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为“纪念120周年”的供稿。】
连载《毛主席的战略经济学》
第一编 毛主席的战略经济学理论
第一章 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理论
第三节，“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理论体系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中，毛主席的经历描述着他特有的反教条主义、反主观主义的独创精神，在30年代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命题后他就孜孜不倦的加以遵循，所以，50年代，毛主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第二次中国化的命题，并以变革生产关系和发展和保护生产力为主线展开，围绕“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1](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先后于1953年10-11月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12月提出“共同富裕”概念，1954年提出“事物的多样性”问题，1955年7月提出“农村中的改革”问题、10月提出“大为富、大为强”的命题、“赶超美国”问题，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概念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8月提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概念，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957年2月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中国工业化道路”“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概念和命题，3月提出“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概念，1958年1月提出“技术革命”概念，3月提出“多快好省”概念，6月提出“独立自主地搞建设”的命题，11月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概念，1959年3月提出“人民公社十四句话方针”，6月提出“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和“经济发展规律”的问题， 12月提出“四个现代化”概念，“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的问题，1963年9月提出“两步走战略”，1965年提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的命题，这些概念和命题描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根本任务发展和保护生产力、共同富裕、基本矛盾、发展动力)、新发展观及怎样建设的战略选择(目标、手段、举措、道路、步骤)建构起“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理论体系的第一层次。显然，毛主席的这个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第二次中国化的里程碑。
下面，就对毛主席“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理论体系的实践-理论的范式进行讨论。
一、对社会主义模式的考察。很可能从1954年开始毛主席已在思索“自己的路线”。在解决了新民主义革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后，联系学习苏联、西方和中国建设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又引出了对社会主义模式的考察，针对苏联模式，经过以苏为师、以苏为戒，从“事物的多样性”的哲学视域首次隐喻了社会主义不同模式的问题。
毛主席借鉴苏联建国之初，学习、再学习从而取得“极其灿烂的成就”的经验，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始终描述为“四个善于学习”的过程，重点包括：1、向苏联学习，2、向美国等西方学习，3、国内的总结学习。这三个包含着对外开放的学习作为互动关系可以沟通客观真理转化为主观真理的途径。他说：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论十大关系》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论十大关系》
“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除了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向苏联学习和开放。苏联是社会主义强国也是当时世界第二大强国，所以，苏联成为能够帮助中国并能提供先进科技的国家。“一边倒”的外交也是中国重点向苏联的开放，当时中苏美的历史游戏成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重要国际推手。毛主席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中间路线不仅两头都得不到好走不通，还会失去学习和帮助，而学习和帮助是加快发展速度、超越发展阶段、提升发展水平、迅速改变落后的重要方法，这样，中国的国门重点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了。
学习是从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开始的，加之缺乏经验，这就决定了照搬的模式。毛主席比较详细地谈过这种情形：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34]。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节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基本照搬”是没法的选择，比懵懵懂懂的好，总进入了实践-认识的过程，照搬与实际会在行动中出现适应与不适应的矛盾，不断的积累经验和思考就会创造自己的东西。这里，《论十大关系》、总路线被解释为以苏为戒的线索，其实，毛主席1954年10月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文集6)》就从辩证法角度以孟子:“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所揭示的“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和“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为依据引出了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思考，向尼赫鲁暗示社会主义同样存在不同模式的可能性。
毛主席认为，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
（二）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学习和开放。《论十大关系》指出：“……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关于向美国学习，毛主席多次强调，反映出一种深刻的美国情结。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毛主席在《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说：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美国炼的钢含硫量是百分之零点零四，我们只有个别地方炼的钢含硫量达到百分之零点零三七，大部分地方炼的钢质量不好。……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日本政府对我们不友好，但两国人民还是互相来往，人民间互相来往很自由、很自然。《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说：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 》指出：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包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已开始大办。……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
1955年10月提出“赶超美国”问题，为中国发展树立了对象，可以解决动力问题。“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说：
“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尽管美国等西方集团对中国采取封锁政策，但毛主席一直用心突破这个封锁。
1、经过香港的窗口保持与西方世界的贸易往来和信息沟通;
2、经过英法等西方国家逐步解构美国的敌视政策;
3、经过与第三世界建立广泛统一战线在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地位;
4、经过华沙谈判保持与美国的接触。
这个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多次直接向美国发出合作的信号。终于，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格局形成后的70年代初期发生了一系列事件。(1)兵乓外交，启动开放进程(2)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开放探路;(3)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走进开放;(4)尼克松访华，开放成功;(5)与日本等西方大国建立外交关系，全方位开放;(6)“四三一”项目引进，开放第一批成果。这些事件标明中国与西方已相互正式开放。
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世界各国纷纷向中国敞开了大门。1972年是中国外交的丰收之年。2月14日，中国与墨西哥建交。随后，相继与阿根廷、毛里求斯、圭亚那、多哥、马尔代夫、马尔加什、牙买加、乍得等建交。再加上此前与中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已与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第三世界成为中国外交的中坚力量。3月13日，中国和英国互换大使，两国之间1954年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日本、联邦德国、卢森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马耳他已于该年1月与中国建交)。上述9国都是第二世界的成员，中国与第二世界的关系得到迅速发展。1972年，中国先后同18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刷新了1971年15国建交的纪录。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在争取团结“第二世界”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1970年，与加拿大、意大利建交;1971年，与奥地利、圣马力诺、比利时、冰岛建交;1972年，与英国、荷兰、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交或外交关系升格。
对七十年代初中国已成功对西方开放的事实，基辛格《论中国》一书作了权威性的确认和当事人的体会：
开放始于1969年夏天，是中美战略互动的结果。
“美中两国于1969年夏天开始交换一些并不明确的信号。美国放松了一些对中国贸易的小小限制，周恩来则释放了两名因开着游艇误入中国水域而被拘留的美国人。”《论中国》p210
“这无异于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场革命。一位美国总统居然宣布一个共产党大国的生存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论中国》p211)
“策划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为对华开放政策作好心理上的铺垫。”(《论中国》p212)
“……中国政府将如何运行?也许毛泽东跟一个外国记者以他特有的转弯抹角的方式这样讲述，主要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通过宣称中国的领导方法有了变化而鼓励中美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论中国》p220-221)
“斯诺写道，毛泽东说：‘要学你们美国人的办法，(把责任和财力)分到50个州去。中央不能包办，要有地方积极性。(把手一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论中国》p221)
“毛泽东还想传达这样一层意思：他在向美国开放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但已经克服了。”“毛泽东赞成加快双边合作，敦促就这个问题展开技术讨论”，“毛泽东向……总统强调，意识形态对两国的关系不再重要了”; (《论中国》p255-257)
“很多美国人认为对华开放让中国又回到了国际大家庭”(《论中国》p270)
“中美修好的好处并不是永恒的友谊或互相融洽的价值观，而是重新达到全球力量的平衡。”(《论中国》p271)
（三）向国内的学习和开放。在《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一文中谈到湖南省委组织到广东参观时，毛主席认为：“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同时，对“固步自封，骄傲自满”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要破除夜郎自大的狭隘世界，打开眼界学习新天地，报成绩也讲错误，受表扬也听批评，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把相互学习交流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避免不作调查研究，主观主义地下达指示，往下灌的东西多，由下面反映上来的真实情况少，因而脱离群众，产生很大困难的错误。
学习总会有成功和失败，这会加强毛主席“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情结，从而开启走中国道路的探索。他认为自己的路线很重要，反复同来中国的外国政要说：“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清楚，就是中国的经验只能提供作为参考，照抄则不可。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中国的经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即使是好的经验，也不一定同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相适合。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共同富裕既”。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又是社会主义中国“大为强、大为富”的根本目标之一，它是通过发展和保护生产力，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提高人民生活并在推进四个现代化目标使物质获得极大丰富的基础上来实现的，这样，共同富裕就是一个阶段性目标，换句话说，它是“四化”前提下的目标，正如毛主席说：“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有强才会有富。所以，共同富裕就包括这样几个内容：1、它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反两极分化的，当然，也不是平均主义，它体现着分配的正义、公平的理性;2、它以四化为前提，没有强就没有富裕，为此，发展的第一阶段首先解决“强”，第二阶段才能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当然，这两个阶段不是分断的只是有主次之分;3、它是在分步骤发展阶段中经过很长的时间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应当通过艰苦奋斗、忍受暂时牺牲，在实现四化的创业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4、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5、共同富裕的核心是发展经济，公平分配成果。如，现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满，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大城市必须有计划地修建居民住房》(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三、《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论十大关系》发表，开始提出中国“自己的建设路线”。“十大关系”在建构“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理论体系中有三个重大贡献。1、明确开始建设中国道路的探索，奠定了走中国道路的基石;2、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十个新问题，开始形成“自己的一套内容”;3、用对立统一规律建构起发展的十大关系范畴，这也许是在人类发展问题上第一次叙述将依据辩证法的矛盾法则自觉运用对立关系范畴的矛盾运动推动发展，也为计划经济提供了现实的根据。
现在，讨论三对关系。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放在“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个前提，联系“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等民生问题，参考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做法加以分析就使研究获得一种深厚的现实基础增强了理论概括的历史力量。分析的核心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如何多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这个境域，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三者的积累关系被建立起来，同时，以重工业为投资重点但又注重适当调整三者的投资比例，加重轻工业和农业的投入，衡量“积累关系”和“投资比例”是否处于平衡状态有三项指标，1、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稳定;2、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3、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这些关系的建立也使计划获得了具体操作的可能。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的分析中，毛主席提出了“平衡工业发展布局”和“利于备战”的战略思想，从而确定了中国工业布局的方针，同时，强调加快发展轻工业的意义和形成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互补互动的建设格局。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关系分析中，采用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办法，既不损害国防工业又增加了经济建设投资比例，使“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与“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的计划统筹兼顾，从而实现了前提性资源最佳配置。
显然，这些关系的核心是投资比例，是毛主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比例，是毛的重要的经济范畴，斯密也是)。有个配置资源的最佳比例才能保障工业化路线、方针、政策的顺利实施。在资金、物质、科技短缺的情境下，“优先”和“多发展”的双重投资要求，使这三组比例关系均为复杂的矛盾运动体系，或者说，冲突、不平衡构成了影响平衡的内在倾向使比例关系时常处于“波浪”之中，即“优先”一方和“多发展”一方会处在适应(平衡)与不适应(不平衡)的转化中，适应时“优先”获得一个时期的加快发展，“多发展”一方则在能够支援“优先”和保障民生的情形下达到一定速度的发展。不适应时，即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出现紧张就意味着进入调整比例结构时期，这可能就是毛主席预期中的“生产节奏”和“波浪式”发展。这里的要害是洞察与计算发展与调整的最佳时期。这种发展模式内部，存在着发展预期和调整预期的冲突，在矛盾运动中会传递发展信息和调整信息，当调整预警出现时如果能不适时机地进入调整就能获得满意的“生产节奏”和“波浪式”发展。在这里毛主席要求的“留有余地”可成为发展转化为调整的平稳过渡。
虽然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了中国建设路线，可提法上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没有标新。但4个月后的八月三十日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中毛主席终于使用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概念，同年9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又使用了相同概念“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这两个类似的概念表明毛主席已经在理论-实践的模式里将中国社会主义与苏联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加以区别。有个值得注意的事情。1965年12月30日，朱德提出过“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1)概念，但毛主席一直没有使用它，这很可能是由于毛主席认为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都包含着相同的普遍原理，差异只是方式方法，而且探索中用“式”有种固定的味道也不适合，所以在提法上不必过于明显差别，何况“社会主义中国”也包含着中国式，她就是说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至于“中国特色”，毛主席只在批判教条主义时使用过这个词语。不管怎样，毛主席“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和朱德“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概念以及后来“四个现代化”的表述都证明《论十大关系》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不在模仿苏联模式了，而是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路线。”
四、“中国工业化道路”。“中国工业化道路”是一个世界性的新概念，它标志着世界工业发展的新道路的开创。之前，在世界上，已存在西方式工业化道路和苏联式工业化道路。然而，西式道路的条件已尽消解，苏式道路却没有解决好轻工业和农业问题，这样，世界再次提出的新的课题，为毛主席所发现，他开创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式工业化道路并取得了成功。与西式和苏式之比较，这条道路的新的性质在于，建构在辩证发展的问题域，用一组关系概念，即，“优先”、“并举”、“基础”、“主导”、“次序”、“赶超”、“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技文化现代化”等描述现代化内涵。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毛主席在《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一文中首次对中国工业化提出了一个设想：“一九五二年是我们三年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年。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1957年2月27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又正式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概念。这是继十大关系之后，在工业发展道路上开辟中国道路。虽然与苏联同样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但在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又根本区别于苏联。
中国工业化道路核心是要解决在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进而走进现代化的问题，以“基础”定位农业，以“主导”定位工业，以“并举”描述政策取向，再以农业的“国计民生”与城市关联以及“农业就是工业”的论断以及将“农业现代化”列入四个现代化等等，建立起现代工业与现代农业、农业与城市、农业与国家战略目标的辩证关系，描述了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叙述着不发展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化也不可能实现的语境。如果联系当时世界经济界关于工业与农业，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看，毛主席是用“基础”和“主导”解构了所谓“工业是经济发展的中心”以及“农业不能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主流话语权。毛主席长期重视和研究农业发展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得以集中探索，从合作化开始到系统的农业改造理论较之于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提前了若干年。可以说毛主席第一次系统地描述了工业化中工业与农业的互为前提、互为动力、互为推手的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较之于把农业看作是经济增长中的“附属部门”的“惟工业化论”更具经济发展的逻辑前瞻性。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主席说：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比如，去年生产了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商品粮包括公粮在内，大约是八百多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归农民。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稳定了。
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
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
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
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这样，首先，“中国工业化道路”所指的过程包含着农业社会化步骤与工业化相适应的并举，有一个农业就是工业的思想，在指导思想上特别强调“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也就说，在经济建设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就是“两个拳头一个屁股”。毛主席侧重解释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道理，讲了“慢”与“快”的辩证法。他说“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毛主席又提出了如何培育工业市场和农业市场的问题，或句话说，市场是农业和重工业发展的又一个关键，并把农业现代化划入在农业技术改革逐步发展下实现工业化的组成部分。其次，它以解决积累矛盾和民生矛盾为己任。重工业的优先一定是在保证轻工业和农业能够解决民生和同时为重工业积累较多资金的原则下，重工业发展不能以牺牲任一方的两个原则为代价，这也是三方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有一段毛主席动情的话，专讲苏联因失掉轻工业的较多积累转而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他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第三，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正式提出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这样在资金、物资和劳动力的安排上就改变了过去搬用苏联优先安排重工业再安排轻工业、农业的办法，按照先农业后轻工业再重工业安排，以保证农业轻工业必须的最低限度的需要。第四，1962年毛主席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用“基础”和“主导”界定了农业和工业的地位，这就为计划与比例的制定提供了长期的政策支持，所以，这个方针也是对如何进行计划经济的规定。
按毛主席的概括，中国工业化道路就是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也就是说以史为镜，结合国情，中国要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它的理性预期是，重工业优先的同时，农业、轻工业也得到协调发展。从历史上看，工业化原始积累期，西方英法等国资本破坏农业，不顾人民生活;苏联也因挤掉农业轻工业导致其发展缓慢，人民生活主要是农民很苦。如果，中国不选择赶超战略，依靠苏联重工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或许能够较快改善人民生活，但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话说是行不通的(参见王骏《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年6月第1版p43-44)。显然，在原始积累时期毛主席面临两难选择，最后他从建设一个强大富裕的中国的国家战略意志层面选择了“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这就是中国工业化道路。那么，这条路从处理好三者关系的境域又如何去走呢?毛主席认为关键是要找到它们之间相互支援的最佳配置，并提出了最佳配置的方案。如，1、农民自给，保证城镇人口吃饭，2、发展商品性农产品，提高商品率，为工业提供原料，3、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4、算出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的一个适当的比例，5、农产品创汇进口工业设备，6、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为工业产品提供大市场，7、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8、工业品卖给农民时缩小剪刀差，9、预算农轻重的投资比例，10、按农轻重次序安排资金等。如何走好中国工业化道路是个复杂问题还牵涉其他方面，如人民公社也是其中的举措，所以，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
现在，将中国工业化道路作一个较为完整的描述：
1、“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2、“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
3、“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中国工业化道路”从1957年提出到1962年最终形成历时近6年，它标志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已经被开辟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这6年的探索印证着毛主席所讲的话：“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从今天的事实来看，实践已证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正确性。在当时苏联管卡压，美国等封锁和美苏军事威胁的国际大遭遇中不走这样的路，就会变成附庸国，不能成为自主型国家，如果那时不付出代价今天的代价就会更大。
五、“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毛主席认为中国存在着“又搞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从政治讲，民族资产阶级作为进步阶级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团结对象和盟友，有选举权，历来反对帝国主义，同政府合作，遵守宪法;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民族资产阶级遵守《共同纲领》，拥护宪法，接受公私合营。当然，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一面进步，一面落后，这些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方式的改造逐步解决，社会主义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从经济讲，“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新经济政策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基本性质属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可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私营企业要合法化，可以雇工。社会需要表现在：1、与合作企业形成竞赛，提高产品质量;2、解决社会物资不充足;3、国家投资有困难;4、有利于生产;5、有利于发挥资本家的管理才能。如何解决“又搞”的问题呢?毛主席认为：1、“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2、“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3、“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4、“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5、“瑞蚨祥、同仁堂一万年要保存”、“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6、国家资本主义。(《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
六、“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这两个概念都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联系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的思想，毛主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其中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概念可以说是整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理论体系的主线和灵魂，它被描述为：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
“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
首先规定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矛盾但性质为非对抗性、非剧烈的阶级斗争性，就使这些矛盾仅仅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对立统一的运动。这样，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就描述着如下几点：1、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或简述为矛盾才是发展的动力。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2、发展的内涵是解决适应与不适应问题，这种适应与不适应由大量的关系范畴构成。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3、“不完善”的矛盾要求对国家制度、经济体制、企业管理等进行不断地完善和创新改革，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又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4、为发现和证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提供着依据。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即计划经济规律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由于时间短有些还不成熟、有些还没有暴露、有些还在萌芽。根据西方经济流派的发生、发展的情形，经济规律是在资本主义历史运动过程中逐步总结概括出来的，同样，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也要随着社会主义历史运动过程逐步得到发现和证明。不过，正如毛主席发现，这些计划经济规律基本要围绕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解决展开，这样，提炼概括出基本矛盾就成为发现证明规律的一把钥匙，由此，在推进基本矛盾的解决过程中规律就会生成并为沿着这条主线发现和证明提供机遇性可能。毛主席在这方面做了大量艰辛开拓，取得了丰硕成果，留下了创新贡献，经他发现概括深化补充完善的概念、规律、方针、方法等作为一个主要部分建构起社会主义中国的理论体系，对这个问题将留在后面专门讨论。
七、“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柏拉图理想中的国家领袖是哲学王。两千多年后这个设想被列宁和毛主席实现了，当然，这并不是柏拉图理念中的哲学王。大哲学家毛主席在1957年提出“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这个新的发展观的命题从哲学语境概括出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思想内涵。1、这种发展是融入辩证法哲学范畴中的辩证法的发展路线，或者说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是辩证法的范式;2、从哲学高度概括发展本身就叙述出发展在中国处于核心地位;3、发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这也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所持的立场、观点、方法。4、既然是辩证法就会贯穿矛盾法则。由于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所以发展可能犯错误、腐化、倒退，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因此，为解决辩证法发展的问题，毛主席一方面强调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和党是领导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要求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群众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掌握的武器，这样指导思想-党的领导-群众建设就会被马克思的辩证法贯穿使发展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化，她的途径就是党的群众路线。
毛主席指出：“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辩证法发展的条件是：
1、用辩证唯物论武装全党内外的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
2、为此，必须建立强大的理论队伍;
3、认清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的新时代;
4、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获得“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方法”;
5、党的各级干部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
那么，毛主席提出的“辩证法发展”的概念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化的具体指向是什么呢?
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这样，国情会从理论概念演绎出“不同”指向的所能， “社会主义”概念在书本上没有意义，教条化没有出路，它是个在社会实践境遇“求是”的矛盾法则。这一思想与结构主义“词”在与“词”的结构中才产生意义的理念是“共鸣”的。换句话说，理论-实践在与具体实际结合中其理论意见应接受检验性的校正的事实描述着发展内在的曲折。其次，曲折的存在使人的认识运动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一种循环上升的路线。所以，必须找到辩证法发展的规律。
1、解决客观真理与主观真理一致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高度解决“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以认识发展的规律。毛主席认为对于执政党来说，发展问题首先就是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即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人们的主观世界可以同客观世界相符合，预见可以变为事实。但规律的认识尊循一般的秩序。(1)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2)对少数人说来，也要经过不认识到认识的学习过程，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3)认识是逐步推进的，这个过程贯穿着成绩-问题-失败。(4)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指导认识。他在一九六三年五月 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用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再次作了理论概括。他认为主观真理与客观真理之间有一条沟通的途径，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其中形成的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如果得到预期的成功就说明“客观真理”变为了“主观真理”，实现了物质-精神的建构，失败了就是错误的，思想就还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一直达到预期的成功。
2、抓住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发展的核心。毛主义认为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因此，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发展，其一，就要善于抓住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其二，既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也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这种用对立统一规律建构发展的一系列关系范畴可以说是对人类发展学说的一个伟大贡献。
3、从某种角度说，发展就是解决错误。所以要正确对待发展中的错误。毛主席描述了正确与错误的关系。由于认识规律的循环性，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作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犯得少一点，犯得小一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可免论是不正确的。
4、在实事求是中掌握主动权 。主动权获得的方法是：(1)帮助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2)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群众化。(3)坚持群众路线。(4)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
5、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形而上学。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人们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教条主义像个幽灵。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基本思想是用规章制度管人。(
6、对经济建设上从苏联生搬硬套，进口“成套设备”的教条主义进行系统批判。毛主席提出《十大关系》后，开始针对苏联的教条主义进行清算。他指出，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 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工作、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统计几乎全部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搬得也相当厉害，卫生工作也搬，不管人家的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都奉行，总是苏联第一。商业搬得少些，因为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
反对教条主义关键要在思想方法上处理好坚持原则和独创精神的关系。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八、“独立自主地搞建设”。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毛主席从国与国关系的视域叙述了“独立自主地搞建设”的思想，核心是自主型国家和自主型经济。他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已成为历史的现在，国与国关系从主权地位上讲又如何界定呢?毛主席用“自主型”和“附庸型”加以区别。对中国而言，无论是国家和经济都是自主型的，是独立自主的大富大强，绝不能走进附庸型国家的所谓“繁荣”的死胡同。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中他反对西方强国和苏联极力推行的“比较优势”的经济学，认为苏联提倡的“‘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主张“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因此，他一生高度重视建立起不受制于人的中国的战略性产业，如粮食、化肥、钢铁、石油、造船、汽车、机械、交通等和前沿性尖端科技如原子弹能、航空航天、计算机等，在这方面中国取得了以“两弹一星”、核潜艇、大飞机(运-10)等为代表的奇迹般成就。另一方面，他反对“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1963年9月3日在《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的文章里他宣布“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 他说：“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后来苏联又后悔了，想再派专家来，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他们再派专家来，有朝一日他们又要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他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任。正是在一九六○年的这个时候，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
“独立自主”概念应包括：1、自主型发展;2、学习外国先进东西;3、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4、利用外资。
九、“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毛主席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他批评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苏联也是这样，认为谁说到价值法则谁就不名誉似的，……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这段话事实上已否定了苏联是共产主义和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的认识。他还举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第一次修正稿修改时重新改写的第三十六条：“人民公社应当根据必要的社会分工发展生产，既要增加自给性的产品，又必须增加用以交换的产品。产品的交换，除了在公社相互之间可以继续采取合同制度以外，在国家和公社之间，应当逐步地从合同制度过渡到调拨制度”是不要商品交换让农民进入共产主义的证据。 他在批评这些认识的分析中建立起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两种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依据。他认为，a商品生产的性质取决于所“结合的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的范畴，并且与其关联的价值规律也属社会主义范畴，由此，商品生产就与计划经济结合一起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工具，b这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有了一种灵活性，可以向两个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即，计划内的调拨和市场的商品，但是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c特别是商品生产还落后于印度、巴西的中国更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积极作用。这是因为中国不仅还存在两种形式的所有制，而且，在集体所有制内还划分出三级所有制，根本不可能实现恩格斯所说的“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样态，这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的依据。
所以，在社会主义时期，在人民公社：
1、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2、不能剥夺农民。人民公社，不但种子，还有肥料、产品，所有权在农民。国家不给它东西，不进行等价交换，它的产品也不会给你。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不要商业是违背客观法则的。
3、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办法拿走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
毛主席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新贡献。马克思恩格斯讲了计划和比例，列宁讲过发展商品生产，但是作为资本主义范畴，斯大林比列宁进一步区分了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在一起却又不肯再前进一步。
商品生产或商品经济经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高级形态，所以，它也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这样，毛主席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描述着社会主义制度及计划经济是一个与资本主义有联系的开放性学习型体系，它会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属于人类发展共同规律性的东西，它会引进管理国家经济的先进技术技能。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在于将商品生产归入社会主义范畴也就把价值规律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工具从而与市场经济关联，这就为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十、多、快、好、省。多、快、好，原本是周总理提出的，省，是李富春补上的， 1958年毛主席把它加进总路线。它既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辨证法发展观，又是符合国情指导中国的发展方式。这四个字之间互为前提、互相制约、互利互补，概括出辩证处理速度、效益和产品质量之间关系的简明的经济法则。“多”，针对没有工业，农业薄弱的现状，即多数量、多规模、多层次，中央建大企业，省市地建中型企业，县级建小企业，形成调动各方积极性灵活多样发展企业的局面;“快”主要讲增长速度;“好”包含质量、布局、结构、效益;“省”强调成本的节约和核算。多和快描述了两者的因果关系，投资规模的大小直接决定增长率的高低，没有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增长将是缓慢的，换句话讲，为避免所谓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应当用“快”来实现“关键性的最低限度努力”，并造成行业之间投资比例适当缺口所反射的互动达到“平衡与不平衡”增长。好是对多、快的内涵要求，投资资源应当按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总和效益配置。省贯穿于多、快、好之中，低成本节约型使用资源，多、快一定是在好省调节下的规模和速度。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 “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毛主席认为，这四个字是必须的也是可能做到的。像中国这样的历史性大国，在新中国建立后面临着强国和强势集团林立之中的伟大复兴，她不可能走小国发展的路子，她必须规划远大目标并选择赶超战略以争取更多时间。在一穷二白的情境中，多快好省无疑成了赶超战略的实现手段之一，这是它的必须性。它的可能性也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情境中。即，从社会承受力来说，人民可能忍受牺牲吗?从发展的内在规律上说，多快好省可有内生动力?可能被规划吗?一穷二白表明中国的发展没有“现成”的基础，只有创业的艰辛。对于“牺牲”，毛主席认为有人民的爱国主义、对共产党的信任以及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只要共产党和人民同甘共苦，人民是可以牺牲暂时利益发扬奉献精神，做到艰苦奋斗的。所以，毛主席一生艰苦，一生贯彻群众路线，一生惩治贪污腐化，一生追求人民的民主与平等。当然，牺牲也是有度的，这就是在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前提下逐步提高人民生活。需要指明的是根据各国的发展历史观察，代价是不可避免的。特别在资本主义发展中代价更是高昂而且性质不同，资本让人民付出的代价是两极分化的剥削充满着血腥的强迫专制性，而中国人民的牺牲是同甘共苦的平等自愿，是为国家富强为自己的子孙福祉的付出。对于内生动力，毛主席认为有一个内在的高速发展机制：1、变革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取得比较优势;2、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具体化为重工业优先，农轻重并举，3、运用工业比农业发展快的规律，坚持好工业主导、农业基础的方针;4、实施先进科技赶超战略用科技提高生产率、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跨越式跃进;5、多积累扩张投资规模。对于规划，毛主席认为关键是：1、规划属意识形态，经济是科学，发现和证明经济发展规律，不断实现物质-精神、精神-物质的转化;2、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将内生动力建构成配套的最佳的互动机制;3、按科学规律解决比例合理配置，解决好农轻重关系和吃穿住行，用并举方针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一体化发展。
十一、“四个现代化”和“两步走战略”。从1945年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到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历时十四年，它描述着毛主席对中国发展目标的探索和思考，是一个对中国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其成果就是将强国富国的内涵发展定义为四个现代化，开辟了中国工业化道路之后的更高层次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道路。同时，也是对世界大强国先有现代科技文化，再有现代工农业的发展规律的概括，描述着现代化的本质诉求，是对现代化质与量的定性，或者说，是按照现代化标准建立了动态的互动调节式发展机制，这样就可保证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是沿着自主、自立、自强、自信、自尊的定义(不是依附性的)，走出以科技为支撑，文化为先导，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国防为盾牌，经过赶超战略和共同富裕战略走在世界前列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道路。另外，四化内在的并举的调节机制规定着它是一个逐步消灭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第三，“四化”中的工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前提，农业现代化又是工业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则是工业农业国防现代化的关键，这种内生的又互为发展又互为制约的辩证关系关系势必生成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动力，加之共同富裕的目标，使发展成为持续的效率的。 为什么毛主席把中国的现代化内涵确定为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这样四个大项呢(其实是五个)?毛主席认为，“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还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我国有那样长的海岸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有空军，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支小小的空军，就像在天安门阅兵时看到的那样。一九五四年，我们国家自己出产了一架飞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还只是一架教练机。……中国是一个庞然大国，但工业不如荷兰、比利时，汽车制造不如丹麦。……”(《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两步走的战略目标为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照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四个现代化和两步走战略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战略目标，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宰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但一时尚不具备全面的世界革命形势的情况下，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壮大社会主义制度和促进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改良的必然选择;把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第一阶段战略目标，不仅符合改善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的长远需要，也是应付外部封锁制裁和军事威胁的迫在眉睫的需要，抓住了当时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当时所提出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第一阶段战略目标的，对于后者的胜利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同时它们对于后来的经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十二、“人民公社十四句话方针”。其核心是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各级盈亏、等价交换、承认差别，至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正式把人民公社确定为集体所有制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样，在所谓人民公社运动探索初期的“一大二公”的认识就被毛主席解构还原为以原高级社为核算单位的集体组织，界定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属性，从机制上消除了“五风”的可能性，这种用所有制形式上的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消灭封建经济基础小农经济的方式方法和途径不仅优胜于资本主义用资本肆意消灭小农经济的血雨腥风，而且也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叙述的建“大农业”以适应“大工业”的规律，它标志着社会主义中国所有制变革已结束，生产力的大发展、实现四化和共同富裕的目标的广阔前景已经被开辟出来。
在这里毛主席根本没有像一些学者讲的通过不断提高公有制程度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做法，相反，毛主席用对立统一的唯物辩证法则，将组织和教育纳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范畴，以适当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组织和教育农民的多维框架建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在机器等物的生产力稀缺的情形下，相对集中土地等生产资料以组织农民集体生产的集合形成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其本质是重建、扩张和发展了现有的生产力，换句话说，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的本质已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分散、孤立、封闭、愚昧、狭小、脆弱的个体劳动经重新组织集合形成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的劳动力量从而能以劳动密集型的新的生产力向规模化、产业化、机械化、科技化、工业化和多种经营等现代性内涵发展，并为工农业商品的交换打开广大的市场。
另外，人民公社运行机制也描述着毛主席计划与商品生产结合的探索成果，即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各级盈亏、等价交换、承认差别，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价值法则。所以，人民公社并非像一些学者讲的是 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恰恰相反它是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人民公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能够通过艰苦奋斗，取得大兴水利、改造良田、开垦荒地、社队企业、普及科技、卫生、文化事业的巨大成就以及十几年粮食连续丰收，支撑起中国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成的历史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三农问题)。
在此过程中，人民公社发展和形成了特有的降低成本的节约型功能和工业化张力。首先，它以艰苦奋斗的创业劳动不仅增加着国家和社队扩大再生产的积累，还以大量不计或少计报酬的增加人力投入方式——群众运动，大大减少国家对农业各项事业的投资保障稀缺的资金向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倾斜，这种精神转化为物质的生产力投资几乎没有计算进GDP的增长率；其次，它以组织起来的集体形式降低着国家财政、工业支援、科技下乡和各级党政部门为农服务的投资和社会成本;第三，它以解决组织起来的集体或社员对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以及技术革新、农机维修、科技等的需求为目标内生了公社工业化的动力使社队企业发展起来;第四，工业品与人民公社交换商品的剪刀差为工业化积累了大量资金。所有这些说明如果没有人民公社的巨大贡献，中国不可能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就进入世界工业六强。
然而，学界主流认为人民公社超越了生产力给予否定，这样的认识是对“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的机械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解造成的。事实上毛主席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理论为基础，用辩证法的矛盾法则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进行了重建。
毛主席认为，根据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事物的矛盾运动对于对立统一的双方来讲其“决定性”是互相转化的：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
这个互相转化的根本内涵，显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在矛盾运动中互相决定着的情形。也正是从这个哲学高度，毛主席重建了生产关系-生产力-上层建筑的实践-理论范式。具体说，在对资本主义历史观察后，毛主席认为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存在着：
a 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依先后的顺序构建的关系：“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这就是说生产力的大发展是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改变以后。
b 这样，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即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必然存在互动的关系：“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同上)这里描述了三点。1)从个体(分散)向协作、联合、社会化是生产关系变革的趋势;2)这种趋势必然会产生“人的生产力”，即由科技的人生产的生产力;3)由于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同样遭遇适应与矛盾的关系，上层建筑就介入了生产关系-生产力的运动，形成共同体内相互构成的互动关系，谁也没有始终的“决定”的权力。
C深一步说，解决所有制问题是大大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上)。所有制对生产力是直接的或“开辟”或“桎梏”的关系，变革所有制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
这三个层次的重建与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关系-生产力的理论共同建构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在描述“适应”关系之前，先考察在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两个概念。
“例如，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不是指从属的、已趋没落的，而正是指现存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既然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都是阶级关系，(这是亚当 ·斯密或李嘉图的每一个学生都应 当知道的，)那末，这些关系当然只有在各阶级本身和他们的相互 关系发生变化以后才能发生变化或根本消灭;而阶级间的关系的 变化就是历史的变化，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产物，总之，是一定‘历史运动’的产物。著作家可以献身于这个历史运动，成为它的表现 者，但是，不言而喻，他不能创造运动。”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191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
“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关系的性质而有所不同。……”
“总之，各个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
“资本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所以，资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或若干交换价值或若干社会定量的总和。”（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362-363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5月第一版）
显然，生产关系具备下述内涵：
1、生产关系是生产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也就没有生产的矛盾运动，更直接说，也就没有生产力运动的依据。
2、生产关系是一种“历史运动”。在阶级社会中是一种阶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如，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都是阶级关系，表现为被资本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关系。这种历史运动开始与终结都是生产关系-生产力矛盾运动的结果。
3、生产关系也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性质决定着生产力的性质，正因如此，生产力对自身的解放首先要求对生产资料占有性质的革命，而这种革命的诉求主要来源于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和觉醒。
对生产关系-生产力的“适应”关系，不应当是传统的解释为被动和反作用的。同时，对生产力也不应当是机械的庸俗的理解。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是多层次多结构的，它包涵着广泛的意义，是人类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的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这个能力时使用了一系列词语并为其规定：
1、“劳动生产力”：
(1)“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 等等;”
(2)“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这种改进是由以下各种因素引起的，即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机 器，生产方法的改良，化学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应用，靠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的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各种发明，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并且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是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起来。”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巻p175-176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5月第一版）
2、“自己的生产力”：
(1)“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一种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
(2)“……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320-321)
3、人的生产力
“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应包括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倪)的帮助 下对自然力的统治。”
（卡 ·马 克 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3.7.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p252人民出版社出版）
4、“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
“……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随着社会对生产力的占有，这种社会性就将 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 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编 社会主义）》[1876.9-187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巻p ３０４-３０５人民出版社出版）
5、强大的生产力
“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 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 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 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编 社会主义）》[1876.9-187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巻p ３０４-３０５人民出版社出版）
6、“共同活动方式”
(1)“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2）“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
（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34、39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5月第一版）
7、“集体力”
“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
从上述不完全的例举中本文可以从多角度描述生产力的结构。例如，
1、“人的生产力”的概念，从“人”的角度描述作为物质与精神结合的人是生产力直接的诉求者和创造者，人的认识能力与实践能力决定着生产力的结果。
2、“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概念描述了生产力的多层次的内容：(1)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2)分工，机 器，生产方法的改良;(3)化学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应用;(4)交通和运输工具;(5)各种发明;(6)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
3、“强大的生产力”的概念描述了生产力(社会力量)与人的意志的关系：(1)认识、理解生产力的活动、方向和影响;(2)使生产力 愈来愈服从人类的意志并利用它来达到人类的目的;(3)解决生产力为谁生产、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的问题。
4、“集体力”的概念描述了生产力是组织起来的协作。
5、以变更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质为前提，把生产力从人私有制的力量中解放出来，成为劳动的社会力量。
6、由于生产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物质联系，所以，生产关系中的社会经济结构同样是生产力。
生产力是一种结构性力量，一种矛盾运动，一种实现的欲望，所有这些构成了生产力的总和。
综合上述考察，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关系应当基于(1)在生产关系的总和中也存在着支配生产力的“现实事实”。一方面生产资料占有性质决定着生产力的性质与所有权(与生产资料是结合还是分离)以及为谁生产、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一方面经济结构决定着生产力运动的形式和内容。只是在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等限制的角度生产关系才被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中最核心的内容是生产资料的占有性质，它规定着生产关系总和的属性。(2)生产关系必然要答应生产力对财富分配制度平等和不断增长的要求。所以，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关系应当具有下面的内容：
总的要求是生产关系不要成为桎梏而要成为推动者，并与现实的社会形态(历史阶段)一致。
1、生产关系本身的变革不是等待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水平上才开始的，它是一种渐进过程，相反，对生产力诉求来说它有个预先期;
2、生产关系的变革要满足生产力占有者发展生产力的欲望，为新生产力的发展准备前提条件。一种新生产力在旧的生产关系结构中是发展不起来的。这样新生产力的代表就会提前解构旧的生产关系，而且首先是占有生产资料的旧的性质。这个过程是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小农经济的消灭中得到了证明的历史事实;
3、生产关系的变革要满足生产力占有者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并根据这个目的实现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属性;
4、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仅仅决定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些方面而不是所有方面，生产关系也对生产力具有决定作用，特别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制和消费资料的分配制对生产力的强大和扩张等具有决定性因素。
5、生产关系不仅仅是适应既得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适应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对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求，即，将要扩大和强大的生产力。这样，对相对稳定的所有制来说可以预设“超越”的时空，采取多层次多级数占有制的方式。
既然人是生产力的主体、承担者、创造者，那么，人的发展水平就从一个方面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社会形态取决于对生产力的占有性质。当资本占有生产力后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等就会按照资本的意志设计安排;当社会占有生产力后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等就会按照社会的意志设计安排;当马克思将空想社会主义变为科学社会主义后又经苏联和新中国的陈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成了人们选择的现实，同样可以开辟大工业实现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敲门并不需要现成的“产品的极大丰富”，关键的是“劳动的生产力”对自己占有生产生产资料的争取，对自己的解放，在艰苦的创业中实现工业化，生产丰富的产品，公正地分配。
显然，毛主席重建生产关系的理论既贡献出“三个层次”的结构关系，又厘清了生产关系的两个“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即，生产关系的性质不仅决定着上层建筑的性质，也决定着生产力的属性与产权界定，这样也就决定着生产力的主观能动性。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就解决了财产权的公有属性，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而成为真正的主人参与管理并具有分配权，从而激励出持续地生产积极性，创造强大的新的社会生产力。正因如此，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三大改造，创建人民公社，发展科技事业，在物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形下，通过变革生产关系组合“劳动的社会力量”，从而形成扩张的能动的生产力，在30年中“多、快、好、省”地走完资本主义两百来年所走的工业化道路，使中国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型，建立起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十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和保护生产力。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制的确定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农村已建立起来，或者说，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中国在农村的经济基础。随着所有制变革的完成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基本结束后发展就成为全党的中心工作，这样，在改变了生产关系后，毛主席适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论断。这里将讨论毛主席五个关于生产力发展的新思想。1、变革生产关系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前提。a、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城市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农村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b、分配。城市有“八级工资”和“行政工资”，农村实行“工分制”。c、人与人的关系。2、依靠科技进步、技术革新(革命)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核心手段。a、科技;b、人力资源;c、。3、“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4、大跃进是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方式。5、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6、多快好省是对生产力发展的总体要求。
（一）变革生产关系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前提
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2]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可以把毛主席这一发现概括为社会制度转型时期一般规律。
马克思：“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P362）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产生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反转来又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不变革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情况下，生产关系的变革就起着决定的作用。其具体内容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的关系。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把生产关系概括为三个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完全以上两方面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
哈贝马斯认为是国家政治的需要，上层建筑的需要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社会各种关系的发展，而是由各种社会关系主要是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形成的社会系统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速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进步都是社会学习机制进步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由于教育的发展、技术知识的积累和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而引起的，这是学习机制进化的结果。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而是由于社会学习机制的变化。社会知识水平的提高导致社会的变革。资本主义从历史到今天的发展，都不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相反，当代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是以资本主义组织制度的发展为前提的。与其说是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社会的发展，不如说，只有当一种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出现后，才会导致生产力的增长。（参看《哈贝马斯传》余灵灵著）
波普认为：首先不是经济决定思想，而是思想决定经济，从而决定社会的发展。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他称这一观点为“经济主义”。他说，马克思的“经济主义”认为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必须重视当时的“经济条件”，这是“极有价值”的，但是这种经济之一强调经济背景是任何一种发展的最终基础，则是错误的，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他说社会经验清楚地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观念的影响可能超过超过并取代经济力量。而且，经济因素与政治思想，宗教思想、，特别是同科学思想的作用相比只能占次要地位。构成知识的思想比整个物质生产资料更为根本。（《波普传》赖辉亮金太军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毛泽东是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放在社会转型时期观察的，与上面既有相似，又有新的内涵，特别是哈氏、波氏更接近毛泽东的表述。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有三个指涉：1)与生产力的关系;2)上层建筑同生产关系的联合与生产力的关系;3)具体内涵。并从1)和2)引申出社会发展动力
1)与生产力的关系 (1)“适应”(平衡)与“矛盾”(不平衡)。 所谓“适应”就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加速作用，因而生产不断扩大，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一种情况。所谓“矛盾”就是生产关系的“很不完善”如：a还有剥削; b企业还有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c 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d 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种关系中，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平衡总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2)“一般规律”。a 在对资本主义历史观察后，毛泽东认为在社会制度转型中存在着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依先后的顺序构建：“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b 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2)由于，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同样遭遇适应与矛盾的关系，这样，上层建筑就介入了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模式，所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成了共同体内的相互构成的互动关系，谁也没有“决定论”的权力。（同上）
毛泽东批评苏联“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观点是“说得不完全。”相反应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上)毛泽东认为“一般规律”同样适应资本主义制度转型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时期。可以把毛泽东的这一发现概括为社会制度转型一般规律。
3)在1)2)中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把“经济基础”消解了，显然，有一种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这三方面作为一个互动结构的意图，这种话语里，如再联系“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命题，就可以推导出更深层次的解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此互动结构中，社会发展或生产力发展主要表现为生产关系中的人与人的关，上层建筑中国家行政系统力量。因为人民内部已经没有剥削关系，阶级关系也是非对抗性，生产关系的本质已不是占有制所产生的物与人的对立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在人民内部这种关系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应当以团结的本质显现出来，以团结——批评——团结的相互理解为表现过程，这种关系就是如何调动的“一切积极因素。”由于占有制的剥削关系转化为根本利益一致的关系，所以，党和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简言之，在所有制解决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与矛盾主要表现为人与人关系的整合。同样，在国体、政体确定后，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适应与矛盾则表现为党政系统力量：路线、方针、政策;行政系统的管理权限。这两个方面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要解决的主题。哈贝马斯“社会一体化”概念更能帮助阅读和理解。“生产关系并不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系，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因此哈贝马斯一是不同意把生产关系等同于经济基础，二是不同意把社会的基础看作仅仅是经济基础。由此，哈贝马斯否定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否定了以这对范畴说明社会发展。哈贝马斯提出社会一体化观点说明社会发展，主要不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出发的，而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的，他强调社会内部的协调一致是社会发展的前提。”
4)毛泽东把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表述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层面。认为：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
(1)所有制。由于存在社会制度转型一般规律，毛泽东把变革所有制并引发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摆在优先地位，用了大量的时间在过渡时期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为新的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到1961年9月《国营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实施，1962年9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出台，所有制的变革基本定型，进入“有底”时期。“三级管理，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最低层的“队”既是初级合作社，只有26户，并规定至少30年不变，同时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这样，人民公社就只是过去的大型合作社，回到了毛泽东最初“在大社之下设几个分社”的构想，经营规模也以26户的队为单位。人民公社管的企业，有的具有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所谓半集体就是“半公半私”。人民公社最后采取这种所有制形式及多种成分的原因是“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毛泽东给田家英并告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的信，手稿，1962年2月11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年—197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P1181）人民公社的基本形态否定了一大二公，实质是坚持集体经济为主，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为辅，较快地实现了个体农业向农业社会化的转型，把农村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工业紧密联系起来，以获得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的相互支持。政社合一的体制也是政治与经济在农村的结合方式，为中国共产党极其政治体系在农村组织和动员农民提供了制度框架。为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提供了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教育农民的理性工具。塞缪尔*亨廷顿为政社合一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政党和政党制度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制度化手段。根据赛多*考雅特的说法，一个理想的政党应该是‘把农民和城市居民熔合在一起的熔炉式的政治组织。它应使前者脱离孤立状态，治疗后者对农村的蔑视，达到民族统一并从中汲取力量。’政党是一种现代组织，但要取得成功，它就必须将传统的农村组织起来。……政治现代性的来源是城市，政治安定的来源则是农村。”（《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国社会出版社P468）毛泽东还意图经过人民公社解决这样一个更大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最终定型的人民公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农业增产、多种经营、机械化、技术革命、文化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更具有价值的是提出了“半社会主义”、“半全民”、“半集体”等概念，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中的半公半私的资本主义因素认同为这些概念的内涵，这样就使社会主义所有制突破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样态，形成了四种表现形式：a全民所有制;b半全民所有制，即国家资本主义经济;c集体所有制;d半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是企业的命题显现了毛泽东极有价值的设想，公社组织办工业、商业、学校、幼儿园等，发展起来就是今天的“南街村模式”，实现了“农村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的目标。毛泽东对当时党内外“确保私有制”、“在小农经济上做文章”、“四大自由”等的批判是非常有远见的，如果当初就按照这些意见搞，也许“三农”问题在几十年前就困惑中国了。
毛泽东还提出了“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的命题，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形成了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的四级管理体制：a中央部门直接管;b省、市、自治区管;c地区管;d县管。即所谓“两个积极性”概念，毛泽东认为这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
(2)分配。毛泽东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平均主义的分配和人民生活“穷”这样两个观点一直流行于社会，并让许多人深信不移。其实，这两个观点不过是制造的人督促具有批判精神的大脑再次阅读福柯“真理游戏”的文本，理解话语的霸权。在“是的历史”，“平均”观点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穷”的观点在于掩盖了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的国情，回避创业本身的艰苦卓绝，吃水时忘记了“挖井人”。首先，毛泽东分配原则的主线是在按劳分配中坚持“三服从”、“三兼顾”、“两反对”。城市的利益分配最终体现在工资制度上。在企业采取了八级工资制 (有的实行七级或六级工资制)，与此相配合，建立了工人的技术等级标准，作为评定工资等级和考工升级的依据;企业职员多数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一职数级，上下交叉，少数实行职务工资制;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建立了按职务划分等级、一职数级、上下交叉的工资制度;同时还推行了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在改变“一穷二白”面貌过程中“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人民要忍受一点牺牲”，这也是适合现代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更重要的是在霸权时代，逼迫象中国这样即大又弱的国家奋发图强，加速发展，首先解决“强”，再解决“富”。即使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十分关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而在西方发展史上，资本家为了私人利润最大化，干出了“羊吃人”这类事，旧中国也如《包身工》的揭露。相反，新中国一成立立即解决“失业群”的问题，实行了广泛就业政策，更难得的是在国家财政并不富裕的条件下建构了教育、住房、医疗等人道主义的福利制度。可以说毛泽东的分配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最优选的分配。
(3)人与人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出发点是要在“创造性的合作”中生产出人的积极因素，这样就把生产关系上升到了以人为本的新领域。他提出了“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的命题，即管理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这一具有创造性的伟大的管理思想集中体现在“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概念和“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命题里。这种语境在认知“人民的公道”的假定上带有强烈地改变和引导人的“需要”符合“国家利益”，从而生产出“为人民服务”的动机，形成“团结”、“建设”的行为的思想符号。毛泽东是从人性的高级层次来重建对人格的理解。正如马斯洛说“人也还有一种更高的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似本能的，也就是说，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这与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分析——分解——原子论——牛顿式方法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不考虑到人生最远大的抱负，便永远不会理解人生本身。”（《动机与人格》)马斯洛“人类需要层次论”引发了管理学的革命，行为科学取代了物质奖励与严格的监督为特征的“葫萝卜加大棒”式的古典管理理论。毛泽东较马斯洛更加重视对精神的理解和激活，可以说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提出并预言了当代世界管理学发展的深度模式和方向。
首先，把马斯洛话语作为参照数。在这个话语中，人的心理与行为的一般运行模式被解释为：需要——动机——行为。人类的需要按次序分成生理、安全、社交、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毛泽东十分重视高层次的自尊、自我实现这种精神力量在生产过程的激活和转化，他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激活和转化的通道在于：a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这就使普通劳动者在民主境域的尊重里获得了自尊;“自尊需要的满足导致一种自信的感情，使人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力量、有能力、有位置、有用处和必不可少”（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的归属感;b工人参加管理，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特别给予了技术进步的开放性和互补性的两个条件，形成了“创造性的合作”(毛泽东语)团队精神，这就使得技术人员、工人在更多的机遇诱导下产生对自我实现的追求。自我实现“它可以归入人对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它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哪个人，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马斯洛《动机与人格》）c 废除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的规章制度，有利于解构机器对人的异化。这样，最后，a、b、c，都确认了“主人翁”地位，具有了“主人翁精神”。这就是毛泽东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又一种表达。事实证实这种理解与激活在创业中是非常成功的。
其次，再把“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与现代管理学的“情商”、“心智模式”两个概念联系作比较分析。
a 情商，是指在意志品质好与坏的前提下，测定和描述人的情绪的自控性、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办事的意志力、对挫折的承受能力、对自我的了解程度以及对他人的理解和宽容等。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生活和事业上的成功，只有20%依赖于人的智商水平，而80%是决定于人的情商水平。美国心理学家高曼认为，情商属于“选择性成长”，有了解、察觉、控制、安抚、摆脱自己情绪中的焦虑忧郁，产生的原因;激励自我，不为挫折和困难所左右，朝着一定的目标努力，增强注意力和创造力;理解别人的情绪，察觉别人的真正需要，具有同情心;维系融洽的人际关系的功能。情商的实质上在于解决怎样做人处世。
b心智模式。心智模式是根植于人们心灵的想法、看法、假设、图象和印象，决定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和演绎，是人们思想方法、思维习惯、思维风格和心理素质的反映，心智模式也属于“选择性成长”，影响人们的决策，对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态度，影响人们处理人际关系遵循的准则，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
政治工作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本质是解决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谁存在，如何存在，存在的方式问题，从它的内容、功能、作用、方式等考察，政治工作很重要的课题就是要建构情商和心智模式。如果从“土地革命”算起，毛泽东政治工作描述的基本理念比西方“行为科学”早了几十年。松下幸之助就说过他的企业也要学共产党的政治工作。
5) 从1)和2)中引申出了社会发展的两个动力论。(1)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显现样态及在不同共时性的作用都不会一致，如;所有制的变革、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政治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都会交织地生产巨大力量，为社会发展提供贡献。毛泽东消解了苏联“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的意见，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2)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本身极其之间的平衡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特别是当上层建筑巩固、稳定式的平衡表现为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时，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没有用决定论话语解释“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是把“关系”理解为相互构成的互动，并且强调“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要求辩证法不要中断了。所以毛泽东说“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二）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生产力就是技术力量，这是马克思的命题。不同的是，毛主席根据历史的观点和经验观察发现了在现代化变迁中后进国家赶超最发达国家的一个规律，即“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都是”一词具有排他性，凸现出“最先进的技术”与“最先进的国家”的正比关系。因此，“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的叙述就将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命题从生产力-科学技术这种单一联系的范畴提升到国家战略语境：
1、科学技术特别是尖端技术既是生产力更是国家实现赶超战略的核心手段，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具有特殊的意义;
2、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才可能赶上最先进的国家;
3、现代化本质就是不断“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的矛盾运动，其趋势为科学技术的地位将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愈来愈突出，所谓“落后”与“先进”的话语权就在于科学技术的优劣。这个“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毛泽东《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这一点与贝尔《后工业社会》的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等将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体的设想有很大的一致性。
4、毛主席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的《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再次提出“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问题;1956年1月召开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发出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会议请科学家“上课”，当科学家的“小学生”;一九五五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宣布“我们进入了……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5、1955年7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提出社会改革与技术改革的关系：“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年增多，而社会改革则将在一九六○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
6、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设问“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 我们必须学文化(科学、技术)，学建设。我们是否可以学会科学技术?如过去一样，可以学会的。”
7、一九五八年一月《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强调：“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中号召“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的问题域，毛主席率先学习，在实践中建构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论体系。
可见1953年开始，毛主席已从认识、方针、政策、方法上，全力推进走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的道路。为此，他还国家战略语境对科学技术途径进行了描述：
1、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变革。“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2、大跃进。“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3、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著，例如，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就感到许多东西不相适应。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
4、造就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毛主席认为：①“建设工业要有工程师，办学校要有教授”(《 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②搞经济，搞新的科学技术，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要造就知识分子。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要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③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要搞建设，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
5、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自然科学方面。在技术方面，大部分先要照办，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21]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 “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将来国家富强了，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
6、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
7、科学技术研究。（《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 死光[2]，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
8、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现在还不一般地提自动化。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半洋半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后，这个偏向才克服。 要实现全盘机械化，第二个十年还不行，恐怕要第三个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在一个时期内因为机器不够，要提倡半机械化和改良农具。最近苏北发明一种挖泥的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样的办法，应该大大提倡。
9、保持一定的投资比例。毛主席时代我国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在1.28%，达到了当时意大利、西班牙初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到了毛泽东时代后期，这个指标增加到2.32%，达到同期几个最发达国家英、法、西德的水平，仅比当时的美国、日本低一些(美国长期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进入70年代后与美国接近)这个数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值2.2%还要高。而中国80年代中期全社会对研发经费投入的R&G/GDP值不到0.6%-0.7%。
10、加强科学技术的领导。①科学技术方针。《独立自主地搞建设》(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同音乐工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②调查、研究、总结（《加强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领导》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二十五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③把科技列入各级党政的重要工作。④建立又红又专的队伍。（《关于农业问题》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要在这十年内，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我们已经过了八年，加上十年，是十八年，估计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十年以后就扩大这个队伍，提高这个队伍。
11、科技规划。（1）《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路甬祥《毛泽东与中国的科技事业》一文认为：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组织制定我国“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标志性重大事件。“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集中钱学森等众多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意见，经过集思广益，反复论证，确定了中国五十七项重大科技任务，明确了中国科技事业的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基本方针、战略步骤、实施重点，根据世界科技的最新态势，决定将无线电、自动化、半导体和计算技术列为“四大紧急措施”，为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国科技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引导中国科技事业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迄今为止，中国的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仍是同期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最成功的科技规划。这个规划的制定显示出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科技发展方面的雄才大略和卓越能力。
《十二年科技规划》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指导方针。规划文件由《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四个附件组成，其中《规划纲要》包括序言、1956-1967年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任务的重点部分、基础科学的发展方向、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置、科学技术干部的使用和培养、国际合作、结束语等九个部分;四个附件分别是《国家重要科学任务说明书和中心问题说明书》、《基础科学学科规划说明书》、《1956年紧急措施和1957年研究计划要点》、《任务和中心问题名称一览》。
《十二年科技规划》是我国建国以来的第一个科技规划。规划在内容上，从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616个中心问题，从中进一步综合提出了12个重点任务，还对全国科研工作的体制(主要是科学院、产业部门和高等院校三个方面之间的分工合作与协调原则)、现有人才的使用方针、培养干部的大体计划和分配比例、科学研究机构设置的原则等作了一般性的规定，是一个项目、人才、基地、体制统筹安排的规划;在组织上，规划工作由总理亲自领导，成立专门的规划委员会，并组织了几百个中国科学家和近百个苏联专家历时半年多讨论制定，尽了当时条件下的最大努力;在编制思路上，规划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科技发展的方向确定国家的重要科学技术任务，把各个科技部门的力量汇集到统一的目标下;在实施上，将科学规划委员会保留下来，成为规划实施的高级协调机构，负责协调规划实施的重大问题，监督规划的实施，特别是监督重点任务的实施等任务，并向中央报告规划实施的检查报告，确保了规划任务的完成。
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不仅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我国科研机构的设置和布局，高等院校学科及专业的调整，科技队伍的培养方向和使用方式，科技管理的体系和方法，以及我国科技体制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央在1960年冬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要求对各行各业的工作进行调整，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在"十二年规划"执行的基础上，制定《1963~1972年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简称《十年规划》)。规划由国家科委负责组织制定，先后有几百名专家参与了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规划于1963年6月定稿，12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由国家科委下达，并会同各有关部委组织实施。《十年规划》确定了"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键"的观点。规划包括六个部分：纲要，重点项目规划，事业发展规划，农业、工业、资源调查、医药卫生等方面的专业规划，技术科学规划，基础科学规划，共77卷。重点研究试验项目374项，3205个中心问题，15000个研究课题。为实现十年规划的目标和任务，还制定了12条具体措施，以及实施十年规划的管理办法。十年规划执行的头3年进展顺利，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特别是为"两弹一星"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大跃进是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方式。
如大跃进期间：
1、主要重工业产品产量：
(1)矿山设备，1957年5.29万吨，1958年9.56万吨，1959年22.98万吨，1960年25.19万吨。
(2)发电设备：1957年19.8万千瓦;1958年110.0万千瓦;1959年243.3万千瓦;1960年338.8万千瓦。
(3)金属切削机床：1957年2.8万台;1958年8万台;1959年11。55万台;1960年15.35万台。
(4)铁路机车：1957年167台;1958年342台;1959年532台;1960年804台。
(5)铁路客车：1957年454辆;1958年970辆;1959年422辆，1960年818辆。
(6)铁路货车：1957年0.73万辆;1958年1.10万辆;1959年2.01万辆;1960年2.61万辆。
(7)天然气;1957年0.7亿立方米;1958年1.1亿立方米;1959年2.9亿立方米;1960年10.4亿立方米。
(8)原油1957年146万吨;1958年226万吨;1959年373万吨，1960年520万吨。
(9)发电量：1957年193亿度，1958年275亿度，1959年423亿度，1960年594亿度。
2、主要轻工业产品产量：
纱 布 呢绒 缝纫机 自行车 手表 原盐
1957年84.4万吨，;50.5亿米 1817万米 27.8万架 80.6万辆 0.04万只 828万吨
1958年126.2万吨，64.6亿米，2674万米 64.0万架 117.2万辆 1.7万只 1040万吨
1959年153.1万吨，75.7亿米 3385万米 65.1万架 133.2万辆 8.4万只 1106万吨
1960年109.3万吨 54.5亿米;3646万米;88.0万架 176.5万辆 50.5万只 1287万吨
投产大中型项目：“二五”时期 581个
3、新增固定资产：“二五”时期 861.82亿元
大跃进还使教育与科学技术第一次与生产紧密结合，发展迅猛，知识分子焕发出巨大的热情。1958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技术革命进军》提出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口号，这显示了毛泽东要以技术和文化支撑起大跃进的进程意图。大跃进提倡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与依靠专家并不矛盾。相反在大跃进兴起的“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倒与西方的管理思想相似。1958年10月北京地区的1万多名科学工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研究出了2152项科学成果，其中超过世界水平的有66项，达到世界水平的有167项。群众性的技术革新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沈阳第一机床厂建立“土设计院”，采取工人、技术人员、领导干部三结合的办法大搞技术革命，使机床的产量比上年翻了一番。1960年3月31日全国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现场会在重庆召开，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作了《开展以“五化”为中心的全面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报告。该市从1959年12月至1960年3月共实现手工操作半机械化30317项，机械化14718项，单机半自动化7301台，自动化2537台，自动生产线803条，联动化577项，全市厂矿企业机械化程度也从1959年11月的32.2%提高到57.1%。
科学技术队伍也得到极大的充实。1959年全国科学技术人员大约达到164.8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75.6万人，农业技术人员18.9万人，科学研究人员5.5万人，卫生技术人员81万人，高等及中等专业学校教学人员16万人，高级知识分子共计约12.1万人，高等及中等专业学校在校生共计约有147万人。另外，根据38个省辖市的调查表明，1959年共有职工科学技术业余大学475所，在校学生达到10.5万人。1958年后还建立了612所高等学校，办起了两万多所农业中学，教师6万多人，在校学生219万人。
军队的科学技术同样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大批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第一个导弹试验训练基地，第一所导弹专业学校，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第一支地地导弹部队相继建立。军队还于1960年--1961年新建了五所工程学院，实现了防化装备的基本国产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工业委员会也陆续成立。
同时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签订了《中国科学院和德国科学院科学合作协议》《中国科学院和保加利亚科学院科学合作协议》《中国科学院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科学合作协议》，另外，苏联又在技术上援助建设和扩建了47个工业企业。在交通、水利、信息、能源、电力等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第一部国产东风牌轿车，第一台电气机车，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第一架电子数字计算机、“跃进”号万吨轮下水、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下水、黄河刘家峡水利工程大坝截流、海河拦河大坝合拢、黄河三门峡截流全部结束、重庆大桥通车郑州黄河大桥建成。1958年首条电气化铁路在宝成线北端开始工程建设，3年间完成了从宝鸡到凤州这一段占宝成铁路全程1/7路程的电气化改造工程。1959年9月发现大庆油田，1960年开始大庆油田会战。
在医疗卫生方面1959年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主要疾病为中心的群众卫生运动大大降低了许多流行病和季节性传染病的发病率。至年低共治疗血吸虫病人总数490万人。全国正规病床已达到57万余张，比1958年增长约30%，社办医院、诊疗所达20万所以上全国高等医约院校在校生以达9万余人，比1958年增长20%，中级卫生学校在校生达15万人，专业研究机构比1958年增加86.3%。
农业上1958年共扩大灌溉面积4.8亿亩。1960年插秧机诞生，这是一项群众运动的成果，有两千多种插秧机大约有450万部将有70%左右(即3.5亿亩)的水稻田使用插秧机，全国可节省出3亿多个劳动日。大跃进前期在农业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从1957年冬到1958年4月，全国水利工程建设按照工程应有的受益面积计算，可扩大灌溉面积3.5亿亩，可改善灌溉面积1.4亿亩。治理了低洼易涝耕地2亿多亩，改造贫瘠耕地1亿多亩。植树造林2.9亿亩，控制水土流失的面积16万平方公里，积肥3100亿担，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1957年预计增加8000万亩。①钢的产量达到1108万吨，合格钢800万吨，分别比1957年的520万吨增长157.5%、53.85%。大跃进在其它许多方面也取得了进步。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是有依据的。武汉长江大桥就是工人、技术人员、专家放弃了世界上当时惯用的“压气沉箱法”，改用“大型圆柱钻孔法”，并用极简陋的设备制造了44吨震动力的打桩机，克服了无数困难，于1957年9月建成，并节余了20%的资金。“东风号”巨轮开建于1960年1月，于1960年4月23日下水，只用了88天，而船台周期49天。它的各项指标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当时造船速度最快的日本建造一艘万吨巨轮的船台周期最短也需要3个月。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技术合作组”、“诸葛亮会”等展开技术攻关，国产电罗经就是成果之一。巨轮下水时还用上了一位老工人的科研成果--“无声下水”操作法。
1958年1月王震率10万转业官兵“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开始了北大荒的艰苦创业。仅1958年就修了20多座水库、100多座桥梁，铺设了195公里的铁路。1959年粮食总产量达5亿多公斤，比1957年增长142%;生产总植达2亿多元。现在北大荒已是北大仓，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共开荒4000万亩，耕地3000万亩，田间机械化程度在90%以上。参加学习的文盲人数6000万人，1957年脱盲728.8万人，1958年1000万人，1959年2600万人。(中南海实录科技卷第62页)
（四）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
据有关权威资料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全力发展同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关系。在冷战状态的国际背景下，这一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适应战时经济。1952年成立了对外贸易部，对对外贸易进行集中管理。在1950-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的进口总额从1950年的11.35亿美元上升到1952年的19.41亿美元，年均增长30.8%;出口额从5.83亿美元增长到11.18亿美元，年均增长38%。对外贸易的大幅增长，对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起到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外部环境开始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西方国家开始陆续同中国建交;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建交;到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正式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为了适应转变，中国外贸体制开始了改革。外贸部于1974年着手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下放外贸经营权的试点，在沿海地区原有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五大对外口岸基础上，新辟江苏、河北、浙江、广西四省为外贸口岸，同时批准原第一机械工业部成立自属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直接经营对外贸易。这个时期，对外贸易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975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47.5亿美元，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而且1970-1975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26.3%。1950-197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1.35亿美元增长到206.38亿美元，年均增长10.91%;其中，进口贸易从5.83亿美元增长到108.93亿美元，年均增长11.02%，出口贸易从5.52亿美元增长到97.45亿美元，年均增长10.79%。随着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比较优势在不同部门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推动了商品结构的改变和提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工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开始形成，工业制成品出口和矿产品出口的比重开始明显上升，初级产品特别是农产品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和提升。与此相对应的是，进口商品结构在不同时期也有明显的变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工业化刚开始进行，急需进口大量机器设备，中国积极发展与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机器设备在总进口比重中一直占52%以上，这种状况持续到1960年。1961年和1962年由于受自然灾荒影响，再加上苏联援建项目的停止，机器设备进口比重呈下降趋势，这个趋势到1966年有短暂回升，随后4年又连续下降。进入7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从1972-1977年，中国先后从美国、日本等十多个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222项，用汇39.6亿美元。主要有化肥设备、化纤设备、数据处理设备、一米七轧钢机设备、采煤机组等。1974-1976年间，机器设备进口比重迅速回升，1975和1976年该比重回升到30%以上。1977年和1978年该比重又下降到20%以下，1979年回升到25%。工业原料在进口中的比重一直占重要地位，而且没有太大的起伏波动，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取代机器设备在进口比重中第一的地位，60年代后期起该比重进一步上升到50%左右的压倒地位。农用物资的进口仅在1963-1970年间呈现较快增长，比重有所提高，其他年份其比重都只在5%～6%左右。消费品进口比重也有较大起伏变化，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消费品进口占比重一直较低，但在1963-1966年经济恢复阶段，该比重高达36%，此后十多年又下降但稳定在18%～20%(见表1)。可见，改革开放前30年进口商品结构变化主要受是否有条件进口国外技术设备和能否处理好国内生产与消费关系两方面的影响。工业原料的进口客观性较强，当时的工业原料，主要是中间投入品，这类产品在进口比重中的增长，说明了国家工业化还在进行中，国内工业生产的配套条件还较弱，这在改革开放30年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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