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剥夺和损害的意大利民主
——读卡尔维诺《观察者》
文 | 郑渝川
意共有着光荣的历史。1922年,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上台。只有意共长期坚持反法西斯立场,其他自诩为共和、民主、自由的政党莫不屈从于墨索里尼的权威之下。而在墨索里尼的统治垮台后,又是意共率先组织开展反法西斯武装斗争,并在1944年开始参加联合政府。
1948年,意共在意大利大选中行情看好。本来,意共已经放弃了武装斗争路线,决意走议会道路,推动国家的民主化发展。但美国中情局出面干预了意大利大选,通过一系列台上、台下的运作,让意共丢掉了大选,之后因为坚持与苏联不一致的国际共产主义观念,强调应选择多中心(而非苏方一家独大),所以奇异地受到了美苏两方的共同抑制。意共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式微,还走向了内部分裂。
意共丢掉执政资格的案例,后来还被美国中情局不断复制,用来打击盟友阵营以及若干仆从国的左翼政党,或者实在没能成功打击,就明火执仗地采取颠覆。这一案例可以很好地证明,那些寄望于1945年谈判而建立起稳定联合,让民国时期的中国摆脱战乱、结束对立、稳步发展的想法,纯属一厢情愿。
言归正传,意大利国宝级作家卡尔维诺在1963年出版了一本小说《观察者》。这本书的篇幅不长,却意味深长。书再三强调故事内容都是真实的,只是人物角色进行了加工。
主人公阿梅里戈·奥尔梅亚是个意共党员。时间是在1953年,也就是意共作为反对党存在的时代,总体上,在都灵为代表的意大利北方地区而言,意共在地方选举中其实并不构成对主流政党的威胁。奥尔梅亚被任命为都灵一家投票站的监票员,面对的是一个怪诞的现象:对手党派为了拉选票,引导成群的残障人士参加投票。
书中毫不隐晦地说,意大利的各党派当时要实施一项新的选举法——“其他人都将其戏称为《欺诈法》”,也就是获得50%+1的赞成票的联盟可以获得三分之二的席位,这等于左右所有的政治议程。
所以,当时意大利的主流政党,也就是美国扶持的党派,竭力拉票:“每次都有痴傻者,或者即将去世的老人,抑或由于动脉硬化而瘫痪在床的人以及缺乏理解能力的人被带去投票。在这种情况下,既滑稽又可怜的趣事层出不穷:有的选民吃掉了选票,有的选民拿着选票站在投票的格子间里,自认为是在厕所里,于是就用选票解决了生理所需,而痴傻者中最具学习能力的则鱼贯而入,同时用合唱的方式重复着名单的序号和候选人的名字……”
阿梅里戈面对的是这样一个荒诞滑稽的现实,他是一个一丝不苟对待事务的人。虽然意共在当时已经呈现出在意大利政坛的式微态势,但他仍然有着乐观主义。
是的,谁能说即将去世的老人,痴傻的人(什么叫痴傻,痴傻到什么程度,又有确切的答案吗?),生病卧床的人,缺乏理解能力的人,为什么不能投票?意大利输掉二战后,摆脱了德国那样被分割占领的命运,但这个国家相比过去,在世界、欧洲的政治地位都显著滑落。美国肆无忌惮地操纵意大利大选,抹黑参与党派的事情,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健全的、健康的人所参与的意大利选举,本身的意义也大打折扣,选举本身沦落成一场行为主义表演,所以,让看上去滑稽可怜的人们来参与选举,进行一番“演出”,似乎也是说得过去的。
阿梅里戈面对的选举,在形式上也不无寒酸。意大利是个很崇尚形式的国家,从古罗马到近代,再到墨索里尼时期,以至于今天,凡是被认为真而有价值的事物、事件,形式的设定都非常关键。尽管如此,阿梅里戈反而认为,民主选举的“寒酸、暗淡”,这反而带有崇高性,这似乎更像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崇尚的选举,“这是诚实而简朴的道德训诫,以及对法西斯主义者、那些自以为是者无声的永久报复”。
虽然小说中的阿梅里戈,以及同样参与监票工作的其他意共党员,都明确意识到“资产阶级对这间陋室实施的欺骗”,却仍然坚持履行本质,哪怕是选举的结果注定被愚弄和操纵。书中,卡尔维诺意味深长地写道,“他(阿梅里戈)开始会议,将眼前的景象与意大利解放后的氛围进行对比。回首那几年,他觉得最鲜活的记忆就是全民参与政治,参与当时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当时的意大利人“似乎一样贫穷,全都投身于全民事业,摒弃私人事务”,各个政党的人们都积极参与各种志愿活动,诚实地对待民主。
这一切在1948年以后都改变了。民主被绞进意识形态之争,成为地缘政治角力的棋子,所以败坏。
阿梅里戈见证的选举,可以解释为闹剧,也可以解释为民主的本来方式。按照卡尔维诺的阐释,最符合民主参与者角色的其实就是意共党员:“一个意共党员的心中装着两个人:一个毫不妥协的革命者和一个喜好竞争的自由主义者”。而站在意共对面的党派,却可以为各式各样的利益诉求而随时勾连,当然,按照一些美式自由主义政治学者的话来说,利益勾连本身是民主和自由建构的基础,也无可厚非。
正因为各式各样的“无可厚非”理由,所以那些半盲的人、失去双手的患者,就需要由人陪同进入格子间,帮他打钩。“有了这个巧妙的办法之后,他们都晋升为完全合法合规的选民”。
《观察者》仅仅记述了地方选举投票者的一天日程,其中间歇地也展现了阿梅里戈的爱情——毫不意外,他与她之间的理解也是错位的。阿梅里戈的女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女人,只关心阿梅里戈对于她的不够理解、不够关怀,而对于民主毫无兴趣,对于个人的公民身份没有一点点的留意,无论是曾经真实享有这种身份,还是1948年后变成了虚假享有。这跟那些半盲的人、在选举格子间里大便的人又有什么分别呢?所以,某种意义上,卡尔维诺的这本《观察者》如果是在21世纪的今天首发,将不出意料地引发性别歧视的讨伐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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