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方法的问题。只要我们党对于处理合作化问题上的各项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党当着发动群众加入合作社的时候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不是命令主义的或者简单从事的方法，而是向群众讲道理，作分析，完全依靠群众自觉自愿的方法，那末，完成合作化，并且达到增产，决不是很困难的。河北省邢合县东川口村是老解放区，全村七十户，在一九五二年以前都加入了互助组，有一个强的党支部，又有王志琪那样为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各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所以那个村，在一九五二年，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合作社，完成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在条件没有这个村这样完备的地方怎么办呢？那就是准备条件的问题，有几个月，或者一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可以了。条件可以边做边准备。办一些小社，就是替全村全乡全区的合作化准备条件。东川口这个材料还着重地说明了党支部如何向群众进行宜传教育工作，如何依靠群众的自觉自愿去建立合作社的问题。其中有所谓“倒宜傅”，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点。关于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方面的问题，这个材料描绘了整个曲折变化的过程，结果出现了逐年增产的巨大的成绩。事实证明，这个合作社是健全的。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
东川口是河北省邢台县的一个山地小村，全村七十户。其中老中农三十一户，新中农三十八户，贫农一户，共二百九十人。土地六百七十亩，每人平均二亩三分。因为人多地少，土地贫瘠，抗战以前，那里的农民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贫苦生活。
一九四二年是遭到严重灾荒的一年。在党的领导下，该村开始组织了四个临时互助组，进行生产自救，渡过了灾荒。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全村七十户都参加了互助组，分别组织在七个组里。到一九四九年，临时互助组转为常年互助组。经过几年互助生产，克服了劳动力、畜力的困难，土地也进行了初步的加工加肥，生产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到一九五一年，全村每亩平均产量最达到三百六十九斤，几乎等于抗战以前每亩产量的三倍。为了进一步地发展生产，必须从增加肥料，开展副业，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等方面努力，但是互助组的形式已经不能满足群众的这些要求。农民说：“互助组就是这样了，一年整顿一次也是老一套。”因此，到一九五一年秋季以后，互助组开始产生了涣散的现象。正当这个时候，支部书记王志琪到饶阳县参观了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他看到合作社社员生产的劲头很大，即便是冬季也在那里集体搞生产。这引起王志琪很大的兴趣，学到了组织合作社的办法，找到了互助组前进的方向。回县以后，县委决定在东川口试办一个十二户到二十户的合作社。王志琪接受这一任务回村，结合整党，在支部中领导党员学习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坚定了党员办社的信心。为了动员党员，首先召开了支部会议，王志琪介绍了耿长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和办社的经验，并且根据本村的特点，分析了本村建社以后，发展农、林、牧业，开展山区建设，进一步发展生产的可能性。王志琪又拿党员刘纪德发展投机商业因而破产的事实，向党员进行了教育，经过党员充分的酝酿和讨论，全支部二十名党员，就有十九名（十八户新中农，一户贫农)报名，决定入社。只有一个党员因为地多地好，牲口农具也较齐全，怕入社吃亏，没有报名。
十九名党员报名以后，支部认为需要吸收一些党外群众入社。于是由党员分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分别领导各个互助组酝酿和讨论了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好处。经过约有十天左右的宣传，新中农回顾了共产党领导的好处，许多人愿意入社。王庆维说：“跟党走吧！没错。生产自救，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共产党哪件事不是为了咱们！”老中农当中土地较少劳动力较多的，懂得了入社以后有一部分收入是按劳取酬的，感到入社不会吃亏。缺乏劳动力的农民也感到，虽然参加了互助组，但是每年耕种多不及时，入了社就不发愁了。这时，就有十三户农民报名。其中八户是新中农，五户是老中农，连同十九名党员，共有三十二户报名入社。
经过这一段宣传，虽然有三十二户报名，但是因为这是新事情，大家不摸底，又没有个章程，群众当中也还存在着各种思想顾虑。此如老中农王占彬说：“好是好，等一年看看再说。好了明年就参加，不好就不参加。”光棍汉怕计口分粮，自己吃亏。人口多的，怕按人口摊粪肥。妇女们说：“吃豆角、南瓜、菜怎么办？”支部搜集了群众中提出的各种问题，研究出四十二条初步的解决办法，公布出去，又组织群众讨论。已经报名的三十二户没有意见。没有报名的对于这些办法也满意，因此又有要求报名的。这时，支部感到要求报名的户数，已经超过了原定计划，头一年是试办，如果思想发动不好，会增加许多困难，需要进一步地向群众深入思想发动。于是支部号召：谁想报名，一定要先开好家庭会，全家都商量好了再报。又经过五天酝酿，全村报名的达到五十九户。在新报名的二十七户中间，有十户新中农，十七户老中农。这些新报名的，大部分是考虑好了才报名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看见报名的人多了，“随”进来的。还有三、四户，是因为孩子是团员，很积极：“儿要入社父不入”。经过多次商议，老年人说：“由年轻人当家吧！”最后入了社。
全村五十九户报名以后，支部感到户数已经不少，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计划。谁也没有办过社，怕户数再多了，办不好。因此准备“关门”，不再发展了。但是，全村没有报名的十一户(九户老中农，两户新中农)，他们感到在社外“没有奔头了”。于是，他们中的一户老中农和那个几次都不愿意入社唯一站在外边的党员，召集这十一户在一起开了一个会，请支部书记去参加，要求允许他们入社。他们说：“我们这一伙蛤蟆老鼠，尖的尖，滑的滑，就是搞个互助组，也弄不成个样子了。”那个党员也作了检讨，说：“过去我在街上走是五尺高，因为没有报名入社，现在就成到自己只有三尺高了。”十一户都坚决要求入社，经过支部讨论和区委批准，把这十一户也全部吸收入社了，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发动，全村合作化了。
虽然全村报名入社了，但是支部又考虑：在前一段发动过程中，只说了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好处，没有说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困难，还需要再进行一次巩固思想的工作；于是决定来一次“倒宣传”。在群众中反复说明：既然办社，当然大家都希望办好，希望能够增产；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试办，没有经验。人家办好了，我们可能办不好；人家能增产，我们也有可能不增产。而且既然是集体生产，那就不像单干或者互助组那样自由、随便，总是会有点管束的，吵嘴、窝工的事也不免会发生。这些问题大家都要考虑好，如果怕麻烦，不愿入社，现在还可以退出。号召大家不要怕“变卦”，怕“翻案”，“每人要自己拿主意”。经过多次的讨论，又再一次发动愿入社的报名，不愿的可以不报。结果，没有一户退出。
大家入社的决心是定下来了，但是很关心合作社“由谁来当家”，是不是能由自己信任的人当社长、社干部。支部根据群众的要求，采取了用代表会的方法进行民主选举，选出了十五个社务委员，由支部书记王志琪当社长，大家很满意。在社务委员会领导之下，社员组成了四个生产队，进入了生产。
这个村，自从开始宣传办合作社到合作社建成，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合作社建立起来以后，因为社干部和群众都只有小型互助的习谓，怎样组织一百四、五十个劳动力进行生产，大家都没有经验。于是凭着热情，不记工，不评分，“乱干三天”。这种办法当然不行，就只好仍然沿用了互助组的“死分死记”的办法，把劳动力都按强弱评了工分，干完一天按照评定的工分记工。这种办法实行了大约三、四个月。一方面，因为临时派工，形成社干部忙乱。另一方面，社员“迟去早归，按分做活”，谁也不积极地干。社员反映：“紧干慢干，死分不变，窝工团蛋，不能增产。”大家越来越松劲。到后来派工也派不动了，形成“社长催队长，队长催社员，积极的地里等，偷懒的街上看”。
为了克服“死分死记”的缺点，秋季就改为“死分活评”的办法。劳动力评了底分，再按各人每天干活的多少和好坏，由大家评议增分，或者减分。这种办法，虽然比“死分死记”合理一些，但是最大的困难是做活质量好坏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活评”也就很难合理。每天干完活，夜里评工，一评评个半夜，社员把评工会叫做“拼命会”。有的社员说：“评分如评命，仗着工分吃饭哩，怎能不争？”为了一厘几毫，常常争吵不休。有的社员则打不开情面，怕得罪人，“多评两分工是全社的，得罪人是自己的”。有的社员熬不起夜，“评几分算几分，算了吧。干活干不死，熬夜要熬死啦”。普遍反映：“活好干，工难评，评工到半夜，翻脸伤感情，评工晚睡觉，累得真要命。”
一九五三年的春天，社里接受了过去的教训，经过支部和社务委员会研究，采取了“按件包工”的办法。开始的时候，一般社员怕不能按照包工完成任务，爱偷懒的怕包工以后再没处钻空子，都反对。社务委员会把过去的几种办法做了总结，指出缺点，并且研究出从重点活先做试验，然后逐步推广。先从打坯包起，规定打坯一百个，记二分五厘工。供土的，每供一百个坯的土，记一分八厘工。规定之后，先在三队试验。结果，一个整劳动力一天能打七百个坯，挣十七分五厘工。用这个实例向社员作宣传，社员知道多劳多得，引起了对于包工的兴趣，都愿意实行包工了。以后，逐步地推广到各个农活，把每段农活，都定出需要用工的总数，分别地包给各生产队，队再分配给社员去完成。包工以后，劳动效率提高了。评为七分劳动力的王振德，过去借口腰痛，只拣轻活干。包工以后，在担水点种中，一天挣到十一分。社员积极起来，各段农活也都提前完成了任务。原计划在二十五天内完成全社二百七十亩棉花担水点种的任务，结果提前九天就完成了。
开始实行“按件包工”的时候，因为各个农活只规定了数量的要求，所以就产生贪多图快、不顾质量的偏向。例如有的社员在锄地的时候，为了多锄，光锄不搓，遍地圪垃。社务委员会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严格地规定了质量的要求。又因为包工的时候没有规定什么时候完成，社员认为早晚反正是自己的活，有的时候就先尽私事干，结果使社里的活误了季节。根据这种情况，又规定了完成每一任务的期限。这样就实行了定量、定质、定时的“三定包工”办法。各个农活都有了“三定”。但是，因为没有照顾技术活和一般活、重活和轻活之间工分高低应当有所不同，又产生了挑轻活避重活的现象。因此，又分别地修改了工分。“三定包工”实行中，规定了检查制度和奖惩制度。除了社员互相检査以外，组织了检査小组，逐块土地进行检查。对于完成包工任务好的队或者个人，进行表扬和奖励。对于不好的，进行批评，必要的时候责令返工，或者扣分。
三定包工实行一年以后，社务委员会感到，如果只实行包工，社员对于社的增产，还是不够关心的。因此，到了一九五四年，就实行了包工包产。在社内开始酝酿包工包产的时候，有的社员怕赔产，不愿包产。后来向社员讲明：包产是根据土地的肥瘦，社供给肥料的多少和用工的情况，订出了可以达到的产量标准。这种标准，一般是高于常年产量，低于增产计划的。产量的标准，是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的。这样，就打消了社员怕赔产不敢包产的顾虑。
决定实行包工包产以后，按照耕作的自然范围，把远地、近地、大片地、小片地、红土地、白土地作了适当的搭配划分耕作区，以耕作区的大小为基确，把全社的劳动力按照强弱、技术等条件作了调配。全社作出生产计划以后，按照各个生产队的耕作区的条件，把作物种类、产量要求、用工数目，统一地分配到队。并且把每种作物从耕耙到收割的使用工数，以及产量要求，都制订出表格，以便于社里统一计划和各队掌握。为了发挥社员对于包工包产的积极性，订出了包工章程。章程规定，将超过包产部分的百分之七十归本队劳动力分红，百分之二十作为公积金和公益金，百分之十作为全社劳动奖金。同时规定，如果因为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和社不能做好及时供应而减产的队，不负责赔偿。
社把农活包给各个生产队以后，社员在队里进行生产，未必每种活都适于个人包工。因此，同时利用了几种记工方法：易于规定工作定额按件计算报酬的活，就用按件记工的办法；不易于规定工作定额的活，就大致按照社规定的包工数进行“死分活评”；有些农活，在颇大的程度上受了自然条件的限制，谁去也是干这些活，例如放水浇地，一般劳动力都能做得大致相同，就用“死分死记”的办法，规定浇地一天七分工，谁去也是挣这些工分。
包工包产对于提高劳动效率起了极大的作用。例如在抗旱种棉的时候，第四耕作队种棉花七十六亩四分，包工是六百一十一点二个工，而实际上只用了三百七十二个工，提高了劳动效率百分之六十点八。同时，社员干活提高了质量。例如在棉花定苗的时候，妇女们都切实地做到符合宽垅密植的规格，保证了每亩三千五百棵，没有断垅缺苗的现象。社员们反映“去年包工为挣工分，增产不增咱不管，今年包工包了产，完不成计划可不行。”
实行了包工包产以后，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的是各队的本位主义。社里喂了八匹骡子和七头驴，哪个队都是争着用骡子，劣牲口没有人使。有的队不管牲口吃饱没有吃饱，为了抢用，拉着就使。为了多施肥料，有的队往地里担肥的时候，唯恐筐装得不满，有的队担多报少，因此各队常常争吵不休。有的队只顾本队活赶得快，不关心别队，影响了社的生产统一进行。例如在抗旱播种中，第二队提前三天完成了，劳动力间着去赶集，也不帮助别的队。社务委员会发现这些问题以后，初步地把好劣牲口做了调配，分配到各队喂养，并且由各队自行积肥。召开了全体社员会议，向大家讲明，一个队减产影响全社分红，同每个人都有关系，活干到头里的队，必须帮助拉后的队。规定各队劳动力，除去完成本队包工的农活，还必须受社的统一调动，以保证各队的农活计划按期完成。
此外，因为有的劳动力常年搞副业，农业和副业的劳动日是统一分红的。但是在包工包产以后，农活上有超产奖励的规定，副业没有。这样，参加副业劳动的社员有意见。参加农业劳动的社员则说：“减了产还要赔偿呢，副业上可没这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社务委员会把全社的副业劳动力，平均计算分配给各耕作队。到秋后，队里有超产，统一享受；如果有赔偿，同样负担。
一九五五年经过总结上年的经验教训，又作了以下补充和修改。
第一、重新调整搭配劳动力、耕畜、农具、耕作区和肥料分施办法；
劳动力：劳动力编队，以居住条件、便于领导和团结生产为原则，经过自报公议，评定工分，把劳动力调配得合理。个别人事不和睦的，加以调整。
牲畜：将社内原来临时支配的十三头公有牲口，根据耕地固定到各队，建立了喂养和使用的责任制。队和队之间借用的时候，要互相商议，并且要经过批准的手续。
农具：大、中农具已经是社内公有，按照大、小、新、旧分配到队，队内负责保管。社员种自留地使用农具有了损坏的时候，照价赔偿。
耕作区：一九五四年只是根据便于经营，按片划分，社员有意见。一九五五年根据地质的好坏、作物的种类、地区的远近，兼顾搭配，划成了四个耕作区。
肥料：肥料入社以质论价。按照地质、作物，规定各队应当施的肥料，或者按照规定的肥料折价。经过规定向社多领的时候，秋后应当多缴产量，如果是因为社里供应不足，则按比例降低产量的要求。这样，既可以防止抢肥，又可以鼓励各队自行积肥的积极性。
第二、修正包产的产量：以高于常年产量，低于计划指标为原则。例如棉花，一九五五年包产要求，高于一九五三年(增产年)百分之十八点九，低于计划百分之十左右。同时，把一九五四年的折款计算改变为原物计算，以防止只管技术作物，忽视一般作物的现象。一九五四年每种农活只死扳地规定一种标准工分，一九五五年根据自然条件、气候变化，做了较为细致的规定。例如种棉花，是耧播还是点种，锄苗是雨前还是雨后，规定了不同的工分。
第三、建立和健全各种制度：
(一)检査制度：一九五四年因为检查不严和不及时，曾经发生了耕作粗糙。一九五五年贯彻责任制，实行四级连环检査制度，以社长、队长、组长、社员轮回联合督促检査。
(二) 奖惩制度：奖惩原则是长工不补，短工不退，超产奖励，减产处罚。超产部分，以百分之八十奖给全队劳动力分配，百分之十奖给生产中的模范积极分子，百分之十作为社的公共积累。因为不可抗拒的灾害而减产的，不赔。无故减产，要赔百分之七十。
(三) 财物管理制度：凡分配各队的农具、物件，都要开具清单。到一定季节，照单检査。并且设保管员，专责保管。
东川口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四年的生产过程，日益巩固提高，生产逐年都有发展。
一九五二年，建社的第一年，总产量是二十七万七千一百六十四斤，超过一九五一年全村产量的百分之十一点九八。
一九五三年，建社的第二年，总产量是三十一万五千四百八十三斤，超过一九五二年产量的百分之十七点叫三。
一九五四年，建社的第三年，因为水涝减产，总产量是二十九万四千五百二十二斤。虽然较一九五三年减产三万多斤，但是比一九五二年仍然有增加，比建社前一年即一九五一年的产量，仍然增加百分之十八点九九。
一九五五年庄稼长得很好。若无特殊自然灾害，初步估计，可以收四十二万斤。
社员收入也是逐年增加的。建社前的一九五一年，全村每人平均收入八百七十六斤。建社以后，一九五二年每人平均收入一千零六十斤；一九五三年每人平均收入一千二百八十一斤；一九五四年因为灾荒，较一九五三年略有减少，每人平均收入为一千一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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