行示威活动，能够公开反复地对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群众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能够以主人翁的姿态敏锐地及时揭穿、批判各种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思潮，及时消除反动思潮对年轻一代的影响，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直处于主导、主流的优势地位。
改革开放后，虽然国家明令禁止并定期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但是各省市的许多领导干部仍然接受行贿收买，以贱卖国家资源、贱卖国有企业、贱卖民族特色品牌、出让广大市场、允许外资控股、减免关税、默认偷税漏税、不顾环保的急剧恶化和沉重负担而只收取不到5％的外贸来料加工商品利润、把劳动力价格压到最低点等等各种损招，在国内各省市之间彼此展开竞争，千方百计、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例如：容许开办天主教堂发展天主教徒；容许以各种名目到处变相开办妓院、大力发展性产业，引诱妇女卖淫，导致国际赌博、走私、吸毒贩毒、强奸妇女、嫖娼卖淫、贩卖人口、贩卖枪枝弹药等黑社会登上大陆，风行全国；把大量有毒的、有放射性物质容易导致癌变的、有对生物、食品、水源造成严重污染和病虫害、严重危及人体健康的洋垃圾运到大陆来加工、倾倒……），迫不急待地“与国际接轨”，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来吸引跨国公司的国际垄断资本和技术，大搞来料加工、转口贸易。其恶果是导致国家经济、科技独立自主能力相对严重受损，而对外依赖性、依存度迅猛增大，因而受制于国际垄断资本，并使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为了维持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党和国家就不得不采取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因而使反帝、反霸，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干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观点教育等方面的公开宣传、示威游行等举措，已经几乎从主流媒体和社会中消失，并对革命左派在主流媒体上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进行删改或淡化，对乘机在主流媒体上铺天盖地般涌现出来的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则采取迁就、默认态度，尤其是在自由化分子和党内民主派把持的地方，更是采取怂恿和支持的态度（互联网上已有许多文章列举了大量的相关事实）。
在以上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的大气候下出笼的谢文，能不使其巨毒危害作用增大千百倍吗？
▲透析谢文的毒招和谬命
谢韬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篇文章，涉及到许多方面和各个社会领域。把它概括起来，主要包含3个序列的问题：第一序列是怎样看当代资本主义？怎样看民主社会主义？怎样看科学社会主义？怎样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序列是怎样看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思想理论观点？怎样看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怎样看戈尔巴乔夫的理论和实践？怎样看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怎样看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第三序列是怎样看当今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和中共党内斗争形势？应当采取什么理论、纲领、路线和战略方针等举措？怎样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又不导致亡党亡国？下面就围绕这3个序列的问题，阐明笔者和其他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揭露谢文的毒招，批驳谢文的谬论。
第一系列
●怎样看当代资本主义？
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只是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而不存在消灭与被消灭的关系吗？
谢韬在文章中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
这里的关键是怎样看社会主义的本质。如果把民主社会主义看成是真社会主义，而把科学社会主义看成是假社会主义，再把民主社会主义看成与当代资本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那当然可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只是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而不存在消灭与被消灭的关系。
谢文说，“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
既然谢文把当代西方国家的发达资本主义看成是已经“民主社会主义化了”的“新资本主义”，又把民主社会主义看成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么谢文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也就顺理成章了。
那么，当代资本主义“新”在哪里呢？谢文说，“以英国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从一定程度上说，美国已经被“民主社会主义赤化了”。
在谢文看来，如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对抗性矛盾都已经被民主社会主义政策化解了。如今这些国家都已经走向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都过上“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了。
谢韬们如此美化当代资本主义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要中国抛弃科学社会主义，全面向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看齐，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全面复辟。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再清楚不过了，有什么说不清的？前者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后者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从社会生产力方面说，二者之间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从社会经济基础方面说，二者之间是消灭与被消灭的对抗关系，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就要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发展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才会出现两种对立的所有制并存而又充满矛盾斗争的局面。只有始终坚持、确保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不会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否则就要犯根本方向、路线的政治大错误。
二、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全球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但是欧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对抗性基本矛盾并没有被消除，反而更加激化了
究竟应当怎样看当代资本主义？《当代思潮》1999年第2期，以《全球资本主义碰壁给人们的启示》为题，发表了笔者写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的战略选择》文稿中的第21部分：“全球资本主义碰壁激活了社会主义价值观”。虽然已经时过 8年，它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现将其转录如下。
提起资本主义新变化，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新概念就是“全球化”。与此相联系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或全球资本主义化。换句话说，当今的世界已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宰的天下。原先存在的两个阵营、两种彼此对立的市场体系格局已经消失。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50年前就已经敏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以自己所拥有的先进生产技术、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低廉的商品价格作为摧毁异族仇外心理的重炮，因而“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事实正是如此。这个格局曾一度被打破，然而如今似乎又复归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资本主义世界分裂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因此而收缩了，但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在交易频率方面都比过去大大扩充和发展了。1989年东欧剧变和紧跟其后的苏联解体，加上现存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依仗其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优势，把资本主义的触角延伸到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使资本主义真正具有了全球化的意义。与此相伴随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加强了彼此间的共同向发展中国家和原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即主要是经济殖民主义的政策。这意味着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对本国劳动人民和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更加严酷，比以往获取更加丰厚的利润，并使资本和新兴产业的生产更加高度集中于西方大财团和跨国公司手里，使资本输入国削弱乃至丧失经济独立性和国家主权，因而对资本输出国的依附性和依赖性被空前地强化了。
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全球化，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即全球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那么，它与以往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又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一方面，它仍然带有自由资本主义的特性。每天有1万多亿美元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它的输出和输入以及未加设防的突然撤离，从宏观看，都具有盲目自发性，呈现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任何权力机关和金融系统都无计可施，事先难以控制。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深广程度，因而可以称它为全球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它的垄断主体仍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集团。全球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仍然具有列宁所阐述的五大特征，只是表现形式、具体特征有所不同罢了。虽然垄断主体加强了自我调节的举措，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排除资本的盲目自发性。全球资本垄断不但未能消除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反而使这种竞争更加惨酷、更加激烈了。这种竞争还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使全球的资源遭受严重破坏，导致严重浪费，因而从根本上背离了可持续发展原则，更加充分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直接后果是：全球社会分裂的深度化。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阻挡不住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潮流，是因为它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影响。一方面，它具有激活民族经济、并促使其中极少数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的某种作用，因而使众多人们对它抱有幻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权势阶层来说，他们还可以趁机充当买办、聚敛横财，强化其经济和政治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以增殖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和过度消费为根本宗旨的资本主义本性，决定了伴随着资本和技术的输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和一切弊端也自然而然地被输入到发展中国家，从而给发展中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东南亚、东亚和俄罗斯先后爆发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恶果表明，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途径，也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陷阱。
显然，资本主义全球化不但未能消除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基本矛盾，反而使这种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加深，日益尖锐化。它不能填平南北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鸿沟，不能填平发展中国家内贫富悬殊的鸿沟，不能填平东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相互排斥的鸿沟，它也不能填平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劳资对立的鸿沟和发达国家集团内部彼此竞争、互挖对方墙角的鸿沟，更不能填平各民族之间、种族之间、宗教之间相互磨擦的鸿沟，反而使这一系列鸿沟不断地加深了。所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另一个代名词便是资本主义导致的全球分裂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濒临日益逼近的深刻危机，首先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对资本主义盲目崇拜的信念日益动摇和破灭，并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们重新回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治世的方略，从而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
近年来，西方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在这方面已经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前不久，美国《纽约时报》文章说，世界经济已进入生产能力过剩和通货紧缩时期，“比商业周期更严重的混乱正在悄悄地逼近全球经济”，它使人们想起“经济大繁荣神秘地转化为萧条”的那个年代。日本伊藤诚教授说，现在世界上存在着两个幻灭，一个是苏东剧变后人们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另一个是对资本主义可以拯救世界的神话产生了幻灭。对“资本主义世界盲目乐观的陶醉感”亦未能维持多久，现在人们已深感“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严酷的不稳定性”。“在世界范围内，1994年初，失业者和未谋得能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不完全雇佣者，实际有8.2亿人，达到总劳动力的3％，处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坏的危机状，……应该说，幻灭的世纪末是历史的危机，主体的危机。”
法国《世界报》文章指出：“整治资本主义使之人道化只是一种幻想。以资本主义逻辑的分析说明，目前出现的危机不是一种偏差，而是一种必然。资本主义本来只能依靠它固有的不平等和非正义才能生存下去，300万失业者是法国为它的工业现代化（即为它的富裕）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资本主义远不是什么和平和进步的源泉，它是依靠冲突来维持的，资本主义非但不能减轻和消除社会的、种族的等等紧张局势，反而会激化它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莱斯特•瑟罗在他撰写的书中也指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三大支柱——美国、日本、西欧，现在都有危及自身和世界政治与经济稳定的结构性弱点。尽管资本主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效益和技术，但由于只有贪得无厌而无其他指导思想，这些优势可能会成为这种制度的毁灭的根源。它在经济失衡日益严重的环境下运转着，而且往往也是日益严重的经济失衡的诱因。这种制度缺少的是一整套能够把公民凝聚起来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结果是：我们慢慢地陷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
日本中部大学教授饭田径夫在新近发表的《没有赢家的市场战争》文章中，把新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归结为四点：其一，“剥削”——以赚钱为目的，肆意驱使他人，榨干别人的血汗；其二，“过度劳累而死”——竞争和金钱的诱惑导致彼此过于紧张，劳累致死，摧残生产力；其三，“富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尤其是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性，不断地破坏别国的经济安全，最终殃及自己；其四，“破坏地球环境”——短期行为，掠夺性经营开发，伴随着假冒伪劣，害人害已。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分析全球资本主义为何碰壁时认为，有些国家过分依赖已流入的大量境外资本，而这种资本现在正试图以同样的方法撤离。他把这种资本撤离的原因归之于资本输入国“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和错误的政策，使为数不少的境外资本耗费殆尽。而法国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则认为，“资本主义的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已经出现了裂缝，它正孕育着地震。美国索罗斯基金公司主席乔治•索罗斯在题为《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文章中惊呼：曾给我们带来引人注目的繁荣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在濒临崩溃。
总而言之，全球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又被重新激活了。越来越多的人们提出，要重新认识市场经济，一个国家要使经济持续发展，不但要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且要利用好计划这只“看得见的手”，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放弃政府调控和计划性，必然会导致贫富过于悬殊，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大量活生生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乃是无可辩驳的真理。这连诚实的资产阶级学者也是予以确认的。美国学者R.L.海尔布隆纳说：“我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什么的分析所持的态度要肯定得多，不管这种分析在说明资本主义将变成什么方面有什么问题。这个从简单商品开始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我认为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值得注意和最发人深省的敏锐思维之一。”“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他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
而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1998年5月在巴黎召开的、有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人参加的“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国际大会”的盛景，以及大会组织者的核心人人之一、法共政治局委员弗•拉扎尔夫人在致开幕词中的那段话。她说：“《共产党宣言》不是一般的书。它不是冰，而是炭，放在锅里能使水沸腾起来。我们为什么不让历史重新沸腾呢？”这说得多么深刻、多么激动人心啊！法国《人道报》在报道这次盛会时，指出：1998年的春天，从纽约到东京，从圣保罗到耶路撒冷，从新德里到伦敦，到处都奏起了《宣言》的乐章，而这次盛会将“再次使历史沸腾起来”。法国《世界报》还发表了《在全球化形势下回归马克思》等文章。
全球资本主义在动荡，马克思主义在回升，这是最近数年来世界历史行程中的主旋律。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在每一个具体行程中，前者一直是往下滑动而后者总是向上升攀，而是二者都会有升有降、有降有升、曲曲折折地前行的。有一种以美国的行情论是非的倾向，当美国经济在1998年第2季度往下滑动时，就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大难临头、无可救药了，而当美国经济在第3季度回升后，就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只不过是过眼阴云，微不足道。这种极度悲观或极度乐观的思维方式，显然是很肤浅的，不切实际的。因为事实上资本主义仍然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在这种能力丧失之前，它是不会灭亡的。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然而，即使危机暂时躲过去了，资本主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危机。它的潜在危机依然在积累之中。这种潜在危机积累得愈深，爆发的能量也就愈大；一旦危机爆发，必定愈加强烈，愈加深广，愈加难以遏制。所以，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从较长的时期来看，资本主义全球化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也有利于原苏东地区的政局继续向左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前途仍然是无限光明的。当然，不排除另外一种情景，即躲过当前这场危机之后，资本主义重现相对繁荣局面，因而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原苏东地区仍然有很多人对资本主义抱有幻想，使社会主义改革和政局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后退、再后退，以致使社会主义改革彻底失败，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继续往更深的低谷跌落。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这种危险性，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以极大的努力采取一切可能的防范措施。
对本文的补充：现在，不少学者又在谈论像1997～1998年那场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重现问题。《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7期刊登了介绍美国学者戈拉德•A•爱泼斯坦主编的《金融化与世界经济》一书的主要内容。其中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含资本全球化、市场全球化等）、金融化的兴起，是过去30年全球经济变革的主要特征，而关键是金融化。克瑞普纳认为，金融化是“通过金融途径而非贸易途径、非商品生产途径不断获取利润的积累模式”。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都是金融资本霸权势力在世界重新兴起的表现。金融化深刻地而又主要是负面地影响了世界经济的运行，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有利于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持有者（食利者），使利润率下降的非金融企业主加大对工人的压力，因而导致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被削减，并使经济欺诈增加，还不断制造、放大了金融泡沫，因而引发了新兴市场的数次金融危机，导致西方7国金融垄断资本不断增大对发展中国家核心公司的控制，使这些国家的经济缺乏足够的信贷支持而陷入停滞，却使一些经济学家大发横财。为了增加信贷的可信度，许多发展中国家把尖子学生或学者送到西方7国集团培训。被灌满了的、因而崇拜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掌握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又得到国际金融资本集团的信任和扶持，这就是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尽管漏洞百出，却仍然能够被推崇备至的原因。
三、为什么谢文如此百般美化资本主义而极力掩盖其社会矛盾化的真相？
谢文认为，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而不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就能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为什么谢文要掩盖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正在继续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仍然不断扩大，经济、政治和文化更加腐朽这个事实呢？显然是要把年轻人引向歧途、为自由化派妄图在中国大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卖命。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07年3月29日报道，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2005年，美国前30万人的总收入相当于底层1．5亿人的收入；人均收入相差440倍，几乎比1980年扩大1倍。2005年，美国的国民总收入增长近9％，前1％的人年均收入约增长14％（即人均增加 13．9万美元），达到 110多万美元；前 10％的人年均收入 10万美元以上，也达到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底层90％的人年均收入反而下降0．6％（平均每人减少172美元）。其中占底层人群多数的更加弱势的无产阶级，其人均年收入下降得更多。此外，成千万到美国打工的黑户人群，其处境就更加悲惨了。而且，这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其它欧美国家的贫富差距，同样也在不断扩大。这个铁的事实，还不足以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的腐朽吗？
况且，在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情况下，还应当从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富裕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这种垄断资本主义的遮羞布而已）。从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对比数，那就更加惊人了。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和世界银行公布的统计数字，世界最富有国家与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从1820年的3：1，1992年的72：1，扩大到2000年的727：1。就是说，1992年世界最富有国家与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比 1820年扩大 23倍，而 2000年又比1992年扩大了 9倍多，与 1820年相比，竟然扩大了 241．3倍。如果以现在的统计数相比，那这种差距的扩大倍数，就会比2000年大得多。
为什么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会不断扩大，劳资两极对立的鸿沟会越来越深呢？这个奥秘早已经被马克思所揭穿。原来这是资本主义所固有而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必然会导致的严重恶果。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两极分化，导致两极积累：一极是资产阶级财富的膨胀性、暴胀性积累；一极是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的积累。这两极无休止地积累，就是劳资对立的鸿沟越来越深的内在根源。
为什么一些贫穷国家里的劳资对立容易激化，而一些富裕国家里的劳资对立会比较和缓呢？这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首先，由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发展的不平衡规律，造成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两极积累，因而导致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越积越多，并且使这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贸易、金融、科技、文化、交通运输、军事力量等各方面占据优势地位。这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垄断资产阶级，不仅残酷地剥削本国无产阶级，而且利用本国所积累的各种优势条件，对外推行殖民主义、军事暴力霸权主义、金融霸权主义以及经济贸易、科技、文化、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的垄断霸权主义，对殖民地、附属国、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极端残酷的掠夺和剥削，因而导致世界大多数国家越来越穷，而极少数国家越来越富。这些富裕国家有条件从掠夺来的财富中拿出一部分来，一方面收买工人贵族，另一方面作为劳动保险基金，安抚本国无产阶级。与此同时，富裕国家里的资产阶级，为了抵挡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洪流，磨灭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在本国无产阶级不断反抗、威胁到资本主义生存的情况下，被迫做出妥协，颁布一些有利于保障无产阶级基本权利的法律条款。
然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后，这些富裕国家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不断积累财富，维持其极端腐朽的荒淫无度的生活方式，又不断采取破坏这些有利于保障无产阶级基本权利的法律条款，因而又使劳资对立越来越深，使资本主义丛生的各种弊端在富裕国家里也更加凸显了。
新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唐袅著的书《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别名考》。这本书用大量的事实数据，向人们展现了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后所造成的如此繁多的弊端。其中有：美国霸权主义全球化，私有化全球化，经济倒退全球化，贫富两极分化全球化，分裂全球化，饥饿全球化，失业全球化，政治私有化全球化，美国中央情报局全球化，恐怖全球化，北约全球化，坏思想全球化，犯罪全球化，奴隶制全球化，儿童灾难全球化，妇女灾难全球化，色情、卖淫、强奸全球化，道德伦丧全球化，腐败全球化，欺骗、造假、谎言全球化，艾滋病全球化，抑郁症全球化，医疗卫生倒退全球化，教育倒退全球化，科学倒退全球化、文明倒退全球化，宗教膨胀全球化，迷信全球化，邪教全球化，资源枯竭全球化，垃圾全球化，环境破坏全球化，过劳、中毒、战争、恐怖、暴力、艾滋病、饥饿等死亡全球化，等等。
在谢文中，一方面，如此美化资本主义，而把资本主义的罪恶史、丑恶史，以及在全球造成如此繁多的弊端，全都掩盖起来，使无知的年轻人对资本主义抱有幻想；另一方面、对共产党及其坚持马列主义的领袖，在领导人民进行伟大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却一笔抹杀，并且采取如此卑鄙、恶毒的手段加以丑化和攻击，使无知的年轻人对共产党及其革命领袖产生憎恨，对社会主义产生憎恨。这就完全暴露了谢文所代表的自由化派和伪装的自由化派，彻头彻尾地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和妄图在中国大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实质。
四、美国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化了的民主国家吗？
以谢文为代表的自由化派和伪装自由化派及受其负面影响的年轻人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已经“民主社会主义化了”的“最民主的”国家。然而，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活生生的现实又是什么呢？许多网民已经认清，并且尖锐地指出：对于极少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来说，美国是再民主、再自由不过了。可是，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普通人民尤其是无绿卡的移民来说，美国并不是什么民主国家，而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权专制的，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依靠庞大军事暴力机器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新帝国主义国家。
4年前，美国领导人以虚假情报为借口，发动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说是要打击国际核恐怖主义，帮助伊拉克人民清除暴君，给伊拉克人民送去民主。一个自身都没有民主的国家，怎么会给别国人民带来民主呢？看看美军占领下的伊拉克，暴君是被绞死了，可是伊拉克人民得到民主了吗？至今整个伊拉克都被17万美军和美国盟军所占领。整个国土都被外国侵略军占领的人民，还有什么民主可言？
国家主权是每个国家人民的最基本人权，亦即每个人最基本的民主权利。国家主权受到侵犯或被剥夺，就意味着人民的基本人权即基本民主权利（包括生存权，生命权，国家资源由本国国民共同占有和共同开发利用权，国家政治和国家对外事务及国家其它事务由本国人民自己解决的民主权，国民经济和国民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由本国人民共同占有、共同开发利用和共同享受权——这是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受到了侵犯或者被剥夺。无论以什么借口去侵略别国，都是对国际法准则的公然践踏和破坏。
再来看看美军占领下的伊拉克。人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或听到，伊拉克人民经常不断地遭受美军的强暴、糟蹋，死伤于美军的枪口和炮火之下。至于伊拉克人为了反抗美国侵略者，自发地被迫采用人体炸弹而死伤的伊拉克人民，那就更是多得不知其数了。现在伊拉克的大工程项目，特别是伊拉克的石油等能源资源，都被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所霸占和垄断。美国武装侵略伊拉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霸占伊拉克的石油等能源资源，迫使伊拉克人民成为美国的亡国奴。而伊拉克的文化古迹和古代文物，在美军侵咯伊拉克的战争中，以及在美军占领期间所遭受的劫难，那就更加令人怵目惊心了。这就是美国给伊拉克人民送去的“民主”。谁会相信这是人民的民主而不是赤裸裸的极端反动的专政和暴力呢？目前充当美国傀儡的伊拉克政府，不但受到政府外的伊拉克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还受到政府内部多数工作人员的反对，处于非常孤立之中。美军一旦撤出，这个政府非被人民轰下台不可。
美国暴力侵占伊拉克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要把伊拉克作为美军中心战略基地。这是美国为了掌控欧亚非，独霸全世界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为了完成这个重大战略步骤，美国政府不顾全世界人民的强烈抗议，不顾美国大多数人民的反对，与英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联手，悍然发动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长期霸占伊拉克。它不仅使全世界人民的民主权利遭到践踏，而且连美国国内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也被剥夺。这表明，美国是一个只为占人口极少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益而实施专制独裁，无限度地使用暴力的帝国主义国家，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人民民主可言。至于英国工党及其领袖，更是狂热地投身于发动侵略伊拉克的战争之中。谢文硬是把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也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这只能表明谢文故意为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涂脂抹粉，甘当帝国主义的奴才，去欺骗人民。
美国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布满了军事基地，不断地使用军事暴力，发动对不听话、不屈服国家的侵略战争。美国的军事机器已经是超强、超膨大了。可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并不以此为满足，仍然在继续扩军备战，准备对伊朗、叙利亚、朝鲜、中国、俄罗斯等不听话、不屈服，或不完全屈服的国家，发动更大规模的，甚至是超大规模的热核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列宁说的这句名言，并不过时。有不少网民已经看透，当今的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战争策源地，是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大本营，同时也是不断在全世界制造恐怖主义的中心。实际上，美国执政者才是世界上最大的首恶的恐怖主义头子。如果真有公平的民主存在的话，美国参与策划和指挥对外侵略战争的执政者，应当先于萨达姆被送上绞刑架或断头台。只是美国推行的是强权政治，有超强的军事暴力机器作为美国执政者的保护伞，才使那些首恶的恐怖主义头子免遭绞刑之灾。
与对外推行军事暴力的世界霸权主义相并行的是在国内不断强化压制民主的措施，使原本意义上的民主被金钱贿赂“民主”所取代。最近，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7年9～10月号）发表了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赖克的文章：《资本主义在扼杀民主》。
赖克在文章中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资本主义和民主是密切相关的两大思想支柱，它们能给全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自由。普遍的看法是，只要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其中之一蓬勃发展，另一个必然会紧随其后。”然而，事实上是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了，“而民主却难以为继。从俄罗斯到墨西哥，许多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只是名义上实行民主制。它们遇到了近年来也困扰着美国民主制的那些难题，致使各大公司和精英阶层倚仗迅猛发展的经济削弱政府体察民情的能力。”
赖克说，民主的本意是“公民齐心协力推动公益”的实现。可是，在资本主义带来繁荣后，却是“收入和财富分配日益不均，工作岗位没有保障和全球变暖等问题。民主的初衷是让公民以建设性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可是没有哪个民主国家有效地控制了资本主义的消极副作用。”
赖克说，“在美国，关于经济变化的讨论往往发生在两个极端的阵营之间：一派想让市场不受阻碍地主宰一切；另一派想保护就业岗位和维系社会的本来面貌。而在争论中，消费者和投资者几乎总是获胜。”“最近欧洲的公司调整浪潮动摇了这个大陆致力于就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一贯信念，……如今，欧洲的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状况越来越好，但工作没有保障和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就连为制止市场不公正现象而建立的社会民主国家也不例外。”“在日本，许多公司废除终生聘用制，裁减员工和关闭原亏损生产线。曾经以‘全民皆中产阶级的社会’而自豪的日本开始暴露出明显的收入悬殊。跟世界上许多自由国家一样，日本的民主脆弱得无力应对自由市场酿成的诸多社会苦果。”
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充分发展而劳动者的民主自由权利反而遭到排挤、削弱，乃至被完全剥夺呢？赖克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以为资本主义的公司和市场会自动调解好有关公益、平等、保护环境等方面的社会问题。然而，市场规则是由投资者公司制订的。公司“只保证盈利”，根本不顾平等、公益、保护环境那一套。“各公司日益激烈地争夺全球消费者和投资者，于是把越来越多的钱用于游说、公关乃至贿赂和回扣，设法出台使它们在与对手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法律法规。其结果是形成了一场争夺政治影响力的竞赛，淹没了普通公民的声音。”
谢韬的反动谬论必须批判——《驳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一书选摘（二）
●怎样看民主社会主义？
一、在批判谢韬一伙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时应当把握的若干要点
2007年3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联合举办了第三届思想家论坛研讨会。在这次会上，许多学者就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包括它的基本含义和特征、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当前的现实表现等等进行了讨论。随及，由冯颜利、尚伟、吕薇洲、翟胜明整理了一份综述文稿。现把它转引如下，以便读者把握这些要点。
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人笼统地把民主社会主义理解为“民主”加“社会主义”，或民主的社会主义，甚至把民主社会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等等。实质上，民主社会主义是同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渊源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科学社会主义渊源于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党国际所坚持的意识形态，认为共产党人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民主”，而只有它才是“民主”的。在西欧一些国家中执政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实践证明，民主社会主义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是作了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民主社会主义是酉方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内应力量，是现实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的桥梁。有些人宣扬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要模糊和抹煞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
民主社会主义具有一系列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指导思想、政治、经济都要多元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反对一元论的唯物史观；奉行改良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通过民主，通过改良的、和平的办法，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崇尚伦理主义，认为自由、民主、公正、互助这些伦理道德原则可以引导到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在经济上主张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所谓“混合所有制”；在政治上主张在资产阶级国体条件下的多党轮流执政。
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虽然社会民主党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扩大了一定的民主权利，但它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和阶级差别，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弊病，它的作用充其量只是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身的质的规定性：政治上，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民主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总的来说是维护和加强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的。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流行及其特点：近年来，宣扬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一时间在一些公开的刊物上骤然多了起来。这是值得密切注视和认真对待的。这股思潮的策略和特点主要是：在歪曲和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上做文章；企图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明里暗里宣扬私有化，进而把经济领域的变化推进到政治和法律领域，企图改换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通过宣扬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和所谓“普世主义”，抹煞不同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和本质区别，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界限；通过宣扬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达到混淆视听、鱼目混珠的目的，企图争夺改革的主导权、话语权；攻击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包括打着抽象的、一般的“民主、自由”的旗号篡改马克思主义，否定所有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意义，鼓吹“告别革命”和反对一切暴力，鼓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趋同，鼓吹思想多元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等等。
民主社会主义流行的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不是空穴来风，很需要深入研究两大问题：一是研究其社会根源和时代根源，二是研究如何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宣传和教育问题。民主社会主义在当前泛起的原因，从国际范围看，是由于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从国内看，各种社会思潮的较量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现在，有些人写文章说要建立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认为中产阶级发展了社会才能稳定。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很复杂，世界近现代历史说明，中产阶级的社会是建立不起来的，只能建立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或建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
要认清民主社会主义具有合理和危害的两面性：有两种民主社会主义：第一种是作为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民主社会主义，它对资本主义有一定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历史局限性和危害性）；第二种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它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主张走“回头路”，回到资本主义去，这是毫无进步可言的，而是更加有害的历史倒退论。当然，在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界限的基础上，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主张，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否定其中必须否定的东西，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民主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性质上是相同的，都可以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公开宣传走资本主义道路，多数人不会赞同；但讲民主社会主义，在一些干部和群众中就可以起迷惑作用。因此，必须从理论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这是当前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界面临的一项迫切的重要任务。
二、民主社会主义的由来、在其历史演变中的不同性质及其在当代时兴的原因
这篇文稿是笔者于1991年出版的《无硝烟的战争》第八章的内容，阐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由来、历史演变及其实质——资本主义的改良变种。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寄生物，本身不可能成为独立的社会形态。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积极和消极二重性，而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鼓吹民主社会主义侧是一种具有极大危害的历史倒退论。它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过程中起着桥梁、滑梯和剧毒砒霜的危害作用。
原文引语：
随着东欧政局剧变的发生，民主社会主义问题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关注。这是由于民主社会主义也是东欧剧变的一个关键因素。西方和平演变战略，主要是通过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东欧地区严重泛滥而起作用的。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是东欧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己成为苏联东欧相当一部分人极力扭转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纲领和目标，因而引起了东西方社会的震动，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它对我国亦有重要影响。
有人提出，既然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欧取得了成效，现又在东欧得到推广，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它移植到中国来，试一试呢？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面前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十分尖锐的现实政治问题，也是每个人应当认清的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1．民主社会主义是现代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观点，是社会党人的基本纲领
民主社会主义原称社会民主主义，始见于1848～1949年欧洲革命时期，法国以赖德律——洛兰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党和以路易•勃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党合并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它主张通过改革（改良），建立带有民主和社会主义色彩的共和国。
1869年，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创建的工人政党取名为社会民主工党，当时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此后相继建立的各国工人政党大都命名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
但当时以社民党命名的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不把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放弃社民党人的称呼，而把自己称为共产主义者，以表明自己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主张相区别。
到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占了主导地位。各国工人政党仍然沿用社会民主党的名称，而实际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和策略基础的。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的基本口号，就是“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生产资料社会化”。因此，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同义语。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时期，国际资产阶级改变了对付工人运动的策略，使工人运动发生分裂，出现了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派别，并在第二国际后期占了上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的多数社民党领导人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他们站在本国反动政府一边，支持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从此，社会民主主义成了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名词。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社民党人，在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下，纷纷改建成共产党或工人党，并于1919年成立共产党国际组织——共产国际，以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赞成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或社会改良主义的社民党人打着第二国际名义，继续开展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活动。二战后，于1951年7月，34个社民党（含社会党、工党）的代表在西德法兰克福举行会议，宣告社会党国际成立，通过了《法兰克福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把社会民主主义定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公开亮明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性质，并把它作为社会党的基本纲领。
2．民主社会主义是以多元思想为基础的；它的核心内容是通过议会竞选争取执政，用现成国家机器实现不损害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改良
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及其起源是多元的，除了伯恩斯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以外，还有费边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的，享利•德•曼混合经济学的，基督教义的，新康德主义的，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的，等等。它的基本思想原则是；
①对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1989年12月，德国社民党通过的新纲领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依赖性而不是自由，它带来的是压迫而不是平等，它加剧了阶级冲突而不是发展了兄弟情谊。”
②反对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思想，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说，指导思想多元化，就是要“放弃追求一种真理，而学会跟若干真理共存”。英国工党理论家克罗斯兰甚至说，“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的社会主义者是无可贡献了”，意即“过时了”。可见，他们是用指导思想多元化来诋毁和排斥马克思主义的。
③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主张阶级合作，走议会、改良的道路。社会党国际纲领文件《法兰克福宣言》中说：“社会党人的奋斗目标，是以民主方法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社会。”1990年3月召开的法国社会党十大通过的《原则声明》中说，“社会党通过民主方式产生一个满足人的基本愿望的社会”；“它通过改良主义实现革命的愿望”。1978年瑞典社民党二十七大通过的纲领说：“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和平的社会过渡是解放人类的唯一可行的途径。”
④否认国家阶级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利用现成国家机器，实行多党议会竞选制。1959年德国社民党特别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纲领说：“我们反对任何专政，反对任何极权的权威的统治……”，“它拥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国家应当成为一个从各种社会力量中吸收其内容并且为人的创造精神服务的文明国家”。社会党国际成立宣言说；“民主需要有一个以上的政党存在和彼此反对的权利。”攻击“共产党人只为了建立一个党的独裁”。
⑤不提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主体，主张经济混合制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通过社会改良，建立福利国家。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剥夺剥夺者’的思想已不再适用”，“我们时代的特点之一就是几种所有制可以并存”。他们主张在基本上不改变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通过国家于预，实行“经济计划化”，吸收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建立社会保险和财政“公平分配”制度。
⑥抹杀政党的阶级性，反对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主张“权力扩散原则”，使社民党变为“全民”党、议会党。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坚持民主集中制会导致独裁、专制，只有实行“权力扩散原则”，才有利于发扬民主。为了在议会竞争中争取选票，他们放弃了党的工人阶级性质，使它成为“全民”党、“纯粹民主”的党。西德社民党《基本纲领》宣称：“社民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党变成一个人民的党。”民主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纲领草案规定：“民主社会主义不是阶级政党……。”
⑦反对共产主义，主张一切为了“民主”’，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社会党国际纲领文件攻击“共产主义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并使许多国家中的社会主义的实现推迟了几十年”。已故瑞典社民党理论家帕尔梅说：“民主社会主义的要旨现在是，而且将来也还是在社会的一切领域实现民主”；同时要把“关心人的日常生活放在首位”。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说：“民主社会主义没有最终的目的，应当把它理解为经常性的任务。”
从上述基本思想原则可以看出，民主社会主义是要在保留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同时纠正共产主义“压制民主”的缺陷，似乎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思想政治观点。其实，它是要在资本主义的树上嫁接社会主义的枝，因此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同科学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而它同资本主义却情投意合，息息相通。所以，它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政治观点。这种改良主义思想观点在当前之所以颇受一部分人青睐，并不足为奇，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3．战后资本主义恢复和发展的需要，科学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波折，是民主社会义得以时兴的根本原因
从一战到二战期间，民主社会主义名声狼籍，一蹶不振。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时，其成员党和组织只有34个。而在1919～1943年间，共产党和工人党已由30个发展到70多个，拥有2000万党员，当时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成为锐不可挡的时代主流。但近40年间，民主社会主义势力扩展得较快，它已成为使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着严峻挑战的一种社会政治势力。尽管目前世界上仍有100多个共产党，近9000万共产党员，从总体上看，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可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地区来看，民主社会主义却明显占有优势。现在社会党国际已拥有 88个成员党和组织，约 2000万党员，拥有1.2亿选民，其中28个党先后在26个国家执政或参政。尤其是在东欧剧变中有些共产党更改了名称，由信奉科学社会主义转为信奉民主社会主义之后，科学社会主义已进一步走向低潮，而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则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在于民主社会主义适应了战后资本主义恢复和发展的需要。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使欧洲、日本等地区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元气大伤，资本主义存在价值普遍受到了怀疑，人心倾向社会主义，因而面临着经济、政治和思想的全面危机，到处出现有利于人民革命和民族独立的形势。这种形势迫使垄断资产阶级抉择：要么等待共产党领导的左派革命势力来推翻资本主义；要么采取某种让步，同温和的社会党人领导的中间势力结盟。第二种选择既可以孤立和打击共产党领导的左派革命势力，又可以保存和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由于民主社会主义既不损伤资本主义的基础，又富有欺骗性，更有利于抵消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因此它能够被西方资产阶级所乐于接受和加以利用。
再则，面临着破产的那些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企业，需要国家干预，增加投资，给予扶持，以利于企业采用科技革命成果，进行技术改造，培训技术人员，提高工人技术素质，增强竞争能力。其结果使白领工人阶层日益扩大。目前他们已占西欧工人总数的50％以上，白领工人受剥削的形式比较隐蔽，生活较有保障，其革命性、战斗性和组织纪律性比蓝领工人弱，因此他们希望社会逐步改良，不赞成导致社会剧烈变动。这是民主社会主义影响扩大的重要社会基础。
社民党或社会党在瑞典、西德、法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执政的结果表明，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政策，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采用新技术和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保持社会相对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资本主义的一些矛盾，使资本主义获得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它不仅没有减少资本家的剥削收入，反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剥削利率和财富积累，并使工人（主要是白领工人）的地位和生活有所改善，从而巩固和扩大了民主社会主义在社会中右阶层的影响和基础。
相比之下，共产党在西欧、日本和北美的影响削弱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灾难，这里的大多数居民对法西斯极权专制统治深恶痛绝，普遍希望社会稳定，逐步改良，而不愿再度经受大的动荡。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舆论界，对苏联东欧执政的有些共产党曾犯过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大肆渲染，进行歪曲宣传，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们把科学社会主义误认为如同法西斯那样的“极权主义”，产生恐惧心理，从而使共产党在同右翼势力争取中间群众的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民主社会主义势力抬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执政的共产党工作中发生了一些严重失误。例如，1948年苏共对南共联盟的错误处理；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导致60年代苏中大论战和国际共运的分裂；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接着又武装侵占阿富汗，使科学社会主义信誉蒙受了严重损害。70年代中期后苏联东欧面临经济困难和在改革中出现失误，更使科学社会主义处于艰难的境地。所有这些失误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势力加强自己地位和扩大影响的机会。
自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以来，尽管其内部观点各异，组织涣散，但没有发生过大的波折。他们每隔两年一开的代表大会已举行过18次，每次代表大会都发表宣言，并积极参加国际和平和裁军、民族民主运动、保护生态环境等活动，从而扩大了它的国际影响，进而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地区发展了组织，使这些地区社会党成员人数占社会党国际的一半。仅在拉美地区，其成员党和咨询党就有16个，其中5个党取得了执政或参政地位。
三、民主社会主义是东欧剧变的催化剂和中间站，在东欧剧变中起着桥梁、滑梯和剧毒地霜的危害作用
1．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执政的共产党内泛滥，是导致东欧剧变的催化剂和内助力
前面已经谈及，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子一直在相伴着多数东欧执政的共产党。7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任务和改革方向道路的选择问题，即破除单一僵化模式之后，应如何选择与本国实际相适宜的新模式问题。针对这种情况，西方一些政客和舆论界抓紧向苏联东欧人民灌输“共产主义失败论”，“斯大林模式是列宁主义的遗产；要彻底改革斯大林模式，就要抛弃列宁主义”等欺骗性的观点；同时他们积极向苏联东欧人民兜售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或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尤其是号称福利国家样板的瑞典模式、西德模式，在部分苏联东欧人的眼里颇具魅力。一部分苏联东欧官员、学者陆续到西方考察，经常通过报刊宣传资本主义的或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因而使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东欧地区迅速滋长蔓延开来。
80年代中期以后，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思想原则被苏联东欧共产党内有的高层领导人所接受。他们把这些思想原则当作“新”思想，通过书籍、报刊、会议向党内外广为宣传。与此同时，一些持有“新”思想的干部被重用，甚至被提拔进入高层决策机关，而那些持“保守”观点的领导干部则陆续被替换，因而使持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的人很快在一些党的中央领导层中形成一股大势力。在这股大势力的影响、驱动之下，持“保守”观点的一些党的领导人失去招架之力，经不起几个回合的较量，就不得不宣告辞职而被迫下台。这就形成了西方和平演变攻势与东方民主社会主义势力对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两面夹击的局面，造成了剧变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险恶形势。
在80年代后几年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东欧地区的严重泛滥，其势如大坝被冲决之后的汹涌波涛席卷而下，使许多毫无思想防备的人们惊恐不已。其中对人们思想堤坝冲决最厉害的，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中所渲染的“全人类价值高于阶级价值”，“民主化”和“公开性”等动听的言论口号。
“全人类价值高于阶级价值”之说，在苏联东欧一些国家据称是改革指导思想的精髓。其实质是要人们把阶级斗争“束之高阁”，同国际帝国主义势力讲妥协、“友谊”和“合作”。
它的主要论据之一，是说“时代变了”，当今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曾料到的新特点，即人类面临者核武器威胁、新技术革命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乘客；为了不让这条船翻沉，昔日的对手不得不成为伙伴，共同寻找通往普遍安全的道路，即彼此妥协、合作，放弃阶级斗争；不然的话，“一切生灵都将从地球上消失”。在当今时代，任何“剑”和“盾”都不可能保障国家的安全。安全的唯一道路是政治解决、裁军、抛弃以武力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确立“把社会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
它的主要论据之二，是说导师有言在先和历史的教训。列宁曾不止一次地阐述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的思想。这些思想为现在提供了“精神食粮”。几个世纪以来，各国一直把阶级利益放在对外关系的首位。阶级利益尖锐冲突，导致了战争，使人类政治史几乎成了一部战争史。如果今天还继续延用这个传统，就会把整个人类“径直通向深渊”。因为现在大国手里有大量毁灭性核武器。排除核威胁，已经成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使命，因而要求人们不得不把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限制在客观许可的范围之内；换句话说，为了避免核灾难，人们应当限制或者放弃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
诋毁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力求通过民主方式实现和平过渡，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教导人们放弃阶级斗争的“新”思想，在东欧剧变中起到了“撤防”的作用。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制订者们原先设想，“和平演变”至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实现，而现在却出乎意料地给予了天赐良机，可以快马加鞭，长驱直入，不战而胜，渐变转为突变和巨变。所以，西方一些政治家们喜出望外地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给西方帮了个大忙。马列主义本来是他们认为最难攻克的阻力，而如今新的指导思想却成了西方人梦寐以求的“和平演变”的直接驱动力。
与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相联系的，是“民主化”和“公开性”。据说，“民主化”和“公开性”都是为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没有“公开性”也就没有“民主”；反过来说，有了“公开性”和“民主化”，也就有了“更多的社会主义”。
“民主越多，社会主义就越多”；因此说实现了“民主化”，也就是社会主义化了。这个说法跟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说，“社会主义的要旨就是要在一切领域实现民主化”。这种避而不谈对敌专政却片面强调的“民主化”，实际上是为敌对势力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猖狂活动大开绿灯，并且迎合了西方人长期反复宣传的谎言，说社会主义各国根本没有民主，只有“独裁”和“专制”；似乎苏联东欧人民未曾享受过社会主人翁权利，所尝到的全是被“奴役”的苦水；而西方人那种“民主”、“自由”生活，才是苏联东欧人民应引为羡慕和追求的愿望。既然如此，苏联东欧人民不仅要与斯大林主义决裂，同时也要与列宁主义诀别，因为列宁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遗产”或“遗传”。
“公开性”即不加限制地实行言论、新闻自由，允许多元论，取消新闻检查，允许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书刊和电台、电视台上发表；“公开性”即不再留有“历史空白点”。于是，人们可以自由地，尽情地去寻找历史上的“污点”，甚至可以加以渲染、夸大和张扬，把人们思想搞乱；还可以打着反共旗帜上街示威游行，搅得社会动荡不安。这样一来，过去人们感到光荣、自豪的历程变成了一无是处、漆黑一团、充满罪恶的历史；过去人们所崇拜、所向往的，今天成了遭愚弄、受欺骗的，因而令人心灰意冷、情绪跌落、手脚发软，那样人们还有什么心思再为崇高的理想、灿烂的社会主义未来而奋斗？原有的精神支柱垮了，自然要去寻找另外的精神寄托，或去祈求“上帝”、“真主”的帮助，或把希望寄托在新一代人未曾尝试过的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快点降临。
历史上确实存在的污点，无论是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民族沙文主义、霸权主义，还是独揽大权、独断专行、破坏法制、伤害无辜，这些当然都应当实事求是地认真清理，妥善解决。其目的是为了避免重犯错误，更好地团结一致向前看，而不是一味算老账、图报复，给历史抹黑。如果对历史和国情不加具体分析，离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任意推行界限含混不清而又无切实保证措施的“民主化”和“公开性”，那是十分危险的。西方敌对势力必然利用这种可乘之机，采取各种途径和手段挑拨离间，煽动闹事。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很容易盲目追求狭隘的民族利益、集团利益或个人利益而不顾大局，因而使原先国际之间、族际之间、区际之间、人际之间那种尚存的同志情谊和团结土崩瓦解，淡然无存，陷入闹独立、搞分裂、争地盘、算老账、互相厮打和无休止的纠纷之中。这样势必要大大削弱内聚力和对外影响力，削弱同敌对势力斗争的战斗力，因而导致大片阵地丢失、混乱不堪、难以收拾的可悲局面。
总而言之，西方乘苏联东欧改革之机，加紧向这些国家兜售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或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促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东欧地区迅速滋长蔓延；再经过这些国家有的领导人的大力倡导，就使这两种社会思潮在这些国家党内外更加严重地泛滥起来。这是导致这次东欧政局剧变的一个关键性的导向因素，起到了西方敌对势力求之不得的催化剂、内助力、桥梁、滑梯和剧毒砒霜的危害作用。
2．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中间站或过渡环节
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能起到资本主义难以起到的作用，主要在于它更富有欺骗性，为人们提供了第三种选择。民主社会主义者标榜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是既能集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的优点，又能避开它们各自弊病的最理想的“第三条道路”。这种宣传是颇能蛊惑人心的。而当深究其实质后，人们也就不会那样迷恋它了。
在现实生活中，真正不偏不倚的“第三条道路”是不存在的。所谓西德模式、瑞典模式，也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改良品种而已，它并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的范畴而独树一帜。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与纯粹资本主义相比，里外一般黑，没有两样。其间差别是存在的。因为它已经在资本主义的原本基础上经过了修饰和改良，亦即在资本主义的树上嫁接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枝，因而显得与众不同。这种差别，如同属于资本主义而各有本国特点的体制模式是一样的。
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在保留社会主义的“基干或主体”即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之外，根据国情采纳别国包括资本主义的一些先进管理技术和经验，在现阶段允许非主体的非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存在，还实行“一国两制”，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因而显现出自己的社会主义特色。有人把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说成是“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的．或者把它说成是“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这显然是一种偏见，也是只观其表不究其里的结果。这如同把西德模式、瑞典模式误认为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那种偏见，是完全一样的。
当然，在改革实践过程中，如果无视历史的惨痛教训，忽视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怂恿它取代马克思主义而获得主导地位，并且使阶级力量对比发生质的变化，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工人阶级领导地位逐渐丧失，那就会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面，陷入同苏联东欧一样的悲惨局面（——这段话是现加的）。
从阶级实质上看，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潮和派别；但从他们打出的旗号和组织形式上看，它确是国际工人运动中一个具有很大影响的势力和流派。正因为他们打着“和平”、“民主”、“人道主义”、“不偏不倚的社会主义”的旗号，富有很大的迷惑性，较之赤裸裸地推行资本主义更容易被苏联东欧等地区许多人所接受，所以它才被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战略家们看重，十分乐意支持他们，并且把它作为在苏联东欧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跳板和中间环节。
布热津斯基说过，“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常常是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力进行斗争和为共产主义模式提供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最有效办法。”他这样讲，是不是意味着在东欧由科学社会主义演变为民主社会主义（实质是资本主义）之后，他们就已经感到很知足，因而就此罢休，不再谋求进一步由民主社会主义向更加惨酷的资本主义演变了呢？很显然那是不可能的。倘若抱有这样天真的想法，那是十分幼稚和有害的。我们切不可忘记东欧剧变所给予人们的惨痛教训。
从理论形式上说，民主社会主义有两条最基本的主张：一是政治上的多党议会自由竞选制；二是经济上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制。在代表西方资产阶级利益的右翼势力掌权之前，他们强烈要求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宣扬各党派一律平等、自由竞争，拥护获多数选票的党派执政，尊重得少数选票的党派的自由权利，表现出不偏不倚的样子，貌似公正的裁判官。可是，一旦他们取得了多数选票、上台执政之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明里说还是要“一律平等”，而在暗地里，他们却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各种借口，实行反攻倒算，向左派组织及其成员进行围剿和迫害。
原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格罗斯，先是反对多党制，尔后又欢迎多党制，失去执政党地位之后，“日夜受到监视”，失去了政治和人身自由，他这才后悔莫及。东欧某国原团中央第一书记曾带头上街参加示威游行，呼喊拥护“自由竞选”口号。可当该国共产党在大选中失利，他被推选为该党第一书记后，他几乎每天都收到恫吓信，右翼极端分子扬言，要把他“吊死在路灯上”。
波兰团结工会上台执政不到一年，就撕毁了圆桌会议协议，把波兰统一工人党仅有的4个部长席位撤销了3个，而且连通过选举上任的雅鲁泽尔斯基也很快失去了总统职位。竖立在波兰钢厂的列宁铜像多次遭歹徒焚烧和污辱，有的省市列宁博物馆也遭受袭击；前波兰工人运动领袖贝鲁特、哥穆尔卡等人的铜像已被拆除。而过去的资产阶级军事独裁者毕苏茨基元帅和资产阶级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将军的铜像又相继落成。二战前后逃往国外的白波分子和旧贵族及其继承者正在组织“返乡团”，图谋重新霸占被人民剥夺了的大城堡、王宫、土地等一切财产（佩勒什城堡等财产已于2007年3月1日归还前国王米夏埃尔——注）。
以上事实说明，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人企图逃避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那只是一种妄想。阶级斗争是不讲情面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二者必居其一。所谓对立阶级之间的“和解”，那只不过是双方力量对比处于相持状态的一种暂时现象而已。在经济领域里也是如此。依照民主社会主义原则，应当允许公有制和私有制自由竞争，不加以任何限制，使其自由平行发展。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形是不可能持久地保持下去的。因为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斗争，它实质上是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里的表现。所以，彼此斗争的结果，必定会出现一主一从一得一失的关系。西方和平演变的战略意图，当然是要让资产阶级和私有制占据社会历史的中心舞台，让工人阶级和公有制靠边站，使劳动人民重新当牛做马，不得翻身。他们的这个意图并非什么秘密，而是早已向世人公开了的既定方针。
3．民主社会主义己经成为大多数东欧共产党改建后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
民主社会主义既是东欧剧变的主导和动力，又是这种剧变的直接后果之一。
波兰统一工人党已改名为波兰社会民主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也分裂出一个匈牙利社会党，保加利亚共产党改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改名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罗马尼亚共产党处于瘫痪状态，罗救国阵线和未改名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都改为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所以，这些党的改建，是党的性质由马列主义党向民主社会主义党的重大转变，而不是一般的名称和组织形式的变更。这些党先后都召开了代表大会，宣告废除原来的党纲和党章，通过了新的党纲和党章，阐述了新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思想理论纲领和组织纲领。其要点是：
（1）政治纲领：1)宣告同斯大林主义彻底决裂，摈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废除宪法中有关党的领导地位的条文。2)实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各种政治组织和派别自由竞争。3)通过政治民主途径实现党的目标——民主社会主义或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不再提共产主义。
（2）经济纲领：1）实行混合制。各种所有制成份权利平等。有的主张国有经济社会化；捷共要保持社会所有制占决定性比重。2）废除行政命令体制，主要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生产、分配和消费；同时实行市场经济同国家的干预因素和国家承担社会福利责任相结合。有的党主张通过民主公开监督和国家战略计划加以补充。
（3）思想理论纲领：1）放弃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不再提及列宁主义。2）无保留地接受人类发展的普遍价值——即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自由、民主、人权和社会公正的原则。3）继承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共产党、反法西斯主义者以及和平主义者的遗产。
（4）组织纲领：1）不再是无产阶级政党，不再成为阶级先锋或阶层的先锋，而是社会党、人民的党、改革的党、民族的党，不谋求单独掌权，放弃党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2）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民主的原则，实行自愿组织、创造性争论和建立各种纲领派别自由的原则。3）党员可以有不同信仰和不同的世界观，有自行其是的行动自由。
上述纲领说明，东欧改建后的这些党都已放弃了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而同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一致，只是个别党还保留有共产党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遗迹。
4．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和中国改革路线的选择
民主社会主义者一再声称，他们所走的“第三条道路”是历史的最佳选择。改建后的东欧民主社会主义党的一些领导人也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他们国家所面临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最佳选择。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被欧洲和其他一些地区的相当一部分人所接受，的确有其历史背景、现实原因和社会基础。从根本上说，它是各社会政治力量在特定国情和历史条件下彼此较量的结果，是一种不可回避的社会现象。就对社会进步和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事业来说，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将具有适应性和局限性并存、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同在的二重性质。不过，它的局限性和消极因素已经越来越突出了；民主社会主义越来越没有前途了；而尾随西欧的东欧民主社会主义就更加不妙了；等着他们的实际上只有殖民地、附庸国的份儿。
由于迎合了战后资本主义恢复和发展的需要，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先后在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取得了执政或参政的地位和权利，并且取得了两项比较显著的社会成果：一是工会参与企业监督和管理；二是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瑞典模式。
瑞典模式的突出特点是劳资合作和政治妥协。它有四种主要表现形式：（1）工会联合会与雇主联合会经过两年谈判，双方于1938年签订了“萨尔茨耶巴登”协议，确立了劳资双方共同解决劳资纠纷制度。对企业主的管理特权作了一些限制，但雇主仍有招工、解雇权。这是瑞典模式的雏形。（2）建立劳资双方共同管理劳动力市场制度。设立有政府、工会和资本家三方参加的全国劳动力市场委员会，下设分支机构，成为政府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助手。（3）建立劳资双方共同决定企业事项制度。1976年，议会通过了《劳动生活共决法》，规定工会可以就有关招工、解雇、劳动组织和企业管理事项与资方进行谈判。（4）建立工人集体参股制度。1983年，议会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使工人拥有集体掌握资本和扩大社会福利的权利。雇员投资基金来源于增收两项企业税：1）增收企业超额利润税（相当于每年从各股份公司中征税后超额利润的20％）；2）增收工资总额税（即将公共附加养老金费用提高0．2—0．5％）。这是瑞典模式的较高级形式。这项法案经过了10年斗争才被议会通过。在此之前，大企业主们不断向议会施加压力，反对这项法案，他们曾组织企业主及其家属9万余人举行进军议会的游行，迫使议会将某些条文加以修改。由此可见，瑞典模式是劳资双方经过长期斗争，相互妥协的产物。
瑞典模式的形成，是与其特殊国情和历史条件分不开的。①人口少，民族单一，同属路德教派，可以避免民族、宗教的纠纷；②长期执行“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的外交政策。自1815年以来的170多年间处于和平环境，受外部因素干扰小；③有较长期的民主传统，1809年由封建君主制向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转变，是以非暴力方式完成的；④工人阶级组织程度较高，工会力量强，社民党执政时间长；⑤有较发达的经济为基础。
从瑞典模式的实践来看，民主社会主义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如工会参与企业管理和一整套社会福利保险制度的建立，使企业主的某些特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有利于工人相对稳定职业，提高技术文化素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了工人生活，相对减缩贫困面，减少了罢工次数，缓和劳资矛盾。尤其是“雇员投资基金”的建立，有利于增加资本积累和生产性投资，增加社会就业，改变私人资本构成，加强工人对企业管理监督的地位。现代社民党的国际政策，一般说来，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还是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的。
然而，瑞典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不是到处套用了它就会产生积极效果的。当听到一些人对瑞典模式加以肯定时，切不可忽视它还有必须加以否定的消极因素。因为，充其量它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改良品种；无论怎样改良，它都不可能摆脱和超越资产阶级剥削利益的限制。一旦超越了这一限制，必然引起资本家阶级的强烈不满和抗议，达不成妥协。因此说，它只是有些限制而丝毫无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它只能缓和而不可能消灭阶级对立；它只能相对缩小失业贫困面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失业和贫困；它只能有限地推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而不可能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瑞典社民党从1932年开始执政。其执政时间达半个多世纪，但瑞典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依然在发展，贫富悬殊问题长期悬而未决。据统计，瑞典50％的股票为只占人口l％的股东所占有，其中20家大股东拥有全国大公司股票的86％，而1984年领取救济金的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竞与1945年（占6．2％）相当。即使建立“雇员投资基金”之后，基金收入的4／5仍归资本家支配，只有收入的 1／5作为专门基金。由于福利费用不断增加，导致政府负担加重，出现巨额赤字，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生产停滞，陷入危机，成为“欧洲病人”，致使社民党于1976年下台，中止执政。只是由于右翼资产阶级政府也没能解决危机问题，社民党才又于1982年重新执政。在瑞典，旷工、酗酒、吸毒、赌博、卖淫、强奸、凶杀、离婚，自杀等社会问题依然比较严重。因此，瑞典模式并非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美妙。
如果说，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社会主义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那么在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改行民主社会主义，那就绝无什么进步可言，而是历史的严重倒退，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路线的最佳选择，应当是具有本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搞民主社会主义那一套终究是没有出路的。
四、为什么历史上社会民主主义曾经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究竟应当怎样看历史上的民主社会主义？
谢文不做具体分析，一概而论地把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社会民主党统称为“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显然是为了鼓吹民主社会主义而故意掩盖史实真相的。
其一，社会民主党始建于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的法国，直到1869年之前，它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纲领和策略的理论基础，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其二，在1869年，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人创建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基本上可以称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当时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此后欧洲其它各国相继成立的多数政党也称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但是，其中多数都“不把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实际上仍然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把自己称为社民党人，而把自己称为共产主义者，以表明自己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主张相区别。
其三，进入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占了主导地位。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工人政党仍然沿用社会民主党的名称，而实际上在恩格斯去世前，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和策略基础的。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的基本口号，就是“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生产资料社会化”。因此，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同义语。
其四，恩格斯去世后，第二国际的领导权被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者所篡夺，绝大多数社民党的领导权落到修正主义者手里，使这些党演变为修正主义的，甚至是社会沙文主义的政党，因而造成了工人政党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分裂。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处于分裂状态，其中多数党员拥护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路线，形成布尔什维克党，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少数派称为孟什维克。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成功后，孟什维克的许多党员转向布尔什维克，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孟什维克党名声狼藉，自行解体。
其五，谢文说，“是列宁标新立异，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这也是谢文故意掩盖史实，颠倒是非的。明明是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从根本上篡改、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破坏了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理论基础，才导致国际工运和国际共运分裂的，怎么可以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呢？就像当前中共党内外这场争论，明明是自由化派和伪装的自由化派从根本上恶意篡改、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侵犯了宪法、党章和党的基本路线，破坏了中共党内团结和人民内部团结的理论基础而挑起的，怎么可以把罪责强加于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左派呢？
其六，判断一个政党是不是工人阶级性质的政党，不仅要看它举什么旗，最主要的是看它实际推行的是哪一条路线。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只有不但举马克思主义旗帜，而且是推行或执行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政党，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否则就是修正主义即反马克思主义的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主要看它是不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即不但要求坚持逐步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而且要求坚持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3项基本原则。——详看本书“怎样看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第三篇文稿）。
五、驳斥谢韬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能从根本上化解阶级对立和两种本质不同的社会制度对立，实现和平过渡和人类持久和平的谬论
谢韬在文章的开篇中就把当今的欧洲描绘成“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认为这个“新欧洲”是 13个国家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成果，进而断定：社民党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既然社民党人和民主社会主义有如此神奇的功力，谢韬们自然要求中国以社民党人为榜样，以“新欧洲”为榜样，把改革的纲领、路线和战略方针全部转向民主社会主义，并且断定“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很明显，这是谢韬们为了在中国兜售民主社会主义，而故意以“新欧洲”的表面现象为依据，把当今欧洲各国所存在的如此繁多、如此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弊端一笔抹杀，置之度外的。
其一，谢文把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宽泛化，把非改良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也说成是已经或正在民主社会主义化的“新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把民主社会主义看成是与当代资本主义没有多少差别的社会制度决非偶然，正是暴露了他们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不要社会主义而只要当代资本主义的，只是打“民主社会主义”旗号更具有欺骗性和具有更大的危害性罢了。
正是由于他们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不触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也不触动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不但不损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反而能够延长资本主义寿命，起到当代资本主义看门狗的作用，所以连不少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不反对社民党人参加竞选上台执政，才无需暴力革命，仅靠议会竞选就可以实现“和平过渡”。
正如革命前辈李尔重在《论社会主义本质——驳民主社会主义谬论》文章中所说，“既然不消灭和推翻资本主义，就民主社会主义化了，当然，不需暴力革命，就可以长出民主社会主义——新资本主义。这就是谢韬理论的核心。”
其二，谁都知道，欧美日官僚垄断资本集团是决不容许中国发展成为与他们一样强大的竞争对手的。他们正在联合起来压制中国的发展，宁可扶持印度来抵消中国的发展。所以，从表面看，谢文是要中国照搬欧美资本主义模式，而实际上他们是要中国退回到在经济上、政治上、乃至军事上已经或正在不同程度地被殖民地化、附庸化的东欧和原苏联一些国家那样的悲惨境地，重蹈苏东的覆辙。
其三，美国的“ 9•11”事件和西班牙、英国等一连串的恐怖事件，世界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等严峻的现实，已经表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政策只能暂时缓和劳资阶级矛盾的激化，但是根本不可能消除阶级对立，更不可能化解两种本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对立，决不可能实现和平过渡和世界的持久和平。如果轻信民主社会主义的说教，那也只是小资产阶级畏惧斗争、乞求和平的主观愿望和幻想而已。
六、为什么谢文竭尽所能地夸张、美化民主社会主义，无不用其极地恶毒攻击、贬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果？
谢文竭尽所能地夸张、美化民主社会主义，无不用其极地恶毒攻击、贬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及其领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狂妄地砍杀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最高纲领，充分暴露了谢文充当国内外敌对势力、跨国垄断资产阶级的说客，妄图和平演变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促使中国大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重新成为西方大国附庸的狰狞面目。
其一，谢文把马克思恩格斯经过科学论证被亿万共产党人和非党人士所确认的共产主义大目标和崇高理想、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共产党的最高纲领说成是“空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空想成分”；说什么去掉这些“空想成分”的民主社会主义，才是“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谢文任意阉割、肢解马克思主义，挖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和核心内容，把属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没有区别的东西；就是要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向资产阶级妥协、屈膝投降，永远忍受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资本主义免遭灭亡，并使已经被消灭的资本主义重新复辟，使资本主义完全地、永久地全球化，决不容许科学社会主义有立足之地。就是说，谢文的终身使命与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亲手葬送苏共苏联和东欧的戈尔巴乔夫一样，也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杜勒斯、尼克松、布热津斯基一样，甘当资本帝国主义、跨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奴才，要在全世界“彻底消灭共产主义”，誓与全世界工农大众敌对到底。
其二，谢文要人们只追求个人享受、眼前利益、现实利益，不要去考虑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认为强调要关注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就是只要人们“忍受苦难”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一切都该收场了”；还说什么“更懂得马克思的德国人”可以“扬弃马克思主义”，“更懂得列宁的俄罗斯人”可以“抛弃列宁主义”，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还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神物供奉”，“当作旗帜高举”？
当看到谢文这些自白时，人们自然会想起过去常说的一句话：“什么藤儿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布热津斯基在《共产主义大失败》一书中说过，列宁主义理论依然是共产党维持其执政地位的“合法性的中心支柱”，“对列宁主义的任何否定都等于是心理上的集体自杀”；要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最难以攻克的还是列宁主义的传统”；而“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常常是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力进行斗争和为共产主义模式提供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最有效办法”。“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戈尔巴乔夫提倡的“民主化”、“公开性”，“打开了始料不及的社会动乱的大门”，“而且复活和发展了影响更加深远的东欧修正主义。它还剥夺了克里姆林宫对意识形态的仲裁权。它的特别严重的危险在于瓦解世界共产主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被颠覆的主要祸根，就在于戈尔巴乔夫之流用民主社会主义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甘当资本帝国主义奴才、说客的谢文，对布热津斯基的“教导”心领神会，并从苏联东欧变质中受到鼓舞，正在为使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被颠覆这幕剧在中国重演而紧锣密鼓地大肆蛊惑。
关于怎样正确处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利益几方面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著作中已经有大量的科学说明。谢文故意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并且要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利益从马克思主义中剔除出去，全盘否定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完全是为了充当资本帝国主义奴才说客，磨灭工农大众利益的需要出发的。个人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至上，是自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剔除了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利益后，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工农大众利益可言呢？
谢文完全是为了充当资本帝国主义奴才说客，妄图在中国大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才故意掩盖史实真相，不加分析地说马列主义已经被苏联东欧所抛弃，也要中国抛弃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实际上，马列主义只是被晚期的苏共民主纲领派（以叶利钦为首的自由化派）和苏共中央纲领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伪装自由化派）所抛弃，而以利加乔夫为首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则一直是坚持马列主义的。由于当时苏共中央权力被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伪装自由化派所把持，并与以叶利钦为首的自由化派结盟，两派联手把苏共苏联搞垮了。东欧剧变时期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昂纳克并没有放弃马列主义旗帜，只是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影响和戈尔巴乔夫的直接干涉下，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权力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后，马列主义旗帜才被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抛弃了。然而，马列主义旗帜并没有倒。苏联东欧剧变后，随及在原苏联东欧地区20多个国家重建的共产党依然高举着马列主义旗帜。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工农大众的命根子，它已经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扎根。企图在中国砍倒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旗帜者，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必定要被中国人民所打倒的。
其三，谢文说，“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谢文笔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简直是“万恶之源”，而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才是“代表全民利益”、“完美无缺”的。其实，这是对无知青年的欺骗宣传。试问，既然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是“代表全民利益”、“完美无缺”的，为什么社民党会陆续失去执政地位？其要害就在于它的阶级调和路线。当先进技术处于绝对优势，因而能够在国际社会拥有高度垄断地位时，处于执政地位的社民党还能够从国外获取的高额利润中提取一部分作为社会福利基金来收买工人贵族，安抚群众，也不影响大资本家的丰厚收入。而当技术垄断优势渐失、从国外获取的利润减少时，一方面会因为压缩、减少社会福利而引起普通群众不满，另一方面又会因为降低丰厚收入而引起大资本家不满；处于中间阶层的多数群众是看风使舵的，哪边风硬就倒向那一边。这就是社民党会失去执政地位的根本原因。
社民党的政策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生产方式的前提下进行一些社会改良。这种政策只能暂时缓和社会矛盾，根本消除不了社会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也根本实现不了社会和谐。说什么它可以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达到社会和谐，这纯属是无稽之谈。如果真是那样和谐，为什么瑞典的自杀率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是被打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搞垮的。此后17年来，那里的社会实现了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吗？为什么那里的社会至今仍然是更加严重地急剧两极分化，动乱不断，连共同富裕、社会和谐的影子都找不到呢？难道中国改换民主社会主义旗帜后，就可以避免重蹈苏联东欧悲剧的覆辙？拿什么作保证？
其四，谢文说，瑞典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适价值”，为中国改革开放“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典范”。
瑞典经验果真有那么神奇吗？试问，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有几个大国运用瑞典经验获得成功的？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比较，瑞典社民党自1932年执政后，确实取得了较好的改良效果，但是也有失败的教训，在1976～1982年间就丧失了执政权。瑞典改良较有成效的原因在于它的特殊条件：①人口少，民族单一，同属路德教派，可以避免民族、宗教的纠纷；②长期执行“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的外交政策。自1815年以来的170多年间处于和平环境，受外部因素干扰小；③有较长期的民主传统；④工人阶级组织程度较高，工会力量强；⑤有较发达的经济作为基础。这些特殊条件，在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具备的，在苏联东欧各国也是不具备的，难道在中国就具备吗？
还应当看到瑞典经验的严重历史局限性：尽管社民党长期执政，可是瑞典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阻止社会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种种社会弊端。据统计，瑞典50％的股票为只占人口 l％的股东所占有，其中20家大股东拥有全国大公司股票的86％，而1984年领取救济金的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竞与1945年（占6．2％）相当。即使建立“雇员投资基金”之后，基金收入的4／5仍然归资本家支配，只有收入的1／5作为专门基金。由于福利费用不断增加，导致政府负担加重，出现巨额赤字，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生产停滞，陷入危机，成为“欧洲病人”，致使社民党于1976年下台，中止执政。只是由于右翼资产阶级政府也没能解决危机问题，社民党才又于1982年重新执政。在瑞典，旷工、酗酒、吸毒、赌博、卖淫、强奸、凶杀、离婚，自杀等社会问题依然很严重。其实际情景并不是谢文所说的那样美妙。当时苏联东欧很多人尤其是青年轻信了类似谢文这种宣传，结果上了大当，吃了大亏，如果说，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社会主义还有某些积极意义，那么在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改行民主社会主义，那就绝无什么进步可言，而是历史的严重倒退。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最佳选择，只能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是绝不可能有好结果的，甚至会比苏联东欧更惨。
七、驳斥谢文说什么选择民主社会主义比科学社会主义“高出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贪穷”的谬论
前面已经指出，民主社会主义仍然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所进行的点滴社会改良，是绝不可能消除社会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的。无论是西欧还是改制后的东欧和原苏联地区，事实就是这样明摆着的。
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腐败的国民党所留下的是那样破败不堪的旧中国。那是笔者所亲历的盗匪横行、民不聊生、百废待兴的旧社会。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年钢产量竟然只有15万吨，当时连自行车都难以完全制造，更谈不上汽车、拖拉机、飞机了。而此后30年间，不仅能自力更生制造汽车、拖拉机、飞机，还把两弹一星送上太空，这标志着工业、科技、社会生产力有多么巨大的飞跃性发展啊！它使中国科技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了，后来这种差距又有所扩大，这难道不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注重引进、仿造而忽视自创、自力更生有所造成的偏差失误，还能怪罪于科学社会主义吗？
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在工业、科技上，还在农业、交通运输业、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农业集体化后，大兴水利，改革创新，培育良种，科学种田，开荒造林等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不仅解决了当时在人口增加近1倍的情况下6亿农民的温饱、城市居民的供给和工业原材料等方面的需要，而且使至今的后代都受惠于那个时代的成就。如果科学社会主义导致“共同贫穷”，那么当年像笔者这样贫苦农民出身的青年怎么能够上得起大学呢？为什么今天国家富裕了，还会有许多贫苦农民的子女反而上不起大学呢？有些人惯用平均数来宣扬“共同富裕”，掩盖社会的极端不平等。当社会财富的50％～80％被占人口不到10％的人所占有时，对于90％的人来说，这种平均数的“共同富裕”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再说，如果中国13亿人口人均年收入达到4万美元的水平，将需要多少个地球的资源来满足？是不是要中国成为美国那样称霸世界、肆无忌惮地掠夺全世界人民的财富、成为全世界人民人人喊打、最终导致德意日法西斯那样可耻可悲下场的超级帝国主义国家？谢文用“人均年收人4万美元”来调动人们的胃口，鼓动人们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抛弃科学社会主义，乃是一个大骗局。尽管它可以蒙骗不少无知者，但是这种骗局终究是要破灭的。谢文们的丑陋灵魂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住的。
读者感言——
读了《驳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深有感触
李振城同志：您好！
您寄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一文的征求意见稿，早收到了。由于近来身体不适，迟复为歉。
您的这篇文章短小精当，可以说是您的《驳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的续篇。内容完全正确，是实事求是、充分说理的，是真理。但您还一再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才准备发表或付之学术交流，这种认真的为学态度，令人钦佩，值得学习。
我本人知识有限，学习也差，很难提供给您值得参考的意见，但我还是愿意谈谈我的思想认识。我是1948年冬初中毕业后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考验，于1949年6月被党接收为党员，不幸于1958年10月被错处，直到1979年6月才平反。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没有接触过报纸，更谈不上学习理论，所以至今认识很差，这是我的一大憾事。但比起那些进过几天“牛棚”的人来说，我敢说我比他们受的苦难要深。虽然我也有些埋怨，不理解，但没有像他们那样把“牛棚”生活说成是非人的生活，记恨在心，诽谤毛主席，诽谤社会主义。在农村20多年中，我还是收获不小。我从多次参加劳动，背80市斤的粮食还歪歪倒倒，到能背182市斤还要爬坡。其中7年的拉纤生活，什么样的艰险没有经历过？在20多年中，也因此锻炼了身体，使我能活到今天基本硬朗；同时学到了许多农业知识和技术，有些还成了好把式。虽然我也曾受到一些人的鄙视和刁难，但也得到许多农民的同情、帮助、关怀和照顾。我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同甘共苦，有苦有乐，有时还对那时的生活感到自豪。我对后来李昌平说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是有真切地体会的。
由于长期失去了黄金年华，也失去了学习，我的认识水平、理论水平和言语能力都大大的欠缺。当初平反时，正遇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那时，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后来的联产承包、分田单干，直到小平南巡讲话，我才有所醒悟，认识到这个观点是不完全正确的。实践需要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没有理论指导，只能是瞎实践。摸着石头过河，很可能是一种实用主义。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不争论，只能走向资本主义。这些认识，我曾在党小组会上挑明了我的观点。只是我已离休，一介草民起不了多大作用。十六大后，允许资本家入党，党员也可以下海经商当资本家，搞剥削；国有资产大量被私人占有，集体企业也被瓜分；直到今天，官商勾结，贪污腐败，黄赌毒泛滥成灾，已无多少社会主义可言了，令人心痛。
“89”风波以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声涌起，出现了《中流》、《真理的追求》这样的好刊物，使我又看到一线光明。但后来这两个刊物被封杀，更使人不解，中央怎么样了？为什么要将坚持正确路线的刊物封杀？四项基本原则不见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风越吹越猛。毛主席说过，“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发动群众把它打倒就是了。”（大意）但现在谁能领导呢？我认为，争取一块正确的舆论阵地乃是当务之急。这是发动群众之急需。因为现在的报刊上很难找到这样的地方，连《旗帜文萃》这样的刊物都还没有得到正式的认可啊！社会主义乃是大势所趋，我坚信不疑。只是我们都处于耄耋之年，只能寄望于后几代人们的继续努力。所以，希望您的著作能够作为大学的读物。那就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为您骄傲，也由衷地感激您的努力。
您的征求意见稿，我拿给八位看过《驳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的同志看了。大家还在一起议论。有位同志写了《跟读李振城帖》。现在我把它的原文抄录如下。我对此贴的看法，用〔 〕内来表示。
一、振城的《驳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是真理。中国应该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否则，共产党旗号顶多打到十八大，以后可就很难坚持了。〔这个预言，未免悲观了点。这要看左右两派力量的发展。如果左派能够占有一些舆论阵地，左派力量有大的发展，可能还会有希望。如果任由右派猖狂，即使十八大不完，到十九大，二十大，从中国共产党内部就会演变出一个社会党来。到那时，中国共产党就会分裂。多党制一来，必将是国无宁日。〕
二、老李建议“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见《驳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第408页。）。若不被当政者批准，怎么办？〔愚以为，如果未得到当政者批准，左派自己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肯定会被冠以“搞分裂”的罪名而遭到镇压。只有当党内右派公开宣布强行改变党的名称（如改为“人民党”或“社会党”）时，才会给左派一个合法号召“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的极好机会。因为这时，制造党分裂的是右派而不是左派。〕——其实，只要右派继续猖狂，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内容蛀空，就会逼得他们非挑起改党名不可，否则他们就很难继续混下去了。因此，左派事先应当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才不至于失去必将到来的好机会。
三、一旦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不管通过怎样的方式或手段）后，怎样恢复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又怎样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竞争？左派有识之士必须抓紧认真研究，尽快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来。〔经过近30年的非共非毛、大肆宣传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以来，像南街村的王宏斌和天津铁厂的领导那样的好干部，现在已经很少了。要搞好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办好一切事业，最根本的是要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来武装年轻一代的干部。〕
四、有人认为，只有经济强大，理论才能腰杆硬。美国说它的资本主义怎么好，是有它的某种理由的。它拿出的军费数额，就相当于我国的全部财政收入。〔我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研究问题，凡事有个基点。基点不同，就没有可比性。我们只能从发展的快慢速度来进行对比。如果单从现实经济的弱强对比，这无异于“叫花子与皇帝比宝”，肯定是要输的。搞自由化的人，不正是以这种观点来引诱人们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当然，对怎样才能使我们既能更快的发展，尽快赶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而又不丢掉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大前提的问题，确实需要有更多的人来认真研究，以便汲取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使之上升为更高的理论。但是必须使大家明白，如果放弃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大前提，在现实国际环境中，中国经济即使很强大，那也不可能独立自主，而只会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别的出路是不可能有的，更不可能确保工人阶级和其他广大劳动人民在以往所具有的那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了。〕
五、奉上《尼泊尔：国王没了，乱局仍在》一文（见《参考消息》2008年6月5日。）。一旦左派掌权后，怎样汲取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怎样切实做好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问题，也是应当引起高度关注的。〔这个问题提得好！不解决做好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问题，是不可能重获政权的；既便得到政权，也会再次丧失。〕
振城同志：您的文章多是正面的，如果能多举一些反面的实例，做正反两个方面的分析对比，揭露民主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和虚伪性，就像当年毛主席揭露和批判蒋介石国民党、揭露和批判美帝国主义那样，使人一看就使其原形毕露，大快人心，我想其战斗作用当会更大一些。希望您和像您一样有马列主义水平、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同志多写一些好文章，能在大学生和其他知识青年当中广泛传播。我们年事毕竟已高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后来人身上了。为了表明我的心迹，这里就用我写的一首诉说衷情的词作结吧！
粪土当年讨王侯，风雷闹神州，一轮红日喷出，大地遍歌颂。花正发，又寒流，几欢忧，潮来潮去，大道悠悠，信念乃恒流。
此致
敬礼
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 离休干部 彭瑞
2008年6月25日
大热天看完《驳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的随想
李振城先生：
您好！大热天，读完先生著的《驳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好苦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具有很高马列主义水平的大师级的著作。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当今世界上，我认为都是不可多得的高水平的书。
我过去对许多老干部十分尊重，认为他们革命多年，都有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后来看了一些东西，感到有些人所讲的是吓人的东西多，真正马列主义的东西少。比如有人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难道他们不知道社会主义的标准不是贫穷和富裕？“发展才是硬道理”。难道可以脱离生产关系来谈论生产力吗?怎样组织生产？产品归谁占有？怎么分配？这些都可以避而不谈吗？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道路的问题。可是，有些人却大肆宣扬“不问姓资姓社”，“不问姓公姓私”，“不问姓马姓修”，“不问姓中姓外”等等。此等水平，如果叫做以势压人还可以，而要使人信服可就难了。再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既可作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也可以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唯心主义的东西。谁都知道，检验真理的标准，通常是离不开实践性、阶级性和科学性三个基本内涵的。比如，毛主席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因为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得出了“好得很”的革命结论；如果不是革命者，而是反革命者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那就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
我是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供职的。后来调到河南省，长期从事高教、新闻工作，写过《十年文革是与非百年之后听人评》。该文提出五个观点：第一，评价一个人或事件是有阶级政治标准的；第二，评价一个人或事件，评价者的主观立场、观点，对所评价的人或事件而做出的结论是否客观、公正，是至关重要的；第三，评价一个人或事件，不应当由对立面的一方去评价另一方；第四，评价一个人或事件，要由后人来评，由第三者来评；第五，由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后人去评价，才有可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尤其是第三条，由对立面的一方去评价另一方，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客观、公正可言。我还写过《以右反左其患无穷》、《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文章。我这些文章同先生写的这本大作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先生的大作，站在高处，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研究国内外诸多社会现象，尤其用马列主义观点阐明、解释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诸多重大问题；可以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尤其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高度科学的极高的肯定评价，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亦即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给予了高度科学的评价和阐释。有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经历了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高峰，毛泽东思想就是其中的第三个高峰。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主义是以往人类社会科学发展的最高峰，也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而以《帝国主义论》为标志的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此后，以毛泽东为首的马列主义者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当代修正主义者，围绕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焦点是要不要和怎样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展开了尖锐的交锋，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从而使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为标志的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高峰。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违背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导致苏联亡党亡国了。中国也有人背离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可以说已经使中国走向亡党亡国的边缘。这一切，先生不仅看到了，而且还为中共中国开了药方，难能可贵。
我坐得住，读得进。读了李先生的书受益匪浅。可惜当代的许多当政者是理工科毕业的。他们不一定坐得住，读得进，读得懂。不懂马列毛，拿什么救国？搞什么社会主义？不懂不要紧，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姓马，可以接受类似李先生这样的人当顾问，充实理论班子。只可惜，他们并不一定看重那些坚持马列毛的理论家，而只重用什么吴市场，厉股份，曹破产之流所贩卖的亡党之道，亡国之策！
李振城先生：您在书中引用一位教授的文章，对“理论”、“代表”似乎也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系统的发展。如果是出于策略考虑我同意，如果出于学术研究我就不赞同。第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原则。第二，摧毁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后，同资本主义私有制决裂，建立、发展和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第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新型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第四，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有三个基本内涵，否则就是骗人的。这就是：①制定并执行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②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风格武装党、建设党；③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在经济上是：①提出新阶层论；②.告别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③.废除企业党委负责制；④加速私有化进程，实行股份制改造。在政治上是：①指导思想多元化；②.舆论无禁区，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③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④告别革命，实行全民国家、全民党。试问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有何异同？我想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派）是会有论证的。
本书第369页说，“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北京后，把故宫、圆明园的珠宝、文物窃掠一空，又火烧圆明园……。其中有误：不是八国联军，而是1860年8月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是1900年发生的事，晚了40年。英法联军入侵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签订的是《辛丑条约》。
李先生，咱俩是同岁，应当向你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低短情长，草草搁笔，希望咱们能成为革命战友！
顺致
更安
河南省新乡市 吕言夫
2008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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