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民族资本之艰难—

在这里展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怎样从壮志凌云到一败涂地，证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不仅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而且他们自身的地位都难保障。

　　前面的话：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异常复杂，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入调研和思考的基础上，1925年12月在《革命》半月刊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对买办资本的反动性和民族资本的两面性进行了十分准确的剖析。毛主席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它们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中产阶级，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具有“需要革命”和“怀疑革命”的两面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在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他们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在国际有国际无产阶级援助时，他们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受到威胁时，又怀疑革命，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但是在那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他们的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茅盾1931年10月开始创作，至1932年12月5日完稿的长篇小说《子夜》通过生动的事实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在这里展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怎样从壮志凌云到一败涂地，证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不仅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而且他们自身的地位都难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在强大的国家力量和国防力量支持下，民族资本得到迅速生长，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一些大资本的内外勾结、肆意扩张带来的问题是不容忽视，今天读《子夜》仍然给人以启示。

　　本篇文章是《文学中的经济学》课堂上2019级金融班丁子阳同学读《子夜》的分享，他重点通过公债市场官僚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的斗争，展示了主人公实业起家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是怎样一步步走向破产的过程。

　　——侯风云

　　在«子夜»中，有一条贯穿全书的明线就是公债市场的几次斗争。这几次

　　斗争是书上最惊心动魄的部分，却也是最晦涩难懂的部分。今天我想以自己粗浅的理解，简要梳理一下上世纪30年代上海公债市场的背景和其中发生的几次斗争。

　　首先我们得弄明白一个概念，什么是公债？

　　公债，我们现在叫国库券。一般意义上的公债是国家为了融资而向社会上的企业或者个人发放的一种有息债券，这种债券相当于借款的凭据，借款到了期限就可以凭这些债券到指定的地点兑付本金和利息。

　　债券的利息本来是约定不变的，但是为了便于资金的流动，国家规定了在债券发行期间公债可以上市流通，并自由转让。这样就出现了负责经营公债的交易所或叫公债市场交易所。

　　在公债市场上，由于公债的流动，就出现了价格的升降变化。追逐利益的公债操手们就会随着公债价格的涨落决定买进或者卖出，从中巧妙地得到利益。以上这是比较正常的市场情况。

　　但上世纪30年代上海交易所有个不寻常之处，它规定，可以买空卖空。

　　什么叫买空卖空？就是说，不管是买公债还是卖公债，都可以先交纳一定的保障金，比如交纳10％的钱作为保障金，就可以在你的户头上买相当比例的公债，等到每月最后那几天交割期（即结算期），交易所就负责办理交割，即对当月的公债交易进行总结算。

　　此前，谁的户头上存馀了公债，就叫多头，空缺一部分公债就叫空头。多头按现价出售所存余的公债，补足交纳其购买公债所用的现金；空头也就必须立即买到的公债补足账上那个他应该买的公债缺口，这就是补进。因此，如果是公债价格上涨了，做多头的就自然占了便宜，做空头的就吃了亏；公债价下跌了做空头的就获了大利，做多头的就赔了。”

　　《子夜》里面炒的公债是当时南京政府发行的，以政府财政收益为担保。按小说的描述，当时正值中原大战，如果南京政府获胜，则势力范围扩大，财政收益见长，公债的偿还就没有问题，自然看涨。反之，南京政府一旦失败，胜利者自然不会认账，公债就是废纸一张。所以对做多的人而言，南京方面获胜就是利好反之是利空。

　　民族资本家吴荪甫是实业起家，主要从事丝业。他精明强干，牵头成立了益中信托公司，以放款给同业的方式，仅用了五六万就吞并了估价三十万的八家小厂，极大地扩充了自己的规模，一时间风光无限。奈何战事不断，产品没有销路，工人亟待发工资，益中信托公司的资金渐渐紧缺。又因为农民暴动导致其家乡双桥镇失陷，吴荪甫在家乡的资产遭到破坏，这更加剧了他生意资金上的周转不灵。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欲投资控股益中信托公司，遭吴荪甫拒绝，后来传言赵伯韬将对吴荪甫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

　　为了突破赵伯韬的经济封锁，也为了在金融市场上找回失去的利益，吴荪甫与实业资本家王和甫、孙吉人等人将益中信托公司的八个厂出顶给洋行，用顶得的五十多万投入公债市场做“空头”，开始了他在公债市场的“搏杀”。

　　实业和金融其实是连环套，大家谁缺了谁都不行。但是金融和实业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实业周期长，金融周期短，特别是小说中讲的这个公债，就是一种特别适合短期炒作的金融衍生品，小说的主线，就是围绕公债博弈展开。其实债券和证券是有很大相似性的，本质都是一种多空博弈，也就是看涨（利多）和看跌（利空）的双方在斗法。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30年代的公债市场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有秩序。上海的公债市场被一些资金厚、手段高的大户垄断着，他们的特点是不但有钱，也会翻云覆雨地运作，手段高超。市场充满了阴谋，大户和庄家在对杀，散户永远都是刀下的鱼肉；民族企业夹在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下生存，十分艰难。（像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下民族资产阶级）。

　　另外，虚拟经济比实体经济来钱快，大量资本涌入股市。社会联系广泛，与政界有内线、有瓜葛，这是他们能够常常获利的最为重要的保障。30年代国民党政权不隐定，军阀之间混战，社会动荡不安，这就造成了国民党政府发放的公债价格的不稳定；政局好一点，公债就可能升值，反之则会下降。这种大升大降的情景正是许多投机家们所希望的。

　　当时最热的三种公债要数称为“关裁编”的公债（谐音“棺材边”），即政府以关税、裁兵、编遣为名义发行的三项公债。这些公债风险大，当然通过投机获取利益的机会也就更多，随之而来的是破产和失败的可能性也同样多。

　　商场如战场，有多大风险即有多大获取利益的可能。这就决定了买公债带有投机性，并不是静等着天上掉金子，正所谓公债的关键在于“做”，就是要主动地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促成自己所希望的后果(涨势、落势)出现。

　　《子夜》中的吴荪甫与赵伯韬的斗争就是这样展开的。

　　在正式介绍几次斗争之前，我们得先认识了解一下斗争中的几个主要人物。

　　吴荪甫：民族工业资本家，精明能干，有野心，有手腕，本书的主角

　　赵伯韬：买办金融资本家，阴险狡猾，美国垄断资本在华代言人，有政治靠山，是吴荪甫的主要对手

　　杜竹斋：金融资本家，多疑贪利，为了一己私利落井下石，不讲亲情

　　冯云卿：没落的封建地主，教唆女儿用美人计套取投机机密，为获盈利不择手段

　　其实在斗争开始前，还发生过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吴荪甫第一次进入公债市场，恰恰是赵伯韬引入的，这个时候，两人是并肩作战的“战友”，谁又能想到之后会有如此激烈的厮杀呢？当时，在蒋冯阎混战的背景下，民众对中央政府持消极态度，南京政府公债出现了下跌趋势，两人却逆势而行，联合做多头。首先，凭借资本雄厚，两人买进大量公债，操控市场价格，同时，贿赂西北军，花钱使其打败仗，“一万银子一里路”，使中央军暂时获得胜利。最终，公债暴涨，多头胜利，两人自然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蜜月期”终究是短暂的，两个道不同者终究不可能合作。吴荪甫一心想着做实业，振兴民族工业，而赵伯韬作为买办资本家，一心想向外国主子献媚，一直致力于外国资本对于民族工业的控制。为了看得更清晰，我们将几次斗争按照两方的立场（多头、空头）、斗争过程和斗争结果一一列举出来。

　　第一次斗争——

　　立场：赵伯韬——多头，益中（吴荪甫）——空头

　　过程：由于战局不稳，公债投机市场活跃，张桂军要退出长沙的消息传来，公债价格下跌，但随后雷参谋发电将回到上海，吴荪甫预感公债回升准备改作多头，杜竹斋、王和甫、孙吉人组成的益中信托公司共损失八万，杜竹斋退出益中。

　　结果：空头失败，

　　第二次斗争——

　　立场：益中——多头，赵伯韬——空头

　　过程：吴荪甫花重金买情报，信心满满的做多头，但由于“阎军出动，德州混乱”，公债暴跌，他企图在中央军放弃济南以前，用提前交割的手段制止公债的下跌；冯云卿聪明反被聪明误，利用女儿使美人计套取情报。结果女儿不懂公债且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和信息的重要性，因此并未真正留意，认为像赵这样大的实力资本，还能做空？于是随便告诉父亲，赵做多，导致冯押错宝，亏损惨重。

　　结果：多头费力千方百计，不进不退

　　第三次斗争——

　　立场：益中——空头，赵伯韬——多头

　　过程：吴荪甫卖工厂以取投机资本，买情报以求出奇制胜，压上全部身家做空，赵伯韬电请政府禁止卖空，利用毒辣手段以实现轧空（轧空，股市用语。是指投资者普遍认为当天股价将下跌，于是都抢空头帽子，然而股价并未大幅度下跌，无法低价买进，收盘前只好竞相补进，反而使收盘价大幅度升高，形成一种空头倾轧空头的现象），吴荪甫抵押资产，拉拢杜竹斋（其自家姐夫，本以为可靠），建立“攻守同盟”。

　　结果：双方孤注一掷，杜趁机做多，倒戈一击，空头大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