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1847年12月在布鲁塞尔为德意志工人协会作的几次讲演,从1849年4月4日起它以社论的形式陆续发表在马克思任主编的《新莱茵报》上。这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在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蒲鲁东的论战过程中所阐述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尤其是劳动价值理论)第一次获得了正面的、系统的完整的表达。该书是马克思40年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系统总结,也是这一时期最成熟的一部经济学著作。继《哲学的贫困》之后,马克思再次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根据政治经济学中科学的内在的方法(劳动价值论),首次全面地对人类社会的一个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进行“微观”分析,深入地解剖了这一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关系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济经关系,因而大大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生产关系这一范畴越来越获得了丰富的和具体的实在内容。这样,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就通过对狭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研究,逐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它再也不是几条抽象干枯的骨骼系统了,而是开始逐渐发展为具有自己的肌肉系统和血管系统的丰满机体了。
一、价值理论的系统阐述
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历来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研究方法,一种是科学的内在的方法,另一种是庸俗的外在的方法。斯密开拓了这二重研究方法的先河,他一方面探索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可以说是深入研究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另一方面又只是把现实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研究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安然并在,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由此导致了斯密经济理论中正确的同错误的、科学的同庸俗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古典学派的集大成者李嘉图从左边批判斯密,清除了他的学说中的庸俗方法和错误见解,更为彻底地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的基础和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迫使经济科学抛弃原来的陈规旧套,要科学讲清楚:它所阐明和提出的一切经济范畴同这个基础和出发点适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李嘉图在科学上的巨大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庸俗经济学派则从右边批判斯密,剔除了科学的内在方法,掷掉了劳动价值这个基础,发展并系统化了斯密学说中错误和庸俗的成分。它的出发点是这个三位一体的公式:“土地一地租,资本一利息,劳动一工资,因而只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式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地辩护。”
19世纪40年代前期,马克思还没有发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这种内在方法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他从人本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出发,完全否定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在批判古典学派的阶级局限性的同时,也将这一学派的优秀理论成果一起抛弃。40年代中期,马克思发现了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对古典经济学批判的虚弱,他在创立新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肯定了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并对这一学派做出了积极肯定的评价。40年代后期,马克思开始批判地改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经济理论,同时着手创立自己的经济理论。在《哲学的贫困》中,虽然马克思赞同李嘉图价值理论的若干论点(对价值量的理解以及货币数量说),但是他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富有独创性地表述了他对价值质的理解上的新论点(把价值理解为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并把它和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对立起来。而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尽管马克思还没有对价值的质作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如什么劳动决定价值,价值形式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价值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转化为生产价格),因而在科学认识水平上还没有超出《哲学的贫困》,但是,马克思这本书中从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的内在方法出发,全面地、详细地研究了价值的量的规定。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的商品由私人“交换的一定比率就是它们的交换价值,如果这种比率是用货币来表示的,就是它们的价格”。商品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是由“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竞争即供求关系决定的”。马克思详细分析了决定商品价格的竞争的三个方面:1、卖主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降低了他们所供应的商品的价格;2、买主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提高了商品的价格;3、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的结果要依上述竞争双方的对比关系即哪一阵营内部竞争激烈些来决定,正是这三方面竞争的结果使商品的价格确定下来。
既然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那么供求关系又由什么决定呢?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作了阐明。这里他直接得出结论说:“不仅供给,连需求也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因为供求的波动每次都把商品的价格引导到生产费用的水平,虽然商品的实际价格始终不是高于就是低于生产费用,但是上涨和下降是相互抵销的。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如果把工业中的资本流入和流出总合起来,就可看出各种商品是依其生产费用而互相交换的,所以,他们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实质上等于说价格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因为生产费用可以还原为劳动时间(包括死劳动和活劳动两部分)。所以构成生产费用的是:“(1)原料和劳动工具损耗部分,即产业产品,它们的生产耗费了一定数量的工作日,因而也就是代表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间;(2)直接劳动,它也是以时间计量的。”
马克思同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生产费用决定商品的价值,但在这一点的理解上他们却存在本质区别。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生产费用是一个规律。他们把价格的上涨被价格的下降所抵销,而下降则被上涨所抵销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变动看做偶然现象。这就使得他们对由竞争引起的价格波动对价值规律的作用估计不足。相反,另一些庸俗浅薄的经济学家把价格的波动看做规律,把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这一点看做偶然现象。
马克思和上述经济学家相反,他认为生产费用决定价格的规律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竞争中价格上下波动的无数偶然性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规律不能通过别的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价格的波动不是价值规律遭到破坏,而是它发生作用的必然表现形式。马克思指出:“这种波动起着极可怕的破坏作用,并像地震一样震撼着资产阶阶级社会的基础。这种无秩序状态的总运动就是它的秩序。在这种产业无政府状态的进程中,在这种循环运转中,竞争可以说是拿一个极端去抵销另一极端。”
同古典经济学家另一区别是,马克思在强调商品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时,指的是社会必要的生产费用。他指出,生产费用决定价格“不是就个别产业的产品来说的,而只是就整个产业部门来说的。所以,这同样也不是就个别产业家来说的,而只是就整个产业家阶级来说的。”古典经济学派从来没有“社会必要劳动”的概念;而蒲鲁东的价值论是单个劳动先天构成价值。由于马克思把价值看做是一种社会关系,所以,他“在这里考察的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不是社会经济的零星部分,而是社会经济的全部。”这里表明马克思正在逐步接近50年代末期提出的区分商品的社会价值和个别价值的思想。
二、系统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经济结构(直接生产过程)
严格说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经济学的解剖是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但这种解剖分析不是建立在经济学内在的分析方法基础上,即不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的,而是在人本学意义上进行的。通过对国民经济学提出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经济运动规律的批判研究,马克思在《手稿》中得出经济学结论是:“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只是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可怕的恢复;最后,资本家和靠地租生活的人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灭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由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经济的批判考察,不是以劳动价值为出发点的,而是以人为出发点的,这就使马克思无法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解剖它的生理机制,只得对这一生产关系的表面现象作哲学人本学的批判,因而就大大降低了经济学分析的意义。
1847年初在同蒲鲁东的论战中,马克思立足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初次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虽然他还没有创立剩余价值理论,还没有制定出“劳动力商品”概念以及确定资本自身内部的区别(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但已经开始解决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马克思已经明确区分了“劳动价值”和“劳动的价值产品”这两个不同的量,他认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要大于工人从资本家手中得到的价值,而这个剩余额就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利润。可见,马克思同古典经济学家一样,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利润(“剩余价值”)是哪里产生以及怎样产生的。
同《哲学的贫困》一样,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还没有区分劳动与劳动力,这表明他在对工资的质的理解上还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束缚,还把工资看做劳动的价格:“工资只是劳动价格的特殊名称,是只能存在于人的血肉中的这种特殊商品的特种名称。”但是马克思又和古典经济学家不同,他从历史主义观点出发,认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一种历史现象,工资表现的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关系。“劳动并不向来就是商品。劳动并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即自由劳动。”在历史上,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力)就不都是商品;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为了生活就不得不将自己的“生命活动”卖给资本家阶级,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因此,作为劳动(力)价格的转化形式的、反映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生产关系的工资就不是永恒的。马克思说:“工资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偶然形式,而整个资产阶级都是生产的暂时历史形式。生产的一切关系(资本、工资、地租等)都是暂时的,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要被消灭的。”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对工资的质的理解上已经部分地超越了古典经济学。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较为详细地研究了工资的各种量的运动规律。这种研究中,可以看出他深受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他认为,劳动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即为创造劳动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而“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由此决定的工资就叫做“最低工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劳动(力)的平均价格或正常价格就是最低限度的工资,这种提法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对工资的解释。但是马克思在50年代末期认为,在工资的决定上除了这种纯生理的因素外,还有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
虽然马克思还没有把工资看做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但他看到了工资只是工人劳动成果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因而他认识到两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马克思还进一步从工资的量的变动中揭示这种对立。他明确而科学地区分了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名义工资是劳动的货币价格,实际工资是“用工资实际交换所得的商品量”。这样,两者往往是“不一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恶性通货膨胀中,名义工资甚至提高,而实际工资却下降了。因此,我们谈到工资的增加和降低时,“不应当仅仅注意到劳动的货币价格,仅仅注意到名义工资”,还必须注意到实际工资的水平。
事实上,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都不能准确地反映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不能表现出工资量的关系的全部,还必须考察相对工资,马克思注意到这一点。他说:“无论名义工资,即工人把自己卖给资本家所得到的货币量,无论实际工资,即工人用这些货币所能买到的商品量,都不能把工资所包含的各种对比关系完全表示出来。”这就需要由相对工资的考察来弥补。相对工资(比较工资)就是和资本家的赢利即利润相比较的工资,它和实际工资是不同的:“实际工资所表示的是同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较的劳动价格,反之,相对工资所表示的则是同积累起来的劳动价格相比的直接劳动价格,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值,是资本家和工人的相互价值。”
马克思在这里实质上提出了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的原理,实际工资仍然未变,甚至可能提高,但是相对工资下降了。这表明资本主义的剥削扩大,工人阶级经济地位的恶化和阶级对立的加深。“资本的价值比劳动的价值提高了。社会财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更不平衡了。资本家用同样多的资本支配着更多的劳动。资本家阶级支配工人阶级的权力增加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更坏了,比起资本家的地位又降了一级。”
通过从不同的角度对工资的各种量的关系(名义工资、实际工资和相对工资)分析中揭示出劳动和资本在经济利益上的根本对立,马克思得出这样的结论:“工资和利润是互成反比的。资本的交换价值和利润愈增加,则劳动的交换价值即按日工资就愈降低;反之亦然。利润增加多少,工资就降低多少;而利润降低多少,则工资就增加多少。”工资的这种运动水平和工资的数量变动趋势充分表现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日趋尖锐对立的经济利益关系。
雇佣劳动和资本是两个密切关联的对立面,马克思又细致地阐述了他对资本的看法。马克思对资本所下的定义完全是成熟的、经典的:“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就不是资本了,就象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沙糖并不是沙糖的价格一样。””所以,资本虽然到处要以物的形态出现,但它本身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伴随物。马克思写道:“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到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这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我们看到,这里马克思已完全达到了《资本论》中对资本的认识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社会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品以特有的社会性质。”
既然资本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历史地形成的生产关系,因而商品和资本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虽然任何资本都是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然而远不是任何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资本。”由于资本的实质在于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因此资本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前提即“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
马克思对生产资本的内部构成进行了分析,将它分解成三个部分:(1)供加工用的原料;(2)机器和煤这种为开动机器所需要的材料、建筑物等等;(3)用于工人生活费的那部分资本。很明显,马克思还没有确定“资本自身内部的区别”,即没有将生产资本根据它们在价值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而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发现劳动二重性,这是他在50年代末期完成的。
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和建立完备的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区分劳动与劳动力,二是区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任何一部经济学著作中都未曾做到这一点,包括《雇佣劳动与资本》。但这没有阻碍马克思深入地探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生理机制,从而发现剩余价值的来源。他已经明确认识到工资只是工人劳动成果的一部分;利润并不是来源于资本构成的前两个部分(即以原料和劳动工具形态出现的资本),而是用于购买工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带来的。他写道:“工人拿自己的劳动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归他所有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恩格斯后来曾指出,马克思在40年代末期“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
三、系统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经济结构(再生产过程)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马克思第一次从再生产过程的角度研究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经济结构,分析了在生产资本增长的情况下,资本的三个构成部分发生怎样的变动以及由此会给工人阶级造成的影响。马克思认为,“用于工资的那部分生产资本,不会与花费在机器和原料上的那部分同等地增长。不仅如此,随着生产资本,即资本本身力量的增加,投入原料和机器的资本和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之间的不均衡现象会同等地增长起来,这也意味着用于工资的那部分生产资本,同用于机器和原料的那部分资本比较起来,则愈来愈少。”这里马克思实质上提出了这样一个规律:随着资本主义积累的发展,资本的有机构成必然会不断提高,它必将会对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发生深刻影响。
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把其他资本家逐出战场,并占有他人的资本,就必须增大自己的资本,“尽快增加劳动生产力”。而增加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运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内部实行分工的工人大军愈庞大,应用机器规模,的扩大,生产费用相对地就愈迅速地缩减,劳动就更有效率。这样,资本家之间就发生了各方面的竞争,他们竭力设法扩大分工,并尽可能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竞相追逐剩余价值的结果必然是:“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总在不断变更,不断革命化:分工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生产。”这是一个规律,它一次又一次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甩出原先的轨道,并追使资本加强劳动的生产力。
生产资本的增殖以及伴随而来的机器和分工的规模的扩大对工人阶级产生的后果怎样呢?进一步的分工加剧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它使工人的工资降低和劳动强度加重;而工人在工资减少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原来的工资,就得拼命地工作;而这又加剧了工人间的竞争,使雇主压低工人工资。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恶性循环:“劳动愈是不能给人以乐趣,愈是令人生厌,竞争也就愈激烈,工资也就愈减少。工人想维持自己的工资总额,就得多劳动,多工作几小时或者在一小时造出更多的产品。这样一来,工人为贫困所追,就愈加重分工的极危险的后果。结果就是:他工作得愈多,他所得的工资就愈少。”其次,分工愈细,劳动就愈简单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就失去任何价值。
机器的采用也对工人产生极大的影响。机器把一批批工人排挤出去了。这由于机器简化了劳动,“用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
生产资本的增殖还造成了如下结果:工人阶级还从较高的社会阶层中得到补充,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有大批小产业家和小食利者,他们除了赶快跟工人一起伸手乞求毫无别的办法。这又给在业工人造成压力,加剧整个无产阶级生活的恶化。
总之,生产资本的增长造成这样的两极分化。一方面,生产资本愈增加,分工和机器采用的范围就扩大;而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愈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愈激烈,他们的工资就愈减少。在资本毫义的这一发展过程中,“工资双重地下降:第一,相对地,对一般财富的发展来说。第二,绝对地,因为工人所换得的商品是愈来愈少”。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更迅速无比地增长着,工人和资本家在财富分配上的鸿沟扩大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对立加深了,无产阶级进一步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了。因此,一切改良主义的“改善生活状况的各种建议”,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储蓄银行制度”、慈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全面的生产教育”、蒲鲁东学派的“劳动货币”到节制生育这个“十分愚蠢、卑鄙和虚伪”的马尔萨斯学说,都只能麻痹无产阶级意识,使工人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真正地位以及解放自己的正确道路。
结语: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关系(雇佣劳动同资本之间的关系)就这样通过严格的经济学分析、通过各种不同的经济范畴从不同的角度、通过各种量的关系清楚地加以揭示出来了。异化劳动理论由于它固有的思辨性和空洞性,注定不能揭示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由此可以明确看出《《雇佣劳动与资本》同《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质的区别:虽然它们都是探索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同的经济关系,但前者是具体的,后者是抽象的,前者是实证的,后者是思辨的;前者是通过各种量的关系表示出来,后者大半是玄思空泛的谴责;前者是科学的经济学的,后者是人本学的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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