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②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的胜利意味着长期存在的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对立的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特征是，资本主义的城市剥削农民的农村，因此城市和农村的阶级利益是对立的。而在苏联，城市和农村都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着，工人和农民的根本阶级利益是一致的。”
不讲矛盾。
教科书讲到苏联的文化教育状况。
革命前的俄国，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六。我国在解放前，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这两个国家都搞成了革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盲很少，甚至没有文盲，一直到现在革命还搞不起来。这个事实的对比，证明了第二国际所说的，无产阶级如果还没有足够数量的现成的能够组织国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便不能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是完全错误的。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教科书说，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它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在苏联的统治地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各族人民的友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些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赖以发挥的经济基础。”
否定社会矛盾是动力。
这一段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
教科书说：“在过渡时期，对剥削阶级的镇压——这和限制、排挤以及进而消灭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是相联系的——曾在国家的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社会主义胜利之后，这个职能消失了。”
有问题。
教科书说：“国家保卫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法制，免受一切敌对分子的阴谋破坏，保障苏联公民的权利。”
我们现在有些军区，觉得没有事做，可是他们又不想把管民兵的这个重要任务担当起来。
教科书说，1936年苏联宪法“不仅在形式上把公民的权利固定下来，而且把重点转到从实际上来保证这些权利”。
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
有权利，还有义务。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的时候，在一部分人中间，会不会发生抵触现象，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们将来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转变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后，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这样，估计绝大多数人不会抵触。但是，原来的队干部，那个时候不能像原来那样当家作主了，他们的管理权力势必相对缩小，他们对这种转变会不会抵触呢？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例如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对他们很有利，在转到按需分配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舒服。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
苏联有个高薪阶层，在农村中还有富裕农民阶层。对这些人来说，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对他们是有利的，取消物质刺激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进行抵抗。
教科书讲到苏联各民族经济不平等的消灭。
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他们实行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办法。我们这里少数民族人口占百分之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有些人想援引苏联的办法，在中国成立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这是不对的。
一切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现在，区别民族界限，重视民族感情，对反对帝国主义有好处。现在提出消灭民族界限，是反动的，是有利于美国的世界主义的。但是，将来民族界限总有一天要消灭，各民族语言总有一天会融合成为统一语言。经济大发展了，文化大发展了，交通非常方便了，彼此往来非常密切了，就会感觉到各有各的语言很不便利，统一语言的需要就会愈来愈增长。
教科书说，“……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
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说得不妥当。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我国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再从集体经济变为全民经济，都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也不能不说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当然，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可能是主要的物资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去。
教科书说，苏共十八大将在经济方面即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工业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规定下来。
只讲工业产量不行，农业产量也要超过。
教科书说：“事实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这个工人阶级的革命世界观是正确的，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正确的。这加强了劳动群众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最后胜利的信心。”
这样分割开来的提法，不对。
教科书说：“过去苏联曾经是唯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它单独地抗击侵略性的帝国主义世界，国内资产阶级又在国际资本积极支持下拼命反抗，因此不得不采用极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目前，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获得胜利，在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条件下，就没有必要采用那样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了。”
这一段讲得不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看到那个时候俄国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断定无产阶级不能改变这种情况，无产阶级没有力量保持自己的政权；认为只要他们一反抗，无产阶级政权就会垮台。他们进行怠工破坏，一直到武装暴动。这就逼着俄国的无产阶级不得不采取激烈的办法来没收他们的财产。那时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双方都没有经验。
说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尖锐，这不合乎实际。中国革命可尖锐呢！我们连续打了二十二年的仗。我们用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接着没收了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占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资本，采取和平的方式，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利用他们的经济、文化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改造过程中，还经过了“三反”“五反”那样激烈的斗争。
教科书说，中国共产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
这里说，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这个说法不对。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就和孙中山建立了这种联盟。大革命失败以后，大资产阶级背叛了这个联盟。但是，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因素还存在，如宋庆龄、何香凝坚持同我们合作。九一八事变后，杨杏佛、史量才也转过来靠近我们了。抗战时，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又建立了抗日的联盟；三年解放战争，我们同他们是反蒋反美联盟。
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现在，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的雇员，对企业没有实际上的管理权。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拉住它，又整住它。中国民族资本家从来没有统一过，解放前有什么上海帮、广东帮、天津帮之类行会性的组织，解放以后我们帮助他们成立全国工商联合会，把他们统一起来，又对资本家区别不同情况，分而治之。这几年每年还给他们一亿二千万元定息，实行大规模的收买，收买整个阶级，收买他们整个阶级的几百万人，包括家属在内。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有机会他们还是要猖狂进攻的。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进攻被我们打退了，一九五九年又通过他们在党内的代表向我们进行了一次进攻。
据邓力群同志编辑整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以国史研究学习资料清样本名义于一九九八年出版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一书的主要部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收录，基本保留了毛主席读该书时批注和谈话的风貌。
邓力群同志是这篇文献的原始记录者，先后六次对它做了系统整理；最后一次于一九九五年夏季在北戴河整理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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