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 张慧瑜 / 李云雷
出版社: 上海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新青年非虚构写作02
出版年: 2022-1-1
编者简介
张慧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影视文化、基层传播、新闻社会史、非虚构写作等。出版专著《视觉现代性：20世纪中国的主体呈现》、《主体魅影：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当代中国的文化想象与社会重构》等，主编《应知故乡事：返乡者眼中的中国乡村图景》（新青年非虚构写作丛书之一）。
李云雷，《小说选刊》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著有评论集《如何讲述新中国的故事》、《重申“新文学”的理想》、《当代中国文学的前沿问题》等，小说集《父亲与果园》、《再见，牛魔王》、《到姐姐家去》等。曾获2008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文学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冯牧文学奖等。
内容提要
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有一批支持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友人，他们撰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对外传播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变，有一些留在中国，参与到教育、医疗、外交等事务中，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本书用非虚构写作的方式讲述这些国际友人的中国故事，借他们的目光来重返20世纪的历史现场。国际友人的个体生命经验与20世纪全球进步运动的思想与行动网络交织，与中国的革命与社会建设相互作用，呈现出一个复杂、动态的全球20世纪时代景观，也为反思当下的国际关系和全球秩序提供了独特的视野。
安娥与史沫特莱在新四军驻地
目录
序一 重建新的思想视野（李云雷）
序二 国际友人视角下的中国故事（张慧瑜）
埃德加·斯诺的中国“奏鸣曲”
一、 结缘中国、奔向红区
二、 “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三、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四、 国际友人与我们
海伦·斯诺：“新世界的探索者”
一、 1937年的海伦·斯诺
二、 苏区记忆
三、 超越时空的情感
爱泼斯坦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一、 初识宋庆龄
二、 突破重围进入内陆
三、 重庆再聚
四、 参与创办《中国建设》
史沫特莱：用毕生谱写中国战歌
一、 初到中国：摸索与明志
二、 常驻上海：对抗与掩护
三、 西安事变：张学良的播音员
四、 延安、西安与汉口：苦甜参半的岁月
五、 到前线去：唱响中国的战歌
六、 回到美国：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支持
七、 最后一幕：永远的中国人民之友
赛珍珠：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
一、 赛珍珠的文学世界
二、 赛珍珠的《母亲》
三、 赛珍珠的中国故事
路易·艾黎：教育者与革命者的一生
一、 初来上海与党组织建立联系
二、 抗战期间开展“工合运动”
三、 创办培黎学校
四、 维护世界和平：解放之后到北京
林迈可与抗战烽火中的红色电波
一、 探访根据地 寻找红色中国
二、 投身晋察冀根据地无线电事业
三、 让世界听到延安之声
四、 尾声——回到英国
阳早寒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革命伉俪
一、 阳早：追求平等的农场主
二、 寒春：寻找方向的核物理学家
三、 扎根中国的革命伉俪
四、 三边农场：草原上的革命岁月
五、 草滩农场：农机械改革初尝试
六、 从农村到城市：与“特殊待遇”的抗争
七、 红星公社：农机械改革之再次出发
八、 不忘初心：革命本色始终如一
“翻身”前后的韩丁
一、 少年韩丁：却识愁滋味
二、 认识中国：中国革命的同情者
三、 深入张庄：土改的见证者
四、 写作《翻身》：美国的“叛国者”
五、 《翻身》出版：引起热烈反响
六、 重返中国，出版《深翻》
七、 韩丁与中国割不断的情谊
柯鲁克夫妇：每一次选择都指向中国
一、 由《红星照耀中国》开始的缘分
二、 大渡河边的婚约
三、 河北十里店的土地改革调查
四、 在南海山开展新中国外语教育
五、 艰难岁月里再次选择与中国共患难
六、 退休后继续为教学事业发光发热
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
一、 少年明志——白求恩的从医之路
二、 病中的蜕变——白求恩于肺结核的抗争
三、 在西班牙的岁月
四、 目光转向中国
五、 重燃希望之火——辗转来到中国
六、 白求恩于他的中国友人
七、 白求恩对中国医疗事业的贡献
八、 牺牲
马海德：中国人的“马大夫”
一、 延安岁月
二、 医治性病
三、 抗击麻风
伊文思：追风的人
一、 摄影机就像武器
二、 四万万人民的抗战
三、 早春里的信仰疗愈
四、 “文革”历史中的有情与无情
五、 追风的人
乔治·何克：在中国大地上放声高歌
一、 从哈彭登到牛津
二、 那个横穿美国的牛津青年
三、 到中国去，到人民中去
四、和工合“结婚”
五、 小“长征”实现大“转移”
六、 四个中国孩子的“外国爸爸”
安东尼奥尼和他的东方理想国
一、 启程：左翼知识分子和政治乌托邦
二、 相遇：一部关于“人民”的电影
三、 大时代下的“审判”与“正名”
合唱一支国际歌: 抗日战争中的“西班牙医生”
一、 一份特殊的名单
二、 马德里的回声
三、 西西弗斯在图云关
四、 竹子、DBC、细菌战
五、 起来！
主要参考资料
白求恩在河北
序言 一
重建新的思想视野
李云雷
“国际友人与20世纪中国经验”是一个大题目。何谓“国际友人”？就是那些在中国革命处于艰难时期毅然投入其中给予我们巨大帮助的外国人，他们同情、理解、帮助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做出了独特与重要的贡献，这是我们中国人无论何时都不能忘记的。在民族复兴的背景中，回望这些国际友人的无私奉献，我们既要感恩与铭记，也可以从中激发新的思想资源，触发新的思考，但其前提是对这些国际友人有深入的理解。
埃德加·斯诺、诺尔曼·白求恩等国际友人，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物，以至于我们常常会忽略他们是外国人，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但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到中国的，在自己国家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他们为什么要来到中国？平常很少有人深究，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越来越难以理解了。要理解他们，我们需要重返20世纪历史现场，需要重建一种新的国际视野，需要重新认识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而这在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当今时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从2017年回到北大开始，为了给当代年青人打开新的思想视野，张慧瑜带领他的学生们以“非虚构”的形式撰写这些国际友人的传记， 这既是一种新的写作实践，也是一种新的进入中国革命史与国际友人生活世界的方式。“非虚构”在中国是于2010年左右兴起的一种新的写作潮流，主要目的在于扭转文学界“纯文学”的空疏风气，重建文学与生活、社会、世界的有机联系，但非虚构的写作实践大多集中于当下中国的某种群落或某种现象，很少有人关注历史尤其是革命史，慧瑜却独辟蹊径，以非虚构的形式关注20世纪革命史中的“国际友人”，并将之带到北大课堂，和学生一起探讨历史、展望未来，为我们描画出了20世纪经验中最值得珍视的壮丽思想图景。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这一段话我们都很熟悉，以至于对其中包含的深意习焉不察，甚至视作理所当然了。但如果试想一下，我们作为中国人，是否可以毫无利己的动机，把其他民族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解放事业？是否可以远离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奔赴炮火纷飞的战场，为弱小民族的革命与解放奉献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是很难做到的，或者至少是要经历复杂的思想斗争才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白求恩做到了，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爱泼斯坦、史沫特莱、赛珍珠、路易·艾黎、林迈可、阳早、寒春、韩丁、柯鲁克夫妇、马海德、乔治·何克等“国际友人”做到了，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大书，都闪耀着青春和理想的光辉，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人生值得我们铭记。
这些“国际友人”的出现，不是孤立的，他们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其中最富光彩、最具理想主义的一部分，他们不只同情与支持中国革命，也同情与理解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民族与人民，如白求恩就是从西班牙内战反对法西斯的战场，来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如史沫特莱既声援印度独立运动、在波兰参加革命，又来到中国长期支持中国革命。有些人则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了自己的事业”，如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等人发起的“工合”运动，以及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创办的培黎工艺学校，不仅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中国的工业化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如爱泼斯坦、阳早、寒春、韩丁、马海德等人，都将他们的人生与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参与者与见证人。也有人在中国革命成功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如林迈可，但他们一直都在关注和支持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民族复兴的背景中，重新梳理与讲述“国际友人”的故事，既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有新的时代意义。在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艰难过程中，这些国际友人给予了我们无私的帮助，中国如果真正“强起来”之后，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功绩与精神，而应该继承并将他们的精神发扬光大。具体地说，就是我们即使强大起来，也不应该复制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逻辑，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将我们近代以来身受的列强入侵的痛苦，让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民承受，正因为我们深知这种痛苦，所以我们不能成为这种痛苦的制造者，我们应该像这些“国际友人”支持我们一样，同情、理解弱小民族国家的人民并尽其可能地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近代以来，我们更多的是落后、挨打、追赶的经验，至于追赶上之后怎么办，我们尚缺乏足够的知识、思想和理论准备，我们不能重建传统中国的“朝贡体系”，也不能走西方国家新旧殖民主义的道路，更不能走前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那么我们在民族复兴之后，能够想象或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呢？在这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而“国际友人”的无私奉献与帮助可以说是最直接的思想资源，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
这些国际友人也将“国际主义”这一消失已久的思想视野重新带到了我们的面前，只有在这一视野中我们才能够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否则我们将无从把握他们的理想或动机，“国际主义”是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前提的、跨越国界共同抵抗资本主义的思想，是以人类整体利益为核心的高远追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视野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代，重建“国际主义”的视野，既是一种反思，也是一种超越，这将会使我们在民族复兴的视野之外，别具一种更加高远的理想与追求。这正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一样，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不仅负有民族复兴的使命，同时也负有国际的或人类的使命。在“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今天，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去重新思考与把握中国和世界的未来。
在《不远万里：国际友人与20世纪中国经验》一书中，我们可以通过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爱泼斯坦、史沫特莱等人充满个性魅力与传奇色彩的人生与命运，重新进入历史的生动现场，重新思考历史、现实与未来。需要简单说明的是，我写的关于海伦·斯诺、赛珍珠的两篇文章，原是2013年应一家文学刊物邀请所写的，与书中的其他文章体例未必尽同。我至今记得2020年疫情期间，慧瑜和学生们在视频会议上举行“非虚构写作”的课堂答辩，我也以答辩评委的身份参加了讨论，看到学生们热情洋溢地关注着白求恩、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看着他们在屏幕上闪烁跳动的青春面孔，我既为慧瑜和学生们而骄傲，也为中国而骄傲！
2021年9月4日
阳早和寒春
二
国际友人视角下的中国故事
张慧瑜
这些年，我一直在高校从事非虚构写作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鼓励学生们用学术研究和社会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非虚构创作，这本书就是一次以“国际友人与20世纪中国经验”为主题的写作实践，参与者主要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下面我想简单谈一下对这个主题的理解。
在梳理非虚构写作的概念、传统和历史的过程中，我认识到非虚构写作与美国文化有着密切关系。非虚构写作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文化运动时期的新新闻主义，主张把新闻事件放置到更广阔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是带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深度报道。从更长的历史来看，这种非虚构式的书写方式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从古典时代的历史写作，到近代以来的游记、旅行见闻，再到科学家的田野报告等，都带有非虚构的痕迹。在20世纪历史中，如果说美国出现了新闻调查式的非虚构文学，那么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则形成了报告文学的传统，如美国记者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等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报告文学。在这种思路之下，我发现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有一类非常特殊的非虚构作品，这就是国际友人写的中国报道，而且成为20世纪中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春天，我在凯风基金会资助下组织了“凯风沙龙•国际友人与20世纪中国”项目，邀请相关研究者、作家来与学生们分享国际友人与20世纪中国的故事。如请加拿大华人作家李彦老师讲白求恩的故事、对外经贸大学阳和平教授讲他的父母阳早和寒春来中国的故事、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老师分享《红星照耀中国》与斯诺的故事等。借助国际友人的目光，我们得以重返20世纪的历史现场，对20世纪中国经验进行再反思。近些年关于中国故事的讲述经常跳过20世纪历史，把当下与古代对接起来，这就使得五四以来的现当代中国历史变得非常暧昧，或者说现当代历史处在被遗忘当中。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实现了现代化，无须突显一种现代焦虑感，反而需要追溯传统中国和悠久历史来作为现代中国的源头；另一方面，在这一后革命的语境下，现代中国的现代性、当代中国的当代性都消失了，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当代不再是冲突关系，20世纪的革命也被解释为一种传统中国的延续和复活。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国际友人的视野回溯20世纪历史，是为了找到一种进入中国现当代历史的方式，重新获得一种现代感和当代感。
这些国际友人写的中国报道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中最特殊的一类非虚构作品。他们有的是外媒驻中国记者，也有的是参与中国革命、社会实践的技术专家。这些国际友人写的中国故事，大部分属于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范围，而且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对外宣传。如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发表的《红星照耀中国》、1944年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团所写的延安报道等，成为对外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其根据地治理的重要方式，也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国际支援。这些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除了撰写大量新闻报道之外，还参与到中国教育、医疗、外交等事务中，甚至有的留在中国，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如新闻领域的爱泼斯坦、著名医生马海德等。
这些国际友人按照所从事的职业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斯诺、爱泼斯坦、史沫特莱、斯坦因等新闻记者，他们在根据地采访调查，对外写出了大量的关于延安、解放区的报道，如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等。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还要早的一本关于中国的报道是捷克新闻记者埃尔文·基希用德文写的，他是共产党员，也是最早把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战斗性、介入性文体的记者。30年初期他受苏联委派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进行大量的实地采访，1933年出版了一本《秘密的中国》，向西方世界展示了现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1936年作家周立波陆续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对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宋庆龄等人的安排下从国统区来到陕北，进行了几个月的深度采访，上至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下至普通的红军战士，斯诺以独特敏锐的记者视角观察延安，描绘了大量的生活细节，使得《红星照耀中国》这部纪实文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这部书作为一次成功的对外宣传，第一次讲述了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毛泽东的故事，是一部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的、了解当时中国真实状况的作品。其他如国际记者爱泼斯坦、史沫特莱、斯坦因等，他们也用英文写了很多中国报道。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际友人除了记者的身份外，还亲身参与了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工作，如史沫特莱参与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外语教学，发起了节制生育运动、灭鼠运动等卫生运动。这类外国记者、作家的经历和作品在中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他们相互间的人际网络、信息网络如何组织和维系，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具体是怎样，目前鲜有人研究和整理，这其实联系着一种被历史遗忘的国际视野。比如整合欧美左翼知识分子的英国援华会在国际援华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英国援华会筹集的绝大部分资金流向了白求恩的国际和平医院，而其出版的刊物《中国报道》最早刊登了有关白求恩、斯诺和史沫特莱等的文章，其中《红星照耀中国》也是由援华会的左翼读书会出版发行。这些“中国故事”文本背后的人际网络、传播网络、权力网络甚至是资金网络，都是考察20世纪中国对外传播机制的关键，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类是科技、技术专家，如写了《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的韩丁以及韩丁的妹妹寒春和妹夫阳早。韩丁是一个农机专家，受《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来到中国，1945年参加联合国的项目，一开始给国民党服务，后来到北方大学担任英语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亲身参与了山西长治张庄的土地改革，他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解放之初他留在中国，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拖拉机手。1953年回到美国，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花十余年完成《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是一部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讲述中国土地革命和人民翻身运动的史诗作品，这本书的影响力在西方仅次于《红星照耀中国》。直到70年代中美建交之后，韩丁担任美中友好协会会长，多次回到中国，参与到80年代中国农村现代化和机械化的实践中。韩丁的妹妹寒春和同学阳早40年代末期来到延安，就没有离开中国，一直在中国从事农业、畜牧业方面的工作，对中国奶牛养殖和牛奶质量提升作出突出贡献。还有一位是燕京大学的电报专家林迈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林迈可和妻子逃到陕北，担任晋察冀根据地的通讯技术顾问，创建新华社英文广播部，帮助根据地改造发报机和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抗战后回到英国，他写了一本《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写了他对根据地的观察，其中提到他认为当时根据地有两点做得非常好，一是后勤保障工作，根据地虽然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但通过高效率税收和群众动员，让士兵打仗没有后顾之忧，二是情报工作也很出色，中共的高级密码很少被日军破获，而根据地的通讯网络也非常畅通。这些都涉及到根据地的行政和社会治理经验。还比如英国人大卫·柯鲁克、伊莎白·柯鲁克夫妇，他们40年代末期被派到中国观察土地革命运动，后来完成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等研究中国土改的社会著作。其中大卫·柯鲁克是英国共产党，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也和白求恩认识，他们都受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柯鲁克夫妇完成土地革命调查之后，就一直留在中国，甘心为中国培养英语和外交人才，是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创始人和重要参与者。从这些不同领域的外国专业技术人员在中国的工作、生活与革命实践，可以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发展和建设与国际援华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更为深刻的联系。
第三类是从事摄影、电影等影像工作的艺术家，如伊文思、布列松、安东尼奥尼等。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30年代来中国拍摄了《四万万人民》，把中国也作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组成部分，并在武汉“偷偷”赠送给根据地一台摄影机，袁牧之、吴印咸等30年代从上海到延安的左翼电影人用这台摄影机拍摄了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70年代伊文思又到中国拍摄，这就是由12部独立纪录片《大庆油田》、《上海第三医药商店》、《北京杂技团练功》、《对上海的印象》等组成的《愚公移山》，这部纪录片提供与常见的“文革”影像不同的那个年代的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还有一位法国摄影大师布列松在40年代末期到中国，是在上海解放前夕做最后一班飞机飞到上海，当时的布列松为美国《生活》杂志供稿，他正好见证了上海解放的全过程，于是，后来出版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的摄影集，展示了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转变。50年代后期布列松又被邀请到中国来，这次拍摄的照片在西方发表后，国内展开了对布列松的批评，认为这些照片丑化了中国的大跃进运动。与此相似，70年代后期，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受邀到中国拍摄了记录电影《中国》，也遭遇了50年代的布列松相似的情景。这些艺术家在不同时代多次到中国拍摄作品，他们的关于中国的影像在当时和事后引起了极大争论，我们不仅要关注这种“看与被看”之间所引发的误读，更应该看到这些影像工与20世纪历史中更广阔的国际背景之间的关系，从30年代席卷全球的左翼运动到80年代末期冷战终结，中国也处在这种特殊的国际网络之中。
当然，还有许多曾经在中国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国际友人和组织，被历史有意无意遗忘或忽略，对他们的发现和梳理将是进入20世纪历史的重要方式。国际友人的经验和叙述为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更深刻地理解20世纪独特的全球政治图景。国际友人的个体生命经验与20世纪全球左翼运动的思想与行动网络交织，与中国的革命与社会建设相互作用，呈现出一个复杂、动态的全球20世纪时代景观，也为我们审视与反思当下的国际关系和全球秩序提供了独特的视野。这种历史重返也需要避免用怀旧的、崇敬的心态将这些国际友人的中国故事浪漫化，借由国际友人重建我们与20世纪的对话关系，其落脚点仍在于更全面、公正地审视中国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2019年底，我组织研究生按照各自兴趣，分别写一位国际友人的故事，我们定期举办讨论会，共同商量写作方法和写作角度，有的还以国际友人为主题发展为硕士论文。在这个过程中，我邀请好朋友、也是批评家、作家李云雷参与其中，他早就写过两篇非常好的国际友人的故事，也对国际友人与20世纪中国历史有深入理解，他对学生们的初稿提出了很多有帮助的修改意见。这两年来，感谢凯风基金会秘书长甘东宇老师和项目经理周安安老师支持“国际友人与20世纪中国”项目，并提供场地供大家举办沙龙活动。感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教授推荐清华的研究生参与写作，使得两个高校的同龄人有了更多知识上的互动。感谢上海大学出版社文化编辑部副主任陈强老师的信任和辛苦付出，把这本书和2020年出版的《应知故乡事：返乡者眼中的中国乡村图景》作为“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的系列丛书。
最后，要感谢参与写作的十余位90后研究生们，感谢他们愿意花一两年的时间共同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将是我们友谊的见证。他们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谭晓祺、黄嘉莹、刘纯懿、田文佳、张鑫智、马遥、杨悦言、苏琦、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吴余劲、李颖、叶倩、徐鹏辉、李嘉贝、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白晨雨、杨仪、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沈英子，感谢我的学生谭晓祺组织和协调大家的写作进度。我们以这种方式重返国际友人的历史，也重返20世纪中国的历史现场，相信更能深刻理解“中国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大问题。在此，不得不提到白晨雨博士的意外离世，这本小书也是对这位年轻的、充满理想的好友、同道的纪念。
2021年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特殊年代，谨以这本小书向20世纪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国际友人们致敬，这些“不远万里”支持和援助中国的国际主义战士，不仅用笔记录了20世纪中国的巨变，也用专业知识参与到改天换地的社会改造中，他们的人生以及他们的著作是讲述20世纪历史最生动的中国故事。
2021年9月21日中秋节
燕园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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