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序

《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序　　

一、极不寻常的二十世纪末中国千载难逢的机遇　　

——“思想解放，制度创新”命题的提出　　

二十世纪是人类史上一个极不寻常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尤其第二次大战的“总体战争”（total war），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更为残酷。大战后期，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不久第三国际成立。此后数十年间，国际政治围绕这两个互不相容的对立整体（binary oppositers）而运转。美国史学家何普斯宾（Eric Hobsbawm）称1914——1991为世界史的“极端时代”。其特征是两个对立体或两个军事同盟从事“零总合的游戏”（zero-sum game），一方全赢，另一方全输（totally win or totally lost）。[1]　　

从更长远更广阔的视角看，二十世纪是从发动机工业转到电子工业、机械自动控制、电子信息转瞬传播的时期；同时完成了从国家市场转变到世界市场的过程。“世界乡村”已成多国经济必须日夕适应的现实，中国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世界化的市场中生存和发展，开放改革的政策既有千载难逢的机遇，也有不少明滩暗礁。　　

中国的二十世纪，更是一个秦汉以来最不寻常的世纪。中国经过三次性质不同的革命，在整个世纪中自袁世凯始到1989年所有连续不断的政治、军事斗争，都是“零总合的游戏”。　　

二十世纪末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世纪末。在最后的十年中，苏联瓦解。分解后的俄国的一部分领导人，衷心接受以美国新古典主义为理论根据、由哈佛名教授带头提出的“震荡治疗”（Shock Therapy）改革方案，以求毕其功于一役，建立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然而事与愿违，该计划不但未能全部实行，一经提出，即引起苏联内战结束后的最大的经济危机，只能依赖美国以及以美国为首之世界经济组织及经济集团，以数百亿美元或已支付或已允诺之援助，方能勉强维持。政治方面，虽经数次选举、制定新宪法，但政局尚未能稳定。反之出人意料之外，中国安全渡过“六四”以后美国的一些经济制裁，以灵活的政策，应付取消最惠国待遇的恫吓，并且能够于八、九十年代，每年取得百分之十左右的经济增长，造成世界经济发展的意外成绩。苏联的溃败与中国的成就，提出一系列的课题：美国专家根据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提出的方案何以不能行之有效？何以其一经提出即引起经济大恐慌？“震荡治疗法”的错误，是否仅限于操之过急？抑或是这个方案根本不适用于苏联？从学术的高度我们要问：是否“震荡治疗法”突出了美国新古典主义一些极度技术化的经济学的一个最严重的缺陷？就是它们学说的发展，越来越漠视理论与现实的关系。[2]是否美国经济学界的权威顾问只注意他们的建议是否符合最严格的理论标准而忽视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现实？是否他们的建议甚至不反映美国自身的经济实况和自己国内的政策？无怪美国最新一代中最有成就的学者、史丹佛大学经济教授、目前克林顿总统最有力的经济顾问施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以揶揄的口气批评者批美国顾问对其他国家提出的改革方案：他们的忠告就是“追随我们的说法，而不是我们的做法”。[3]　　

我们也必须同时强调，中国经济虽然继续以非凡的速度增长，但是实用主义的实践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建立有利于长期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制度与政策，当前严峻的现实是中国还没有能够解决一些很迫切的问题，例如贪污舞弊普遍全国，国家财富资源大量流失，人口盲流全国，农民负担过重，工人生活水平增加不多而保障更不如前，国营企业亏损未能抢回等等。而朝野上下，尤其知识分子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解决方法一直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甚至未见略微令人乐观的、可行的预期前景。例如中国目前的成就是否仅仅是走向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一个过渡时期？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按新古典经济规则的经济制度与政策是否就是中国最终的目标？中国是否必须全盘否定过去五十年的历史？市场经济是否可以控制贫富不均？自由竞争如何才可以符合正义原则？中国在美式的资本主义与传统的社会主义之间，是否可以经过思想的解放，达致一个平等正义原则，保持经济继续迅速发展，逐渐建立新的民主政治制度的预设前景（vision），而根据这个前景建设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政治学、人文学科，再以这些学术为基础和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寻找到一条创新的道路，对全人类做出新的贡献？　　

此皆之元本书论文所提出的发人深省的问题。要解放思想，中国的知识分子双重任务：既要学习研究目前西方五花八门的思想、理论与实际制度、政策、它们的历史发展和最近的变化，同时又要以严肃、客观、冷静的态度，从历史的角度反思传统中国以至近七十年来的惊人成就，以及其中极为惨痛的经验。反省之余，更能以西方为参考，以中国现实为根据，解放思想创新制度。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即是反思的一代，更应是创新的一代。这正是之元这束论文的主旨所在。　　

在这个国运转折的关头，不少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各派，必有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观点。中国能否渡过面前的浅滩暗礁，能否充分利用千载难逢的机会，先决的条件是：　　

一、在政治上，公开誓绝的“全赢全输”斗争方法。　　

二、在学术上，摒弃过去学术从属政治的原则。学者自己也改正过去主动引入政治力量，用政治方法压倒不同的意见来解决学术问题的恶习。　　

三、寻找美好的、切实的预期前景，作为政治行动与学术研究的预设假定。　　

四、在目前已经存在的不同意识形态与不同的预期前景中，以合理的态度获得一个“重叠的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这是之元在此已经开始但尚未能完成的工作。　　

二、中国与美国两个极端不同的“例外主义”　　

——对美国思想、理论、制度、政策必须严格分析、慎重选择的原因　　

即使中国的学者专家对美国有很深刻的了解，中国也不能随便套用整个或部分美国思想、理论、制度、政策与生活方式。因为在美国行之有效的思想、理论、制度、政策不一定能适用于中国；反之在美国不能普及得思想、理论与初具规模而不能展开的制度，也有可能适合中国情况，可以采用并顺利推广。其基本原因是，美国与中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总体。美国政治学家曾提出“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 exceptionalism)的论点。实际上，中国也是一个“例外主义”的国家，并且这两个例外主义是极端相反的整体，其大相径庭之要点为下：　　

第一，两个历史传统极端不同，之元早在1984年就指出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一文的重要性，他说西欧文明的“基因”定型时代是希腊城邦制度，而城邦制度特征之一是民主与法律。反之，如何炳棣教授在近十数年论述与分析中国历史文化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有史以来，一脉相承的文化宗法制度为中心，中国宗法制度的政治核心是皇帝制度，中国现代化的阻碍是“宗法基因”。[4]　　

美国的发展与西欧页不同。哈兹（Lowis Hartz）早于1955年在其名著《美国的自由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a）中指出：美国人从欧洲移民而来，没有长期建立欧洲式的“封建制度”，因此美国自由民主传统自然而然地发生，阶级意识较为淡薄，民间社会发达，独立自主团体与社区丰富多彩。这是从后来所谓“美国例外主义”的开端。中美两国历史文化截然不同，使中美两国政府与人民不易互相了解，也是中国必须严格分析美国思想、理论、制度、政策，适当应用的原因。　　

第二，美国在十九世纪前七十年即以购买、战争、移民，以武力驱逐印第安人的多种方式，夺取密西西比河以东洛蓝得河以北的土地，将国家疆域从大西洋沿海，扩大到太平洋边缘。这是美国所谓的“美国运动”（American Destiny）的源起。这个新占领的人烟稀少的边缘地带，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国能比欧洲容易解决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带来的工人失业、城市贫民集居以及多种社会问题，避免了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所描述的英国工人及下层阶级的生活，亦即马克思早年耳濡目染的工业个民在欧洲的情况。中国情况则截然不同，中国农村中的剩余劳力，往往是一支数以百万计的流动人口，盲目涌入人口已经过度稠密的大城市。　　

第三，直至本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工人没有浓厚的阶级意识，工人运动组织力量微弱。美国与欧洲工业城市不同，欧洲工人聚居于工厂附近，又多数集中于同一选举区域，彼此不仅在工作上并且在社会生活、政治工作中，接触频繁。美国除少数“公司镇集”（company town）以外，工人散居于不同的选区，因而工人的政治与经济力量不易集中，此外政府与大、中企业对工人运动组织，控制严密。罗斯福实行新政以后，美国工人运动组织，得到政府立法保护与支持，方有所发展。但七十年代以后，又逐渐衰落。目前私有企业中的只有百分之十、二十的工人加入工会。最近两三年来虽有重整旗鼓的计划，但是否有预期之效果，至今言之尚早。　　

与此对比，中国工人以工厂为单位，改革以前工厂担负起工人居住、医药、退休养老等，并有终身职务、子女顶替制度，工厂工人自成一社区。一旦工厂单位制度破坏，失业、下岗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如未能未雨绸缪，则工人或资服务或有组织的反抗行为必引起整个社会的动乱。这个预测不仅人所共知，且有学术上的根据。美国近年社会科学者研究多种使用暴力革命的行为，得出的结论是，这种行为的基本原因有两种“互相比较的损失”（relative deprivation）。第一种是目前与过去对比的“损失”，过去除官员干部外，工人为享受利益最多的阶层。目前实行的一些改革方案却取消了不少工人原来享有的实惠。第二种是个人与个人目前情况的对比。目前一部分人已经先富了起来，如果工人生活每况愈下，其失落感将发展成为反抗行为，甚至可能进一步转变为动乱与革命。此种情况，决非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如官僚资本家、公子哥儿、外商的经理、职员和那些少数政客，所能抵御得了，他们虽身坐奔驰轿车，手挥万元美钞，在此之前仍然犹若“螳螂挡车，不知其不胜任也”。即有百万雄师，成则弹指之间，烟消云散或则烽火四起国亡无日。因此，在改革国营工厂，实行增加经济发展速率的种种政策之前，本鞥不预先安排好工人在经济组织转型时期中的利益，以便进一步提高工人在改革过程中及其后在经济组织中的地位和参加决策与分享利益的权力。　　

中国农民问题，同样如此。中国领导人从他们的实际经验中必然了解上述的理论推出来的看法。　　

中国朝野上下对解决这个改革的中心问题，显然也有他们的具体办法。现成的西方理论也可修订，用作为中国的参考：西方二十世纪的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在其当代名著《正义论》（Theory of Justice）提出正义制度的原则其中一条是“差异的原则”（the diffrence principle）。这条原则的第一部分是“社会与经济不平等的安排是能够取得社会上处于最劣势的人的最大利益……”（to the greatest benefit of the least advantaged）。多年前我曾说过，比起美国，中国社会更符合这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在目前采用市场竞争制度、改革原有经济体制时，也可以应用。只需添上加重点号的几个字“改革经济体制时，社会与经济不平等的安排是能够取得社会上处于最劣势的人的最大利益”。这条原则承认经济改革会增加社会上经济上的不平等，但是在多种可行的经济制度与市场机制中，中国应当采取其中的一个方案，俾能取得社会上处于最劣势的人的最大利益。之元在这束论文中，有一篇专介绍罗尔斯的思想，除讨论《正义论》外，还提到1993年，罗氏在其新著中对他的《正义论》可用的范围做出了明确的限定，并提出“重叠的共识”概念，作为稳定的政治社会所必需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多种改革经济制度与市场机制的安排，比美国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者所提出的方案，更能够符合“差异原则”，更能够取得社会上“处于最劣势的人的最大利益”，更能够给工人在工厂管理，尤其是在车间管理的场地上，应有的若干权力，这些方案是否为中国所接受，是否可行，虽尚未可知，但是我深信不疑的是：如果中国因经济改革而再一次引起工农革命，又动一次大手术，则手术台立即会变成尸体解剖床。　　

第四，最根本最重要的不同是美国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大部地带雨量水源充足，有利于资本主义式的工业与农业的发展。资本主义以个人狭义的自私为出发点，最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因此，是适用于丰富资源而人口稀少的社会。反之，中国地虽大而物不博，耕地奇缺，往往南涝北旱，矿源分布不多，人口则居世界之首，处于贫穷线下的人口数量甚多，因此维持大多数人能勉强糊口的最低生活水准是当务之急，也是发展经济的前提，此非美式资本主义在短期中可能解决的问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承受经济打击的能力不大，即使全民衷心接受马上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只能得到比苏联更惨痛的结果。中国不能也不需要重复走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老路，只能另辟蹊径，迎头赶上，恢复并发扬扩大立法、立功、立言的优良传统，极力发展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以补天然资源之不足，建立一个以正义为基础以人民幸福为目的的人本主义社会。　　

三、以“反思平衡”为方法，以解决中国进退两难的问题为目的　　

上述“美国例外主义”与“中国例外主义”的四点鲜明对照，说明中国不能随意接受美国思想、理论、制度、政策。但是美国某些思想、理论、制度、政策却能烘托出中国历史上遗留的种种积弊，对解决中国的问题，很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美国思想、理论、制度、政策及其在欧洲的历史渊源，将其分解成不同的部分，对照中国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当前的现实，谨慎选择其适用的部分，有时可以灵活变化，吸收其精华成为思想解放、制度创新的组成要素。　　

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冷静反省中国的历史经验与分析现况，一方面肯定目前行之有效的优点，另一方面探索各种严重失误与不合时宜的思想、理论、制度、政策的渊源，以为前车之鉴。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学者对中国历史，尤其是革命以来的成败功过，出于自身的经验、个人的体会，当然有不同的见解。反省与分析之始，总是以过去的思想、理论的纷争为出发点。因此新一代的学者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必须超越个人感受以及以往那种学术政治斗争黑白分明的作风、文风，代之以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发展前途的不确定性为出发点，虚怀若谷地去了解彼此不同的看法。社会科学的工虽不可能达到完全客观的境界，但是学术毕竟还是有学术的标准，以学术的方法和标准去分析中国历史是我们学者的首要任务。　　

选择、应用西方的思想理论去分析中国问题时，也应当坚持学术态度与学术标准。中国学者应当开卷有益、博览群书，再深入了解西方各派不同的学说，然后再对照中国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谨慎选择适用于中国的部分，然后再从这种思想理论的角度去进一步分析中国情况，审定其思想理论是否真能增加我们的了解、解决中国的问题。反过来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去检查西方的思想理论，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制度、政策也要用同一方法去分解、选择、审定与灵活采用，在中西方相互比较，彼此引证，反复思索中，求得“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然后再将这些达到“反思平衡”的经验性的命题(empirical proposition)，用社会科学严格的方法去检证(verification)或证伪(falsification)，其中规范性的命题(normative question)与道德伦理问题应当以合理性(reasonableness)，合乎人性及合法性 (legitimacy)的标准鉴定，其中有关制度政策的结论，除以合理合情合法的标准去衡量外，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最后才能将这些经得起考验的个别的结论，综合成一个思想、理论、制度、政策的体系，作为建立新中国的基础。　　

之元在介绍罗尔斯思想的文章中，曾介绍“反思平衡”的方法，不过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是用于寻求正义原则的方法，我在这序言中，借用这个方法的大意，应用于讨论如何结合中国与西方的思想、理论、制度与政策的某些部分、去解决中国问题。之元这束论文可以用来作讨论这个方法的一个例子。之元有些论文在形式上或以讨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思想理论为开端，或以西方或美国的理论、制度、政策，作为他的结论的根据。但是他的论述始终围绕着中国思想界的讨论与中国的现实，就算是专门讨论西欧和美国的思想、制度的，他也是“扎根于中国现实”。　　

在本文以下的各节中，我且举出之元应用“反思平衡”方法的实例，在这里我只要指出之元在这一束论文中，提出不少个别的结论，这些结论或针对中国目前面对的最迫切的问题，或提出中国长期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与具体形式。他既从中国历史着眼，也引用美国理论界最新的学说、深奥的理论，最近的制度方案，去对抗美国主流派的经济学与一般人对资本主义的庸俗的了解。一个结论，都可以作为一本学术专著的假设(hypothesis)或主题(theme)，其中的“经验性命题”还需进一步以具体事实和数据去检证；每一个“规范性的命题”也必须更深入的讨论。之元这些个别的结论互相支持；各种深浅的层次、彼此呼应，一个重组的系统已隐约可见，但仍需明确地完整地论述。完成这一系列的尚未完成的工作是之元自己在这束论文中提出的今后的任务。　　

四、破立并举的创新　　

——超越“两分法”，反对“制度拜物教”在方法论上的真正意义　　

思想解放、制度创新的出发点、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就是“超越（中国）传统的两分法”，之元说：“各种传统的两分法——私有／国有、市场／计划、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改革／保守——似乎失去它们的刻画现实、想象未来的能力”。这种两分法，强调“非此即彼”。要明白之元这个题法的重要性，我们就必须指出：这个近几十年的思维方法，同时也是中国二十世纪意识形态的中心问题，它与中国现实政治互为因果。中国二十世纪的致命伤是“全赢全输”、“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形式。这个有时不可言诠的行动规则，更多时候演变成旗帜鲜明的实际行动的方式，也就是博弈论中的“零总和”游戏的规则(rule of the game)。其最低限度是“囚犯两难困境”中的“支配性的策略”(dominant strategy)。在人类互动行为中，各种不同的博弈与其中不同的规则，比有形的、有文字根据的制度，更有决定作用。二十世纪中国的“零总和的游戏”是这世界史的“极端的时代”一个最持久、连续不断的惨痛的悲剧。这个在意识形态上、在政治中，非此即彼的“两分法”，用最浅显的社会科学的说法，就是“两极分化”。如上“最高权力是单一的，不可分割”的一元论的思想。誓绝这种两分法，不仅是开辟创新的空间的必要条件，并且是破除“全赢全输”作风、文风的思想上的出发点。　　

之元两分法的概念是针对中国目前现实而言而不用套用西方学说的两分法的结果。西方的两分法基本是学术理论上方法论上的概念，并无中国二十世纪两分法的政治意味。之元超越两分法的道路，不是用西方理论，而是来自中国哲学家“一分为三”的说法，比如老子“三生万物”的思想。之元在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同时，存其精华，选择其中一部分，作为自己思想理论的出发点。同时参照法国人类学家大师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三元模式”和法国年鉴学派的雅克·高夫的“第三领域”的思想与庞朴教授“一分为三”的概念，互相引证，这显然可视为“反思平衡”的一个好例子。“一分为三”、“三生万物”就是思想上的多元论，有了思想上的多元论，方能有政治上的多元论，而有了政治上的多元论，方能建立多元的政治制度，方能建立以“重叠共识”、“主权在民”、权力互相约束的制度，方能以对话、谈判、议价、妥调、和解，代替全赢全输、“零总和”的斗争形式。　　

在后记中，支之元指出，批判“制度拜物教”是他的解放思想、创新制度的另一个基点。“拜物教”一词出于马克思。当代中国一些知识分子，视马克思主义为万恶之源，转而寄望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制度。“拜物教”这一意义晦涩的左派词组，也许容易引起某些人的误会与反感。其实之元所用的词组在更高一个层次上，实在有很深刻而又很实际的意义，这就是，抽象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与有关的具体的实际制度的可分性。譬如说：　　

一、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Special Interest Groups)的制度。　　

二、美国特殊利益团体——国会委员会(Congressional Committee)——行政机构中的相应的司局间常有的以特殊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的联合阵线。　　

三、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说的“军事工业的复合物”(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四、个人财富和金钱操纵政治等等具体制度与政治动作，可以与美国的民主自由主义分解开来。　　

从更抽象的层次来说，政治多元主义、民主制度与权力互相制约的思想，并不一定具体实现于美国式的行政、立法、法院的互相制衡的具体制度之中，英国两党及三党的互相制衡、选民在竞选中的选择、当权者或当权的阶层与“公意”的分歧等等，都可以体现这些抽象的思想。将抽象的、有普遍意思的思想，与特殊的规体制度分解开来，也就增加了制度创新的可能性。　　

同时这个抽象和具体的分界性的概念，也可以倒转来用，这就是说，摒弃某一种抽象思想的同时，人们可以选择采用渊源于这一思想的某些制度和政策。譬如中国可以一方面否定毛泽东的乌托邦空想和建国以后的冒进主义，但同时一方面又肯定和采用毛泽东在农村中建立五小工业的政策方向。　　

总而言之，强调抽象思维与具体制度的可分性，能够从思想与制度两个方面，同时展开我们的视野，增加可以选择采用的各种思想与制度。我写完这一段后，收到之元寄来的英文稿：Particular, Universal, and Infinite: Transcending Western Centrism and Cultural Particularism in the Third World，之元在此所说的Universal大约相当于我所说的“抽象的、有普遍意思的思想理论”， Particular一词与我所说的“具体制度”相仿。但是之元更进一步，提出Universal与Particular两个概念在思想史上的发展。这是本论文集最好的文章之一。抽象思想与具体制度的可分性似乎是一个普通常识，但是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一点，却是很有实际意义的。中国与美国知识分子，尤其是研究政治理论的，包括我自己在内，一向的思维方法是探索思想与制度的联系，试图发现各种现象的关联，然后创造一个封闭性的系统(a close sysytem)，或一个有机的而不是分割的统一体(an organic whole)，我们认为这是深刻思想、博大创造的特征。国内仍有意识形态工，惯用抽象的思想与词组，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另一方面，有些学者用极左毛泽东思想或新左派等各称去否定一个具体制度、政策和建议。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戴大帽子”的作风，我名之为中国式的“麦克锡主义”(Mc Carthyism)。此外还有一些以写杂文成名的学人，有骂街式的彼此揶揄的恶句。即便有学术修养的学者，在提倡或反对一个具体制度、政策或建议时，有时也会过分依赖抽象思想与口号，而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强调抽象思想与具体制度的可分性，是改正这种作风文风的一步。在这里我有必要顺便指出：之元在批判“制度拜物教”的同时，也在提倡“民主的动态制度化”和建立多种政治经济民主的制度。总之，之元的这两个思想解放的基点——即批判两分法，强调抽象的带普遍性的思想理论与特殊具体制度政策的可分性——是我举双手赞成的。　　

五、学习与选择　　

     ——抽象学术理论的重要性　　

——“规律”与“解放”的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　　

七、对中国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分解与选择　　

在更抽象的层次上，之元指出“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与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史密斯的理论有密切不可分割的关联。按之元的看法，史密斯的错在于他没有严格区分“社会分工”与“技术分工”两个不同的概念，以为细密的“技术分工”是增加生产效率的唯一有效方法，而未看到工人与工人间、工人与工程师及其他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之间之合作制度，即日本丰田工厂的“团队合作”和以“工人岛”代替“工作线的方法”是提高产品质量、改进技术，又能增加生产效率的措施，这个措施中的保存“社会分工”，减低“技术分工”，这是对史密斯理论的一个重要挑战。　　

用最简单直接的方法说，之元不全部排除资本主义，但是他分解了资本主义与实际的每个部分，然后选择采用吸收其最好的又能与中国现实与理论结合起来的一些要素，同时摈弃一般人未经深入研究与思索而盲目接受的另一部分。　　

但是我还应再次指出，之元接受艾斯特的看法，认为资本主义不一定是组织社会经济最优的制度，并且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德国的制度优于美国，德国工厂法，规定在大小不同的工厂中，工人代表在公司董事会中应占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席位，德国工人福利高于美国、日本团队合作制度已被美国一些工厂采纳，从而促进工厂产品的质量与数量。日本工人的生活保障远在美国之上，经理与工人收入的差异却小于美国数倍。之元认为资本主义是少数人的经济，精英的经济，它将财产权处于优先地位，和理想的民主主义政治有矛盾。　　

经济民主是之元的理想经济制度的内容。他在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曾指出经济民主的宏观基础是主权在民的概念，，围观基础是“后福特主义”的工厂制度，在特定意义之上，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他接受芝大教授普泽沃斯基的说法：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民主的同义词。我在下一节中将介绍之元民主主义的思想，这个思想是中国政府不易接受的。也即就经济民主而言，之元的看法是非常明确的，而官方所提出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外延内包却是很笼统、很含糊的。大概中国领导人还在摸索中，也未能取得共识。官方的说法与之元的论点两者之间关系如何，还要看政治形势的发展。　　

八、民主主义与预期前景　　

之元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综合体，他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的预期前景中的民主政体远远超过目前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民主的最大弱点是没有经济民主的支持与配合。七十年代以后，美国的贫富悬殊又重新开始扩大，自共和党列根总统获选以后，随着民主党政治力量下降，金钱财富对政治权力的影响更为明显，1994年共和党获得众议院大多数议席后，纽·更日叱(Newt Genrich)议长主持的“与美国的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减低对下层阶级的援助，其他各种建议也反映财富力量的上升。据一个最全面的研究。1996年大选，总统与国会的竞选经费，估计将在十六亿美元。财界提供共和党总统之选举费比捐助民主党总统选举费多于三倍左右，其他商业界则多于两倍左右。8美国国会不仅公开的减少救济贫民的经费，并且间接地推行“对穷人秘密的打击”。9之元认为美国经济是“少数（人）的经济”因此资本主义与他理想中的民主政治有内在的矛盾，只有结合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方能有彻底的政治民主。　　

之元的民主主义理想，渊源于十八世纪卢梭的著作，尤其是“公意”的概念。主权在民的观念是他的民主政治与经济民主的内在联系。他崇尚当代罗尔斯的“正义论”与“政治自由主义”，他接受昂格的改造社会的理论，这个理论中的“权利系统”的外延内包远较目前美国的权利领域为广阔而意义更深远。　　

之元深知他的理想不可一蹴而就，只能用渐进的、改良方法，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同时并进，促使逐步的民主制度化的演变，让我们简单的介说以下数点：　　

第一，之元根据近年来对卢梭的最新的权威性研究，推翻了托曼(Jacob Talman)对卢梭思想的诠释。托曼认为卢梭的“公意”的概念是当代“极权主义民主” (democratic totalitalianism)的原动力。这个诠释与冷战时期的思想一致，所以被广为推崇。我完全同意之元对托曼的批评，因为我提出的“全能主义” (totalism)的概念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大有不同。　　

之元论卢梭一文的特点是用博弈论去诠释卢梭的“公意”(general will)的概念，按“囚犯两难困境”(即“囚犯悖论”，Prisoners’ dilemma)说法：两个人如果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可以有共同利益，但在另一个情况下，却只有特殊利益，用之元的话说：“如果仅受每个人特殊利益的引导，可能最后事与愿违，使共同与特殊利益都得不到实现”，卢梭的“公意”的概念，就是应用于多数人的群体（如国家）中，超越“囚犯两难困境”的方法，这个方法要求每个人按照“公意”而不是按照个人特殊利益作出个人行动的决定，例如不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按“公意”投票，这个似乎很简单的学说却是卢梭以来，政治哲学辩论的一个重点。之元用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的“陪审团原理”说明卢梭的观点。这个原理要求每个陪审员不按照自身利益，而是按自己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行为而投票。这是一个以“公意”为动机的制度，这个至今仍然应用的原则与卢梭的思想暗合。　　

卢梭与洛克是契约论中的两派的始祖，至今两派仍然旗鼓相当，但是之元推崇卢梭而摈弃洛克的学说，因为卢梭没有将财产作为自然权利的一部分，而洛克持相反意见。美国人权宣言中用“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是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提法与卢梭的说法一致、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将“财产”列于生命与自由之后，指明是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个提法与洛克一致。之元推崇卢梭而摈弃洛克的学说，基本上是因为他怀疑，绝对的财产的观念的正确性及其负面的社会效果，这自然与之元对中国的目前情况和他的理想有关。美国一些思想保守的学者却认为在十八世纪时，在一般人的观念中财产与追求幸福是不可分的。所以上述两个文件并无矛盾，这个诠释自然有它的意识形态的背景。　　

第二，之元用肯定的语气介绍当代契约论大师罗尔斯的《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两名著中的学说，他说罗尔斯是当代的卢梭而不是当代的洛克，他肯定罗尔斯的学说的同时，也否定了自然法、自然权利学说，他指出私人权利占有权是中世纪神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以来，即已被视为“自然权利”的一部分，并且指出中国应当以批判法学派的“权利束”的观念作为思考经济制度与政策的根据，并以之作为创新的基础。之元在讨论私人财产的制度时，没有涉及到一个崇尚绝对私有财产最有影响的学说，这就是，财产是人的自由和民主制度的最基本的保障，这是之元未完成的工作之一。　　

第三，之元不仅主张民主而且赞赏毛泽东所提出的“大民主”的口号，之元不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在目前中国知识分子中，难免会引起很大的反感。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之元强调“大民主”制度化的必要，而谴责文革时代的混乱。他指出毛泽东未能完成完全脱离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要阶段论的影响，不能了解到资产阶级的民主，虽有多种弊病，但是也有他的实质。毛泽东不能理解选举不一定是曹锟式的贿选，因此他提出“大民主”的口号而没有能将“大民主”制度化。之元认为，目前乡村的选举，一方面有抗战时期地方选举的历史背景，也符合目前的情况，他知道美国民主政治最早的基础是市民集会(town meeting)和地方选举。中国的选举制度应当自下而上的逐步推广完善，以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最近的将来之目的，同时目前的人大应发挥逐步建立民主法制的作用。这样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互相结合的方式，可以促进民主政治的演进。　　

在理论方面，之元接受昂格“享有实权的民主政治制度”(Empowered democracy)的概念和他所提出的社会制度中的四个基本权利。这就是：　　

一、市场权利；　　

二、豁免权(immunity rights)，包括自结论社自由和享受社会福利(entitlement)的权利；　　

三、改变现存已经不适用的制度的权利；　　

四、团结的权利(solidarity rights)。　　

这些权利超出于目前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权。之元与昂格都认为中国与巴西等边缘地带国家可能较容易地建成这样一种理想的制度。　　

之元强调没有经济民主就不可能有政治民主，同时没有政治民主也不可能有经济民主。他多次明确的或暗示的指出，没有政治民主，经济改革中的一些私有化的措施，很有造成官僚资本主义的危险。不仅中国人，连美国同情中国的都知道，如果没有民主舆论的监督，在建立市场化的经济过程中，官僚可以利用他们的特权，用各种方法以最低代价，小至如觅得儿女出洋留学的机会，大至于接受有形的无形大宗贿赂，将国家的财产，以开放改革的名义，双手奉送外人。腐化是中国目前的致命伤，是二十一世纪“亡国亡党”的征兆。当然，政府可以执行严刑峻法恢复过去干部的优良传统，以及设立一些适应扩大市场经济并有利于吸引外资的防止腐化的新制度，但是没有民主舆、论群众组织的监督，这些方法都只能事倍功半。　　

第四，之元认为建立民主制度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相辅相成的，民主并不一定等于将权力分散到地方。在他的《关于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三个理论问题》一文中，指出美国在南北战争后，联邦政府的权力，更扩大了一步。这条修正案规定各州不经正当法律程序(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不能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事实上，内战的目的就是维护一个联合的国家(preservation of the union)，内战后的修正案自然增加了联邦政府控制的能力。之元无疑是用这个修正案“以美为鉴”，反对中国目前各省政治力量过度膨胀的趋势，提倡维持中央政府的权力。　　

中央政府如果推行民主制度，得到大众的支持，合法性和实际权力就自然可以增加。之元不否认在过去中央政权让利的政策下，地方政府对经济迅速增长所发生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功能，但是他强调，如果各省各地区权力过于分散，中央政府政治力量与财力不能主持中国全局的发展形势，则各自为政的地方与区域的经济增长，不仅必引起全国经济上的倒退并且也危害各地方与区域的经济社会。有一个时期，地方政府不顾全局，而拼命扩大地区经济建设，引起全国通货膨胀，最后由中央严格执行紧缩政策，然后才有其后全国过热的经济的“安稳着陆”(soft langding)，使全国经济暂时稳定，城市人民生活费用不至于再过分增加。这些经济发展中的政治问题，就是政治学上所说的“集体行动的问题”(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也可以说是“公用场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由中央政府运用经济学原则，用政治的方法去解决。　　

最后，让我们回想这个不同寻常的二十世纪，以及这个更不同寻常的世纪末的中国所面临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和充满了浅谈暗礁的前途。让我们追想人类历史在每一个大转变的时代，就会出现与时代相称的伟大的理想和切实的预期前景。那么我们就会问，是否中国二十世纪末会　　

历史上卢梭的学说、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以及近数年对新古典主义经济的批评、罗尔斯的“正义论”、法学批判学派等等，都是在西方转变时期中产生，有的是明显理想系统，有些是建设在隐含的理想或预期前景之上，它们的技术性的学术探讨与结论要是都离不开政治、道德、理论的预先假定，不然也有其政治、道德、理论的含意(implication)。　　

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转型时期，中国必然要有一个理想和预期的前景。在目前政治体制中，这一个理想和预期前景，不可能在正式文件中说明或讨论，只能在学术机构中，在很狭窄的范围以内研究讨论。超出这个范围以外的研究与意见，必须“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或“束之高阁，俟天下太平”，然后公诸于世。之元爱读书，其他唯一的嗜好是思索与谈论国事，若有所得，即挥笔疾书，夜以继日，不受任何约束，不拘小节。其求学论政之道，犹如“海阔天空我自飞”，其所成之论文集，以其雄厚的学术知识，讨论当前最重要，最难解的问题，在个别论文中，已提出不少见解与结论，在整个论文集中则贯通着一个隐约而不明显的预期前景。他尚有几十年的时间，去检证其中“经验命题”，去再度思索其中“规范命题”，然后提出一个明显的经得过考验的系统的预期前景。这个前景也是一个新的政治学的预先假定和前提。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说：“当我国经济在下一个世纪成为最大、最强的经济时，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也可能转移到我国来。”建设一个中国的政治学比建设一个中国经济学难度多几十倍，但是希望中国学者踊跃参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使中国政治学有一个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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