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的斗争。毛主席反对陈独秀、王明等机会主义的斗争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
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伟大革命时代的必然产物，是中国草命运动发展的需要。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杜会的主要的矛盾。”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1840年到1919年，进行了70多年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使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但是，所有这一切革命斗争，都没有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革命经验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中国的反帝反封革命取得胜利。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有无产阶级的领导。
（原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594页。）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中国无产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的侵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它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中国工人高度集中，容易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工人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中国工人深受三重压迫，在斗争中比任何阶级都坚决彻底。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为了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就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就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一一这就是结论。”
（原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60页。）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为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卓越的斗争。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同志诞生在湖南省湘潭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生活、劳动在劳动人民中间，对劳动人民无比热爱。作青年时期，毛主席就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崇高理想，从事革命活动，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走真正革命的道路。
1918年4月，毛主席成立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新民学会”。9月，毛主席到了北京，广泛研究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进行社会调查，传播革命真理。
在十月革命号召之下，在列宁号召之下，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既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又是一次伟大的文化革命。它的锋芒直指孔孟之道，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口号，点燃了反孔斗争的火炬，把批孔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立下了伟大的功绩。在五四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工人阶级作为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五四运动，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五四运动以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提到了革命的日程。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建立一个马列主义的党，充满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许多国家纷纷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到1920年，已有20多个国家建立了共产党。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适应国际资产阶级的需要，竭力鼓吹“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在我国，与这种思潮相呼应的，是一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改良派，他们诬蔑中国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低，不具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他们主张把党办成所谓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鼓吹“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进行政治斗争。这时，还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思潮，否认一切国家、政党，主张所谓的绝对自由，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同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斗争焦点是要不要建立共产党，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还是步第二国际的后尘，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党。毛主席强调必须建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无产阶级政党，党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毛主席阐明的这些光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确定了根本原则，捍卫了马列主义的纯洁性，代表了建党的正确方向。
1919年毛主席创办《湘江评论》。1920年秋，毛主席在湖南创办了“文化书社”，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0月，毛主席又在湖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样，毛主席为党的建立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同时，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先后建立，建党的条件终于成熟。
1921年7月1日，在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的帮助下，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了大会，坚持马列主义建党原则，既反对右的合法主义错误，又反对“左”的关门主义错误。
大会决定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中国共产党。大会制定了党章，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庄严宣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缔造者。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原注：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1403页。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1249页。）
二、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经验的概括，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求解放的理论，“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原注：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列宁全集》第4卷，第157页。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1403页。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1249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万能，就因为它正确。但是马列主义的创始人也多次指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列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和解决革命的实际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反对修正主义，避免教条主义和克服经验主义，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
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历史、现状、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点，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道路和前途，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粉碎了“左”右倾机会主义，使中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毛主席指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而又互相联系的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原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499~500页。）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中国武装夺取政权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而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毛主席又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列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原注：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1208页。）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主席全面总结了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革命。毛主席还完整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还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而，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对马克思列宁出义作出了伟大的新贡献，给我们开辟了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胜利航道。
（原注：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9月)。转摘自1967年第十期《红旗》杂志。）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密切结合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斗争，结合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从政治上、思想上反复批判了孔孟之道和尊孔派。这种批判，从机会主义路线同孔孟之道的联系上，深刻揭露了它们共同的反动本质。这种批判，成为我们党内历次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毛主席在斗争中所写的关于批孔的光辉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重要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进行斗争的重要的历史经验总结，是我们结合批林深入批孔的思想武器。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还不是最后胜利，“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毛主席谆淳教导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坚持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团结在一起，为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为打倒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同国内外反动派、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同孔孟之道等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译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统一而严密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是完整的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的斗争经验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就前进，就胜利；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就受挫折，就失败。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真理。
第二节 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的斗争。《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
一、托洛茨基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斯大林保卫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斗争。《论列宁主义基础》的发表
伟大导师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进行胜利斗争的时候，曾经指出：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被击败后，一定还会出现新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
历史完全证明了列宁这个科学论断。在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在列宁重病期间和逝世以后，混入联共（布）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先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接着是布哈林和李可夫之流，适应帝国主义和国内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需要，向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妄图用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和国际共产党人同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场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以来，继列宁同第二国际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大论战之后的又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论战。
这场大论战，是关系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搞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的大问题，是关系到苏联能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1923年秋，正当列宁卧病和苏维埃国家遭遇困难的关头，托洛茨基猖獗地活动起来。他不择手段，纠集了包括布哈林分子在内的一切反列宁主义的集团和分子，抛出了一个政纲一46名反对派分子的声明。接着，托洛茨基发表了公开信，虚伪的赞扬列宁，但又对以列宁为伟大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党发起了进攻，以便达到他们反对列宁、反对列宁主义的罪恶目的。他们叫嚷苏维埃政权必遭灭亡，诬蔑党“官僚”化和“蜕化”了，主张把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根据列宁提议而加以禁止了的派别组织恢复起来，诡称这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他们还百般笼络青年党员和青年学生，煽动他们起来及党。阴谋纂夺列宁和党中央的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
斯大林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迎头痛击了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进攻。1923年12月15日，斯大林发表了《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一文，深刻批判了反对派的反动纲领和托洛茨基的信。斯大林说：“党是无论如何不会同意”“恢复”反列宁主义的派别组织的，“因为恢复过去的派别斗争制度必然会破坏党的统一”。1924年1月俄共（布)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听取了斯大林同志的报告，斯大林在报告中揭露和批判了托洛茨基所谓老布尔什维克在“蜕化”的谣言，指出他的目的是为了“整刷列宁式的干部”，篡夺党的领导权。斯大林揭露和批判了托洛茨基为派别的自由活动辩护的谬论，指出：“这是一种使派别组织，首先是使托洛茨基的派别组织合法化的企图”。斯大林还揭露了他们伪善歌颂列宁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指出：“反对派歌颂列宁同志是天才人物中最有天才的人，这已经成了他们的老一套。恐怕这种赞扬不是真诚的，这里也含有战略上的诡计：他们想以叫嚷列宁同志的天才来掩护他们离开列宁的行为”。会议通过了决议，指出反对派的政纲是反列宁主义的。
（原注：斯大斯《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0、32页。）
1924年1月21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列宁逝世了。在沉痛哀悼列宁的日子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和全体劳动人民宣誓，永远遵守和执行列宁的伟大遗训。
叛徒托洛茨基趁列宁病逝之机，变本加厉地攻击列宁，诋毁列宁主义。他迫不及待地写了《论列宁》、《十月的教训》等文章，大要反革命两面派，表面上装作赞扬列宁的样子，实际上用肆意伪造历史、歪曲列宁形象的恶劣手段，攻击布尔什维克党，诬蔑伟大领袖列宁。同时，自我吹嘘，把功劳归于自已，妄图用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阴谋篡夺党政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又挑起新的论战。正如斯大林所说：“托洛茨基主义现在用它的反列宁主义的发动来强迫我们进行这种论战。”
（原注：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9页。）
为保卫伟大领袖列宁，捍卫列宁主义，斯大林挺身而出，与托洛茨基主义作了坚决斗争。他于1924年1月作了《论列宁》的演说，11月又作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说，一一一揭穿了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吹嘘和捏造。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说，托洛茨基在1917年2、3月间就独自提出了列宁《四月提纲》中所制定的路线、斯大林批驳说，胡诌托洛茨基比列宁高明是极其荒唐的。事实是，1917年4月，列宁刚从外国回到彼得堡，就认为必须同托洛茨基划清界线，并曾几度声明，托洛茨基主义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
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还散布谣言，说十月革命时期，列宁处于地下状况，不是起义的领导者，十月起义的鼓舞者和唯一的领导者是托洛茨基。斯大林痛斥了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中心人物”这种谣言，指出：“十月起义是有鼓舞者和领导者的。但这是列宁，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现在企图以地下状态为辞来抹杀党的领袖弗·伊·列宁是起义的鼓舞者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愚蠢可笑的。”
托洛茨基还恶毒攻击列宁是一个在幽静的办公室里凭灵感决定重要问题的人，是一个布朗基主义者。斯大林根据列宁伟大的一生，彻底驳斥了托洛茨基对列宁的诬蔑，写道：“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模范党员，他不喜欢不通过领导集团而单独地、不经过仔细研究和检查而突然地决定问题。”“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无情的革命者。但是党也知道列宁是谨慎的，他不喜欢轻举妄动的人，他经常坚决地制止迷恋恐怖手段的人，包括托洛茨基本人在内。”“党知道列宁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深湛的理论家和最有经验的革命家，是一个丝毫没有布朗基主义阴影的人。”列宁“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
（原注：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5、307、308、301页。）
托洛茨基之所以诬蔑列宁，自我吹嘘，是“别有‘用心’的”，是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
（原注：斯大林《论列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8页。）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列宁主义享有崇高的威信，托洛茨基在反对列宁主义、“偷运托洛茨基主义”的时候，不得不“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帜”，他“宁愿在列宁主义这个共同的旗帜下行事，在解释和改进列宁主义的口号下活动。”事实正是如此，托洛茨基伪装承认列宁主义，借解释列宁主义为名，肆意歪曲列宁主义。他散布谎言说，列宁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十月革命时期才产生的，如果说在这以前有什么列宁主义的话，那是“不正确”、“不中用的”、“不能接受的”“旧”列宁主义。季诺维也夫也附和这一谬论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定义，也把列宁主义说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产生的，说成是农民占多数的俄国的特殊情况的产物，从而否定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
（原注：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4、309页。）
托洛茨基之流打着“红旗”反红旗，带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斯大林指出：“不击破托洛茨基主义，便不能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达到胜利，便不能把现今的俄罗斯变成社会主义的俄罗斯。”斯大林号召：“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
（原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354一355页。）
同时，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思潮，虽然已被列宁粉碎，但是它的阴魂未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许多年轻的共产党队伍中，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必须继续清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各国共产党，以便把各国的革命斗争推向前进。
为了埋葬托洛茨基主义，为了继续清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捍卫列宁主义，1924年4月，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作了题为《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著名讲演，这篇讲演于同年四月到五月间在《真理报》上发表。1926年初，斯大林又写了《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一著作是《论列宁主义基础》的继续和发展。
斯大林的伟大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次为列宁主义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指出：“列宁主义具有非常战斗、非常革命的性质”，“列宁主义是从无产阶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列宁主义是在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搏斗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
（原注：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3一64、64页。）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书中进一步阐明了列宁主义定义，他说：“这个定义是否正确呢？”“我以为是正确的。其所以正确，第一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的人相反，他们错误地认为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产生的。其所以正确，第二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这正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只适用于俄国一国的环境。其所以正确，第三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和马克思学说的有机联系，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主义的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而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恢复，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际情况中的应用。”斯大林还严厉痛斥了季诺维也夫的胡言，他说：季诺维也夫的几个字就是把俄国的落后性，把它的农民性放到列宁主义的定义中去，就是为鲍威尔、考茨基之流效劳，因为鲍威尔和考茨基都否认列宁主义能适用于其他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国家。斯大林强调：“列宁主义就是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国家学说，对于世界各国一其中也包括那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一毫无例外地都是适用而且是必要的学说。”
（原注：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3一14、18页。）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的时候，他分析了列宁主义所由产生的国际环境，分析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的诸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并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良好的条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原因。这样，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
（原注：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93一294页。）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还阐述了列宁主义理论的各个基本点。
斯大林在精辟论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时说，由于帝国主义是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财政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因此首先应当把无产阶级革命看作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联合为一条世界革命战线，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无产阶级革命能够首先“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取得胜利。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革命的暴力，“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规律，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这种革命的先决条件的规律，是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是这个革命的机关，是这个革命的最重要的据点，它的使命是：第一、镇压已被推翻的剥削者的反抗，巩固自己的成绩；第二、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使革命达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正因为这样，“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看做瞬息即逝的时期”，“而应该把它看做充满国内战争和国外冲突、顽强的组织工作和经济建设、进攻和退却、胜利和失败的整整一个历史时代。”
原注：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84、86、104、96、99页。）
斯大林还指出，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新的党就是列宁主义的党。”“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
（原注：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49页。）
此外，斯大林还对列宁主义的方法问题、农民问题、民族问题、战略和策略、工作作风，作了精辟的解说和论证。
斯大林在阐述列宁主义各个基本点的同时，也总结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总宝库的许多新贡献，新发展。
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系统地阐明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力的捍卫了列宁主义，对于从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及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同时，它从理论上和思想上武装了布尔什维克党，教育了世界共产党人，团结了人民，使他们沿着马列主义指引的方向英勇战斗。至今，这一名著仍然是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锐利武器之一。
二、斯大林捍卫列宁一国胜利学说，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批判
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于1850年明确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彻底的革命家，主张无产阶级必须不断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应半途而废。在帝国主义时代，第二国际的叛徒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宣扬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芇命之间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否认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妄图以此取消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领导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在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在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数国获得胜利的问题上，在发展世界革命的问题上，列宁一贯坚持不断革命论。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革命不停顿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入，世界革命的发展都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无比正确。
托洛茨基为了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反对一国胜利的学说，忠实地继承了第二国际叛徒们的衣钵，从1905年起，他先后写了《我们的革命》(1906年)、《为政权而斗争》（1915年)、《和平纲领》(1917年)、《1905年序言》（1922年)等书，多次剽窃马列主义不断革命论的词句，抛出他反革命的主要理论，即所谓的“不断革命”论。
列宁和托洛茨基由此产生的尖锐斗争，直到列宁逝世，始终没有间断。
每次斗争，总是以列宁的胜利和托洛茨基的失败而告终。可是托洛茨基一直死抱他的“不断革命”论。列宁逝世以后，托洛茨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2月)上和其他一些文章中，继续疯狂地鼓吹他的“不断革命”论，从各方面来攻击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攻击列宁一国胜利的学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地地道道的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反动谬论。
为了捍卫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捍卫列宁一国胜利的理论，埋葬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斯大林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对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一时期，斯大林除发表《论列宁主义基础》、《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以外，还发表了《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1924年)、《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1925年)、《问题和答复》（1925年)、《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1926年)、《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1926年)等一系列报告和著作。
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他的“不断革命”论是由“互相联系的三个思想”构成的，这就是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和国际革命的“不断性”。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就是否定农民的革命性，否定无产阶级必须而且可能领导农民进行民主革命，并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鼓吹一次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谓的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从1905年起，托洛茨基就认为农民落后、愚昧无知，无产阶级不能与农民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造成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建立所谓不要农民、“不要沙皇”的“工人政府”，否则，“便不能解决自己最迫切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这是用超越革命阶段的谬论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
斯大林针对托洛茨基这一反动思想，尖锐地指出：“谁想夺取政权，谁准备夺取政权，谁就不能不关心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问题。”“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就是‘跳过”农民运动，‘以夺取政权为儿戏’。它的危险在哪里呢？它的危险在于：如果企图实行这种革命，那末结果必然是破产，因为它会使俄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即力量单薄的农民离开俄国无产阶级。”托洛茨基把农民看作落后的一帮，否认农民的革命性，跳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主张直接建立“工人政府”就是断送革命，就是“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
（原注：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9、110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十月革命前后，托洛茨基又把他的“不断革命”论披上了新的外衣，鼓吹所谓“世界革命”论。在十月革命前他把“世界革命”看成是一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前提”，鼓吹俄国和西欧无产阶级只能“同时胜利”，反对列宁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他的谬论的破产。但他仍坚持其反动立场，继续鼓吹所谓“世界革命”的谬论。他宣扬，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在国内会“同广大农民发生敌对的冲突”。这些冲突“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如果世界革命推迟到来，“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必然会朝着它本身崩溃的方向发展”。因此他断言，“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就不可能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诬蔑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为“庸俗的民族改良主义的乌托邦”。托洛茨基的这种反对无产阶级在一国范围内可以取得政权，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谬论，就是他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和国际革命的“不断性”
（原注：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2页。）
斯大林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这种谬论，指出，托洛茨基的“那个社会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内同时胜利的理论，…是排斥列宁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要使社会主义胜利，必须在几个国家内，至少在几个最发达的文明国家内同时爆发革命。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当时正处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世界还没有被各个财政集团瓜分完毕，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还不象后来那样突出，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没有发展到使资本主义变成垂死的资本主义并使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那种程度。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征，指明世界已被帝国主义集团瓜分完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加剧了，矛盾加深了，这就必然引起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使帝国主义相互削弱，造成在帝国主义战线中最薄弱环节的个别国家可能首先被革命突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首先胜利。列宁的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新发展。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证实了列宁的英明论断。托洛茨基之流反对列宁的这一理论，是企图“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勾当”，取消和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原注：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4页。）
斯大林批判了托洛茨基鼓吹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同广大农民发生敌对的冲突”的谬论。指出这一谬论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是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根本对立的，他写道：“列宁说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阶层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而托洛茨基却说‘无产阶级先锋队”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列宁说无产阶级领导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托洛茨基却说‘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有矛盾’。”“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
（原注：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20页。）
斯大林批判了托洛茨基“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就不可能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谬论。他指出：根据列宁的观点，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可能的。只要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依靠强大的工农联盟，就能够战胜资产阶级，进行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在揭露托洛茨基这-一反动谬论时写道：“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依赖‘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内不能夺取政权，那怎么办呢？能不能无限期地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让我国革命开空车呢？能不能指望我国资产阶级也同意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放弃其反对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活动和斗争呢？从托洛茨基这个公式中产生出来的前途，岂不是在西方革命不能迅速胜利的时候，我们党就逐步地把自己的阵地让给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然后放弃政权吗？”
“这里有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一条是党和列宁主义的路线，另一条是反对派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并指出：“按照这个计划看来，我国革命只有一个前途：在本身所有各种矛盾中苟延残喘，在等待世界革命中连根腐烂。”
（原注：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08页。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8一319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不等于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托洛茨基还荒谬地把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为一谈，宣称只有“世界革命”的胜利，才能挽救苏联。
斯大林在批判这种谬论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两种矛盾，一种是国内矛盾，一种是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本国内部的矛盾，建设社会主义。然而，社会主义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帝国主义总是干方百计妄图扼杀社会主义，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这一矛盾依靠一国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解决的。
因此，社会主义在一国内取得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斯大林还论述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的一致性。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了在本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争取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同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必将促进世界革命。
由此可见，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一种用“左”的和“革命”的词句伪装起来的取消主义和投降主义，“事实上的投降主义是内容，‘左的”词句和‘革命冒险主义的姿态是掩蔽和吹嘘投降主义内容的形式，——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这种反革命论，既对抗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也反对马列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以图破坏革命，取消革命，葬送革命。斯大林把这种论调归结为“‘不断”绝望的思想”，“前途‘不断’黯淡的思想”，“不相信我国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领，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一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根源。”
（原注：斯大林《联共（布）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0页。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7、328页。）
斯大林不仅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彻底批判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捍卫了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学说，而且给全世界共产党人以思想武装，对肃清各国托派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都起了重大作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实践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更加深刻而明确地阐明了不断革命和革命发展阶段的辩证关系。毛主席指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苹命“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特别是毛主席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照亮了我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光辉航程。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革命论，对社会主义在一国或几国胜利理论及实践的新贡献。
(原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614页。)
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不断胜利；XXX、彭XX、高岗和他们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不断瓦解，不断失败。在这种大好革命形势下，XX跳了出来，歇斯底里地攻击毛主席关于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什么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这不但暴露了他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叛徒咀脸，而且反映了他迫不及待地犒“克己复礼”，梦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林彪的反革命阴谋，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清算了林彪的反革命罪行，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终结，觉内两条路线斗争仍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现XX，还会出现王明、XXX、彭XX、高岗这一类人物。不管他们怎样狂吠，都无损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历史的车轮将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继续革命的道路胜利前进。
三、斯大林坚持列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反对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胜利的问题上，由于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和托洛茨基作了坚决斗争，托洛茨基主义受到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一伟大胜利，增强了苏联共产党人和亿万苏联人民的必胜信心，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从思想上扫清了道路。
到1925年，苏联农业已经大体恢复，但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就必须在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把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建设工作所借以扩展的基本环节。
1925年12月，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斯大林说：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我国成为经济上独立自主而依靠国内市场的国家，成为能把其他一切逐渐脱离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的国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基地。这条路线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展我国工业，但是这种扩展要估计到并且要适应我国拥有的资源。这条路线坚决摒弃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附属品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建设路线，就是党现在遵循的并且今后还要遵循的路线。”“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一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
（原注：斯大林《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47、294页。）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同否认苏联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反对派”作斗争中进行的。在大会前夕，老机会主义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就拚凑了“新反对派”，策谋向党开火。
在大会上，他们大放厥词，说什么苏联太落后，依靠自己的力量搞不成工业化，苏联只有输出农产品，换取外国的机器，才能发展工业。斯大林在批判“新反对派”的这条投降主义路线时指出：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我国还应该在长期内保留为一个农业国，应该输出农产品而输入设备，…这条路线将使我国永远或者差不多永远不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将使我国客观上必然由依靠国内市场的独立的经济单位变成资本主义总体系的附属品。”代表大会挫败了“新反对派”的进攻，否决了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通过了国家工业化的方针。
（原注：斯大林《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46一247页。）
代表大会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勾结一起，继续攻击党的总路线。他们重弹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胜利的老调，抛出了所谓“世界分工”论。托洛次基之流认为苏联经济落后，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苏联既然是个农业国，就要出口粮食和原料，换进外国的机器，就要参加“世界分工”，把苏联经济“和世界经济结合起来”，“始终处于世界经济的控制之下。”根据这种所谓“理论”，他恶毒攻击党的独立自主的建设方针，给这个方针扣上“民族狭隘性”之类的帽子。
斯大林揭露了托洛茨基：一伙的投降主义面目，指出，托洛茨基的“世界分工”论，就是把苏联经济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就是使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斗争不能获胜，这正是资本主义豺狼的梦想。斯大林还论述说，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不是闭关自守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都需要输出和输入，互通有无。但这和托洛茨基的反动谬论是两种事情。苏联和外国的贸易往来，并不意味着苏联因而丧失己的独立性，成为国际资本经济的小螺丝钉。
托洛茨基之流为了反对苏联独立白主建设礼会主义的方针，公然否定社会正义制度的优越性，胡说什么需要五十年至一百年才能证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斯大林在驳斥这种谬论时指出：“领导我国生产的不是寄生虫，而是生产者本人，这个事实难道不是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一切机会足以一日千里地发展经济，并在较短期间内证明自己优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极重要的因素吗？”“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这个事实难道不是说明社会主义经济会有一切有利条件足以在较短期间内证明自己优于被内部矛盾所分裂、被危机所腐蚀的资本主义经济度吗？”“既然如此，在这里还搬出五十年和一百年的前途，那就是和受惊的市侩一样，患了迷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万能的病症，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原注：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2页。）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巨额资金，资金从何而来？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方针。
一贯耍两面派的托洛茨基，在他的投降主义路线被彻底批判之后，就变换手法，装出激进的样子，抛出“超工业化”的黑货，宣称什么工业发展速度太慢了，要求提高工业品价格和对农民施行最大限度的压榨，以取得“超工业化”的资金，加快工业化速度。季诺维也夫分子则主张对外借债。
斯大林驳斥了“超工业化”的谬论，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靠对内压榨农民，因为是高业品价格和对农民压榨，就会使农民破产，使农业崩溃，分裂工农联盟，破坏工业化基础。所以“超工业化”计划乃是一个破坏工业基础和分裂工农联盟的阴谋可见，托洛茨基一伙“口头上是工业化主义者，事实上却是工业化的敌人的帮凶。”斯大林强调，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使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必须依靠工农联盟，如果“破坏或削弱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我们的一切任务就会悬在空中。”
斯大林还认为，苏维埃国家就其本质来说，不能靠借外债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不能走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必须走自己积累资金的道路，“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
（原注：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02页。）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总路线的指引下，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不断向前发展，1926年，苏联工业的产量终于超过了战前水平。各资本主义国家认为苏联经济的发展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生存的威胁，于是，它们加紧进行反苏活动。1926年夏，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结成反党联盟，与国际反苏势力相配合，对苏联加紧进行破坏，形成了一种从张伯伦起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托季联盟还组织了秘密的党，建立了秘密的印刷所。
（原注：斯大林《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28、115页。）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这个反党联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第五次党代表会议(1926年10一11月)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一12月)上，斯大林分别作报告对托季联盟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批判。斯大林揭露了反党联盟的性质和目的，指出“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党派别联盟”，是“一个反对我党基本路线的联盟”，其目的是用托洛茨基的理论和路线来代替列宁的理论和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斯大林揭露了反党联盟的种种阴谋诡计，指出：“托洛茨基的目的是要反对列宁的理论，但公开反对列宁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于是他决定装出和斯大林的‘理论’作斗争的样子来进行这一斗争”。同时，反党联盟为了欺骗党，往往“以‘左的和最最最革命的词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他们是右的反对派，虽然他们披着‘左的’外衣。”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和共产国际分别作出了谴责托季联盟的决议，责成他们停止一切反党活动。
（原注：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6、14、104、14、61页。）
1927年，托季联盟炮制了一个反革命纲领，即“83人政纲”，这个政纲口头上表示拥护党，拥护工业化，但又违反党的决议，破坏党的统一，主张把一批工厂租让给外国资本，叫嚷把农村的希望寄托于富农经济。所以斯大林称这个政纲“是破坏我们党的政纲，是解除工人阶级武装的政纲，是发动反苏维埃力量的政纲，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纲。”
（原注：斯大林《党和反对派》。《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24页。）
托季联盟的参加者把这个政纲散发到党员中去，要求举行全党争论。全党争论的结果，投票赞成中央马列主义路线的有724000名党员，占党员总数的99%以上，尾随托季联盟的只是寥寥无几。托季联盟惨遭失败后，就决定孤注一掷。
1927年11月7日，他们一小撮人组织了反党反苏维埃政权的游行，这表明他们已完全滚入敌人的营垒。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不久，又将托季联盟的其他主要成员一并开除出党。托季联盟被粉碎了。
可是，被开除党籍的反列宁主义分子，一方面搞假检讨，发表悔过声明，另一方面与外国特务机关秘密勾结，从事反苏间谍活动，成了人民的公敌。
四、斯大林坚持列宁主义农业集体化道路，反对布哈林右倾投降主义集团的斗争
正当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时候，农业则与工业很不适应，特别是谷物生产仍处于非常落后的状况，粮食缺乏。原因在于农业的基础是分散而落后的小农经济；富农在农村经济中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他们趁机破坏，制造危机。能否改变这种状况，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问题。
出路何在？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指示，在1927年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体的耕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代表大会通过了全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拟定了扩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计划，决定继续对富农展开进攻，限制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占领农村阵地。
（原注：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61页。）
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引起了城乡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抗。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也反映到党里来，出现了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站为首的“右倾投降主义集团”。
早在1925年，布哈林就提出过支持富农经济的“发财吧”的口号。1928年开始，布哈林一伙渠中攻击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妄图使党的政策适合资产阶级的口味，用“反对派的路线（它只能是右倾的路线）代替党的路线。”布哈林主义成了联共（布）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因此，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粉碎托季联盟后，立即投入反对布哈林集团的斗争。斯大林指出“右倾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号召全党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他强调说：“拒绝和右倾作斗争就是背叛工人阶级，背叛革命”。
（原注：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4页。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87页。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改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3页。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94页。）
斗争环绕着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要不要向富农进攻？二是要不要改造小农经济、实现农业集体化？
第一，要不要向富农逃攻？俄国的富农，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剥削阶级，占总农户的15%。十月革命前，这个阶级是地主资产阶级在农村中的重要支柱，极端仇视无产阶级革命。十月的命后，这个阶级疯狂反对苏维埃政权，囤货居奇，投机倒把，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粮食危机。富农的破坏成了国内的主要危险，正如列宁所说：“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列宁曾要求党和人民“一分钟也不停止对富农的斗争”。
（原注：列宁《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一次决战！》。《列宁全集》第28卷，第38页。）
可是，布哈林之流羯力给富农涂脂抹粉，保护富农。他们胡说什么：富农“不过是穷人罢了”，所以工农联盟就是工人阶级和包括富农在内的企体农民的联盟：对富农进攻“加剧了经济状况的恶化”和“退化”，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在于不妨碍富农经济的发展，取消国家对市场的领导，搞“贸易自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不必经过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就会自动退出一切阵地，富农和资本家就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斯大林对他们的谬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斯大林在痛斥布哈林与富农“联盟”的谬论时指出，它的实质是一种“阶级合作”论。他说，贫农是工人阶级的支柱，中农是同盟者，富农是阶级敌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在工人阶级政权已经巩固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谁认为在我们的情况下同农民联盟就是同富农联盟，谁就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谁想在农村中实行一种既使富农喜欢也使穷人喜欢的政策，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傻瓜”。
（原注：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41-42页。）
斯大林在批判布哈林的不妨碍富农经济发展的谬论时指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不断增长着，而富农经济必然衰落和退化。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决不能依靠富农经济，决不能走建立资本主义大农场的道路。而粮食问题的解决也是如此，富农手中的余粮是他们剥削贫农、发财致富的手段，是经济上、政治上加强富农分子的手段，因此，富农决不会自愿交出粮食。国家规定收购价格，调节粮食市场，就是限制富农的政策。斯大林进一步指出：“不妨碍富农经济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富农自由。而给富农自由又是什么意思
呢？这就是给他们政权。”而“贸易自由”就是取消国家对市场的领导，使市场完全资本主义“自由化”，“这真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
（原注：斯大林《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36页。
斯大林《在粮食战线上》。《斯大林全集》第
11卷，第76页。）
斯大林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彻底批判了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他指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城乡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现在，按照布哈林的资本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正在消失，剥削者正在长入社会主义。”“布哈林认为，为了达到消灭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应当熄灭，应当取消。恰拾相反，列宁教导说，只有通过顽强的阶级斗争才能消灭阶级，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要比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更加残酷。”可见，布哈林的谬论与列宁的理论“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布哈林鼓联这种理论的害处在于“麻痹工人阶级，破坏我国革命力量的动员准备，涣散工人阶级，便利资本主义分子向苏维埃政权进攻。”
(原注：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8、30、30、36页。)
列宁指出：“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布哈林是这样，苏修叛徒集团和XXX、XX一类骗子也是如此。他们否认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改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乃是一项长期的战斗任务。
（原注：列宁《国家与革命》。单行本，第32页。）
第二，要不要改造小农经济，实现农业集体化？
改造小农经济，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向富农进攻，是苏联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方面。
布哈林集团宣扬发展小农经济，反对农业集体化。他们硬说：发展集体农庄会使国家没有粮食；小农经济“稳固”得很，大经济优于小经济的原理在农村不适用；发展集体农庄会使工农联盟破裂。
斯大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苏联实际，尖锐地批判了布哈林之流的论调，论证了改造小农，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指出，农业集体化是解决粮食、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根本道路，是使千百万劳动农民摆脱贫困的根本道路，是巩固工农联盟的根本道路。不实现农业集体化，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复辟就不可避免。
斯大林痛斥了布哈林所谓发展集体农庄会使国家没有粮食的谬论，指出，小农经济是出产商品粮最少、自给自足程度最高的消费经济，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只有农业集体化才是解决粮食、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根本道路。农业集体化，才能使农民免受破产，免受剥削，不断采用新技术，充分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国家提供大量商品粮。
斯大林批判了布哈林所谓小农经济“稳固”的谬论。他说：把小农束缚在小商品经济上的东西是土地私有制，这种“稳固性”比任何不稳固性都要坏，布哈林集团赞美小农经济，实质上就是“赞美和巩固那个使千百万小农群众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农民在单干条件下是没有力量的，当他们组织起来并联合为集体农庄时，就会变成巨大的力量。因此，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大农业经济比小农经济优越得多。
（原注：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33页。）
斯大林还严厉驳斥了布哈林集团关于农业集体化会使工农联盟破裂的无耻澜言。他说，布哈林分子既看不到农村的阶级对立，也看不到中农的两重性。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社会主义，作为私有者，倾向资本主义。只有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改造个体农民，使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巩固工农联盟。相反，不改造农民，让他们自发是资本主义道路，恰恰不能巩固工农联盟。
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XXX一类骗子捡起布哈林的破烂，拚命反对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砍农业合作社，妄图保存和发展农村个体经济，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国亿万贫下中农坚决粉碎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阴谋，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奋勇前进。
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的批判和斗争，布哈林集团日益孤立。于是，他们就更多地采用两面派手法，进行一系列非法的组织活动。1928年7月至11月，布哈林等人曾两次声明他们同政治局其他委员没有分歧，同时又暗中与加米涅夫密谈，阴谋与托洛茨基分子组成反党联盟，企图更换中央政治局，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1929年，布哈林等人向中央发动了更猖狂的进攻，诬蔑联共（布）中央“没有民主”，大肆诽谤党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恶意的攻击”，并用辟职来要挾党。斯大林在揭露布哈林等人卑劣的反党伎俩时指出：“我们实际上没有一条共同的路线。有一条路线是党的路线，是革命的、列宁的路线。但同时还有另一条路线，即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条路线用发表反党宣言的方法，用辞职的方法，用诬蔑党的方法，用暗中破坏党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为组织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谈判的方法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机会主义的路线。”鉴于布哈林集团一再进行反党阴谋活动，1929年1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议把布哈林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对李可夫及其他反党参加者提出严重警告。右倾投降主义集团见势不妙，暂时实行退却，发表声明，伪装承认错误，背地里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因此，1930年6月举行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布哈林等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投降集团被击败了。
（原注：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页。）
联共（布）对布哈林集团的斗争，保证了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胜利发展。从1929年下半年起，农业集体化的浪潮席卷全国农村，整村、整区、甚至整州的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
1929年底，在农业集体化运动进入高潮的形势下，联共(布)中央决定由限制富农的政策转而采取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向富农发动了新进攻。社会主义在农村阵地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与此同时，门业战线也蒸蒸日上，迅速发展，所以斯大林把这一年称作“大转变的一年”。到1932年底，苏联60%以上的农户加入了集休农庄；到1934年，有71%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社会主义在农村获得了巨大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在农村：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集团的覆灭。现代托派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别动队
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一样，也是国际上的反动思潮，它们在共产国际中，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都产生过极坏的作用。因此，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斗争就不只是联共（布）党内的事情，而且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战斗任务。
20年代前期，德国共产党内出现的马斯洛夫一一路特·费舍集团，法国共产党内出现的苏瓦林集团，他们支持托洛茨基分子在联共党内的反革命活动，在国内忠实推行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并得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支持。
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德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分别同马斯洛夫一路特·费舍集团、苏瓦林集团进行了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1924年，苏瓦林被法共开除出党。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也批判了马斯洛夫一路特·费舍集团的机会主义路线，1925一1926年间，又将这一集团清洗出党，选出了以台尔曼为首的新的党中央委员会。
在共产国际内部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托洛茨基主义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1926年11月，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对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决定撤销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府的职务。
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决定，完全赞同联共（布）把托派分子清除出党，并宣布：“凡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赞同它的观点，是同继续留在共产国际队伍内不相容的。”号召各国共产党展开斗争，清除托洛茨基集团。至此，托洛茨基派在共产国际里基本上被击败了。各国共产党在反对托派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得到了发展。
托洛茨基和他在别国的同伴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被清除后，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国际和破坏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坚决揭露了托洛茨基分子的反革命面目。1930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的一个决议里指出：“托洛茨基叛徒和右派叛徒在一切基本政策和策略问题上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同时无论其中任何一派都以社会民主党直接代理人的身份为极力瓦解共产：党而从事完全一样的活动，这种活动竟发展到成立公开集团的地步（汉堡和中国)。”1931年，斯大林说：“事实上托洛茨基主义早已不再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了。事实上托洛茨基主义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原注：斯大林《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88页。）
在共产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者茶本战胜托洛茨基主义以后，就把主要斗争锋芒指向布哈林主义。1928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共产国际纲领》。《纲领》指出，帝国主义加深了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必不可免地引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直接任务。共产国际的纲领是争取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纲领》强调，无产阶级不是通过议会多数和平地夺取政权，而是用暴力消灭资产阶级政权，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在会上跳了出来，反对大会的路线，提出了所谓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趋于缓和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进行派别分裂活动。布哈林的错误言行遭到了大会的批判。
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批判了布哈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指出：“布哈林及其一派”“是共产国际内一切右派分子的中心吸力”并决定撤销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的工作，解除他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同时把布哈林的支持者意大利的谢拉、瑞士的洪别尔一德罗一并开除出共产国际主席团。追随布哈林反对共产国际“六大”的德国的布兰德勒·塔尔盖麦、美国的洛夫斯顿等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也先后被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所粉碎。
在联共和共产国际内部，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被战胜后，斗争并没有结束。毛主席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一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也是按照这个逻辑，捣乱、失败，直至灭亡。
（原注：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375页）
1931一1933年，他们组织了“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暗杀团总部”、“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右派与托派同盟”等反革命阴谋集团。其总头目是1929年被驱逐而亡命国外的人民公敌托洛茨基。
这伙反革命匪帮的罪恶阴谋是妄图推翻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推翻苏维埃政权，复辟资产阶级专政，把苏联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为了这一反革命目的，托洛茨基一伙与德、日法西斯秘密谈判，相互勾结。德国法西斯答应帮助托洛茨基、布哈林一伙在苏联篡夺政权。托洛茨基、布哈林一伙则保证在苏联内部进行间谍活动，加强军事破坏和暗杀勾当，以图配合帝国主义实现对苏联的武装侵略，并使苏联和红军失败。托洛茨基、布哈林一伙还向德、日法西斯保证：一旦他们上台，就分裂和出卖苏联，把苏联的乌克兰割给德国，把滨海省和黑龙江沿岸割给日本，出卖国家资源，使苏联成为德、日帝国主义的附属国；同时取消国营农场，解散集体农庄，放弃社会主义工业化，恢复资本主义。他们是一伙间谍、特务、叛徒、卖国贼，是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凶恶敌人。
苏联专政机关破获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阴谋集团。经1936一1938年多次审判，查明：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从十月革命最初几天起，就勾结起来，阴谋反对列宁，反对党，反对苏维埃国家。在1918年春，勾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图谋逮捕和杀害列宁、斯大林和党与国家的其他领导人；1918年夏谋害列宁并把列宁刺伤；在列宁卧病时和逝世以后，阴谋推翻党的领导，与外国间谍机关勾结，出卖国家机密，进行大量的凶杀、暗害、破坏勾当，并谋害了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等。苏联专政机关无情镇压了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加米涅夫等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犯。
流亡在国外的托洛茨基也没有好下场。1938年9月，托洛茨基纠集了欧美一些国家的托派分子拚凑成立了一个与共产国际相对抗的反革命组织一所谓“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并通过了主要由托洛茨基本人起草的“过渡纲领”。他们拚命反对第三国际，咒骂斯大林，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充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别动队。但是这一小撮人类渣滓的面目早已被革命人民识破，因此，他们竭力采取各种阴谋诡计，招摇撞骗，通过一些销路很少的刊物吵吵嚷嚷。由于狗咬狗的斗争，1940年，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其党徒杀死，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战胜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不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终结，而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只要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还没有结束，只要国内外的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还没有进入无阶级社会，无产阶级政党内部还会出现机会主义分子或集团，出现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他们代表反动阶级的利益，每隔几年就要跳出来一次，与无产阶级较量。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为了深入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战胜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粉碎反动阶级的复辟活动，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斯大林强调指出：“要保证党的正确领导，除了其他一切条件外，还必须使党的路线正确；必须使群众了解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并积极拥护这条路线；必须使党不要仅限于制定总路线，而要天天领导这条路线的实现；必须使党同脱离总路线的各种倾向以及对这些倾向的调和态度作坚决斗争，必须使党在反对这些倾向的斗争中锤炼自己队伍的统一和铁的纪律。”
（原注：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9月)。转摘自1967年第十期《红旗》杂志。）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97页。)
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战胜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的斗争，使联共（布）更加巩固，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推动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猛高涨，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并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胜利，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托洛茨基分子也就逐渐接近消声匿迹，现代托派成了一具政治僵尸。
赫鲁晓夫一一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上台以后，使现代托派这具政治僵尸死灰复燃，使托派残余分子感到绝路逢生、欣喜若狂，他们洋洋得意地说，苏修二十大以后“所造成的局势”，“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门户”，“给一些趋向于涌向托洛茨基主义的新的政治潮流开辟了道路”。正因为如此，美国的、英国的、日本的、比利时的、斯里兰卡的…托派组织和托派分子又纷纷抛头露面，重新蠢动起来。他们又是召开所谓的世界代表大会，又是发表决议，又是散发声明，又是出版刊物，吹吹打打，大肆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扬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理论，进行各种反革命投机活动。
他们极端仇视斯大林，咒骂斯大林为“个人野心家”、“篡夺者”、“虐待狂”、“亚细亚暴君”等等。他们认为，苏修反斯大林，“在客观上是属于托洛茨基主义性质”，因此，他们“第四国际表示欢欣鼓舞”，“给予最热烈的喝采。”
他们丑化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是“官僚制度”，是“极端的警察专政”，是“用拿破仑式的恐怖手段”“摧毁了无产阶级民主”。
他们叫嚷要把社会主义国家执行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当作一种反动神话来反对”。主张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搞“自由化”，为资本主义复辟大开方便之门。
他们用帝国主义“核毁灭”来桐吓世界人民，要各国人民放弃反对两霸的革命斗争。
他们否认殖民地人民革命，宣扬“殖民地革命的反帝阶段，现在正让位给提出了附属国的经济和社会要求的更高阶段”，抗拒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
他们以“世界社会主义”论来鼓吹冒险主义和取消主义，要世界人民要么现在就“在世界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要么就什么斗争都不要进行。
他们恶毒攻击我国的三面红旗，大肆诬蔑和诽谤我党的内外政策，诋毁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
这伙帝、修、反的忠实走卒，推行了一条地地道道的托洛茨基主义路线。为了把他们的反革命路线强加给各国人民，他们叫嚷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重新建立托派的“核心组织”，实现匈牙利反革命叛乱式的“政治革命”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建立托派组织，为它们“指出主要的政治前途”；在亚、非、拉美地区，使第四国际“发挥它作为领导革命的先锋队的作用”，破坏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臭名昭著的托洛茨基主义早已破产，一小撮现代托派分子妄图趁苏修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机，重新活跃起来，兴风作浪，为托洛茨基招魂，这只不过是螳臂挡车，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第三节 毛主席反对陈独秀、王明等机会主义的斗争。《实践论》和《矛盾论》
一、毛主席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立即投入了伟大的革命斗争，肩负起对中国革命的领导。
“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但是，“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
（原注：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78页。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70页。）
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领导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王明等“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些斗争，是同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和国际共产党人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机会主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
在1924一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初期和中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毛主席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党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使工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强大力量。
当时，窃取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根本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他曾一度站在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立场上呼喊过“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但他搞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就完全背叛了这个口号，而去求教于孔家店的亡灵。当工农革命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的革命紧要关头，陈独秀公然搬出孔孟之道来反对革命，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叫嚷什么“我]在相当时期以内，必须保持一种折衷的中庸的路线”。陈独秀的“中庸路线”，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只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胡说中国“工人阶级不但数量上很幼稚，质量上也很幼稚”，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不能成为领导阶级；他诬蔑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大肆攻击农民运动“过左”、“过分”“糟得很”，安图把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打下去。因此，他抛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即“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待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无产阶级再来搞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种所谓的“二次革命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第二国际的“唯生产力论”、“万里长城论”的翻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断言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建立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无产阶级不能进行革命，只有先让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让生产力高度发展，最后无产阶级才可以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决斗”。因此，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隔着一道鸿沟，隔着一座万里长城。
陈独秀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否认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机会主义谬论，也是同托洛茨基主义完全一致的。托洛茨基多次吹嘘他的“不断革命”论对中国革命的意义，他歪曲中国革命的性质，胡说“中国革命主要是反关税的革命”，没有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他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否定无产阶级必须而且可能领导农民进行民主革命。斯大林在批驳这一谬论时指出：“托洛茨基（自然反对派也是这祥）的基本错误在于低估了中国的土地革命，不懂得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否认中国千百万人所参加的土地运动的前提，低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这种错误对托洛茨基来说并不是新的错误。它是托洛茨基在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整个时期中整个路线的极显著的特点。”
（原注：斯大林《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64页。）
毛主席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还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为了彻底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给全党指明革命的方向，毛主席及时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光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在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问题，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回答。它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航程。
毛主席明确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根本思想。
（原注：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9页。）
无产阶级要实现并掌握住革命的领导权，关键在于正确解决农民问题。毛主席特别重视发动农民和武装农民，他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他号召：“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针对陈独秀鼓吹孔老二的中庸之道，诬蔑农民运动“过分”的反革命谬论，毛主席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毛主席还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样，就科学地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彻底批判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只要国民党、不要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
（原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7页。）
可是，陈独秀利用他总书记的职务，搞家长作风，根本拒绝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顽固的坚持投降主义路线，在统一战线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尤其是对武装的领导权。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紧要关头，陈独秀又与汪精卫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
无耻美化国民党，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打掩护。并同其追随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下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装交给国民党。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群众的时候，广大群众手无寸铁，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正如毛主席所说：“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原注：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361页。）
蒋介石、汪精卫、陈独秀这些反面教员，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懂得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
（原注：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573页。）
1927年8月1日举行了南昌起义。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彻底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提出全党应以主要力量来搞武装斗争，用枪杆子来夺取政权，推动土地革命。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撤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八·七”会议后，毛主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陈独秀不但不接受党中央的批判，反而与国际托派勾结，同刘仁静、彭述之等81人组成托陈取消派，即所谓的“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捧托洛茨基为首领，发表反革命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向党进攻，大搞分裂活动。
他们竭力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反诬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咒骂武装斗争的方针是“杀人放火”的象征；攻击党的组织路线是“厉行官僚主义”；否认中国革命仍是民主革命性质，认为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建立，表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无产阶级只能去搞合法的议会斗争，等到将来资本主义发展后再搞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就是取消中国革命；鼓吹“在国际左派反对派(按：即托洛茨基反革命派)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并提出要召回托洛茨基，“恢复”他的领导工作，“恢复”中国共产党内被开除的人的党籍，企图为国际国内的所有反党分子翻案。
陈独秀一伙的分裂活动，并没有使我们的党分裂，反而使他们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他们的取消革命论，也没有使革命停止下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红色根据地日益发展。而托陈取消派，后来又接受托洛茨基“不妨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指令，一个个投入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怀抱，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成为汉奸匪帮、特务，落得可耻的下场。
二、毛主席反对王明等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
（原注：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毛泽东选集》，第1192页。）
我们党与国民党分裂，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1927年底，出现了瞿秋白的“城市中心论”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他反对毛主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并大搞惩办主义，甚至利用职权，撤销了毛主席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这条路线一出现，就受到毛主席的坚决抵制和批判，也遭到广大党员的反对，到1928年4月就基本上结束了在党中央的统治。后来，瞿秋白对革命完全丧失信心，堕落成可耻的叛徒。
同时，在红军中工作的XX，被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所吓倒，和陈独秀的取消主义一脉相承，灰心失望，认为形势“未可乐观”，前途“渺芒得很”，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
1928年到1930年1月，毛主席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深刻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武装夺取政权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而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光辉道路，这是马克思列宁正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伟大发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伟大贡献。针对XX的右倾悲观主义论调，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中国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指出中国“工农武装割据”革命，“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原注：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96、98、99页。）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至1930年初，革命根据地遍及全国十多个省，红军打了些胜仗，党在白区的组织和群众工作得到了相当的恢复。这时，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片面估计形势，忽视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在组织上，李立三实行宗派主义，大搞家长作风，一言堂，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于1930年6月到9月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1930年至1931年初，还出现了罗章龙右派，他妄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当毛主席和广大党员反对李立三、罗章龙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取得胜利，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的时候，又出现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王明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他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根本不懂，他不懂得工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打仗，不懂得打土豪分田地，却自命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早在1925一1930年在苏联学习期间，王明就和一些人结成一个“左”倾宗派集团，自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1930年，王明一伙回国以后，利用党反对立三路线的时机，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以宗派活动的手法，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抛出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小册子，提出了全面、系统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纲领。毛主席指出：“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原注：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13页。）
统治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一条比瞿秋白、李立三两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更“左”倾、更系统、危害更大的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上，它都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策略相对抗。斗争的焦点，仍然是坚持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还是搞所谓“城市中心论”。
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王明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同出一辙，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提出中国当时的革命任务不仅反帝、反封，而且反对资本主义，背离了毛主席发展了的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学说。
在革命形势问题上，王明垮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认为国民党统治已经“加速崩溃”，“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公然要求全党准备决战。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对形势的正确估计，违反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王明重复和发展前两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提出“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的错误口号，反对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在阶级关系和政策、策略问题上，王明根本不调查，不研究，鼓吹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把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看成“反动营垒中的一翼”，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阶级。他们实行许多过“左”政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
在组织路线问题上，王明步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后尘，搞宗派主义，叫嚷“以我为核心”，以太上皇的姿态，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夺了毛主席的权。对不同意他们错误路线的人，一律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在军事路线问题上，王明先是推行“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冒险主义，后又转化为拚命主义和逃跑主义。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红军建立了红军，没有根据地开创了根据地。按照王明的路线，革命遭到巨大损失，使党在红区的力量损失90%，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100%，使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
革命实践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王明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路线。
为了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了贵州遵义，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次永放光芒、意义重大的会议，这次会议把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列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是我党由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毛主席指出：“只在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从此，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原注：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575页。）
遵义会议以后，在长征途中，正当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要关头，曾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XX，又跳了出来，伙同彭XX，要求中央撤换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但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红军于1935年6月，在四川西部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为了迎接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进军陕北，这是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但当时窃据红四方面军领导职务的张国焘，跳了出来，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搞分裂，另立中央。毛主席领导我党我军粉碎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由于张国焘阳奉阴违，耍两面派，最后叛党投敌，成了叛徒，当了特务，党中央决定将张国焘开除出党。毛主席在总结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时告诫全党，必须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纪律，坚决反对两面派的行动。他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原注：毛泽东《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12页。）
“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文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
（原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494、498页。）
毛主席这些指示，是我党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经验。
三、《实践论》、《矛盾论》的基本思想和伟大意义
1929一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果，使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急剧尖锐化，产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策源地——日本和德国。不久又形成了准备重新瓜分世界的德、意、日法西斯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酝酿着。摆在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任务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展开反法西斯侵略的人民战争。世界和中国都处于激烈的变动中。
空前复杂的政治形势和伟大艰巨的革命任务，要求各国共产党迅速提高马列主义水平，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除“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和影响。
早于1930年，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对德波林(1881一1963年)的哲学观点一当时苏联各种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批判。
在我国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内曾先后出现过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为头子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都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和错误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德波林的唯心论在我们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
我们党在粉碎六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过程中，曾经对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进行过批判，但是对于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即哲学上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还来不及加以系统的清算。为了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批判他们奉行的孔孟之道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总结我党进行路线斗争的丰富经验，伟大领袖毛主席在1937年7、8月，相继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两部光辉哲学著作。
毛主席的《实践论》，系统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全面提出了认识过程两个飞跃的光辉思想，深刻揭示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总规律，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作出了伟大贡献。
毛主席系统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毛主席从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一唯物论的根本原理出发，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毛主席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科学地概括为三大革命活动。
毛主席深刻地提出了认识过程两个飞跃的光辉思想，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到指导革命实践。毛主席说：“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
毛主席科学地概括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他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个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深刻地说明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指出了实践与认识相互推动、永无止境的发展途径，它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条基本路线。
（原注：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1、265、268、269、273页。）
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哲学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斗争。唯物论的反映论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理论基础，而唯心论的先验论则是“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毛主席在揭露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时指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原注：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72、271-272页。）
毛主席用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批驳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坚持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积极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使自己的思想适应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以便正确地指导革命运动，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
叛徒、卖国贼XX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狂热地鼓吹反动的“天才论”。他以“天马”自居，自称“天才”，胡说天才人物是什么“个人天份很高”、“个人天赋很高”，宣扬才能和智慧是天生就有的。这种否
定社会实践、否定群众的反动论调，是孔老二“生而知之”谬论的翻版，是地地道道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在这里，毛主席特别强调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就是说，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来源于实践的，是后天才有的，而不是先天就有的。所谓天才，无非是聪明一点，才能高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而是靠党、靠阶级、靠群众智慧。没有群众，没有实践，就没有天才。
毛主席的《矛盾论》是继《实践论》之后又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哲学著作。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发挥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或“核心”的著名论断，提出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的光辉思想，并且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内容及其各方面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原注：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4页。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74页。）
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斗争，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在哲学上的另一个表现。毛主席首先指出了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这种对立归结到一点，就是承认不承认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形而上学认为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是在事物外部而不是在事物内部。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西汉尊孔头子董仲舒鼓吹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董仲舒的这种反动哲学妄图论证剥削压迫制度古已有之，而且要永世不变地长存下去，以反对社会变革，反对人民革命。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机会主义者王明之流拾取这种孔孟之道的破烂武器，也正是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破坏人民革命事业，阻挡历史前进。与此相反，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根据这个规律，毛主席总结了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得出“一个政党要领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的重要结论，指出了路线正确与否对革命成敗的决定作用。
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他在分析矛盾普遍性或绝对性的意义时指出：“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这就是说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一切右倾机会主义者为了掩盖社会矛盾，反对阶级斗争，取消革命，都把孔老二的“中庸之道”当作其反动的思想武器。在苏联，德波林学派否认事物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胡说事物发展之初只有差异而无矛盾，这阶段事物发展的原因在于事物的外部原因，从而为布哈林的富农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服务。XXX也叫嚷：“差别的东西是没有形成的矛盾”，与德波林唱的是一个调子。毛主席批判了德波林这种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提出了“差异就是矛盾”的科学论点，这就有力地打击了右倾机会主义。
（原注：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76、278、280页。）
为了批判“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毛主席特别详尽地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问题：“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因此，要“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更不了解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干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有着密切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教条主义者否认矛盾的特殊性，不根据马列主义理论来具体分析本国实际，生搬硬套别国的经验，把革命引向邪路。修正主义者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借口本国或本民族特点，否定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胜利。
（原注：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310、292、286、294、295页。）
毛主席在论述矛盾特殊性时，分析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及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问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必须首先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子。”违反这一光辉思想就必然犯错误。王明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采取“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入”的方针，是他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表现，结果使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
毛主席阐明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指明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毛主席运用这一原理于统一战线中，采取了“又统一，又独立”，“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政策，指引中国革命胜利向前发展。那种“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关门主义和“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投降主义都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毛主席阐明了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指出，矛盾的性质基本上是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两大类，矛盾斗争的形式也基本上是对抗的斗争形式和非对抗的斗争形式。“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把敌人当朋友，不斗争，妥胁退让。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朋友当敌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都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了错误的解决矛盾的方法。
（原注：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309页。）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不一定表现为对抗的，但随着斗争的发展，就有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毛主席举例说：“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德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从而说明了党内斗争的辩证法。
毛主在清算“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雕心论形而上学的思想根源的同时，还明确指出了他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②“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③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党内路线斗争就不会止息。知果没有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我们党正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同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发展、壮大和巩固起来的，每一次大的路线斗争的结果，都使我们党更加坚强，更加团结，更加兴旺。
（原注：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309、281页。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0页。）
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是两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著作。这两部著作，科学地、系统地总结了我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用战无不胜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彻底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国际上的德波林修正主义，摧毁了作为“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基础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国际上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几十年来，它象光辉的灯塔，照亮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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