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全面解读“重庆新政”--中国道路的另一种选择 -

未来十年的三个定位，以打黑除恶作为纠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突破口，以唱读讲传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抓手，以建设内陆大开放的战略高地作为重庆发展的最大动力，以建设五个重庆，打造国家中心城市为发展目标，以房改、户改、土改、劳改（劳动制度改革）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以包括国有、民营、外资三驾马车重组优化的经济结构；以切实改善民生为归缩。

本书的策划正处于争议最大的时期，出版时，却已得到中央正式的肯定。但我仍旧坚持，思想知识界应该领先于政治家，而不是看政治家的眼色行事。在大家惶恐于“改革丧失动力”的时候，重庆模式的出现，就说明新的政治竞争模式已经出现，富有创造性的实践已经产生而且还会继续产生，突破官僚体制的压制和思想的偏见，人民群众和社会历史是最公正的评审者。

——杨帆

重庆模式，：苏伟杨帆刘士文，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时间：2011—1，定价：￥42.0

序言——

中国发展的新起点、新转折与新模式

——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61周年国庆节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可见，以十七大为标志，中国全国及其每一个地区，包括重庆，都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这个新的历史起点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意义呢？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渐进式”改革也积累了不少矛盾；社会主义怎样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仍是时代难题。因此，科学发展势在必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继续开辟。

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遭遇所谓的“特区困局”参见《深圳特区今日成立30周年，学者为“中国模式”把脉》，2010年8月26日《经济参考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万马奔腾的中国大地上，迫切需要新的创造，需要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对“深圳模式”进行超越。正是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在改革开放尤其是重庆直辖以来改革发展的基础上，重庆市委、市政府施行了一系列“新政”，搞得轰轰烈烈，取得明显成效，引起海内外媒体高度关注。2009年，香港《亚洲周刊》第六期整版发表一组专题报导，提出金融危机下“重庆模式创中国经济反攻新路径”的新观点，“重庆模式”开始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媒体将重庆做法称为“重庆模式”（尽管它们所概括的层次和重点各不相同），重庆市的主要领导人乃至国务院的重要领导人，也都公开使用“重庆模式”概念，并对其作出重要评价参见《重庆市长：按照重庆模式西部可以打败长三角》，2010年4月21日《经济参考报》；《王岐山在重庆考察时盛赞：重庆模式值得好好研究》，2010年7月10日《重庆日报》。。对因“重庆模式”而超常规发展的重庆，有境外媒体评论说：“如果把中国比做一本杂志的话，那么这本杂志的封面会是北京，封底是上海，而重庆将是代表着未来发展的下期预告。”凤凰网：《重庆公租房为百万人而建，不是摆噱头》，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7/03/1713021_0shtml。

“重庆模式”或称“重庆经验”，可以有三个层面上的意义，这就是地方发展模式、问题解决模式、全国转型模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在书中把事实和观点系统地摆出来，目的是通过对“重庆模式”的探讨推进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

一、对“重庆模式”概念的说明

“重庆模式”从最初提出到现在，有很多人从不同层次上进行解读。

率先宣传“重庆模式”的香港《亚洲周刊》，以及相继转载的各主要报刊、网站讲的“重庆模式”，是指重庆创造的一种与广东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乃至浦东模式等不同的，“改变改革开放前期以投资及出口拉动经济的粗放模式”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参见《重庆模式创中国经济反攻新路径》，香港《亚洲周刊》2009年第6期。；重庆市长黄奇帆和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讲的“重庆模式”，指的是重庆创造的“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即大量零部件在本地生产，主要市场在海外）加工贸易类型的新模式，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外开放的新模式参见《黄奇帆:按照重庆模式西部可以打败长三角》，2010年4月21日《经济参考报》；《王岐山在重庆考察》，2010年7月10日《重庆日报》。；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讲的“重庆模式”，主要指的是重庆创造的“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得以携手并进”的新模式，即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的国企改革发展新模式和所有制结构新模式参见《重庆模式、经济民主与自由社会主义——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商务周刊》2009年第22期。；《南方周末》强调的“重庆模式”，重点指的是“政府投资基建新模式”，但它对重庆这种“政府主导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模式提出了强烈质疑参见《解读重庆模式》，2009年4月29日《南方周末》。；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讲的“重庆模式”，则是指他认为唯一能够“拯救中国房地产”的重庆公租房建设模式参见《郎咸平：只有“重庆模式”才能拯救中国房地产》，新华网（网页：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0-08/03/c_12402260htm）。。此外，还有不少人将重庆的不少特殊做法——或“打黑”，或“唱红”，或户籍改革，或土地市场建设，甚至于大规模的植树造林等，也都称为“重庆模式”。这些都是狭义的“重庆模式”概念。

时隔一年后，率先宣传“重庆模式”的香港《亚洲周刊》再次大篇幅地宣传“重庆模式”：“在中国迈向共同富裕路途中，重庆正在探寻一条中国模式新路径。”参见《重庆探寻中国共同富裕模式新路径》，香港《亚洲周刊》2010年第12期。这是层次更高、内涵更广的一个新的概括。它还认为“重庆模式”的实质和个性，是重提为人民服务、联系群众，等等。我们比较认同它的这一评价，认为它抓住了重庆模式的实质性内容。但是，尽管强调了政治建设的内容，《亚洲周刊》仍未能明确地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层面，即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狭义）社会和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广义上，来讲“重庆模式”。

而我们所讲的“重庆模式”，则是广义的“重庆模式”，特指中共十七大以后的200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主政重庆后，重庆市委、市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重庆直辖以来发展的基础上，施行的一系列“新政”，从而形成的一套经济、政治、文化、（狭义）社会与生态发展的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发展路径。我们认为，“重庆模式”不但是一种与沿海的外向型模式有别的内需型发展新模式，一种与沿海的“两头在外”模式有别的“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适合内陆大开放的加工贸易新模式，一种国企改革与发展乃至整个所有制结构优化的新模式，一种有效解决民生问题尤其是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的新模式，一种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模式，一种净化人们的心灵、净化社会环境、净化生态环境的新模式，而且是以上所有这些“模式”的总体叠加、系统综合。概括地说，这是一个很有成效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能实现有效结合的具体模式、一个很有成效的科学发展的具体模式。

二、“重庆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

要理解“重庆模式”的意义，必须了解其产生的历史大背景。这一历史大背景，就是改革开放30年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基本态势。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五大矛盾：

一是城乡矛盾太大。“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严重阻碍发展，也极不公平。

二是地区矛盾太大。邓小平讲东部先发展起来，到世纪末再帮助中西部发展是对的，但政策执行有偏差，再加上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使得城乡、地区的差距进一步加大，从而埋下了极大的社会隐患。

三是经济与社会的矛盾。这是“一手硬一手软”的新发展——“软”的方面从思想道德发展到民主政治、人民生活，等等——导致的。教育、养老和住房改革，由于都走了片面市场化的错误道路，成为三大严重问题，被群众称为“新三座大山”。分配上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逼近05。整个民族道德大滑坡、“黄赌毒”泛滥。在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腐败行为仍不断发生。

四是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五是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与国家安全的矛盾。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扩大，国际经济周期与投机资本对中国经济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产生上述五大矛盾的根源之一，在于我们不少地方把一个本来正确的重要思想和一个根本性的战略，即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和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在贯彻执行中严重异化。就是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异化为“以GDP增长为中心”，进而把“发展才是硬道理”异化为“除GDP增长以外的一切发展都是软道理”。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是政府主导的，是政府内化为市场机制的核心的特殊市场经济，所以到目前为止，政府行为都在比市场行为更大程度地推动和左右经济的发展。其好处，是全党动手搞经济，可以促进经济更快、也可能更好地发展；其隐患，则在于指导思想一出偏差，则会波及全局。

较长时期的“以GDP增长为中心”，“GDP挂帅”，必然引发一系列问题。可以设想一下：我们的县长、市长、省长，手里面都有数量不等的巨额资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根深蒂固，在“以GDP增长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在以GDP的增速来衡量其业绩的考核方式督促下，他们那些数量不等的巨额资金，是投入城市还是投入农村？是投入东部或者发达地区还是投入落后地区？是投入经济领域还是投入民生等社会领域？是投入建设领域还是投入环保领域？是扩大出口还是供应内需？答案都是不言而喻的。结论很简单：我们的县长、市长、省长们，都会将其数量不等的巨额资金，尽可能多地投入城市而忽视农村、投入发达地区而忽视落后地区、投入经济领域而忽视社会领域、投入建设方面而忽视环保方面、投入外需而忽视内需。所以，这样的惯性发展，就加剧了我国原本就存在的上述五大矛盾。这五大矛盾的激化，就使得城市繁荣、农村凋敝，沿海富裕、内地贫穷，经济发展、社会落后，建设飞快、污染严重，抑制内需、拼命出口这样的发展方式，再也难以持续下去了。如果再不觉悟，或者再任由这种发展方式形成的利益集团继续推动这种发展方式进行惯性运动，那么有可能到某一个时点，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发生巨大的灾难。这个危险性，党中央看得清楚，所以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改变上述惯性发展的轨迹。

上述五大矛盾，除了第五个，在重庆都特别集中、特别突出。所以，“重庆模式”，都和这几大矛盾的解决有直接关系。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上述五大矛盾的产生和解决，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成功的关键，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息息相关。社会主义怎样与市场经济结合好，这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都在探讨、尽管已有重大突破与进展但仍需着重深入探讨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经济层面的五个问题：第一，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怎样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第二，按劳分配怎样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第三，公平怎样与效率相结合；第四，宏观调控怎样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第五，对外开放怎样与经济主权和安全相结合。第二方面，是政治和观念层面的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共产党怎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自身的纯洁性，从而保证对国家的领导，保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保证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和主导；第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怎样与个人利益驱动的价值观相结合。这两方面的问题合成一个历史性课题，就是怎样既让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充满活力，又让市场经济本身的“马太效应”——一系列的两极分化效应，包括贫富的两极分化，包括城乡、区域的两极分化，包括利润与民生的两极分化，包括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的两极分化，包括经济与生态的两极分化，等等——都得到有效遏制与控制。

对于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我们可用德国伟大的文学家歌德笔下的人物浮士德作一比。浮士德一生追求书本知识，晚年后悔未能体验人生和幸福，便与魔鬼打交道、作交易，愿以来生的灵魂去换取青春与活力，去体验生活和幸福。浮士德自身有“善”、“恶”两面性，魔鬼拼命引诱其“恶”的一面膨胀，使浮士德去追求庸俗的东西。但浮士德由于自身高尚的本性，在与魔鬼同行，去体验人生、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能够本能地坚守其“善”的一面，不断地战胜自我，不被庸俗化，避免沉沦，坚持对高尚的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终于达到人生最高境界。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前，也犯了脱离实际、片面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忽视了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的错误，后来醒悟，认识到必须与市场经济打交道，来增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活力，于是破天荒地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魔鬼，但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世界上的市场经济都是在“魔鬼”的家中——资本主义社会——生长、生活的，所以它本身既有魔力，也有魔性。以前的共产党人都以为市场经济只能在“魔鬼”的家中生活，于是排斥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领袖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还可以在“天使”的家中——社会主义社会——生长、生活，于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做了一个当代的“浮士德”，开始与“魔鬼”——资本主义——打交道，引入了市场机制，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使社会主义社会充满活力，也有可能使社会主义社会庸俗化，使人们成为金钱的奴隶。可是只要我们共产党人能够像浮士德一样保持自己高尚的本性，也就能像他一样，战胜魔鬼的诱惑，不为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所腐蚀。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能不能成为当代的浮士德，能不能坚守自身高尚的本性——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宗旨，能不能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所固有的自我利益欲望，能不能战胜“魔鬼”的诱惑，这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成功的根本性、决定性因素。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原因之一，正在于她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将西人常以为截然对立、国人也多以为如风马牛的对立面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她曾创造性地将工人阶级的政党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成功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她也曾创造性地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与目的结合起来，成功地缔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式；她又曾创造性地同与之血战了十年的国民党联合起来，组成抗日统一战线，成功地解除了我们历史上最为深重的一场民族灾难；她还曾创造性将“革命”与“赎买”结合起来，和平地完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如今，中国共产党又创造性地开始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统一起来。

“重庆模式”，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个模式，是共产党组织将自己的本性保持、发扬得比较好，而社会活力也比较充分迸发的一个模式。

三、“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

“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我们概括为以下要点，它们构成本书各章：

1纲举目张——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重庆确定的“314”总体部署为重庆各项工作的总纲

以“314”总体部署为纲，着眼于贯彻落实“314”总体部署，遵循“成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的要求，重庆为后来居上，果然做出了非同寻常之举——探索、创造出了“重庆模式”。

2“打黑除恶”——以扫荡黑社会为肃贪反腐、扭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突破口

重庆“打黑除恶”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运用国家强力，坚持依法办事，广泛动员群众，集中进行打击，坚决铲除严重危害群众安全和投资环境的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的人民民主专政行动。重庆的“打黑除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打黑除恶”,而是更深层意义上的肃贪反腐。

3”唱读讲传“——以弘扬“红色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抓手

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两大强项，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世界上的精神文明，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形成重庆人民的终极价值观，这样既能发展市场经济，又能驾驭市场经济。

4“三大洋战略”——以建设内陆大开放战略高地为重庆发展的最大动力

重庆是在“要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根本出路在扩大开放，最大动力也在扩大开放”薄熙来：《重庆要取得更大发展关键在解放思想核心是扩大开放》，2008年3月28日《重庆日报》。的认识高度上，建设直通“三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内陆大开放战略高地。

5“五个重庆”——以打造国家中心城市为战略目标

“五个重庆”，就是重庆市委确定的“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目的是要实现重庆的科学发展，打造中国内地唯一的国家中心城市。

6解“二元方程”——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与发展为主线

按照胡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加快建设统筹发展的直辖市”的要求，从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区并存的特殊市情出发，走出一条城乡统筹发展的新路子。

7“三驾马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成分共存为最优组合

就是要以“三驾骏马”——公有制经济（这是“驾辕”的）、民营经济、外资经济，来拉动重庆这辆“大车”飞奔。在公有制经济中，尤其注重国有投资公司的发展。

8民生导向——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重庆市委于2010年7月召开三届七次全委会，明确要求“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要求重庆走“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子”。

9“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创新党的作风建设为灵魂

就是要求重庆的各级领导干部开展“三项活动”——“大下访”（访问群众疾苦、帮助解决困难）， “三进三同”（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结穷亲”（与困难家庭结成长期帮扶关系），这样来推进党的作风建设，为人民服务，以保证党既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能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永葆本色。

综合起来讲，以联系群众、“唱红打黑”为实质和核心，动员群众、全市上下一心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来统筹城乡发展，来鞭策公有经济、民营经济、三资经济“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而以国有经济“驾辕”，来建设“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来切实改善民生，等等，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重庆模式”。

四、“重庆模式”的特点与意义

我们认为，从基本特点来看，“重庆模式”是具有重庆特色的科学发展模式，而不是不可持续的片面发展模式；是行之有效的“两手抓，两手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不是经济上坡、道德滑坡的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而不是市场经济排斥社会主义甚至“吃掉”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是越发展，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越稳固、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和尊严指数越高的模式，而不是越发展，党和国家“为他人作嫁衣”的危险性越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和尊严指数越低的发展模式。

“重庆模式”如旭日初升之时，正值深圳等中国最早一批经济特区30岁“生日”。这些特区，尤其是深圳特区，曾被誉为“中国模式”的标志，但正陷入所谓的“特区困局”，“在辉煌成就背后的深圳却弥漫着一股焦躁不安和忧心忡忡的情绪，这是来自北京、广州和深圳的经济专家的一致判断”《深圳特区今日成立30周年，学者为“中国模式”把脉》，2010年8月26日《经济参考报》。。其焦虑，主要在于“特区不特”了。其实，这正是特区值得骄傲、值得庆幸的地方——它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带头改革开放，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可以说是中央当初创建特区的终极目的。现在，全国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也就是说，全国都成了“特区”了，特区当然也就不“特”了。

特区不“特”了，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还要继续前进。“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认为，从历史意义来看，“重庆模式”这个“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的发展模式，是要求走“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子”《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的新模式。“重庆模式”代表了一条新路子，是对30年来以“效率为导向”为代表的先行发展路子既有继承，又有所不同、有所前进的一条路子。“效率导向模式”的本质特点，体现在最经典的“深圳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之中。在没有金钱、没有效率的时代，其革命意义是伟大的；“以金钱和效率为导向”的发展路子，就成为“效率导向模式”的根本内涵。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借这一模式，解决了效率问题，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开始充满活力。然而，30年后，民生问题取代效率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头号问题。没有效率，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因此，“效率导向模式”不能否定；然而，光靠效率，也是解决不了民生问题的。因此，“效率导向模式”必须超越，也必然被超越。“重庆模式”，就是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对“效率导向模式”超越。所以，它是一种新模式，展现了一条发展新路子。

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新阶段，科学发展是前进的主题，转变发展方式是前进的主线。而“重庆模式”体现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子，正是科学发展的实践，是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

五、“重庆模式”的人格因素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杰出人物对历史的发展也起着独特的巨大作用——虽不能决定历史本身，却能决定历史事件。因此，说到“重庆模式”，就不能不说到带领重庆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和3200万重庆人民创造出这一新模式的重庆主政人——薄熙来。

薄熙来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很少的“个性官员”之一。为什么“个性官员”少？从历史上看，是由于受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儒家要求所有的官员都要遵礼教、守礼制，因此，官员的个性都被“吃”得干干净净，这是历史基因，也影响着我们现在。从现实上看，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讲究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这是共性。这本来是党性的要求，但是这个共性与人的个性也形成一对矛盾，绝大多数官员的个性都被共性淹没。薄熙来，则是把和共产党人的共性和杰出人物的个性结合得比较好，并统一到较高党性的我党高官之一。个性突出，不管在何时、何地，自然都会有争议。但人的个性的自由而充分发展，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方向、一个本质、一个追求，又能与党性统一起来，对党，岂不是党之大幸；对人，岂不是人之大幸！

在薄熙来与汪洋交接的重庆干部大会上，李源潮这样评价薄熙来：

薄熙来同志政治上成熟，党性原则、大局观念强，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政策理论水平高，注意从政治上、全局上思考和把握问题，对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原则问题，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领导经验丰富，从基层一步步成长起来，既担任过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又做过国家部委一把手，组织领导和驾驭全局能力强，决策果断，推动工作力度大，善于处理复杂问题。思维敏捷，思路开阔，开拓创新精神强。事业心、责任感强，工作热情高、干劲大。学习刻苦，知识面宽。作风深入扎实，关心群众生活。公道正派，坚持原则，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在干部群众中威信高。《重庆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关于市委主要领导调整决定》，2007年12月3日《重庆日报》。

这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代表党中央，在“重庆模式”出现之前对薄熙来的公开评价。

在“重庆模式”崭露头角之后，海内外媒体与专家学者对重庆发展和“重庆模式”的赞誉四起。2010年9月19日，本书之一苏伟应邀参加了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发起的“重庆实践与新亚洲模式研讨会”，并主持了会议最后一节的理论研讨。兹用记录的一些观点，来介绍与会专家对重庆的一些评价。这些评价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重庆领导人的评价。

新华社原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韬奋新闻奖”得主马胜荣介绍了海外媒体对重庆的一些评介：颇具权威性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早在“全球城市指数排名2008”中，就将重庆列在了封面专题报道中，称重庆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在它推出的“全球城市指数排名2010”中，这家杂志破天荒地重点推介重庆，标题评语是：“中国的明日乐园，长江上的芝加哥，代表了世界的未来。”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讲座教授王绍光认为，中国正在进行中国式社会主义30版本的探索，这一版本的探索是自下而上的，重点是继温饱问题解决后，解决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公共服务问题，而“重庆模式”是这个版本中较成功的一个蓝本。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刘康认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后，分化取代了平等，与代表平等的原有意识形态产生了脱离甚至对立，重庆的实践在尝试解决这一矛盾。他呼吁“打造民生社会主义，重建意识形态合法性”。我们觉得，这既是他对中国的一个呼吁，也是他对“重庆经验”的一个总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曾将“重庆模式”概括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崔之元高度赞誉重庆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子，称重庆的“民生10条”参见本书第八章：以切实改善民生为归宿，探索一条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子。 “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创举”，尤其是其中住房双轨制的有效尝试，“是全国目前最具挑战性的尝试”。

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纪硕鸣认为：比起中国其他地区的典型模式，“重庆模式”更具有可复制性，“重庆在城市发展中的实践，给亚洲，甚至是世界各国都提供了经验”。

美国卡尔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赵启光对“五个重庆”尤其是“森林重庆”备加推崇，称赞其符合老子“人法地，地法天”的理念。

韩国《民族21》编委郑己烈教授这个来自“老亚洲模式”发源地之一的韩国学者充满激情地讲道：“一个和谐共生、相互尊重的人类未来前途光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可行性。正如全球许多专家学者所认可的那样，这种未来源自何处，答案就是重庆，它将成为一种范例，并将会得到全国上下一致的支持与拥护。”

会议召集人李希光教授的总结，正好也可以作为本书序论的总结——“重庆实践打破了‘华盛顿共识’，超越了日本与东亚模式，被国内外学界当成一个成功案例、一种崭新的方法论。重庆正成为国强民富‘中国模式’的实践范本，它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和框架认识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的伟大实践。”

本书并非对重庆新实践的“半官方宣传”，而是两老一中三个热爱重庆、热爱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学者，对重庆新实践的客观描述、主观诠释，纯属个人观点。本书的缘由，起于2010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邀请苏伟到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给硕士生所作的学术报告。讲稿录音经学生整理，苏伟作过文字修改，在杨帆的博客发表，被凤凰网以“薄熙来新政与重庆模式”为题转载，很多网站也相继转载，并引起一些讨论。2010年7月，西欧共产党宣传和媒体负责人联合考察团访华莅渝时，邀苏伟介绍“重庆模式”的社会主义意义，并就此主题与考察团成员们进行了深入交流。此次座谈会纪录稿以“再论薄熙来新政与重庆模式”为题在杨帆的博客发表参见本书附录二。，也有不少网站转载（一些网站转载时标题为“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引起讨论。

杨帆教授极力建议在此基础上写作一部关于“重庆模式”的专著。杨帆认为，苏伟教授是第一个全面阐述广义“重庆模式”的内容和意义的，他在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的工作环境和思想学术特点，可以使本书具有客观性和全面性；而苏伟认为，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杨帆，可以从更深的根源挖掘“重庆模式”的内涵，从更高的层次分析“重庆模式”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这一想法，得到中国经济出版社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出版中心王振岭主任的积极支持和促进，于是才有了本书的出版。

这是中国第一本关于“重庆模式”及其意义的专著，鉴于“重庆模式”还处于发展之中，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来得及解决，许多问题没有来得及提出，许多问题在一个地区的范围内可以提出但无法解决，我们将在本书的修订版中继续探讨。但我们相信，“重庆模式”已有原创性的开端，其意义是全国性的，在中国目前发展阶段上是有普遍意义的。它的历史意义，将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彰显。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主编、教授苏伟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杨帆

2010年10月1日

《重庆模式》编后记

“重庆模式”最早由《亚洲周刊》提出，此后，便与“唱红打黑”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一起，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各界观察者均对重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支持者和持异议者纷纷发表意见，并产生巨大争议。然而，仔细研究这一现象，却发现在“媒体的狂欢”和“思想的盛宴”背后，很少有人了解“重庆模式”的全貌。与高端媒体“高举高打”从“重庆模式”涉及的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大问题进行分析不同，很多人只是从耳闻目见的某个侧面来解读“重庆模式”，更有人将个人情愫强加给“重庆模式”，而忽视了重庆“新政”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为了让人们全面地了解“重庆模式”，了解重庆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和发生的变化，我社策划与出版了这本专著。

本书是第一本关于“重庆模式”的专著，是对“重庆模式”的“客观描述、主观诠释”，虽属一家之言，不能说是完全彻底地解读了重庆的所做所想，但还是做到了把“重庆模式”作为一个整体呈现给读者。

无疑，重庆的系列“新政”和重庆近年的巨大变化，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系列问题的思考，丰富和中国模式的内涵，深化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探索。我们相信，对“重庆模式”的讨论还会持续，中国经济出版社也将继续关注这一现象，希望致力于“重庆模式”研究的专家学者能从不同的视角、从更深的层次对“重庆模式”进行研究，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2010年12月28日

序论中国发展的新起点、新转折与新模式1

一、对“重庆模式”概念的说明 2

二、“重庆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 4

三、“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 8

四、“重庆模式”的特点与意义 10

五、“重庆模式”的人格因素 12

第一章纲举目张——以胡锦涛总书记的“314”总体部署为工作总纲

一、“314”总体部署是“高瞻远瞩的国家战略”

二、“我来重庆的根本任务”

三、“成后来之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

第二章 “打黑除恶”——以扫荡黑社会为肃贪反腐、扭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突破口

一、重庆“打黑”引发海内外关注

二、重庆“打黑”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

三、雷霆万钧“打黑除恶”

三、重庆“打黑除恶”的影响和意义

第三章 “唱读讲传”——以弘扬“红色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抓手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根本性矛盾

二、“唱读讲传”是精神文明领域中的“一整套建设方针”

三、“唱读讲传”的重大意义

第四章 “三大洋战略”——以建设内陆大开放战略高地为最大动力

一、不开放是最大问题，扩大开放是最大动力——内陆大开放的指导思想

二、建立内陆大开放平台

三、畅通周边、畅通全国、畅通“三洋”——内陆大开放通道

四、一头在外一头在内——内陆大开放产业模式

五、“世界是可以重组的”——内陆大开放方法论

六、内陆大开放是突破性创新

第五章“五个重庆”——以打造国家中心城市为战略目标

一、“宜居重庆”

二、“畅通重庆”

三、“森林重庆”

四、“平安重庆”

五、“健康重庆”

六、建设“五个重庆”，打造国家中心城市

七、“五个重庆”建设——科学发展观的重庆实践

第六章解“二元方程”——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与发展为主线

一、统筹城乡发展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

二、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对重庆绝对是一个挑战”

三、“重庆城乡统筹找到一条通途”

第七章“三驾马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为最优组合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二、“渝富模式”——推动重庆国有企业大改革、大改组、大发展

三、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共同大发展

四、外资经济突破式发展

五、重庆经济发展模式意义深远

第八章民生导向——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一、薄熙来的民生观

二、“民生导向”的“重庆模式”代表了中国发展新阶段的发展路子

三、重庆要做好十件民生大事

第九章“三项活动”——以创新党的作风建设为灵魂

一、以“三进三同”为代表的创新型党的作风建设是“重庆模式”的灵魂

二、党风、政风不振——开展“三项活动”的重要背景

三、“三项活动”——重庆市作风建设的重大创新

四、“三项活动”有力促进了重庆统筹城乡发展

五、“三项活动”的作风建设创新意义

第十章中国战略转型对重庆的期盼

一、“唱红打黑”不是文革模式，而是有效的法治模式

二、“重庆模式”对于未来改革具有典型意义

三、以民生为导向重整经济发展战略

四、处理好重化工业化与生态建设的关系

五、为全体人民，包括农民，建立社会保障

六、进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验

相关报道——

《重庆模式》在京发布两大解读“新政”-----环球网报道

• 重庆当选中国最幸福城市唱红打黑都是理由

摘要：“重庆模式”的概念一出现，便与“唱红打黑”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一起，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各界观察都都对重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支持者和持异议者纷纷发表意见，甚至产生了巨大争议。

环球网记者翟冠朝报道2011年1月6日，中国经济出版社在北京举办《重庆模式》新书发布会。作为第一本解读重庆“新政”的公开出版物，《重庆模式》比较全面地解读了薄熙来任重庆市委书记以来的系列“新政”。该书由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主编、重庆市政协委员苏伟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杨帆教授等人撰写。

发布会上，苏伟、杨帆分别从“重庆模式”的产生情况、“唱红打黑”、“三驾马车”、“二元统筹”等，进行了详细阐述，以及由此涉及到的一些争议及敏感问题分别作了解读。

“重庆模式”的概念一出现，便与“唱红打黑”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一起，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各界观察者都对重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支持者和持异议者纷纷发表意见，甚至展开了激烈争论。然而，仔细研究这些意见，却发现在“媒体的狂欢”和“思想的盛宴”背后，很少有人了解“重庆模式”的全貌。与一些高端媒体从“重庆模式”涉及的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大问题进行分析不同，很多人只是从耳闻目见的某个侧面来解读“重庆模式”，更有人将个人情愫强加给“重庆模式”，而忽视了重庆“新政”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为了让人们全面了解“重庆模式”，中国经济出版社策划出版了这本专著。

认为，“重庆模式”是“一个很有成效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能实现有效结合的具体模式、一个很有成效的科学发展的具体模式”，并明确表达了“中国战略转型对重庆的期盼”。

诚如苏伟所言，“重庆模式”的基础就是民生至上。近几年，重庆在打击黑恶势力、统筹城乡发展、解决民生问题等经济社会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其成绩也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然而“重庆模式”能否得到长效机制的保障，“重庆模式”能否成为“中国模式”的新版本，人们还需拭目以待。

《重庆模式》新书发布会在京召开

2011年01月12日来源：新浪读书

2011年1月6日，中国经济出版社在北京举办《重庆模式》新书发布会。作为第一本解读重庆“新政”的公开出版物，《重庆模式》比较全面地解读了薄熙来任重庆市委书记以来的系列“新政”。该书由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主编、重庆市政协委员苏伟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杨帆教授等撰写。

“重庆模式”的概念甫一出现，便与“唱红打黑”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一起，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各界观察者都对重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支持者和持异议者纷纷发表意见，甚至产生了巨大争议。然而，仔细研究这些意见，却发现在“媒体的狂欢”和“思想的盛宴”背后，很少有人了解“重庆模式”的全貌。与一些高端媒体从“重庆模式” 涉及的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大问题进行分析不同，很多人只是从耳闻目见的某个侧面来解读“重庆模式”，更有人将个人情愫强加给“重庆模式”，而忽视了重庆“新政”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为了让人们全面地了解“重庆模式”，中国经济出版社策划出版了这本专著。

该书秉承“客观描述、主观诠释”的理念，对重庆市委市政府的系列“新政”进行梳理，同时对“重庆模式”的概念、“重庆模式”产生的背景、“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及其“重庆模式”的意义做了全面阐述。

虽然理论界对“重庆模式”一直争议不休，但是人们对“重庆模式”内涵的理解却有很大的差异，该书第一次明确了广义“重庆模式”的概念，认为，重庆模式“特指中共十七大以后的200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主政重庆后，重庆市委、市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重庆市直辖以来发展的基础上，施行的一系列新政，从而形成的一套经济、政治、文化、(狭义)社会与生态发展的方式，和由此形成的发展路径”，强调了其系统性和社会发展路径的属性。

认为，“重庆模式”是“一个很有成效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能实现有效结合的具体模式、一个很有成效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模式”，并明确表达了“中国战略转型对重庆的期盼”。

诚如书中所言，近几年，重庆在打击黑恶势力、统筹城乡发展、解决民生问题等经济社会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其成绩也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然而“重庆模式”能否得到长效机制的保障，“重庆模式”能否成为“中国模式”的新版本，人们还需拭目以待。本书出版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即推进对“重庆模式”研究的深入。

书摘——

治官反腐，是中国健康发展的前提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中国革命与苏联不同，经过了农村包围城市，建立根据地再向全国发展的漫长38年，根据地的经验和经济力量不仅支持战争胜利，而且支持建国初期全国经济稳定，根据地的经验甚至有益于改革开放。在深圳经济特区和香港出现的两种货币同时流通，一种商品两种标价，有效解决了在开放初期，人民币高估不能马上和国际接轨的问题，既保持经济稳定，又保证经济效率，是双轨制中最成功的一项。这在货币理论方面也是一个尖端问题。“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在纸币流通和外汇管制条件下，成为“良币驱逐劣币”。令人惊讶的是两币流通在陕甘宁边区就存在，是边币与法币同时流通，边区经济学家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有两本论文集，其研究之深度令人赞叹。

中国传统文化不善思维逻辑，形式逻辑是近代以后才传入中国的。有学者曾说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实用思维理性”，中国人认识问题仅靠逻辑推理不信服，非要“举例说明”不可，现在“案例教学”在西方教材里也越来越多了。

中国改革初期邓小平主张“摸着石头过河”，其含义是“寻找先例”，仿照他人或他国成功经验，结合自己情况去实践，如果成功，又可为其他单位仿照，最后才在全国推广。等到以法律法规，学术著作和教科书等形式肯定下来的时候，往往是已成熟，概念化甚至过时的东西了。中国大部分改革都不是依照法律进行的，而是各个基层单位，部门，地区和个人，企业，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实践，大胆创造在推广的产物。革命时期的瑞金和延安，计划经济时期的大庆大寨，改革初期的安徽农民分地，深圳特区，香港特区，14个沿海开发区，广东的综合改革实验，后来108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都有这样的性质。以后涉及全国范围的改革，应先立法，统一实施，以减少混乱。但创新总要依靠个体的创造力，榜样仍旧是最有说服力的。

改革以来所依靠的香港，深圳，广东，后来的上海，虽然都创造了有益的经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推动了中国的发展。现在由于巨大既得利益，许多人自封“改革派”，已是赤裸裸的既得利益集团口号。香港深圳广东如果推行“政治改革”，行政管理改革，特别是反腐败，是大有可为的，可惜他们不干。由于全国开放，他们在经济上就丧失了实验区的意义。他们不想解决新问题。比如：他们至今也没有允许数千万农民工变成他们的城市居民。他们的超前发展，并没有“自动”带动中西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许多神话已经破产，真的有什么先富带后富吗？没有。因为即使市场经济有这功能，也会出强者的垄断，破坏这机制。真的有什么资本在沿海地区“饱和”以后，自动流到中西部吗？没有。因为所谓比较利益在国家之间发挥作用，其前提是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所以发达国家的资本就会流向发展中国家；相反，在一个国家内部劳动力可自由流动，依据比较利益，一定是内地人才和劳动力流向沿海地区，而不是沿海地区的资本流向中西部。这就是在和平环境和市场经济自发起作用的前提下，沿海地区与内地的差距越拉越大的原因。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问题，主要是权力腐败，投机资本，利益集团，贫富差距，中西差距，社会平等，国家安全，技术进步，道德信仰危机，资源环境等10个方面。可惜的是，前30年的样板们已无动力和创造力提供新经验，这些问题困扰着全党全国人民，大家对我们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信心不足。

此时，重庆模式横空出世，震惊国内外。虽然一个地区不能解决全国问题，也没有必要机械地推广，但其触及的都是核心问题，其基本经验，基本方法，特别是核心价值观，具有普遍意义。

在中国，头号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反腐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腐败，越来越多的人已丧失信心，越来越多的人在同流合污，越来越多的人退避三舍，敢于反对腐败的人受到各种打击报复。腐败势力正在形成利益集团，促使社会走向溃烂。他们企图进一步控制政治经济，最终要搞垮共产党和共和国。因为无论有多少共产党干部腐败，总是不能最终得逞，因为他们在共和国宪法，在共产党党章面前，在数十年的革命历史面前，永远得不到合法性。腐败势力必定要结合国际反共势力，推动所谓“政治改革”，推翻共产党领导。这就是前苏联发生的事情，也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陈云所有共产党领袖，无论是改革的还是不改革的，都一再强调“腐败会亡党亡国”的原因。

这种危险，越来越多人看到了，大家想不出一个不搞文化大革命，不破坏法治，又能有效控制腐败的方法。在官员腐败不能制止的条件下，所有加强国家安全，政府管制，社会福利，宏观调控的措施，都会因为腐败而走样。

自由派以西方“普适价值”为世界主流，在美国欧洲支持下，一直鼓吹自己的方案，这就是：腐败的根源是权力不受限制，只有实行西方民主和多党制才能治理腐败。目前的体制不能治理腐败，国家干预越多腐败越严重。

重庆模式跳出了这个怪圈。在重庆比较彻底的清理了官员腐败，这是通过打击黑社会来解决的，其手段是坚持法治，综合治理。特别是通过“唱红”，依靠和发动群众进行了广泛揭发检举，解决了中国人不愿或不敢实名作证的问题。它告诉全世界，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不受西方思想限制，通过动员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传统资源；同时避免左倾，不搞文革，不搞逼供信，不搞政治运动，而是纳入法治的轨道，把发动群众和法治手段结合起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进行综合治理，就可以相当彻底地治官员腐败，治黑社会。

全中国都应该学习重庆的经验，来一次彻底的综合治理，治理方方面面的腐败，中国才有条件在弊绝风清的环境下，主动地推行政治与社会改革。

以民生为导向重整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导向。计划经济以强国为导向，以中央政府为主体迅速完成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改革以市场为导向，“理性人追求利润最大化”，实际上是以资本逻辑指导发展战略：如劳动力商品化，给私人资本特别是和外资以优惠，依靠外资实现技术进步；利用静态比较利益，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依靠发达国家市场；

进行一系列“金融创新”等等。这战略已到尽头，发达国家经济危机已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另一方面中国进口资源太多，经济安全难以保障；第三，资本与权力结合造成越来越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特别是腐败蔓延和道德信仰的缺失。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困问题缓解了，但中产阶级被高房价剥夺难以发展，国内消费不能启动。正在进行当中的重化工业化，农村城市化，自主创新，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都受到威胁。

自由派的基本误区，就是把一切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权力不受限制，而发展市场，任由资本横行，搞政治改革，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其实资本可制约权力，也可与权力勾结，形成权力资本集团。市场经济自身有非均衡性质，特别金融市场是如此，如果没有国家强力干预，必定形成自从泡沫并且崩溃。资本逻辑到了今天，不能再成为中国新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可持续发展需要根本性的战略思想的转变就是：

对外开放以国家安全为前提，对内以民生为导向。

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从单一的GDP，改变为综合的社会指标。

效率第一改变为公平第一。

经济发展由外部需求为导向，变为以内部需求为导向。

国内需求以投资为主，转变为消费为主。

消费为主，就是民生导向。作为地方政府，摆脱资本逻辑，变GDP导向为民生导向，大约有几方面的工作要做好。

第一，民生最大工程是住宅。目前在全国房地产泡沫已开始形成，政府多项调控措施不能奏效。其原因是：

1．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失业率增加，继续滥发美元，欧

洲日本状况还不如美国，全球流动性过剩难以避免。

2．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就是说以人民币标价的资产要升值，主要指股票房地产。国家缺乏有效手段管制国内外投机资本。

3．国内人口年轻，储蓄远远大于投资，资金过剩。

4．房地产利益集团由地方政府，银行和房地产公司组成，垄断了房地产价格，以回扣形式包含大量腐败，而把风险转嫁给银行。政府不能有效控制房地产泡沫，中产阶级大部分储蓄被迫购买高价住宅，会降低其他消费；而且会把产业资本吸引进去，延误技术进步。

重庆目前正在进行公租房的建设，给居民提供廉价公租房，还要能够限制外地资本进入炒房。如果成功将是经济上最大成就。

第二．农民进城。沿海地区大城市，如广东深圳，每年有5000万农民工打工，工资极低，工作时间极长，那些城市从来就没有对他们开放过户口，长期以来保持着歧视和不平等。而重庆作为一个相当贫穷的城市，能想方设法鼓励农民进城，非常了不起。有能力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可携全家进城。先要将宅基地改造为耕地，不减少耕地面积，然后可以通过地票买卖方式，将农村土地使用权卖掉，再购买城市的土地使用权。

中国城市化率未来20年还可以提高20个百分点，这是最大的潜在需求。但城市的高房价所带动的搞房租，必定影响农民进城速度，潜在需求不能变成真实需求。因此需要有效的国家干预。如果重庆能够解决高房价和农民进城问题，就为中国以民生为导向的新发展战略，创造了新的样板。

处理好重化工业化与生态建设的关系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欧洲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碳经济和碳政治”，以改变国际贸易规则，继续主导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话语权；美国则乘机加速新科技革命的产业化，制订并控制新产业标准。环保作为一个产业，背后有强大的发达国家利益集团在推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在中国长期规划中，GDP年年超标，最不能达标的就是环保。即使尽全力节能减排，未来10年总生态环境能不继续恶化就是天大成就，这不是鼓吹理想，完善法律，明晰产权，增加税收，说转变就可以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处于重化工业化后期，在目前技术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就是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完成这个阶段需10年左右，中国必须利用目前人口年轻，储蓄率高，外资流入的优势，尽快完成重化工业化。目前不做，10年后人口老化了就无条件再做，这与生态文明有巨大矛盾，不能回避。

……

2020年中国16亿人按小康水平，对资源需求是多大？

每年3000万农民进城，人均占地1亩，城市化率从40%上升到60%，增加3亿城市人口，占耕地3亿亩。城市人口居住面积增加一倍。自来水，洗衣机，淋浴和抽水马桶，耗水量是农舍20倍。

中国高速公路长度已接近美国，但铁路，农村公路，地铁，停车场和飞机场相距甚远。

汽车年产量2009年赶上美国，但总量为美国七分之一；道路和停车场要占城市四分之一面积。

中国钢产量5.8亿吨，美国9000万吨，说明美国已完成重化工业化，中国还有10年路要走。

用电总量中国与美国相当，人均是美国四分之一。

粮食短缺不仅因为人口增加，更因为饮食结构升级，肉蛋奶酒需8倍粮食转化。发达国家人均粮消费年1000公斤，中国按600公斤，16亿人口年需9.6亿吨粮食，目前年产量是5亿吨。生产1吨粮食需要1000吨水。

在环境资源生态压力下社会很容易两极分化，表面是制度不完善，实际是资源不允许。改变高消费模式，要压低政府消费和富人奢侈消费。如压不下来必然两极分化，少数人按西方标准消耗资源，大多数人贫困，这样资源就够用了。这就是美国战略家鼓吹的“二八开”模式，按市场经济“需求拉动”走下去，又没决心取得外部资源，就只能是内部两极分化的结果。

中国生态文明的大战略包括：

第一，全面加速技术进步。海水淡化，滴灌技术，明渠

变暗渠，循环用水。煤炭发电与液化技术。各种新能源新材料。

第二，以加速水循环为核心，提高国土蓄水能力。

速度决定流量，绝对不能降低，中华民族是依靠治水生存和发展的。李冰修都江堰，用鱼嘴分水法从岷江分水，修成都平原水渠网，他的思路是“深淘滩，低筑堰”，两千多年不淤，为世界第一水利工程。国家应制订蓄水调水战略，在泛滥之地挖湖，以湖泊、湿地、森林、沼泽、地下水等形式储存，建设贯通南北的湖泊水渠运河网。大西线由于地质条件难以动工，应该考虑与俄罗斯谈判，从贝加尔湖调水。

要改变高消费高成本高耗能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一场社会价值观念革命，需要控制社会两极分化，控制上层的腐败和奢侈，形成社会舆论强大批判力量，这比技术进步困难。如上层奢侈腐败，有权人和有钱人开着宝马汽车乱撞人，要广大人民群众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岂不是极大的讽刺？

第三，提升军力扩展国家安全边界，使用更多的世界资源。

在南部海域保障石油外贸通道，打开与澳洲全面经济合作的

大门，进口铁矿石，粮食和肉类。一部分钢铁化工企业可以外迁到东南亚，靠近澳洲的资源供应地，并向印度洋转移污染。

在西部保障中亚和中东的原油供应，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绝对不能让美国占领伊朗和阿富汗。孙中山在100年前所说的“贯通欧亚大陆桥”，至今仍是中国发展的大战略，必须沟通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和欧洲的联系。

在北部与俄罗斯进行全面经济合作，在西伯利亚租种土地种植大豆。要从贝加尔湖调水，贝加尔湖的淡水占世界四分之一，对俄罗斯没有什么用处，如能买水进内蒙北京山西，可把北调汉水留给河南河北山东，水短缺基本解决。

中国经过150年的沦落和70年崛起，现在又面临资源环境和生态的新难题，历史留给我们的有利时间不到10年。必须利用人口年轻储蓄率高的优势，同时完成在内部治理奢侈腐化，在外部获取资源这两大历史任务，这是实现中国崛起，避免衰落的关键。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大战略，需要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制订大战略，以大胆魄，大智慧，大决心迅速推行。

应在重庆设西南局，统帅西南6省力量南进，通过东南亚，在印度洋找到自己的出海口，这是我10年前在重庆大学举办的企业家班上讲演，就已经提出的。现在重庆提出南进印度洋，东进太平洋，西进大西洋的开放大战略，后者就是孙中山当年“贯通欧亚大陆桥”的梦想。重庆作为大西南的核心城市，理应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为全体人民包括农民，建立社会保障

我在1994年就建议，把一部分国有资产划归社会保障基金。现在不建立，10年之后人口老化了，肯定不够用。这不仅是一种筹集资金的方法，而且涉及国有资产的改革。

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公有制为主体，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以国有制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演变为以股份公司为主体。股份公司，应属公有制的形式之一。

马克思的原意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是社会所有制。应在宪法中确立“社会所有制”的法律地位，包括各种基金，股份公司等，都是社会所有制。如果把社会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不再以国有为主。在理论上超越左右翼，在实践上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有制的新路来。

目前可把部分上市公司国有股划归社会保障基金，为全体人民包括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其效应是多方面的，可刺激股市大涨，保障创业板和其他公司上市成功，产生财富效应，大大提高国内消费。

国有股直接转化为社保基金，不是把国有财产私有化，而是把国有制向更加高级的公有制改进。基金是社会所有制，不是私有制。这是一次巨大的社会改革，是向全体人民的一次大补偿，保障了改革的公平性。国有财产的建立，除去没收三座大山的财产之外，就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财政投资形成的，全体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农村里的工农业剪刀差，城市里的低工资，不仅把全体人民的全部剩余劳动集中到国家财政，也把大部分必要劳动集中到国家财政，那时期由财政投资形成的国家财产，一部分不能算国有财产。这不仅是政治概念，也是货真价实的经济概念。由全体人民必要劳动形成的那一部分国有资产，应直接返还给人民群众。不能用前苏联东欧的把国有资产分成股票每人平分的办法，而应通过社会保障基金，为全体人民提供社会福利保障，这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所有制，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

把一部分国有制向社会所有制转移，有反腐败意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出现垄断势力，以国有制名义控制社会财富，然后以各种形式侵吞国家财产。防止国有财产流失，应缩小国有制范围，在竞争性领域政府监管很难有效。政府为保障自己的企业盈利，可能以权力干预市场，破坏公平竞争。

重庆市长黄奇帆曾经是上海蒲东开发的设计者，在经营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土地方面，具有经济开发才能。他们准备在国有资产的运营和增殖方面，开拓新路，将经营利润给社会分红。我认为社会分红不如把部分国有资产改为社保基金运营。地方国有企业利润应投入本地公共建设和居民福利，而社会保障基金就是最重要的领域。

进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验

民主，是中国先进分子自孙中山以来一直追的目标。不可以因为经济持续繁荣了，因为“举国体制”在动员资源做大事方面有效了，就放弃民主改革的目标。

人民的民主权利，可以分为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积极权利是建设性的，主要应该由专家行使，专家帮助领导决策，也是一种民主。消极权利是监督和惩罚性的，应该由群众行使。做这样的划分，是考虑到实际的判断能力。大多数群众没有专业知识，很难做决策，但他们可对实施的结果作出判断，通过质询与弹劾等法律程序，对官员进行监督和罢免。

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就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比如实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竞选制，赋予他们以质询权与弹劾权，对重大决策在专家审议之后，再搞民意测验等。这样的民主，主要作用是控制腐败，监督干部，

并且整合各利益集团，使他们的利益能够公开地反映出来，与其他利益形成制约。这是保障决策不发生重大失误，及时纠正失误，防止滥用权力的根本措施。

民主建设对于重庆有特殊意义。重庆经验，主要是在书记薄熙来领导下取得的，他个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这在创业初期是完全必要的。但长期来看要依靠民主法制而不是杰出的领导人。如果领导人离开就人亡政息，腐败和黑社会卷土重来，那么重庆经验就失去了长远意义。应通过法律把重庆的经验固定化，变为长期可依法实行的规则。

在民主面前，我们不能总是在西方的攻击面前被动而为，而应主动进行民主的试验。在20世纪80年代，我在天津开发区就推行过民主评议会，效果非常好。只要按照法律行事，民主的发展就不会影响社会稳定，而是真正能够控制腐败的制度保障。反对者对于重庆模式的攻击之一，就是说没有民主，一个人说了算。其实做事的时候，往往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只不过是做事以后，民主与法治能肯定那些正确的，否定和罢免那些错误的。我期望重庆能够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也能够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经验来。

真能如此，重庆模式就更加具有普遍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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