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钦佩感动之余，又强烈感受到郭开身上透出的普罗米修斯般的气质，预感到他很可能成为一个生不逢时的悲剧英雄——朔天运河很也许要在他过世后多少年才能上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担心，说来话长，还请诸位网友能听在下细细道来。
如果在毛时代，郭开的方案肯定能被高层接受，只是当时国力不强，心有余而力不足。时至今日，郭开先生已走到了人生暮年，国力也强盛到了可以负担的地步。但由于思潮周期的改变，支持老毛那一代人的思想环境已不复存在，遂令郭开的宏愿几无实现的可能。
毛泽东时期，我国的主流思想属于理性主义，老毛不是依据经验、而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和理论演绎夺得天下的。因此在面南之后，毛愈发认为，理性主义是最好的思想工具。大跃进、文革，均是其理性主义发展到极至的表现。
邓小平纠正毛的错误，其所秉持的哲学是理性主义的对立面——经验主义。当今的中国，正处于经验主义思潮兴盛的周期之内，这个周期到何时能结束，眼下还不得而知。而郭开的方案，恰在此周期内形成，是为生不逢时。
经验主义总是和因循守旧联系在一起，总是忌讳创新、突破的。对于郭开这种惊世骇俗的大胆设想，缺乏哲学修养的人很容易将之斥为“异想天开”。《西藏之水救中国》一书中，有两个故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说在郭开方案形成初期，郭开将此方案拿到某个衙门给一位官员看，那位官员当着老郭的面斥责该方案是胡思乱想。及至老郭悻悻然下楼时，还听到楼上那位官人扔下的话——“疯子”。
站在利益理性的立场上，我实在难以理解这位官人何以如此憎恨郭开，仿佛郭开掘了他家的祖坟似的。由此令我想到了鲁迅书中的一段比喻：人类的祖先都是居住于树上的猴子，第一个下树的猴子，肯定会被保守的同类视为异端而活活咬死。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黄万里的。黄万里是水利界的英雄人物（一般反对朔天运河的人好拿老黄说事，给人印象好像他也反对从西藏调水，其实老黄早于郭开就有了从西藏调水的设想），他积极支持郭开，但认为，中国水利界非常保守，连他的黄河泥沙理论、长江卵石理论都不能接受，现在要提出藏水北调济黄，肯定会被打成“异端”的。
说猴子缺乏理性，大家好理解，难道水利界那些专家学者的理性与猴子处于同一水平？事实就是如此无情。各位可以想想，当初苏联专家因为不了解黄河而提出三门峡大坝不设导沙孔时，今日所谓的水利界泰斗张光斗和钱正英难道不知道黄河泥沙的厉害？他们之所以不敢支持黄万里还不是因为迷信苏联权威？
也许有人认为，保守就是保守，迷信权威就是迷信权威，怎么能和经验主义扯上关系？我们知道，经验主义是一个合集，内涵很多子集——主观经验主义、客观经验主义、不可知论、怀疑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等等。这些内涵外表均不相同的学说都被归于经验主义合集内的原因在于，在认识的根本手段经验与理性的对垒中，它们都以经验为自己学说的逻辑元点，认为只有经主体感官确定的事物才是真实存在的。为何经验主义总是偏于保守呢？这和它重“实”轻“虚”的本性有关。黑格尔说，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经验主义者不会同意这一论点。在他们看来，合理性是虚的，存在是实的。虚的就是假的，实的才是真的。在这里，真假的区别在于能否为感官所感受。因此，只有存在的才是真实的、合理的。经验主义由于崇“实”非“虚”，使他们对现存事物的认识陷入了迷信状态，似乎现存事物会永远存在下去，未存在事物也永远不会出现，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他们的信条。因此，维护现状的保守就成了最高、最善的道德。凡与现存事物相违背的（事物与理念），不仅是荒唐的，还是有害的、有罪的。这就是叱骂郭开为疯子的那位官人和咬死敢于下树同类的那群猴子所秉持的逻辑。
下面再来谈谈迷信权威的问题。迷信权威只是一种现象，隐藏其后的是怠于思索的思维懒汉。这种思维懒汉往往又是经验主义的信奉者。人类认识事物、思考问题一般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理性主义的方式，另一种是经验主义的方式。理性主义的方式一般是钻到事物的内部，对其内部各种属性功能进行观察分析，对所获得的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加工的工具是先验的公理和原则），这个加工过程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要完成这个过程，还必须将所获得的感性材料转化成概念，然后运用逻辑思维对这些概念进行分析比较推理判断，最后达到对事物本质规律的认识。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理性主义的认识方式是一种相当艰辛的费时费力的办法。
与理性主义不同，经验主义不会钻到事物的内部、运用理性来弄清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变化的规律，他们一般懒得运用自己的理性，而是喜欢从事物的外部来认识事物，更原意将事物视作一个“黑箱”，仅通过不费脑筋地对这些“黑箱”与它事物作用时表现出的性状的归纳（对现象与形象的归纳），来达到对“黑箱”的认识。中医就是建于黑箱之上的一种经验的体系，当然，中医如此做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条件限制。
由于不善于使用自己的理性、并且总喜欢从事物的外部来把握事物，所以经验主义者就产生了对成功经验（权威）的依赖和迷信。在不相信自己理性的情况下，在其他事物上获得成功的权威，也可以成为此事物上的权威。黄万里从科学理性出发依据泥沙水文运动的内部逻辑坚持自己的意见，张光斗、钱正英由于没有深入泥沙研究，因此，视黄河泥沙为黑箱。如果没有苏联权威在，他们也许会听从黄万里的意见，但在苏联专家的权威面前，张钱等人自然不会从事物内部、而是从外部——权威的大小来决定取舍。
说到这里，郭开等人也许会心存侥幸地认为，不就是些错误思想认识吗？只要说通高层，拨一笔钱进行正式勘察论证，接下来就是详实的数据说话了。干什么事没有说三道四的？只要有了详实的数据，他经验主义思潮再强盛，也不能奈我何。你老范的担忧是过虑了。如果郭开持这种想法，那就是太轻敌了。要说通高层，必先说服水利界的那些专家，他们的思想不通，又如何让高层的政治家下决心？如果这些专家还是象当年黄万里遇到的一样——只是从积极支持三门峡大坝到现在的反对一切大坝，不知单凭郭开等人的摆事实、讲道理，又能如何使这些深陷经验主义泥潭的专家回到实事求是的理性主义道路上来？再说，即使详实的勘察数据出来，也会有一些数据对上项目不利，你郭开如何应付？如果郭开过不了水利界专家这一关，要想说通高层政治家无疑是很困难的。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郭开等人摆事实、讲道理，靠科学数据说话的路数，在哲学上属于理性主义，即钻入事物的内部来探明设想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的一种思维方法。但郭开的对手却是长期浸淫于经验主义文化、近期又深受西方非理性主义影响的一批老顽固。他们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物一般是不屑于钻入事物内部进行探察的，他们宁愿将该事物视作“黑箱”，从外部来对该事物作出判断。这个“外部”首先是权威，没有权威意见的情况下，则是看提出者的出身（其次还有动机）。对于朔天运河，他们据以否定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就是，这个方案不是科班出身的专家提出来的，而是野路子的外行提出来的，因此肯定不行。
这些专家除了看不起郭开的外行出身外，之所以极力反对朔天运河，还在于经验主义的归纳法。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大概是《反杜林论》）提到了拉丁文的一句经验主义归纳法的座右铭—— post hoc，ergo propter hoc（在这之后，所以，就由于这）。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我们看到，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借助于事物的表象、形象而非逻辑来进行思维的。A事物出现于B事物之前，所以，A就被归纳为B的原因（烟在火之后，因此得出结论——有烟必有火）。至于为什么会如此的道理，他们是懒得去探究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批评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对于这段拉丁文，理性主义是这样排列的——propter hoc,ergo post hoc（由于这，所以，在这之后）。对比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不同，我们看到，经验主义思维的起点是形象——某事发生于某事之后；理性主义思维的起点是概念——“由于这”是一种逻辑关系。如果停留于形象，能用的思维方式只有归纳。而运用逻辑思维，首先离不开分析。只有分析，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深入事物内部，也只有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归纳得到得结果才是比较可靠的。所以毛泽东在一首歌颂好八连的诗中说“分析好，大有益”（一分为二成了他老人家最爱使用的思想工具）。
运用形象，是很难进行分析推理的，因此，经验主义者往往容易摒弃逻辑思维，也往往容易摒弃理性、陷入对事物表象不辨真伪的胡乱归纳（未能做到“去伪存真”）。譬如对于人身上的脚气。西医从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通过观察、试验，确认这是由于真菌感染引起的疾病。而中国人从经验主义归纳法的post hoc,ergo propter hoc（在这之后，所以，就由于这）逻辑出发，认为脚气存在是正常的，是人身上毒气外泻的通道，而一旦脚气不痒了，毒气无法外泻了，人就要生病。实际上这是因果倒置。寄生在人脚部的真菌，对人的体温变化非常敏感，一旦人得病、体温变化，真菌即停止活动。当人感觉到不适时，发现脚气不痒了。由于人们不能精确判明脚气不痒与身体不适在时间上发生的先后，误以为脚气不痒在先，因此把后果当作了原因。
正是经验主义的归纳法，使中国的水利专家在总结我朝50多年治水的成果后，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们认为，50多年积极治水于前，下述结果于后——(1)北方河流多断流；（2）南方河流多污染；（3）河流行洪能力下降，小雨大灾。因此，今后不仅要象避免战争一样避免跨流域调水，更要避免在江河上游动土，以免把最后的水资源破坏掉。
上述的归纳，显然是错误的。因为——（1）北方的干旱是全球气候变暖、北方降雨减少，加之用水增多所致；（2）南方河流污染更与水利工程无关。如果成都平原上的岷江水系污染，难道要怪罪到修都江堰的李冰父子头上不成？（3）行洪能力下降与河床淤积、河道被侵占有关，也与河流上的水利工程无关。以上三种现象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增加，超出现有条件下自然资源的支撑能力。西藏调水是出于无奈，是对自然资源的调整，以解决因超生引发的困难。难道超生人口的生存权、发展权可以罔顾？超生人口应该被消灭？现在所要进行的就是对调水后果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论证，不能因为过去水利工程中的不足而反对所有的水利工程。平心而论，新中国50多年来的治水，总体上是成功的，是利大于弊。否则大江大河三年两头泛滥，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经济如何能达到今天的规模？正是由于经验主义归纳法的作祟，今年川东高温大旱被一些人归罪于三峡大坝。记得去年川东降水多，也有人将之归为大坝蓄水。想不到三峡大坝竟有龙王的神力，既能致旱、又能致涝。我们秉持的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象避免战争一样避免跨流域调水” 以及从经验主义的归纳法中得出的结论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吗？这些经验主义的专家由于离开了科学理性，正日益陷入不可知论和神秘主义的泥潭，他们所未说出的一句话应该是“人算不如天算”。如果不批评这种错误思潮，任凭经验主义的盛行，凡牵涉到巨系统的水利、气象、地震等科学领域有可能使封建迷信复活，发展出21世纪版的龙脉水利学、风水气象学，科学家和工程师都要拜神汉巫婆为师了。
经验主义作为一种认识方式（思维方式）或工具，当然不会只有缺点而无优点，但这里不是对经验主义进行全面的综合评价，只是提醒国人注意，你们习以为常、习焉不察的经验主义，除了上面列举的缺点，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首先要指出的是，经验主义来源于动物的本能。差不多大部分动物都会对经验进行归纳，巴甫洛夫所作的狗的条件反射试验就是证明。但是再聪明的动物也不会进行分析，更不会演绎。因为分析、演绎都需要凭借抽象概念。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经验主义在复杂程度上低于理性主义。一个只知使用经验而不知使用理性的人，很难说是文明人。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实践出真知，还有一篇脍炙人口的短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作为经验主义者的毛泽东思想的另一面。对于毛的这些论断，似乎从未有人提出质疑，自然也就成了某些顽固不化的经验主义者的至理名言，不说万古不易、四海皆准，至少是目前人们无法推翻的。果真如此吗？笔者在此向诸君揭示一下经验主义猥琐无能的一面：
如果真是实践出真知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看到或体验到重物下坠的经验（小孩子喜欢乘滑梯就是为了体验身体下滑时产生的重力加速度），但是亿万人几千年的实践，却从未从中产生什么理论和真知，只有当一个苹果砸中牛顿那个天才的脑袋后，才产生了伟大的万有引力定律。
还有，物种进化论并不是由那些终生与动植物打交道的农民、渔夫、猎户和牲畜饲养者得出的，而是由达尔文乘坐英国皇家海军的巡洋舰在2年左右的航海考察中得出的。
这两个事例说明，实践和经验只是产生真知的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理性思考的头脑和一定的知识积累。
先验的理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发现真理的充要条件，譬如爱因斯坦发现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验的作用基本被取消，因为人类无法为爱因斯坦提供光速条件下的经验，他所能依赖的工具只有数学计算。
以上事例说明，经验主义只是一种思想工具，她虽然有许多优点，但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我们只有坚持经验与理性的并重和平衡，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达致利益的最大化。
既然经验主义导致了保守，并且对经验和权威的迷信只是一种思想的片面性，何以会陷郭开于生不逢时之困境，难道这种保守、迷信的错误思潮就不能很快被克服吗？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对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历史演变作一番介绍。
（以下引文摘自拙作《讲道理》一书导言部分）
理性主义被正式冠以名称是十分晚近之事（大约在16、17世纪），但它的发生与发展却是远流长。整个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都可以冠以理性主义的头衔。对此，著名的哲学家卡尔• 波普尔（Karl•R•Popper 1902-1994）是这样概括的，在《西方信仰什么》的讲演中，波普尔欲图说明理性主义是西方的重要信仰，他说：“尽管现今大多数知识分子轻蔑地看待那些（指理性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哲学－引者），然而理性主义至今是西方缺之甚至便不能存在的观念。因为我们的西方文明的最大特征莫过于它与科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事实。它是产生了自然科学并且这种科学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唯一的文明。但是，自然科学是古典希腊哲学家，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理性主义的直接产物。
“……西方文明从历史上说主要是我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那种理性主义思想方式的产物。每当我们谈到西方，无论是施本格勒的西方还是我们的西方，我们心中想到的主要是在我们西方传统中有一种理性主义成分这个事实，在我看来，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
“在试图解释理性主义时，我的动机不仅是要把自己与某些时髦的反理性主义运动相区别，而且想尝试把屡遭漫骂的理性主义传统置于你们面前，这个传统如此决定性地影响了西方文明，以致人们很可以把西方文明描述为理性主义传统起着支配性作用的唯一文明。”（引自《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96年 10月版，范景中、李本天译、卡尔•波普尔，英藉犹太人，代表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因此著于二战中的著作获得英国爵士爵位）
理性主义原本是哲学认识论领域内的一个专用术语，又称“唯理论”，英语为rationalism，中文亦可译“合理主义”。其英文词根为ratio（比、比率）。英文中“理性”的另一词为reason，常为口头用语，ratio很可能来源于拉丁语。
理性主义在哲学中，一般与经验主义相对立。理性与经验，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两大武器。所谓理性，是指我们的智力，具体说来就是逻辑推理能力，它所反映的是存在于客观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与规律。而经验，是我们通过实践活动、由我们的感官所提供给我们的关于外界事物的一种粗浅的认识或感受。经验认识与理性认识二者虽有不同，但实际上二者又是紧密相连、互相渗透的。我们所有的理性认识、判断、推理，都建筑在经验认识的基础上，而所有的经验认识，都离不开理性的分析与综合。经验与理性的关系，犹如分析与综合，我们不能将一者捧上天、将另一者踏在地，而应建立二者间的辩证平衡。
之所以说古希腊哲学是属于理性主义的，一是从其自身的内在性质所做的分析，一是与中国文化的对比。
古希腊哲学产生与兴盛时期，也许正是这一社会处于较为剧烈变动的时期，一说是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变动，一说是奴隶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尖锐所致。由于社会的变动大，故使许多哲人产生出世事多变之感叹，由此才有“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箴言。世事的流变不居，使那些不为衣食所忧的哲人对经验、现象和表象后面的世界发生了兴趣，认为我们感官所告诉我们的物质世界或许是不真实的，真实的是那隐藏于此后面的不变的世界。那个世界自有一套逻辑的体系（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是为此而建立的），只有掌握了这套逻辑体系才能一劳永逸地真正掌握这个变幻不定的世界、掌握世界变化的原因。这套体系被称为公理或真理。古希腊时期虽然也如中国的春秋时期一样，学术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状态，但无论是何种学派，都醉心于探讨世界之“理”。这种崇“理”状况的形成同时也与古希腊奴隶民主制的政治体制有关。
由于是城邦制的民主，故能言善辩吸引关注与选票成为进入政治权力中心的必备本领，由此在当时的雅典社会中产生了一批教授此种实用技艺的业者，人称“雄辩术”授者。“雄辩术”的存在与发展极大推动了古希腊逻辑学的发展，而逻辑学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为理性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从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发展的内部所作的分析。
从古希腊与中国哲学的对比中，我们更能从外部看出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的鲜明特征。我们常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如果不体现在哲学上。尤其是在认识论上，是称不上差异的。如果说古希腊哲学（文化）是理性主义的，那么中国同时期的诸子百家就是清一色的经验主义。有学者撰文，认为中西学理的差异在新石器时代便已显现。更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出现与古希腊迥异的经验主义文化，实在是由于第四纪冰川对中国大陆的影响要小于欧洲――是由于中国动植物物种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因此我们的先民被缤纷繁杂的现象与表象世界给迷住了（吾淳，上海师范大学）。此论是否有理笔者不敢妄断，只是介绍于此，供诸读者参考。
与古希腊人关心表象后面的真世界不同，中国的先贤无论是孔子、墨子似乎更关心这个现实的表象世界的本身。他们不主张穷究“天人之理”，而是专注于实用、实效。对于“理”的探索犹如蜻蜓点水，往往是浅尝辙止。譬如有人问鬼神于孔子，孔子干脆回答，“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他的弟子说孔子是“敬鬼神而远之”。方励之先生在一篇谈论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文章中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既然要“敬”鬼神，何必又要“远之”？既然“远”鬼神，何必又要“敬”之？这是以西方理性主义思维方式所无法理解的。孔子实际上在追求一套实用的治理社会的技艺，对于那些与此无关的事物，他是毫无兴趣的。最能说明中国这种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思维方式的，莫过于《墨经》中记载的一段典故。据说公输般“削竹为鸟，成而飞之，三日不落”，公输般以为“至巧”，跑到墨子面前夸耀，墨子对此不以为然，批评他说，削竹为鸟不如削竹为车，做部小车能运三五百斤货物，“有用为巧，无用为拙”。中国人不关心彼岸世界，只关心他那个声色犬马的此岸世界。
古希腊人发明了欧几里德几何学的体系，中国人则有《九章算术》，这《九章》里，面对利率、面积、大小、多寡都有精准的计算方法，但中国人却未用隐含在内中的逻辑发展出一套体系，从而也无法发展出几何学、代数学。尽管在实际的运算方面中国人并不输给西方人。
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到罗马，又被罗马文化所继承。而后到中世纪，这种崇“理”而轻经验的文化进入了“经院哲学”的死胡同。从公元五、六世纪直到公元十五、十六世纪，史称“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何以黑暗，笔者认为与西方文化轻视经验这一致命的缺陷有关。西方的苏醒首先不是文艺上的苏醒，而是哲学上的苏醒。十六世纪，经验主义哲学在英国产生，其鼻祖可推弗兰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 ），就是这位培根先生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这些经验主义哲学家大胆指出，真理不仅仅存在于《圣经》，有些真理来源于观察、实验。这些在现代人看起来是稀松平常的“常识”，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的醒世通言。由此，一直是一只翅膀（理性主义）的西方文明，在插上了经验主义这支翅膀后，一飞冲天，直上九霄。
反观东方的中国，恰如一个早慧的孩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西方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时，中国人凭着“实事求用”的经验主义哲学，也发展出了一套虽不知其所以然、但却“知其然”的实用技艺，使中国当时在经济与科技上雄居世界之巅。及至西方苏醒，凭着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双翅飞行，中国文明只有经验主义一翅的弊病便充分显现。中国古代的科技正如顾准所言，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技术”，还谈不上科学。这也正是令编撰《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博士百思不得其解之处。
现今各发达民族在从传统社会（前工业文明）向现代社会（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都经历过一场“启蒙”运动，即以理性启开蒙昧之意。中世纪时代的欧洲也是理性主义盛行，但那个理性不是人文、科学的理性，而是神权理性、神权逻辑。启蒙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将人们的理性从“神本位”转到了“人本位”。按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一切意识形态变化的终极原因，都可以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找到。启蒙运动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经济权利意识的苏醒有关。正是在启蒙运动中，理性与理性主义，从认识论的范畴开始溢出，成为了一个有经济学内涵的术语。
前面说过，理性主义的词根是ratio，从这个词根又生出ration一词。该词作名词使用时有四种含义①配给量、定量②给养、口粮③一份配给物品④应得份额。作动词使用时，有三种含义：①配给、供应②对……实行配给③俭约地使用，节制、约束。而到rational（形容词）时，其释义又全部回复到认识论上来（五种释义）①理性的②基于理性的③神智健全的④（数学上的）有理数⑤（宗教上）推崇理性反对感情用事的。
由此可看出，至少在英语民族中，理性一词含有经济内容。而在中国，“经济”一词只是在清末民初时才产生，而“理性”一词的广泛使用，大约也是如此。但我们在使用“理性”一词时，一般很少注意它的经济含义，更绝少考虑到由于“理性”一词的经济含义而产生的重大意义。这是理性与理性主义一词的奇妙与不可思议之处。
西方的启蒙运动从十五世纪发端，大约是在二十世纪西欧一些主要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化后才告一段落的。黑格尔是一个理性主义学派的集大成者，但他只是将理性主义的学理在哲学上作了充分发展的一个哲学家，却未对理性与理性主义本身的学理作充分的研究（相反，康德对理性的研究倒是相当深入的），真正能荣赝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之桂冠的，非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莫属。韦伯从考察世界的主要宗教入手，从文化、理性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产生的条件与原因。他令人信服地指出，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本质（精神）并非是资本与金钱，而是理性主义与合理主义（理性主义与合理主义，理性化与合理化在英语与德语中是同一个词，一词而有二义，这是它们与中文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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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自《理性主义为什么很重要？》一文）
理性主义的先天性缺失，不仅使中国的自然科学无法发展，同时也严重制约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与视野。西方在资产阶级发动革命之前，都有一场作为先导的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武器就是理性主义。所谓启蒙，也就是要启被谬误遮蔽的人的理性。中国虽然也有这样的启蒙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理性主义作为手段与目的都是缺位的，关于该问题请见姜义华先生所著《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三联书店版），此处不予赘述。
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一个飞跃。因为马列主义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产物，西方理性主义与中国故有的经验主义相结合，产生了中国的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以新中国建国为界，可分为前半生与后半生两个时期。前半生，他是经验主义为主，正是传统的求实的经验主义文化使他战胜了王明的教条主义（理性主义之一种）；后半生则是理性主义为主。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对垒，一边是有美国人支持的国民党800万军队，一边是“小米加步枪”的100多万人的共产党军队。如果从经验出发，没有人会认为四、五年后共产党会夺取政权。但毛泽东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正确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使他认为有夺取全国政权的可能。这一缺乏经验支撑、而仅凭逻辑推理得出的信念与理论最后竟然成为现实，想必对他的后半生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由此，他完成了从一个经验主义者向理性主义者（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主义）的转化。大跃进、文革，这些都是他理性主义思维的产物。特别是文革，其理性主义已发展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所有的经验事实都说明文革的实践是错误的，但这仍不能使他觉醒，可见其对理性主义之痴迷。
邓小平时代，毛泽东的理性主义偏差得到了纠正，使我们回到了经验主义思潮开始盛行的一个新周期。这个周期的特点是“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试错论 ——“摸着石头过河”、“只做不说”和“不要争论”。但是所有的人——从官方理论家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再到负责意识形态的官员——都没有意识到经验主义的局限与弊端。经验与理性二者不可偏废，同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也是如此。现代的理性主义，不过是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二者的平衡上，略微向理性主义方面有些偏重、倾斜而已，经验主义恐怕也是如此，绝不会单打一，强调一方，绝然地排斥另一方。
也许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现今的这一波经验主义思潮高涨的周期内，恐怕是矫枉过正的作用，其发展已到了危险的、对理性主义绝然排斥的地步。经验主义在90年代以来的一枝独秀带来的明显恶果是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大泛滥——权威主义、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犬儒主义、神秘主义和痞子主义，这些广泛存在于官、商、学、民间的非理性主义思潮首先消解的就是理性主义的社会基石——公正。通俗地讲，理性主义就是讲道理，非理性主义就是不讲道理。大家可以细细品味这些表现各异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看看哪一种与讲道理有关？官、商、学民都对讲道理不感兴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公正可言？公正缺失的结果就是内需不振。有人会奇怪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仔细想一下就会明白，内需不振的直接原因就是穷人太多，穷人太多究竟是因为懒人太多还是公正缺失呢？
公正缺失的另一个因素是法律不昌，这也与经验主义的横行有关。理性主义赞成普适主义、反对特殊主义，在这方面经验主义正好与之相反。为何说理性主义是现代化的核心理念而经验主义不是呢？因为理性主义的普适主义要求，正好与现代化的法治主义、与体现在WTO中的规则意识和平等原则（无歧视原则）存在逻辑上的内洽。法律就是理性主义的集中表现，理性主义就是讲道理，讲道理能离开法律吗？
法律是一种普适主义，要求我们一视同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经验主义往往主张特殊主义，主张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
在经验主义盛行之处，法律的公信力往往很差。因此美国人遇到法律纠纷，第一个念头是找个好律师，而中国人的第一个念头是去法院通路子。
总之，中国由于先天性地缺乏理性主义的传统，也没有一个象样的启蒙运动，加之当前正处于克服理性主义偏差之后的经验主义高涨的周期，因此理性主义就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以上为引文）
致使经验主义思潮如此强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西方的文化影响。西方的理性主义思潮从启蒙运动开始盛行以来，在西方的整个工业化时期一直是占压倒地位的主流思潮。但自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两次大战的爆发，使西方哲学家们注意到了理性主义自身的缺陷与不足。这个对理性主义反思批判的过程恰与西方的后工业化、后现代化同步。应该说经验主义对理性主义的反思批判有一定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对待自然界方面。按韦伯的说法，西方是以理性主义的态度来宰割自然，认为自己的科学理性象上帝一样，是全知全能的，及至遭到自然界的报复，才知自己的科学理性是有限的，自然界仍有许多人类不了解的秘密。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但时至今日，理性主义从正题进入了反题，尚未进入合题。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只知解构而不知建构，还未能系统全面地克服经验与理性之间的张力，他们提出的方案，往往不具可行性。但是中国的学者食洋不化，以照抄照搬西方最新的学术观点为时髦，完全不知中国与西方由于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问题也不同。譬如，西方过于相信科学理性、轻视人文与传统的发展观念受到合理的质疑与批判，但在中国，还主要是传统的封建迷信阻碍着科学理性的普及和社会进步。如果盲目学西方、批判科学理性，那就会导致传统迷信的泛滥与猖獗，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也会毁于一旦。
这就是郭开所面对的两大敌人——有着千年传统的中国经验主义与同属经验主义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强敌压境，郭开们应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万万轻敌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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