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法农的著作和他在阿尔及利亚自由斗争中的政治活动主义密切相关。我们现有的法农作品主要由他在精神病学期刊和激进杂志上或在各种政治和文学论坛上发表的言说、新闻写作和论文构成。他的著作真正体现了他革命中的一生。
弗朗茨·法农1925年7月20日出生于马提尼克，是八个孩子中的老五，并在法兰西堡长大。马提尼克是一个小岛，面积约一千平方公里，属于加勒比群岛。它在十七世纪被殖民，在法农出生的时候，是法国的“海外大区”。它一直是奴隶经济和贸易的中心——对于这个历史事实，法农有着清晰的意识。就像他后来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指出的那样：“我不是使我的祖先非人化的奴隶制的奴隶”(179)。
Frantz Omar Fanon（1957-2021）
法农的曾祖父就是奴隶的儿子，但获得了土地，并种植可可豆。法农的父亲，菲利克斯·卡西米尔(Félix Casimir)在海关部门为政府工作，他的母亲，艾蕾欧诺尔(Eléonore)开了一家店。一家人靠这两份收入过得相当富足（他们甚至有两套房），但他们周围有一些极端贫困的迹象。法农上的是公立中学，他在当地图书馆通过贪婪地阅读（特别是阅读哲学和文学方面的著作）获得了广泛的教育。当然，经典是很容易读到的，而法农看起来，也没有浪费他的时间。
学校严禁克里奥尔语，只接受法语。这个语言的等级，可能让年轻的法农对殖民状况有所洞察（即便在马提尼克，他很可能几乎没有接触过欧洲人）。几年后——也许，是在回忆学生时代的这个节点——法农会强调语言在殖民主义中的核心地位：《黑皮肤》的第一章就是关于“黑人和语言”的。
在中学，法农第一次遇到了在这个阶段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人物——非裔马提尼克诗人、作家和政治家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 1913-2008)，塞泽尔在当时已经以教师的身份加入了学校。就像法农后来承认的那样，塞泽尔对他和他同学，以及也许整整一代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给他们灌输了身为黑人的骄傲。1939年，塞泽尔出版他的《返乡笔记》。法农深受该作品影响，据说，他能长段、长段地背诵书中的文字。
1940年，法国与德国军队签署停战协定，但夏尔·戴高乐将军拒绝这一协定。马提尼克的总督和市长承诺在战争中支持盟军，并为盟军提供服务。几个月后，作为战时努力的一部分，马提尼克大区的港湾在美国的监督下遭到封锁。因此，大量水兵接到了原地待命的命令——这就让马提尼克的男孩们第一次看到了白人的军事力量。
1943年，十七岁的法农跑到多米尼加岛，想加入法军，但因为年龄遭到拒绝，并被送回了家。他第一次加入殖民/白人建制的努力失败了。在他试图在军队建功立业前的几年里，法农身边发生的事件，使他越发洞察到这个地区的种族状况。这一时期，马提尼克发生了一些动乱。1942年，一些土著拒绝唱法国国歌，而白人水兵和土著男孩之间的争斗也很常见。
1944年，当局决定派遣志愿军为法军作战。法农再次自愿参军，并于1944年3月12日乘船至卡萨布兰卡，后又被派往奥兰。那将是一次历史性的旅程，因为在旅途的重点，法农对种族和种族主义有了比他之前通过阅读和自己在外省的生活得到的更多的理解。
在阿尔及利亚，法农第一次见证了殖民主义给阿拉伯土著带来的饥荒。白人士兵和行政长官过着安逸的生活，而其他在摩洛哥生活的人则因贫困和不满而憔悴。法农还将看到，基督徒在相当舒适的房屋里生活，而穆斯林则要为喂饱自己的家人而奋斗。来自加勒比地区和非洲的士兵也遭到了区别对待（甚至要穿不同的服装）。黑人士兵要优越于阿拉伯士兵(Macey 2000: 93)。法农可能就是在这时，在看到殖民主义怎样以其他文化为代价宽容特定文化的时候，发现殖民主义的文化政治的。
法农后来被派往罗纳河谷。适逢冬天，法农和他的塞内加尔同袍一起饱受酷寒之苦。在前线，当看到塞内加尔士兵被送到前排迎接敌人的炮火，而法国士兵则跟在他们后面的时候，法农才发现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经达到何种程度。在一次这样的行军过程中，法农被飞溅的弹片击中，胸口受了重伤。他因为勇敢和负伤而被授予英勇十字勋章，但他的军旅生涯也因此而结束。法农已经看到了，在一支保卫一个欧洲强国、为“一个过时的理想”二战的军队中，身为黑人是什么情况，就像他在从前线寄回的一封信中写道的那样(Macey 2000: 103)。这场战争真的让法农大开眼界。
1945年10月，法农回到马提尼克，重新入学完成他的（高中）学业。同年，塞泽尔参加议会竞选，法农是众多协力帮助塞泽尔赢得法兰西堡市长职位的人之一。
同时，在从军归来后，法农一直在寻找各种参与高等研究的轨道。他来到里昂，先是考虑选修法学，但突然彻底改变了兴趣（他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来研究法律！）转而在里昂大学学牙医。在里昂，法农经历了那个引出他对种族主义的非凡看法的事件。
一天，在里昂，法农听到一个男孩叫喊，“瞧，一个黑人……妈妈，瞧，一个黑人。我害怕！害怕！害怕！”这是一个这位后殖民思想家成形的定义性时刻，因为他在这个事件中“发现”了他的黑性(Black Skin: 84)。
在里昂，法农遇到了其他非洲人。在几个月的停留之后，他还注意到，这个城市里的阿尔及利亚人经常被标记为罪犯——他们中的许多因为贫困而被迫犯罪。法农又一次体验到种族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一次，是在欧洲的环境中。
在里昂大学，法农学习了医学，然后专修精神病学。有人相信，在这一时期，法农可能经常和法国共产党学生支部往来，甚至是它的成员，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点(Macey 2000: 124)。
法农不是一个很爱社交的人，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读书。法农一直广泛而贪婪地阅读各种哲学著作——特别是像《精神》(Esprit)和让-保罗·萨特的《非洲在场》(Présence Africaine)那样的新期刊，也包括非裔美国小说家和散文家理查德·怀特(Richard Wright, 1908-60)和非裔美国犯罪小说作家切斯特·海姆斯(Chester Himes, 1909-84)（他的早期作品大多是在他因暴力犯罪而入狱期间出版的）的作品——他还花了一些时间来编辑自己的杂志，《通通锣》(Tam-tam) (Macey 2000:129)。法农还广泛地阅读同时代的心理分析作品，特别是法国的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1901-81)和瑞士精神分析师日耳曼尼·盖(Germaine Guex, 1904-84)的作品。在医学院，法农也进行了个人的观察和自由联想测验。他渴望看到，“黑人”这个术语会让白人想起什么相关术语。法农发现，在他的测验的四百个参与者里，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使用了来现有的，关于黑人的刻板印象的术语：运动、鸡巴、拳击、野性、罪、性等等。他还会遇到（甚至在受过教育的大学生那里）关于黑人的荒谬成见。比如说，许多人依然相信关于黑人食人和黑人没有文化的神话。现在，这点对年轻的法农来说变得明显了：种族主义以本质主义为中心。
里昂也给法农的个人生活提供属于它的秘密和冒险。在当时一段被许多人认为不合适的姻缘中，法农和一个前医学生，法国的米歇尔生了一个女儿。一开始，法农拒绝承认那个孩子是他的。几年后，在家人和朋友的大力说服后，法农才承认了这件事，但这个孩子，米雷耶(Mirielle)，从未见过她的父亲。后来，法农和玛丽-若瑟芙·杜布雷(Marie-Josephe Dublé, Josie, 若希)交往。若希也将成为他的代笔人，她在法农口授自己思想时抄录的那部作品，就是《黑皮肤，白面具》。
法农的临床训练于1951年结束，他在多勒的一家医院找了一个临时职位。在医院，法农做了他的第一批关于精神失常病人的案例记录——最终，这些案例将帮助他表述关于殖民精神分析实践的各种理论。
法农希望提交他的论文以获得医学博士文凭，但他的导师拒绝了这个想法，说他的论文太主观、太过实验性。这个论文稿，包含了法农第一次（尽管短暂）与雅克·拉康的交锋，它后来以《黑皮肤》的形式出现。这部作品的第一篇论文出现在1951年5月号的《精神》上，后来1952年瑟依出版社还把它出版为一本整书。法农后来选择了一个更加常规的医学主题（弗里德里希的病），以（对学院系统来说）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处理它，并于1951年11月29日成功通过答辩。
《黑皮肤》出版于1952年，它对文学、精神分析和哲学观察的混合让读者感到困惑。在这里，法农打破常规，把各种文类和学科混到了一起。出于另一个原因，这一年也很重要。1952年，弗朗茨·法农博士和若希结婚了，法农也在圣阿尔邦医院谋得一个职位。这里的医生在弗朗索瓦·托斯盖勒(François Tosquelles)的领导下进行以心理疾病的社会语境为焦点（这对当时流行的医学气候来说是不同寻常的）的心理治疗实验。同年，法农回了一趟马提尼克，可能是想在那里行医。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件事情在自己的祖国没有前途，于是他又回到了圣阿尔班。后来他再也没回马提尼克。
1953年6月，法农参加了一次竞争性很强的医学岗位考试，并通过了考试获得了精神病医生资格。有了这个资质，法农可以相对而言更加自由地选择其他工作了。1953年11月，他被政府任命为阿尔及利亚最大的精神病医疗机构布里达-茹安维尔医院的精神病医生。现在，法农开始和他的妻子在医院本部的宿舍生活，并于1955年在这里生下他们的独子，奥利维耶(Olivier)。在行医的同时，法农也开始在精神病学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马赛的传记提供了一个详细的文献目录；亦见Butts 1979, Bulhan 1985, Lebeau 1998, Macey 1999）。他的医院生活极其繁忙——的确，法农看起来具备的强大精力，是让我们感到震惊的事情之一。
差不多在加入布里达的那一年，法农开始表现出一些明显的，反对法国“占领”的不安和张力的迹象。现在法农看到了，这个城镇是怎样按种族划分成两个相互隔离的部分的：一边，是肮脏和贫穷的土著区，另一边，则是干净有序的法国去——他将在《大地上受苦的人们》中提醒人们关注这点。1954年11月暴力爆发，法国士兵被杀，爆炸震撼了阿尔及尔。遍及各区域的游击队开始攻击政府场所。阿尔及利亚起义开始了——这场起义后来变成这片大陆上最漫长、最血腥的战争之一。法军的镇反措施非常残忍——让反抗者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处决和用酷刑折磨他们。阿尔及利亚自由斗争组织，民族解放战线(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FLN)于1954年末/1955年初建立，并主动对法国殖民者采取类似的残忍措施，直接以法国平民和家庭为目标，而这，又反过来引起了法军更残忍的报复。
法农延续了他在多勒开始的，对殖民医学特别是精神病学的运作的兴趣，现在，他发现，在布里达行医是有问题的了。法农不能忍受自己在殖民医学机构即医院中扮演的角色。他意识到，像布里达这样的医院，是不愿意治疗土著的。这里的医生和护士遵从的精神病学理论只是简单地假设，阿拉伯人和黑人天生野性、天生是罪犯、天生倾向于暴力而已。法农在他对黑人病人的研究中意识到，他们所谓的病态的问题，主要是由精神压力引起的，是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社会语境引起的心理障碍造成的结果。（欧洲的）警察来找他帮忙强化他们的心理，使他们能够在用酷刑折磨FLN游击队员的同时，不至于对家人也变得暴力。阿尔及利亚战士和平民，在遭受长期暴露在暴力面前引起的精神和心理障碍之后，也来寻求帮助。在治疗法国警察和阿拉伯病人的时候，法农意识到，殖民主义同时在受害者和施害者心中造成了暴力。
法农给这些案例认真做了笔记。他收录在《大地上受苦的人们》中的论文《殖民战争与心理失常》（这篇论文的一个早期的版本出现在期刊《阿尔及利亚的良心》[Consciences Algériennes]1955年的一期上）和《大地上受苦的人们》中的核心的、充满争议的，关于暴力的论题，都援引了这些临床经验。他认为，殖民主义的社会条件本身造成了暴力——暴力不是内在于黑人的，是殖民支配的不义，在他们身上生产了暴力。法农也指出，为统治阶级的酷刑和暴力提供方便、许可他们的酷刑和暴力的殖民结构，也给施暴者带来了心理失常。
通过阅读像O.马诺尼(O. Mannoni)的《普洛斯彼罗和凯列班：殖民的心理学》(Prespero and Caliban: The Psychology of Colonization, 1950, 英译1964)那样的精神分析作品，法农对殖民医学和精神病学的了解更加深入了。马诺尼认为，所有的殖民，都基于一种心理类型之间的关系：权威的白人，和依附的黑人。法农开始看到，欧洲的精神分析模型把所有的精神病条件都定位到个体的心灵，而忽视了那些非常真实的物质条件——比如说种族主义或殖民主义。后来，法农本人评论说，是黑人的生活经验，导致了精神病行为。
至此，法农的在精神病上的意识形态立场，显然与流行的意见相悖了。身边的种族化的不平等、贫困和大规模的失业，使法农开始更加清晰地看到殖民主义造成的可怕影响。大概在这个时候，他和FLN建立了联系，而反殖民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很快得到他的同情。他甚至可能考虑过加入游击队和FLN的部队，但他发现，身为精神病医生，他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对FLN的事业做贡献。因此，他的医学实践、大量阅读和政治工作开始汇合，同时他对殖民状况的分析也开始深化。
身为医生，法农可能也在精神病医疗中尝试过一些实验性的疗法，包括音乐治疗、各种新形式的主题统觉测验、和他和像夏尔·日罗尼米(Charles Geronimi)和弗朗索瓦·桑切斯(François Sanchez)那样的年轻同事做过、写过的研究。不过，流传于坊间的那种关于他在治疗程序上很激进的说法，就像评论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可能只是夸张(Vergès 1996)。
1956年，法农到巴黎参加《非洲在场》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国际代表大会（理查德·怀特也在会上，参会的还有塞内加尔作家和活动家阿利翁·迪奥普[Alioune Diop]），在会上，他宣读了论文《种族主义与文化》(“Racism and Culture”，后重刊于《走向非洲革命》[Toward the African Revolution])。
他对自己的工作和整个医学实践的不满不断增加。现在，法农确定，殖民体制支持下实践的精神病治疗不是他的领域，于是，1956年，他终于辞去了他的职位。在给医院主任的信中，法农说，在殖民体制下，阿拉伯人遭到了“系统的”非人化，而殖民精神病治疗且没有解决他的，阿拉伯人的问题。法农写道：
如果精神病治疗是旨在使人能够不再是其环境的外人的医学技艺的话，那么，我有必要确认这点，那就是，在自己的国家永远是外人的阿拉伯人，生活在一种绝对人格解体的状态中。
（《给住院部主任的信》[“Letter to the Resident Minister”],《非洲》[African]: 53）
他进而明确地说：
阿尔及利亚现存的社会结构对一切试图把个体放回他属于的地方的努力抱有敌意。
（African: 53）
1957年1月法国政府把法农逐出阿尔及利亚。他也在FLN中变得更加活跃，特别是在他被驱逐和抵达突尼斯后（即便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还不太清楚组织的内部政治）。他担任法语阿尔及利亚报纸《圣战者报》(El Moudjahid)的编辑，参加各种政治讨论，并且可能在突尼斯大学给学生团体做过演说。他这个时期的著作表现出对法国左翼的极度幻灭。他的《法国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与阿尔及利亚革命》(“French Intellectuals and Democrats and the Algerian Revolution”)开篇就有力地指出“殖民主义国家中知识分子和民主元素的首要义务之一，是毫不保留地支持被殖民人民的民族渴望”(African: 76)。他进而攻击法国左翼，认为他们处在一个“矛盾且越来越贫瘠的处境”(89)，并号召他们放下拘束支持阿尔及利亚事业，“具体地参与”斗争(90)。
法农此时隶属突尼斯的马努巴诊所（他在这里以“菲尔斯博士[Dr. Fares]”的名义工作），在这里，他尝试对治疗程序做了一些改革。除这里的职务外，不知疲倦的法农还在夏尔-尼科勒综合医院工作，致力于在那里建立一个精神病治疗日诊所。他也在治疗卫生部门的护士。他还遇到了酷刑的受害者，这些受害者甚至都不能开电开关，因为军方电击他们的记忆，会使他们在开电开关的时候受创伤。他预见了压抑、幻灭和无来由的暴力的受害者——他把这些受害者的遭遇追溯到酷刑。他每天都能收到关于这个国家其他地方的酷刑、半夜的逮捕和绑架的新闻。
法农也没有放下他的智识追求，他写作科学论文并在专业会议上宣读它们，并且时不时地也把它们发表出来。1959年，他被任命为FLN在阿克拉（加纳）的永久代表。法农去过许多地方，在各地宣传阿尔及利亚人的抵抗，寻求支持和安排秘密会议，他还在多次会议（如1958年的全非人民代表大会和1960年的非洲人民大会）上发言。法农可能在罗马遭遇了一次刺杀，但幸存了下来，在一起车祸后，他被送进了一家医院，车祸损伤了他的脊椎和肋骨。在1959年在罗马举行的第二次黑人作家和艺术家代表大会上，法农表达了后来最终形成他对文化民族主义的批判的观点。他（在迪奥普等人赞美了“那些”黑人天才后！）谈到“民族文化与解放斗争互为基础”。在这里，法农认为，民族除了是一个政治实体外，还是一个文化实体，而真正本真的文化，必须得到一个民族的支持。没有民族和国家，文化就会消失。这些论证在被打磨后，最终收入了《大地上受苦的人们》。这个时期，法农还写了一些论文，这些论文后来被收入了《一种垂死的殖民主义》(A Dying Colonialism)。
1958年，小说家阿西娅·杰巴尔(Assia Djebar, b. 1936)（此人后来成为后殖民阿拉伯和女性主义虚构作品的核心任务之一）来到突尼斯。她和法农会面，并为FLN写作宣传小册子。杰巴尔后来成为若希的密友。1959到1960年间，法农还在他的故乡马提尼克发表了一些论文。在其中一篇后来以《法国支配下的安的列斯群岛上的血流》为题在《非洲》上发表的论文中，法农试图讨论法兰西堡的爆炸事件。法农认为这些事件代表“马提尼克民族精神的第一次展现”(African: 169)，他向革命者保证，阿尔及利亚人会支持他们的斗争。同一时期，关于阿尔及利亚人的自决权的争论正在激烈进行，总罢工也变成了常态。法农出席了大量的会议，并多个地方为阿尔及利亚寻求支持，包括对几内亚、马里、利比亚和利比里亚的秘密访问。他也对在其他非洲国家展开的事件感兴趣——特别是刚果，这个国家当时刚独立不久，还在纠结于各种政治难题。在这些访问期间，法农很可能也在收集关于法国军队动向的情报，思考其合并兵力偷袭阿尔及利亚内部的后勤工作。
在行程之一，马里之旅期间，法农开始抱怨自己疲惫。他体重下降了许多，看起来很虚弱。与他同行的伙伴把这归咎于他那令人筋疲力尽的形成安排。在阿克拉，他屈尊去看了医生，测试结果表明他WBC（白血球）数量过多，这是白血病的一个症状。第二次问诊（这一次是在突尼斯）的结果确定了这个坏消息：弗朗茨·法农患上了不治之症，只有，也许，一年的时间可活了。这就给革命者法农的生活带来了医学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难题。非洲国家的医疗，特别是针对此类疾病的治疗，充其量也不过是基本的。他将不得不去法国或美国。在法国，他要么会被逮捕、要么会被刺杀，而法农又厌恶美国，拒绝去那里。在大量的交涉之后，他同意去莫斯科。
治疗看起来减轻了法农的病情，于是他又恢复了活跃的政治工作。在他从莫斯科回来的那段时间，他可能给阿尔及利亚部队做过讲座。
也许，因为意识到这只是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法农鼓起勇气去见一个特别的人。通过关系，法国最终于1961年7月在罗马见到了让-保罗·萨特。根据马赛的记录，两人在午餐时会面，并一直谈到了第二天早上八点（就算期间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86]曾试图让萨特去睡一会！）。据信，法农曾对夏尔·朗兹曼(Charles Lanzmann)评论过：“我不喜欢怕吃苦的人”(Macey 2000: 459)。
1961年的整个夏天，法农都在干活，在十个月的激烈而痛苦的工作之后，他口授完成了他的经典《大地上受苦的人们》（这本书的部分内容是对法农先前一些讲稿的重刊）。关于暴力的那个章节最早出现在《现代》(Les Temp Modern)杂志的1961年5月号上，在收入这本书时作了修订。萨特亲自为《大地上受苦的人们》写的那个充满争议的前言原本是作为广告插入本书的“补充内容”。法农的确活着看到了他最后一本书的出版，但撰写《大地上受苦的人们》的努力彻底榨干了他。
在法农创作《大地上受苦的人们》的这几个月里，随着战争双方暴力的升级，阿尔及利亚陷入了一片火海。但也就在这几个月里，垂死的法农做出了他最有预见性的评论——新独立的社会会因为民族主义而陷入蒙昧。就像阿尔及利亚——的确，其他非洲国家也一样——在不到十年后即将证明的那样，这个预言成真了。腐败、族群灭绝、仇外和基要主义/原教旨主义将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抵达。外国人将成为像伊斯兰救世阵线那样的组织的目标，知识分子将被绑架和处决，所有异见也都将被禁止。
在多次拒绝前往他厌恶的国家之后，法农还是让步了，最终，他在1961年10月被逮到了美国。在赴美路上，他们在罗马停留了一阵，萨特到宾馆探望了法农。1961年10月3日，法农抵达华盛顿特区。关于法农的死，坊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阴谋论——一种说法是，因为CIA想调查他，所以，法农在宾馆房间里被关了整整八天，没有被及时送去就医。（CIA参与了把法农弄到美国这件事情。）等法农抵达医院，即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国家卫生研究所的时候，他已经濒临死亡了。最终医生给他输了血，绝望地试图恢复他的血细胞，但太迟了。在最后的时刻，法农看到了关于《大地上受苦的人们》的最早的几篇书评，这本书后来将成为全世界革命者的圣经。
1961年12月6日，弗朗茨·法农因双侧肺炎而逝世。当时他才36岁。根据夏尔·朗兹曼的记录：
法农一分一秒地经历自己的死亡，充满野性地抵抗着它；他敏感的进攻性在一个垂死之人的幻想中得到了释放：他仇恨那些美国种族主义者，并且不相信医院的工作人员。（转引自Macey 2000: 490-1）
他的遗体被运回了阿尔及利亚——法农曾如此充满激情地分析和记录这个国家的革命——并葬在FLN的墓地。1962年7月3日，在法农去世几个月后，阿尔及利亚取得了独立。
法农的第一部详细的传记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Caute 1970, Geismer 1971 and Gendzier 1973)，关于法农的评论也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出现。据信，看到阿尔及利亚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如法农预言般地彼此反目的若希·法农，打电话给她的朋友阿西娅·杰巴尔（杰巴尔曾是法农的同事，现在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和电影制片人），悲叹道：“（阿尔及利亚人）又成大地上受苦的人们了”。1989年，若希·法农自杀。1987年，马提尼克设立了一个文学奖，弗朗茨·法农文学奖。
小结
法农的一生植根于两个关键的语境：他身为医生的工作，和他身为革命军积极成员的工作。正如我们即将在对他的著作的析解中看到的那样，这两个语境都影响了他关于殖民统治（特别是殖民生物医学）、殖民主体的心灵（特别是依赖情结和暴力倾向）、反殖民斗争的性质、以及民族主义的张力与动力机制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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