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纸辛酸泪——

摘录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中的泪点

同伊

　　同伊按：在回家的火车上，抱着黄灯老师的大作，几乎从头到尾哭着把《大地上的亲人》读完，三个村庄亲人的故事，也是我们村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村的故事。黄灯老师说，要将这些亲人制作成光鲜时代的刺目标本，我以为对天聋地哑的亿万农民来说，当他们含辛茹苦地培养出的学生重新回归这片大地时，他们的语言将成为改开40年最好的祭奠。

　　看了好多理论性的文章，黄灯老师的书无疑是感性材料的极大扩充。在看书时，我想到了毛主席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指导，想到了张文茂老师的《学习毛泽东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若干思考》，想到了郭松民老师的《乡村振兴战略，要靠“老支书”不能靠“乡贤”》，想到了《塘约道路》这本书——

　　咱老百姓的心明亮着呢!

　　一、知识分子回望故土

　　“我的真实生活被知识的围剿、体制的顺服、看得见的利益、对城市习以为常的适应、还有内心渴求成功的愿望所包围，而这一切，和婆婆离世的真实场景构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这种强烈的反差，让我意识到时空的虚幻、城乡的真切分离——”

　　“我沉浸在他们的世界中，从日常的蛛丝马迹还原其生存轨迹。在整个写作过程中，越是走近他们，便越能感知到沉默大地中的个体，他们内心所郁积不幸和悲伤、抗争和坚忍。”

　　“本书中，尽管我无力去诊断故土病症的因由，但作为亲历者，如实地讲出真相，以供更多的人理性诊断、对症下药，就是以实际行动改变故土命运的开端。城市的光鲜，不应该以农村的颓败、荒芜为底色;平衡而稳定的社会结构，要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必然要顾及到最广大的人群，以期实现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

　　黄灯老师说：“这些基本的东西，恰恰在我多年的求学生涯中，被日渐生硬、冰冷的知识稀释，我反观自己的生存，发现知识的获取，不过让我冠冕堂皇地获得一种情感日渐冷漠的借口，然后在规整、光鲜、衣食无忧的未来期待中，逐渐模糊对另一个群体的注视。从此以后，我意识到单纯从“经济层面”来简单观照打工的亲人，并搭配一份来自身份差异的道德优越感，或者敷衍地施以廉价的同情，是多么世故、浅薄而又不可理喻。对他们精神世界和时代之间关系的勾连，成为我此后多年的心愿。在关于乡村的叙述中，他们不是作为一个偶然的个体存在，而始终作为一个庞大而隐匿群体在默默承担。乡村的面相如此复杂，我亲人的命运也各不相同。我将审视投向自己，猛然发现，在近三十年刺眼的乡村书写中，如何与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建构一种文化上的关系，事实上成为知识界无法回避的难题。在时代狂奔的脚步声中，资质、运气、机缘在成功学的价值包装下，被叙述为决定个体命运的关键要素，从根本上瓦解了乡土中国的缓慢、恒定的气质，但只要稍稍冷静做一种整体的观察，会发现这些偶然的要素，根本无法推导出一个群体的必然命运。”

　　“现代教育，实际上一直以另一种隐蔽的形式将乡村掏空，不但带走了生于此地的人才，而且让他们从价值观上确认乡村的落后，从而使得乡村陷入万切不复的文化自卑。我的亲人之所以如此弱势，完全是因为在现代性实践中，他们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剥夺的境地。”

　　直面亲人真实的需求，理解他们在现代化历程中所经受的多重煎熬，是我进入到村庄亲人命运的叙述时最深切的感受。何雪峰说：“我们接受了足够多已有的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左派的、右派的话语和理念的学者，就可以从无灵魂的农村材料中任意选取自己需要的材料。黄灯说，我不愿意掩饰亲人生存的复杂、多面，掩饰乡村的多重面相，以推导出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毕竟生活的边界模糊不清，现实的复杂远远高于理论的简洁。

　　二、在城市打工的辛酸

　　“在三个孩子的共同感受中，疲惫和劳累是他们对打工生活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还有工厂里面随时受伤和死人的状况，都给他们留下了心理阴影。”

　　“他们蓬头垢面地出现在城市的任何一条小巷，为了一点点小钱，不得不忍受别人无法想象的屈辱。他们为了实现内心的梦想，可以不顾一切白道、黑道地冒险。他们可以忍受最廉价火车的拥挤，还有各种难闻的气味，可以忍受几天几夜绵绵不尽的长队——”

　　“后来我才得知，他们父子三人，之所以打动十几年，最后却和丰三村的哥哥、嫂子一样落入身无分文的境地，其原因竟然一模一样，都是工程款的拖欠。只不过对四姐夫、哥哥、嫂嫂而言，因为拖欠工程款数量巨大，足以直接摧毁一个家庭的经济基础，导致触目惊心的结局;而对于河水叔、堂弟他们这样一个没有女人持家的家庭而言，将近十万块钱的血汗工钱要不回来，不过是运气不好的偶然事件。但是从我亲人的遭遇可以推断，建筑行业拖欠工程款、拖欠工资的现象，实在是司空见惯。”

　　“在农村，他们被叫做农民，在城市，他们被称为民工，但无论被叫做民工还是农民，他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是真实而又强烈的，他们希望获得尊重、获得关注的迫切心情，并不亚于他们想要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的渴求。在地域、文化、社会地位、经济差异的强烈碰撞下，他们的精神世界正承受着难以觉察的煎熬;城市尽管不属于他们，甚至还会无形中给他们带来屈辱，但他们却热爱城市，希望能做一个光鲜的城市人;农村尽管是他们的出生地，做一个农民尽管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命运，但在见识了外面的世界后，在目睹农村的真实情况后，他们早就彻头彻尾地对农村生出了一种隔膜甚至是厌恶的感情。”

　　“26岁的振声说：对于将来，我没有多想，现在就想好好在外面干，挣点钱，然后回来发展，看能不能在家做点别的，养养猪什么的。我不会种地，养猪也不会，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在外面打工，家里没有农活干，地都给别人种了，我也没有学会干农活。事实上，就算回到农村，我现在也很难在农村生活下去。我对未来挺担心的，就想着外面要是建筑业倒了的话，那我们都没饭吃了。”

　　“如果经济状况不好，侄子、侄女在城市找不到出路，或者年龄大了以后，身体无法承受加班加点繁重的劳动，那么他们的未来将何去何从?他们在户籍上虽为农民，但从小就没有干过农活，农田里的活计一概不会。被城市的工厂淘汰后，他们是否可以像我哥哥那样，心安理得地回归农村?回到农村后，由于土地已被转租，他们讲面对无地可种的境况，又该以何为生呢?如果不会农村，城市又是否有他们的容身之所?他们又该凭什么生活呢?还有他们的孩子，第二代留守儿童，又会面临怎样的人生呢?”

　　三、农村生活的苦难

　　“大姑，也就是小丁哥的妈妈，一生幸劳，生活说不上有任何享受。在丈夫上吊、儿子病逝、公公自杀后，她终于再也无力为自己张罗一口简单的米饭。在苦心照顾加重老小几十年后，最后却因为迷信的流言，沦落到住在破旧、肮脏的牛栏房，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也悄然离开了人世。”——读着这些流血流泪的文字，我想说这不就是新时代的祥林嫂吗?

　　“客观而言，农村自身的生产已经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更多时候，获取基本的家庭开销，还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结构为代价。这样，结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轮回。对哥哥而言，新的挑战在于，他老了以后，甚至会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毕竟他的子女，没有一人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而他在半生的劳动中，也仅仅只是维持了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给自己留半点养老的资本。平穷和平穷的传递，已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

　　“伴随人员流动的一个残酷现实是，老去的叔叔们，在城里被耗尽，成为咀嚼过得甘蔗渣后，远方的城市并没有预留他们老去的空间，回到故乡成为最后的无奈选择。但坍塌的房屋、荒芜的土地、恶化的健康、窘迫的子女，都加剧了养老的压力，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图景，以后的日子怎样度过，依然是无法想象、也没有答案的事情。”

　　“奶奶弥留之际说的最多的话是给子女们分钱。儿子八岁的心智还无法理解老人胡话中间的沉重意味，我却从婆婆昏迷时的妄语中感知到了她对子女的不舍和牵挂。终其一生，这个恶普通的老人从未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半生的辛劳，拖着一串孩子，生活给予她的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对贫穷的恐惧，她的不安全感和对生活的期待，终究还是在临终的潜意识中。以一种荒诞、真实的形式呈现出来。”

　　“继父逼死了三妹，以暴力对待孩子，以自杀的方式逼家人要钱，要过钱后就去赌博，就是这样一个继父，好像是命运的安排，除了接受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也许对弱小的一家人而言，面对一个又暴力倾向的男人，忍耐是家人自保的现实办法。我再一次意识到，知识给予我对生活的解释逻辑，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是多么无力和可笑。黄灯也换位思考到了继父的悲惨命运。继父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谜，诸如他当初从单位被遣送回来，到底出于什么原因?他天生就是冷酷的性格吗?”

　　“婆婆一旦去世，哥哥、嫂嫂作为农民，步入晚年的真相就凸显出来。看到哥哥苍老的容颜和嫂子不再年轻的身影，想到他们和城里同龄人外表上的天壤之别，我切实感受到，生活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负重、忍耐和担当，根本说不上又太多的享受。我无法想象，在一家人没有重病、孩子教育开销也不大的情况下，哥哥、嫂嫂如此劳作，尚且无法获得基本的保障，若碰到大事，没有我们的经济支援，他们的生活会陷入怎样的境地。嫂子从来不会想到，对整个家庭而言，尽管在大的事情上好像每次都离不开我们的经济援助，但这些钱，也仅仅只能缓解他们基本的生存压力，根本不足以让我们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四、留守儿童问题

　　“对于年轻而又过早当妈妈的女子而言，很多时候，外出打工是她们逃避养育孩子的最好借口。在他们的思维和情感发育中，养育孩子的繁琐让她们苦不堪言，而过早外出给年幼孩子带来的伤害，根本就没有进入她们的视线。留守儿童缺爱的童年，让他们从小难以学习如何去爱，当他们长大为人父母时，这种爱的缺失，并不会随身份的改变，有如神助般地得到弥补。爱的荒芜的代际传递，才是真正让人担忧之处。”

　　“对于一个留守家中十几年的男孩来说，安全感的匮乏、性格的暴躁、学习能力的欠缺、与人相处的生硬等等都作为留守孩子的深深烙印，在他们长大成人独自面对社会时必然会日益凸显出来，并影响他们的发展和社会竞争力。对他而言，读书改变命运的路径已无法走通，父母外出打工的现实，也剥夺了他在生活中学习具体劳作技术的问题，并不扎实的基础教育，压根就无法让他获得更好的自我认知。对一个心理脆弱、能力欠缺的个体而言，除了延续父辈的命运，重复父辈遭遇的辛酸和挫折，已不可能找到更好的生存路径。”

　　五、黄赌毒泛滥，农业走向衰败

　　有过丰富基层经验的李昌平，就明确表达”共同体“溃散后村庄所面临的挑战，“千千万万分散小农构成的乡村社会，如果没有共同体起主导作用，一定会演化成为越来越恶和污浊的社会、溃败的社会。中华文化中糟粕的东西将像恶性肿瘤一样生长”。

　　“从本质而言，丰三村和凤形村并没有根本的差异，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他们的命运受外部力量的制约，自身无法生长出内在的动力，这是他们最为根本的共同点，也是中国最广大乡村的共同点。而隘口村，千百年来的经济优势，让此地的农民大都置身于贫穷落后的叙事之外，村中到现在依然充满蓬勃的生机。但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也深入到了村庄的肌理，打牌、赌博、“买码”的风气和凤形村并无二致，因为经济实力的优势，反而变本加厉。”

　　“自90年代以来，村庄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生活的贫困，而是败坏的社会风气带来精神上的觉悟和无奈。扭曲的价值观，成为横行村庄的毒瘤;及时行乐的习气，在一片喧嚣中，彻底消解了村庄几百年来的安稳、笃定。在2006年左右，隘口村吸毒、“买码”、赌博之风达到顶点，整个村庄呈现出来末日狂欢的气息。”

　　“故乡原本美丽的土地变得日渐肮脏而又丑陋，乡亲们也为此做出过抗争和选择，但“经济利益”的前景足以使他们放弃这种无力的抗争，也使得他们没有任何办法违抗地方政府的说服和教育;故乡淳朴的民风变得面目可憎，也并非他们自甘堕落，他们不过在无望的生活中成为庞大的盲目人群中的一个。单凭自制力，还是无法阻挡他们去追逐那可怕的梦魇。”

　　“但即使是二舅这样的人，对农村的问题依然有其独到的见解。社会风气的变坏谁都能感知到，更重要的是，二舅认识到农村保留下来的各类农作物的种子，现在竟然面临绝迹的危险;农村现有的耕作方式对环境和土壤的污染是极其严重的，是一种不可持续的耕种。当黄灯老师告诉二舅，现在大部分种子，都被外国公司垄断，二舅更是忧心忡忡，“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二舅的凝重，令我惊讶。如果说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都能意识到这种风险，农业部以致更高的肉食者们难道都没有意识到吗?我不相信!作为集体时代村庄的一名农技员，二舅对种子的关注和担忧合情合理。”

　　六、阶级固化

　　“他们大学毕业以后的前景，和来自家境好、尤其是有权有势的家庭的同龄人们比较起来，更是天壤之别：也许，同窗毕业以后就能有房有车，甚至能够出国深造，但他们却面临着毕业后将用十年低廉的工资，来偿清读书所欠下的巨债这样一个现实。他们没有任何过硬的社会关系，可能在实际能力、知识水平上也比不上别人，在目前竞争日渐激烈的环境中，有谁想过他们的命运之舟到底能划向何方?”

　　“农村对教育的冷漠和无奈，与城里家长对教育的热情和投入，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就算他们背负巨额债务，将孩子供完了大学，谁又能保证，在就业环境日渐紧张、关系日渐复杂的时代，他的孩子能够找到一个如意的工作?”

　　而农村老师的工资几十年如一日，很多该给的都无法兑现，这就导致农村的老师削尖脑袋往城镇钻，校长为了调动老师的积极性不得不另辟门路，老师对教学也不怎么上心了，打牌赌博在老师中间也流行起来。

　　七、对改革开放的评价

　　“二舅对时代和社会的理解，因为纯粹的农民视角，有着这个阶层最朴实的直观感受。“大集体”、“文革”、改革开放、做生意、“买码”赌博、女儿在深圳的发展，这一切和时代相关的大事件，在二舅个人的生命履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二舅以一个农民的直觉，发自内心地拥护改革开放以后的政策。新的时代，彻底激发了他经营生活的热情，在二舅身上，看不到农民身份带来的宿命般的悲苦，也看不底层农民的哀怨和自怜。”

　　二舅开了当地第一家个体户经营的商店。

　　二舅喜欢谈论政治问题，提醒我要注意政治立场，要注意一个党员的形象和身份。他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感叹：“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后，人获得了自由，只要有脑子，只要不偷懒，只要勤快，不犯法，养活自己并不难，这一点真的要搭帮邓小平。”国家又取消了农业税，还有补贴，“现在的农民要说国家不好，叫做”撅起屁眼喊天”。

　　这些评价都是建立在二舅已经飞出了农村，其女儿在深圳拥有优厚的经济条件了，让二舅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只是在中国，不是所有城市都入深圳一样，也不是所有的农民都如二舅一般，能在改革开放初期把握住机会，在老年时又迎来儿女的发达。

　　“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了深刻影响，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丰三村的哥哥对现状的满足，凤形村的小珍叔对生活的感叹，隘口村二舅对时代的感恩，都从感性层面说明了这一点。但并不意味着农村以及十全十美了，农村基本生存问题解决后，决定其能否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我深深感到其彻底的裸露状态，对消极的价值观念无力抵抗，感受到物质层面的生态破坏，意义层面的价值失范、人心凋敝，发展层面的上升通道日益狭隘甚至堵塞——”

　　“经济的富裕和文化及价值观的缺失，构成了触目惊心的裂缝，隘口村其实就是当下中国的一个隐喻。尽管村里人日子过得不错，但一想到这种畸形的繁荣并未获得稳固的支撑，我就为他们多少年来注定大起大落的命运担忧。鲁智说：“灯哥。不怕你笑话，尽管很多人看不上我们，但我知道，和那些贪官比起来，我们没什么过分的、他们动不动就成千万百万的贪污，却没有人来抓他们。和他们相比，我们不过小巫见大巫。”表弟的逻辑，让我无言以对。他对社会的认知，显然来自弱肉强食的现实对他的教育。”

　　八、农村的带头人们

　　“生为农民的二舅虽然已经进入城市，个人生活非常顺利，当他并没有因此忽略自己所在村庄的困境和亲人面临的挑战。尽管二舅不止一次地明确表达，改革开放确实给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好处，他对此心怀感激，但谈起村庄的未来，我发现他提供的方案，立即回到了集体时代。二舅始终认为，村庄的良性发展，寄希望于遇到好的领导人，寄希望于能够站在农民立场、为大众谋福利的干部和党员。知道今天，他对80年代初期隘口村集体经济发展所呈现出的良好势头，依旧念念不忘，“我们村，原本有可能建设成为湖南的华西村。当年隘口村出了一个好书记周树堂，带领村民第一个架电，第一个搞加工厂，给村里赚了很多钱，但后来对手污蔑他，将他击垮了，发展很好的加工厂也垮掉了。加工厂一垮，就没有财政收入;没有财政收入，就逼上缴、搬谷子、牵猪，上缴搞完了，领导就不找村里人了，也不管农民。后来的领导班子，竟然发展到瓜分国家拨款给五保户的钱，截留退耕还林的款项，更不要说水利款、直补金，甚至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对此，村民无权过问，都是一笔糊涂账。实际上，新的干群关系，肥的是几个领导，受伤害的是几个农民，领导和村民之间的关系就这样一步步恶化。”“事实上，整个长乐的集体经济，在80年代初期，确实处于全国的领先水平，尤其是保安设备的制造，全国的龙头企业都在这里，隘口村在当时的境况下，更是始终独占鳌头。在二舅心中，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显然比个别人过上好日子，更让人向往。”

　　“我曾抱怨父亲太保守，没有早点调往城市使我们姐弟有更好的教育。父亲的回答是：“我相信你们几个姊妹会比现在好，但三江的学生伢子会吃很多亏”。说到底，在他内心，一直潜藏着通过教育改变人心的梦想，在艰难而忙乱的人生中，为了坚守这一梦想，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固执地拒绝。在父亲的价值观中，金钱和功利的得失，从来就不是衡量人生意义的标准。

　　我后来观察到，在乡村中学，想父亲这种类型的人，并不是只有他一个。只不过在时代的裂变中，置身功利化的语境下，这个卑微群体的坚守，已变成了黯淡中的缄默坚守，某些时刻，他们甚至沦为别人的笑柄。他们身上留存的自尊，在当下的氛围中，已显出稀缺的一面。在我眼中，父亲就像村口的一棵树，倔强、坚定、有难以改变的孤傲习性，尽管身份普通，却始终能够持有一种来自精神层面、对人之为人的确信。在最讲究实在、粗糙不堪的生存境况中，父亲愿意持守一个乡村教师、一个乡村文化人的本分。

　　“隘口村人对宏大叙事的迷恋，一直使我迷惑不解，直到离开乡外出念书，我才对此有更深的体会。我仔细回忆，在我童年耳闻大人的扯淡中，十有八九离不开国家大事，在八个关于国家大事的主题中，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内容与收复台湾、惩治贪官、改造社会有关。”

　　九、寻找修复的路径

　　“至少，从隘口村近几年的文化实践看，尊重民风民俗，尽力回归传统，将乡村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新农村建设的举措结合起来，寻找最佳的契合点，不失为重建村庄的可行路径。”它所蕴含的活力和可能，到底能否通过行政活文化的力量，渗透进别的村庄，进而从整体上实现村庄的修复和新生?更为重要的是，隘口村的实践之所有有效，发达的经济，显然提供了基本前提。至少，相比其他生存艰难的村庄，隘口村大部分村民，不需要为了廉价的工资抛妻弃子，远走他乡，这从根本上保证了村庄人口的活力。

　　“近几年来，村里为了抵御不好的风气对年轻人的侵蚀，提倡组建腰鼓队、玩龙、玩狮子、跳广场舞，很多村民积极响应，“该出钱出钱，该出力出力，该和别人说好话，就和别人说好话。隘口村是大家的隘口村，家家户户都有细伢子，风气好了，大人就可以少担一点心。自2011年，村里文化活动增多后，社会风气确实好转了很多，吸毒的少了，打牌的也少了，跳舞的多了，散步的也多了，村民有一种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归宿感，古老的村庄，逐渐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隘口村的经济条件相对是比较好的，因为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文化深厚等原因，它更是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的重镇。黄灯老师抱怨三农学者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了，从现实来看，经济的确处于基础的作用。搞村集体的文化活动，需要把村民组织起来，黄灯老师对这种活动寄予了莫大的希望，以为是抵御农村消费主义和黄赌毒泛滥的良药。但这样的村庄一般可能条件比较好，或有集体经济支撑，或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黄灯外婆家)，或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有旅游市场的带动，或毛时代的公社搞得好，村民对集体活动有强烈的需求和兴趣，但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也大幅度减少了。还要有信服的带头人来组织。

　　“从村庄的外在形态而言，除了政府力量的介入，如何更有效地将村民组织起来，构建更有生命力的组织形态，让村庄获得应对现代性危机的能力，是其重构主体性的重要途径。”

　　“从村庄的内在肌理而言，如何重建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获得抵挡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免疫力，改善其失魂落魄的现状，让生活在村庄的人们，真正获得对未来的预期，是其建构人生意义的重要途径。激发村庄的内在活力，比单纯的经济补助更重要。”

　　“虽然家乡的公共服务和基本建设确实有所好转，但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力量(青壮年农民)却不在场，很多地方依然只有老弱妇孺留守，田园荒芜。农村主体力量的缺失，使得新农村建设的美好愿景面临极大挑战。”

　　十、附诗

　　写在春节

　　同伊

　　飞骑绝尘走秦川，

　　《大地亲人》映眼帘。

　　荡回工农千层恨，

　　滚滚热泪洒江山。

　　爸妈一桌年夜饭，

　　子由何处共婵娟?

　　我辈擎旗从头越，

　　斗得寒士俱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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