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恐慌
──或对《鼠疫》的另一种解读
刘继明
“四月十六日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从他的诊所里走出来时，在楼梯口中间踢着一只死老鼠，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就下楼了。但是当他走到了街上，突然想到这只死老鼠死的不是地方，于是再走回来把这事告诉了看门人……当晚, 贝尔纳.里厄医生站在楼房的过道中掏钥匙打算上楼回家，忽然看见一只全身湿漉漉的大老鼠蹒跚地从过道的阴暗角落里走了出来……”
这是《鼠疫》的开头，它一如我们所熟悉的加缪作品既往的那种风格，简洁、准确、平淡、冷静、瘦硬，却包含着丰富的语义，就像《局外人》中那个著名的的开篇一样：“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如果说，里厄医生出诊时第一次看到死老鼠，多少显得有些突兀和偶然的话，但他晚上回家在楼道里再次见到一只死老鼠时，给读者的感觉就决非“偶然”了。一向笔法简洁的加缪，在这儿不厌其烦地描述了老鼠在里厄医生面前死去的全过程：“它停了一下，象是要稳住身子，然后向医生跑过来，接着又停下来在原地打转，同时又轻轻地叫了一声，最后半张着嘴，口吐鲜血，倒在地上。”
这有点像电影中的慢镜头或特写镜头。我们无法不接受加缪不动声色的暗示：此老鼠已非老鼠也，它毫无疑问地代表着死亡、灾难、恐怖、恶、毁灭，等等，现在，它们通过一只老鼠提前向里厄医生发出了不祥的警告。果然，几天以后，随着死亡的老鼠以成千上万的数字攀升，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鼠疫，终于在人群中发生了。于是，我们在遭受突如其来的鼠疫袭击的奥兰城看到了下面的场景：政府的封城命令、隔离的疫区、人满为患的医院、紧张忙碌的医务工、满街的白口罩、不断增加的染病和死亡人数、四散的谣言、惊慌失措的逃亡、病鼠的垂死挣扎、患者的痛苦煎熬、人人自危的恐慌、由于抢购商店反常的热闹、物价的猛涨与黑市的猖獗，还有人趁火打劫，等等。一种世界末日降临的情绪像空气样四处蔓延……
富于戏剧性的是，类似的情形在刚刚迈入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许多地方重演了。只不过这次发生的不是鼠疫，而是一种新发现的流行性传染病──非典型肺炎，或曰SARS，简称“非典”。它最初发生于广东佛山，也许因为疫情尚未达到足够严重的程度，也许由于政府对疫情和信息所做的“低调”或“淡化”处理，所以在疫情发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世人对这一隐形杀手的威胁毫无察觉，更没有料到短短几个月之后，SARS病就会气势汹汹地扩散到大半个中国乃至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一场有可能危及每个人生命安全的全球性灾难。真所谓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这一切距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那场导致数以千计的平民和军人丧生的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曾几何时，我们还在乐此不疲地从电视直播节目和报纸上关注和了解伊拉克战事每一天的进展和每一场战役，那时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旁观者，即鲁迅先生所说的“看客”心态，就像观赏一场紧张激烈的球赛一样。实际上，当时中国央视直播节目主持人及邀请的“军事专家”在评述那场血腥战争时，津津乐道的也是美军的高科技武器装备、导弹的命中率、型号和性能等等，他们不断给战争双方军事上的“表现”打分，像体育评论员评论一场赛事一样。甚至发布战争双方伤亡人数，也像报告球场上的“进球”或“失球”时的那种语气。那时候，对许多“置身事外”的人来说，死亡和灾难距离我们何其遥远啊！对于别人的苦难和不幸，当然会有人掬一捧同情之泪，但也有人为自己暗自庆幸，或许还有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者也未可知（在我看来，那些公开或不公开地表示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的人就是这种心态）。
然而，转眼之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就降临到了我们的头上，以致使人来不及调整自己的身份和心态。我们一下子就从“直播者”变成了“被直播者”，也就是说由“旁观者”变成了“当事人”。这肯定会让许多人觉得难以接受。因为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在日渐“强大”起来，再加上我们同世界上的强势力量越来越“和睦相处”，并且认定这是我们增强自身安全感的有效途径。但这显然是一厢情愿的幻觉。作为地球上的居民，谁也不可能享有优先“豁免权”。灾难还是很快就来了，连招呼也不打一声。
这便是我们产生恐慌和不安的由来。的确，就对人的威胁的残酷性和致命性而言，SARS病丝毫也不亚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2003年4月中旬，当疫情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悄悄蔓延时，我正沿三峡库区溯流而上，在那些因被拆除即将消失的山地老城废墟和新建的城镇采访，由于信息闭塞（有时连电视也无法收看到），对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我连一只“死老鼠”也没有见到。因此当四月下旬，我乘车返回武汉，从近日出版的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沿途的长途客车、城市街道上戴白色口罩的人群以及醒目的防治“非典”标语口号时，我才意识到：一场真正与我们的生活和生命直接相关的灾难，降临了。
我们很快看到了以前只有在电影或《鼠疫》中见到的上述场面，一些以前也只是存在于历史书中的词汇（如“隔离”）奇迹般地复活了。各个大大小小的药店都在出售预防“非典”的药物，而口罩、体温计和消毒水更是在许多药店和商店纷纷告罄，成了紧缺商品，每个人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从外地（尤其是疫病重灾区）回来的人都满脸警觉，避之唯恐不及。单位的铁栅大门关得严严实实，禁止陌生人进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忽然变得疏远起来，即便是过从甚密的朋友。而当恐慌的情绪像空气一样四处弥散，似乎比病毒本身还要令人无所适从，难以应对，电视上频频播出的疫病消息和政府部门通报疫情进展的新闻发布会，以及每天都在增加的疫病感染数字和死亡人数，也使我们恍若一下子置身在战争的氛围里，如同不久前的伊拉克人那样。
无论对于人为的灾难，还是大自然的灾难，人都是命定的受害者；有时候人是无辜的，有时候则是咎由自取。人的虚妄和无知注定了它必须承担任何可能发生的后果。同时只有在灾难面前，人才能够迫使自己冷静下来，重新检视或反省自身的“不当”行为。这也是人性可以克服弱点不断趋近完善的必然途径。人对死亡的天生恐惧，使每个人面对这种检视无可回避。这种“检视”或反省，即可以个体的方式，亦可以民族国家的方式。作为民族国家，检视其文化传统和现行体制战略中存在的某些“传染源”，使我们既能够避免因“影响的焦虑”而产生的某种现代性冲动，又能将自身的发展恰当地融入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从而找到一条更加符合本民族生存伦理的路径。从短期来看，这使将国家通过积极有效的政府行为帮助民众从灾难的死亡和恐惧之下摆脱出来，而从长远看，我们将可以借此及时矫正或完善以往的发展战略乃至政治制度，获得一次难得的集体疗救的机会。事实上，针对某些疫情严重的城市暴露出的“制度缺陷”，近日已经有媒体敏锐地提出了诸如加紧制定国家应急行动机制、“加快政府信息公开化”或“透明度”的吁求，等等。
而作为个人，我们当然更需要查找由于放纵欲望而滋生出的狂妄与野心，这似乎是人性滑向自私和冷漠的便捷索道，也是人渐渐对自身免疫力不知不觉下降放松警惕的潜在动因。或许正是这一切，导致了灾难的从天而降。我们既然可以祷告上苍保佑众生，又怎能完全排除上苍因人的“过失”,而像《鼠疫》中的帕纳卢神甫那样，将灾难看作是上帝对人类的“集体惩罚”呢？
这当然只是一种比喻。实际上，通过人在应对和忍受疾病和死亡威胁过程中所表现的种种心态、行为，同样值得我们去仔细探究。
阿尔贝.加缪在创作《鼠疫》时，曾经这样阐述过自己的动机：“我想通过鼠疫来表现我们所感到的窒息和我们所经历的那种充满了威胁和流放的气氛。我也想就此将这种解释扩展至一般存在这一概念。”在加缪笔下，鼠疫显然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传染病了，它成为了某种象征，而且是多层面的象征，正如这本书的题辞所言：“用另一种囚禁的生活来描绘某一种囚禁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于是，现实生活成了加缪探讨人的存在真相的一个“引文”，或者说，在加缪那儿，小说与生活是一种互相阐明的“互文”关系。鼠疫不过是他剖析人性秘密的一个标本。用存在主义术语说，加缪试图创造的是一个人抵抗恶的神话。他笔下的奥兰，既是一个“恶”肆虐的世界，也是一个“必须激励人们奋起抗争的世界”。这同我们眼下正在面对的一切何其相似！
让我们来看看《鼠疫》中的几位人物。主人公里厄医生，是一个既能思想，又能行动，“以清醒的头脑和果决的毅力参加一场必须的战斗”的人。他对事物从不抱有盲目的幻想，也不把自己自诩为“为了人类的得救而工作”，他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对人的健康感兴趣”和做好“本职工作”而已。由此可见，里厄医生的勇气是一个普通人的勇气，但正是这种“普通人的勇气”，在为了生命和正义而斗争的时候可以产生多么惊人的力量。塔鲁则不同，他为了“躲避精神上的鼠疫”和追求所谓“内心的安宁”来到奥兰，此人的言行颇有点像我们时代的某些知识分子，喜欢凌空蹈虚，而往往对身边的事物熟视无睹，想做一个“不信上帝的圣人”，希望借助某种“非常的事件”来显示和保持他精神上的优越，然而他又时时感到“做一个真正的人”比作一个“圣人”更为困难。至于那位新闻记者朗贝尔，他因采访滞留在了封城后的奥兰，在满城恐慌的时刻，他觉得鼠疫跟自己毫不相干，“一心想的是出城与情人相会”，当然，加缪后来让朗贝尔终于认识到，如果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最后，他也加入了抵抗鼠疫的行列……（参见郭宏安《加缪与小说艺术》）。
很难相信，这些故事中人物生活的时代，距今有了整整半个多世纪，说他们就生活在我们的周围和身边，我恐怕丝毫也不会怀疑的，以至我觉得加缪创作的这部小说，正是为了时隔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来阅读和重新发现它。这也许就是伟大艺术作品获得不朽的秘密。 是的，我确信《鼠疫》中的人物带着加缪本人的体温，正穿行在我们这个并不比他的时代更幸运多少的世界上。我甚至嗅到了奥兰上空弥漫着呛人的死老鼠的腐烂气味，体验到了与奥兰市民们相近的那种环境和情绪，“从这时起，鼠疫已与我们人人有关了。”
几天以前的一个下午，当我去飞机场送走朋友，一个人回家时，恍惚觉得自己变成了《鼠疫》中的某个人物：“一种与亲人离别那样的个人感情，就在开始几个星期中一变而为全城人共有的感情，而且还夹杂着一种恐怖之感，这就成了这种长期流放的生活所带来的最大的痛苦。”我相信，奥兰城每一个普通家庭，每一个父亲母亲、妻子丈夫和儿子女儿的种种感情，也都是我们今天正在体验到的情感。
鼠疫给奥兰市民们带来的第一个印象是“流放之感”，他们心灵深处“始终存在的空虚感却是一种流放之感，一种荒诞不经的妄想，不是妄想时光倒流就是相反地妄想时间飞逝……”：
对大多数人而言，离别显然要持续到鼠疫被扑灭为止。就我们大家而言，我们自以为很熟悉的生活中的思想感情现在却已改变了面貌。平时最放心对方的丈夫或情人发现自己变得嫉妒和多疑。那些自己承认在爱情问题上轻浮风流的男子也变得忠实不渝起来。平时对住在一起的母亲不加关心的儿子发觉如今脑际经常萦绕着母亲面额的一道皱纹，在那上面集中了他全部的忧思和懊悔……我们实际上受到的痛苦是双重的，首先是自身所受的痛苦，其次是想象在外面的亲人、儿子、妻子或情人所受的痛苦。
这种情感，对于今天那些被送进隔离区的SARS病感染者或疑似SARS病感染者，那些为了救治病人也不得不与家人分离，时时刻刻受到死亡威胁的医护工，以及许许多多因SARS打破了正常生活秩序的普通人，难道不正在感同身受吗？
加缪进一步写道：“这个打击我们全城的飞来横祸不仅带来令我们抱怨叫屈的痛苦，而且还必然引起我们自己造成的痛苦，使我们不得不甘心忍受。这就是疫病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以及把事情搞得复杂化的情况之一。”这种境遇，是否也可以被看作今日世界同样面临着的威胁？由此，如同“鼠疫”之于加缪一样，SARS之于我们也成为了一种存在的隐喻。不久以前也许还盲目地以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以所谓“狂欢”为表征的后现代语境的人们，似乎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世界仍然面临着种种威胁，他不会因为我们的置身事外而远离或“放过”我们，所谓“全球化”，并非仅仅是经济上的“共享”、市场竞争或资源掠夺，还应该包括文化和种族间的多元共生、祸福相倚。幸福安宁也决非我们以为的只是一己的个人私利，而始终与他人乃至整个世界的境遇息息相关。别人今天正在承受的痛苦，也许明天就会降临到我们身上。人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就像最近媒体上流行的那句口号，人必须学会“合衷共济”。
因此，无论作为个人，还是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在面对关涉人与世界命运的重大时刻，依然需要做出某种“介入”，而不是以所谓“纯文学”和“专业精神”作为借口，去退缩或无动于衷。用加缪的话说，问题还不在于我们是否主动地去介入，而是一种“义务兵役”：“我们身处满潮的海上。艺术家得像其他人一样划桨，如果能的话就不要死，这就是说，要继续活着并创造。”
人是不可能轻易地被灾难征服或毁灭的，对奥兰城的市民是如此，对遭遇SARS袭击的我们，也同样如此。
奥兰城的人们最后当然是胜利了。作为那场灾难的“忠实见证人”，里厄医生履行了一个医生应该承担的一切义务，对此，他的内心充满了一种难以言传的欣慰和喜悦：“当他情不自禁地想把自己内心的思想直接掺合到成千上万的鼠疫患者的呻吟中去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自己所经受的痛苦没有一项不是别人的痛苦，想到平时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痛苦往往是与别人毫不相干的，而现在大家却能同病相怜，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了。”
在《鼠疫》的结尾，我们看见里厄医生沉思着穿过“充满着节日的欢乐的大街”，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至此，叙述总是冷静克制的加缪一反常态，充满柔情地写道：“他登上楼梯，寒冷的天空一望无际，星星在房屋上闪闪发光，在山冈附近，星星看上去像燧石一般冷硬、坚实……在这解放了的夜晚，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人们去实现自己的愿望，现在传到里厄医生耳边的声音，正是人们的心愿所汇成的吼鸣。”
读到这儿，我不由得眼睛一阵潮湿。是的，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里厄医生之所想，就是加缪作为一个正直的艺术家内心境况的真实写照。因为正是他，始终强调只要人还需要与恶抗争，只要相信其存在，我们就“不必考虑其头发是棕色还是黄色”。亦或说无论它是发生在遥远的异域，还是发生在我们身边，都应该身不由己地“卷入”到其中去，就像亲爱的里厄医生所做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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