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恩斯特·布洛赫运用文本研究方法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进行了细致解读。布洛赫不认可通常以数字顺序组合的传统见解，独辟蹊径地按照“主题—内容”原则将11条提纲编成四组，即认识论组、人类—历史学组、理论—实践组和作为口号的第11条提纲，形成了互相补充、融会贯通的整体。布洛赫认为马克思正是以作为阿基米德点的第4条提纲为杠杆，彻底颠覆了旧世界、创造了新世界。
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在其代表性著作《希望的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3卷本第1卷第19章“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11条提纲（Weltveränderung oder die Elf Thesen von Marxüber Feuerbach）”中，运用文本研究方法，针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的11条提纲逐条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布洛赫认为，假如按照原有的顺序组合起来，将会产生如下结果：第1、2、3条提纲将被组合在“思维中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之中”；第4、5条提纲将被组合在“矛盾之中对现实的理解”；第6、7、8、9条提纲将被组合在“处在矛盾之中现实本身”；第10、11条提纲将被组合在“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布洛赫认识到，依据数字编排所导致的后果就是使提纲拘泥于形式。他不认可文本中以数字顺序组合的传统见解，认为应根据其哲学意义而不是数字模式来组合提纲，即应该按照主题和内容重新编排11条提纲。这将有助于我们清晰地从马克思简短而深邃的语句中看到其所蕴含的各种创造性观点之间的关系。因此，布洛赫按照“主题—内容”原则将11条提纲重新编为四个组合：第一，将第5、1、3条提纲组合在“与直观和活动有关的认识论组”；第二，将第4、6、7、9、10条提纲组合在“涉及自我异化、真正根源和真正唯物主义的人类—历史学组”；第三，将第2、8条提纲组合在“涉及证明和证实的总结或理论—实践组”；第四，将第11条提纲即最重要的口号作为最后一组。前三组即认识论组、人类—历史学组和理论—实践组，最后皆归于最核心的第11条提纲。按照布洛赫的观点，认识论组应从第5条提纲开始，人类—历史学组应从第4条提纲开始，因为第5条和第4条提纲分别代表了费尔巴哈的两条基本原则。第5条提纲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抽象思想的批判，第4条提纲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的自我异化的批判。总之，布洛赫认为，只有按照以上“主题—内容”的原则重新进行组合，才能凸显11条提纲之间形成的互相补充、融会贯通的整体关系。
一、认识论组——直观和活动：第5、1、3条提纲
所有唯物主义的认识都从直观出发。因此，布洛赫认为《提纲》的认识论组应从第5条提纲开始，而不是大家普遍认为的第1条提纲。因为第5条提纲强调：“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布洛赫写道：“费尔巴哈不满意于仅仅有头脑的存在，他想把脚踏在这块他正在观察的大地上。接下来的第1条提纲清楚地指出，凭借感性直观，费尔巴哈的双脚仍然无法行走，也不能通行。”第1条提纲责备以前所有的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同时提到，“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布洛赫对此的理解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之前的所有唯物主义都没有活动性的直观。劳动活动受到鄙视，劳动在哲学上层建筑中未能表现出来。而荒谬的是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中比现代唯物主义更能反映劳动的过程，现代唯物主义从未超越古代的先驱德谟克利特。在唯物主义理论中，包括费尔巴哈的理论，都无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近代的唯物主义者中，只有霍布斯具有理性“生产”的思想，但他却不能真正丢弃马克思所严厉批评的“客体形式”，没能超越纯粹静思的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在唯心主义内部，“生产”从几何学的构造转变为历史生成的真正模式。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从历史唯心主义的角度认识到劳动的概念所蕴含的力量。布洛赫认识到，对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再也没有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他所做的评论更深刻的了。马克思把《精神现象学》的真正成就解读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一论述清晰地点明了直至费尔巴哈也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纯粹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缺陷——早期的唯物主义缺乏永恒的主客体关系。
因此布洛赫认为，认识论组中最后这第3条提纲尤为重要，既与费尔巴哈的思想正好相反，又与所有庸俗唯物主义者们的思想相对立。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环境是不能为人所加工的。马克思在谈到“物质”时说，对于非常肤浅的观察者而言，现象是给定的，深入观察后我们知道环境中的任何对象都绝不是纯粹的质料，实际上是前人劳动过程的最终结果。即使那些事实上没有被人工加工过的原材料，比如从森林中采伐回来的树木、开采出的矿藏，也借助于劳动而变成截然不同的物品。面对唯物主义的命题“存在先于意识”（das Prius des Seins vor dem Bewußtsein），即外在世界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物质基础先于精神而存在。费尔巴哈却将真理加以固化，通过忽略人的活动而对真理机械地加以夸大。布洛赫洞察到：“在我们的生存环境中，存在对意识的独立性绝不等同于存在相对于人的劳动的独立性。”经过劳动的中介作用，意识的客观性不但没有被消除，而且得到了最终的实现。虽然唯物主义到处都在强调“存在决定意识”，但决定历史的存在，特别是经济的存在，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其实包含着非常多的客观意识。鉴于此，马克思在第3条提纲中以远远不同于庸俗唯物主义的方式讲述了经济存在的优先性。第3条提纲通过把意识放在由意识本身帮助建构起来的外在世界的“环境”中给人的意识一个真实的位置。机械的环境决定论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针对这一点，第3条提纲超越了迄今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指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也就是说，环境创造人，同样人也创造环境。人及其活动始终是历史的物质基础的特定组成部分，实际上是历史的根基，因此人及其活动代表着历史的可改造性。在马克思看来，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它就能成为一种物质力量。很明显，对环境的技术—政治的变革就是这样一种力量。而费尔巴哈没有革命的使命感，他站在高处俯视实践，把实践仅仅看作卑鄙的生意。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提到“实践直观是不洁的、被利己主义玷污的直观”。正是针对这句话，马克思在第1条提纲中指出，费尔巴哈“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正如布洛赫所言，费尔巴哈所说的科学其实是尊贵的“骑在马背上的科学”，它高高在上，远离尘世。费尔巴哈所说的知识是一种贵族气的知识，他事先宣称了实践的污秽，使自己远离正确的东西，远离正义。作为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强调，存在本身中生产活动的主观因素，它就像客观因素一样是客观存在的。这会产生非常重要的结果，也使提纲的这部分内容极具价值。存在绝不是给定的，如果不把人的劳动因素考虑进去，我们就绝不可能理解人类历史，也不能与活动着的、直观的、最好的形式相结合，即第1条提纲在结尾时所提到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因此，所有劳动着的人都处于主客体关系的“环境”之中，是马克思物质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世界之中的主体也是世界。
二、人类—历史学组——自我异化和真正的唯物主义：第4、6、7、9、10条提纲
在我们认识的范围内，人总是从异化开始的。布洛赫洞察到，第4条提纲宣布了人的自我异化这一主题，即费尔巴哈从宗教方面揭示了自我异化，因而人类—历史学组要从第4条提纲开始。费尔巴哈的主要工作在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第6条提纲更加清楚地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费尔巴哈通过宗教人类学的批判以及对造成异化根源的考察，把“天国”还给了人类。马克思敏锐地看到，费尔巴哈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于是，马克思比费尔巴哈更为彻底，他拒绝停留在把人理解为抽象的类，也拒绝把人理解为未被具体化到阶级和历史中的人。在第6条提纲中，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在这里不仅直接针对费尔巴哈对人类本身的非历史性思考，也针对纯粹人类学以一种生物学的方式把诸多人绑在一起的一般性考察。布洛赫注意到，《神圣家族》序言中“真正的人道主义”用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被抛弃了，同时被抛弃的还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各种残余。因为马克思已达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诞生。所以，第10条提纲宣称：“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按照布洛赫的观点，人道并不存在于每个社会之中，也不是现有社会的普遍性存在。与其他社会形式相比，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实现人道主义。社会主义越科学，对于人的关注就越具体，扬弃自我异化的真正目标才能实现，而不是听从费尔巴哈把人理解为抽象的类。因而，在第9条提纲中，马克思主要针对费尔巴哈的人类学而展开。“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布洛赫认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宗教自我异化的人类学进行批判，对费尔巴哈本人和人类学拜物教进行非神秘化处理。然后，马克思超越了纯粹的个体，以现实的人和人性为基础”。这样，马克思接下来的主要工作就是去发现世俗基础这个更加可能被实现的方面。第4条提纲则具体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要对宗教进行彻底的批判，就要对“天国”关系的基础——世俗关系进行批判，对其贫困、矛盾进行批判，以及对矛盾的虚假想象的解决方式进行批判。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做出了这样激动人心的论述：“对宗教的批判……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只有经过不断的批判，再加上它所包含的实践的革命环节，我们才能够达到这一条件。在此条件下，“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要达到最后的目的，我们首先要将神圣家族的秘密揭示为世俗家族。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因此，要彻底地对宗教的自我异化进行真正分析，就必须越过与国家紧密联系的意识形态分析进入到政治经济学，只有在政治经济学那里，我们才能最终达到真正的“人类学”，将其作为社会科学“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见解。由于马克思在第7条提纲中所指出的“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因此，我们不可以像费尔巴哈那样，忘记超越产品之上的生产行为这一事实。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澄清了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旧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根本不同：“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可见，就自然基础而言，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尊重道德甚至宗教哲学方面，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遗漏了社会、历史以及辩证法，由此导致了人生活的缺失，致使这位哲学家不可避免地在自身哲学的尽头走向了唯心主义。也就是说，费尔巴哈的宗教仅仅是从人类学推导出来的，并没有对宗教内容进行批判，本质上还是转移到了来世，从而削弱了人及其存在。费尔巴哈在道德甚至宗教哲学方面的唯心主义不可避免地归于空洞无物，他几乎保留了圣父的所有性质，只是删去了关于圣父的概念，而把它们当作美德本身。通常的上帝意味着仁慈、爱、全能、创造神迹和聆听祈祷，费尔巴哈保留了仁慈、爱、全能、创造神迹和聆听祈祷，因此神学的整套装置都被费尔巴哈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所不同的是仅仅把神学从“天国”迁入带有物化“自然基础”之美德的某种抽象对象之中。布洛赫认为，马克思关于宗教的观点不是费尔巴哈的“向前的唯心主义”，而是“向前的唯物主义”，即在宗教哲学方面持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将对世界进行真实的、总体性的解释，并且将依靠人自己确定世界的变化。于是，这个世界将变成人人称心如意的世界，这世界既不是指神话的天堂，也不是任何主人或上帝的世界。
三、理论—实践组——证明和证实：第2、8条提纲
布洛赫认为，对于马克思来说，思想绝不仅仅指向纯粹的一般和抽象，而恰恰相反，马克思阐明了所有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从理论上讲，只有数学可以实现内在于理论的完全证明，但实际上数学并未超出纯粹的“一致性”和逻辑的必然“正确性”。况且，逻辑上的正确性还不是真理，即还不是对现实的真正反映。也就是说，真理是一种理论—实践关系。第2条提纲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布洛赫就此进行了评价：“强调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第2条提纲完全具有创新性。”迄今为止的哲学似乎都是非现实性的，显示出“经院哲学”的面貌。不仅古代和中世纪的认识论都未反映现实的人的活动，而且作为资产阶级的抽象活动也没有与真实的客体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轻视劳动的古代和中世纪以及资产阶级工作伦理的时代，技术和政治的实践充其量被认为是理论的“应用”，没有把实践理解为旨在改变世界的钥匙。也就是说，马克思之前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关于理论和实践的概念、理论和实践活动相统一的理论是完全不同的。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通过彼此交替地往复运动，理论和实践是要相统一的。正如实践是理论的前提一样，新理论的产生需要新的实践发展。思想从来没有被如此高地评价，因为行动被思想照亮，行动也从来没有被如此高地评价，因为它成为真理的完成。与此同时，由于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改变世界，思想本身也充满了愿意帮助他人的温情，以及对受害者的爱和对剥削者的恨。正是这些情感引发了党派关系，没有党派的立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知识和好的社会行动。对费尔巴哈而言，代替实践的是自己模棱两可的“感觉”。他把爱还原为我与你之间一般情感关系的爱，他只是用理性并在理性中确证了每一个人——真实的人在他心中所确证的位置。费尔巴哈没有排除不公正迫害，同时放松了阶级斗争。这也是资本主义慈善家们普遍欢迎这种“社会主义”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们甚至会宣讲爱的王国与坏的现实和恨相对立。但经验表明，这种爱从来没有生效过，它无法改变社会条件或建立自己的王国。这也就清楚地表明，这种爱无法克服仇恨，也无法给予社会改革必要的积极动力。这种“诗意的爱”，在叛徒和伪社会主义者中流传得更广，他们对人民虚伪的爱只是反对、仇恨共产主义斗争的武器。“诗意的爱”伴随着一种神秘主义。实际上，在费尔巴哈那里这种神秘主义也存在。所以，马克思在第8条提纲中谈到：“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布洛赫指出，我们要区分两种形式的神秘主义：一方面是那些尚未解决的、尚未解释的矛盾仍然代表着现实中尚未探索的东西；另一方面是那些被称为真正的神秘主义的东西，它们本身的愿望就是对黑暗的偶像崇拜。甚至那些还不能认识的事物也能导向神秘主义。正因如此，理性的实践是人唯一的解决方式，合理的解决方案只有人类的实践。对人类的爱只要明确地指向被剥削者们，只要实践能够获得真正的知识，毫无疑问这将是社会不可或缺的推动力。尽管费尔巴哈宣扬利他主义，并以普遍的爱为目的，但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华而不实。因为爱如果没有两极，就不会有真正的爱。没有革命的阶级立场，就不会有代替费尔巴哈的“向前的实践”。因此，在布洛赫看来，费尔巴哈的伦理学缺失了哲学和未来，马克思为了实践的愿望，使哲学和未来一并发生了作用。
四、口号及意义：第11条提纲
著名的第11条提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与马克思之前的哲学是不同的。布洛赫首先谈到，我们不能以美国的实用主义，基于“有用即真理”的方式错误地理解第11条提纲。对于马克思来说，一个观念并不是因为它是有用的才是真的，而是因为它是真的才有用。列宁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并继续说：“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布洛赫认为，马克思真正的实践需要社会主义理论家从经济和哲学角度研究进步理论，否则，“当理性的破坏沉入野蛮的非理性中时，理性陷入愚蠢之中。最终虽没有导致流血却毁了马克思主义。平庸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反革命，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实现人类最进步的思想，而不是美国化”。
那么，第11条提纲中的实际用词是什么呢？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是明显对立的吗？布洛赫认为，实际上并非如此的对立。在第11条提纲的原文“Die 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nur verschieden interpretiert,es kommt drauf an,sie zu verändert”中，甚至没有“但是”（aber），也没有“要么……要么……”（Entweder-Oder）。既不用“但是”强调后者“改变世界”，也不用“要么……要么……”二选其一，即只选择后者“改变世界”。马克思并没有排斥对解释世界的认同，只是强调我们还需要一种改变世界的新的、积极的哲学。在《提纲》之前，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已明确指出，如果不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如果不消灭哲学就不能够实现哲学。前一句重音强调实现，是讲给“实践派”听的。德国“实践派”的狭隘表现在于：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现实的范围内，或认为哲学甚至是低于德国实践或为实践服务的理论。第二句的重音放在了消灭上，是讲给“理论派”听的。理论派的根本缺陷在于：认为不消灭哲学本身，就可以使哲学变成现实。因此，马克思给当时的这两派提供了修正行为的药方：他为当时的“实践派”开出了更大程度的实现哲学，而为当时的“理论派”开出了更大程度的消灭哲学。但布洛赫认为，马克思对哲学的“否定”，这里指的是“迄今为止的哲学”，而不是指所有可能的和未来的哲学。“否定”是对自给自足、沉思冥想的哲学，对过去解释世界哲学的否定，不是否定世界的革命性变革。即使在“迄今为止的哲学”内部，沉思的哲学也存在着许多“对现实世界的研究”，以至于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之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创新无疑存在于对哲学基础的激进变革中，存在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中。在第11条提纲第二句的表述中，因为有前所未有的新东西，知识的胜利涉及对世界的改变，所以哲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哲学。布洛赫认为，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在世界改变之前和变化之中成为理论和实践的真正哲学先驱，就不能在真正意义上改变世界。“真正的哲学应该被认为是：面向现实的前瞻性。”（auf die zukun fttragenden Eigenschaften der Wirklichkeit)虽然匈奴的入侵、凯撒的疯狂、无政府主义等等都导致了改变，但这不是真实意义上的改变。即使是在自由领域，坚实的变革也只能建立在扎实的知识和对必然性的日益精确把握的基础上才能达到。从那时起，许多哲学家改变了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布洛赫认为，哲学变革是对总体关系的不断把握，是所有科学中关于总体的知识和良知。该总体本身并不作为事实而存在，而是在巨大的生成关系中与尚未生成的事物打交道，这种知识是正在发展着的总体性的渐进意识。哲学的变革就是依据下述诸尺度：分析的情况、辩证的趋势、客观的规律和现实的可能性。这就是哲学变革最终会在未来的视域中最终发生的原因，这种变革发生在沉思和解释完全无能为力的未来视域中，但可能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可以认识的未来视域之中。从这一观点出发，马克思关于哲学的实现或消灭，强调两方面的辩证统一，这种统一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结尾中得到了精确的表述：“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无产阶级的消灭不是被当作阶级消灭，而是作为人类自我异化的最显著的症状，这种消灭就无疑是一项漫长的行动。因此，彻底消灭无产阶级与共产主义的最后行动是一致的。
五、阿基米德点：知识不仅与过去有关，而且本质上与未来有关
布洛赫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人的精神第一次变得如此强大，终于认识和理解了自身的潜力。人的精神已成为一首真正的政治旋律，最终将使自己挣脱过去、挣脱单纯的直观，并拒绝把精神看作是虚无缥缈的，而是看作是一种物质力量。布洛赫认为《提纲》的阿基米德点是第4条，即“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马克思以此为杠杆彻底颠覆了旧世界、创造了新世界。在布洛赫看来，以阿基米德点为杠杆支点彻底颠覆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在任何哲学中都从未发生过，在马克思这里也未能得到充分反映。《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所以，在共产主义社会，现在连同所包含的视域，即关于未来的视域起着支配作用。未来的视域为现在提供特定的空间，即一个新的、可实践的、更好的现在空间和范围。因此，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开端，即朝向好的方面的变革，最终在未来的视域中打开，同时伴随着新科学和通向革命道路的力量。
布洛赫基于其希望哲学的认识框架谈到，到目前为止，所有知识基本上都与过去有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被观察到。这种旧传统的无力又由于对商品的思考而被强化。因为所有人和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被转变到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之中，不仅使它们处于异化的状态之中，而且还导致了这样的认识，即商品本身的思想模式实际上是关于给定性和事实性的唯一的思想模式。由于这个“事实性”，人们特别容易忘记那些还未成为事实但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一切。这就像人们看到被物化的产品而忘记生产者一样，人也可能因为看到表面上固定的、已完成的区域而忘掉人类前方开放的未来。这就导致知识被等同于看见的东西，知识的对象成为已全部形成了的东西。这是柏拉图回忆的领域，在《美诺篇》的对话中苏格拉底提到灵魂原初的洞见时说：“因为探索和学习，作为一个整体，就是回忆。”这种古老的直观理论力量如此之强大，尽管关于知识的概念也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变化，但它使得马克思之前的哲学不仅处于一种沉思的氛围之中，而且被固定在与过去之间的关系中。即使如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是什么”（Was-war-Sein），语言上用的也是过去式，本质上也是对过去的、最终确定性意义上的形象表达。甚至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也完全屈服于它已完成的历史，认为本质是已形成了的现实，本质与自身的现象是同一的。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身上也注意到了同样的局限：“费尔巴哈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部推论无非是要证明：人们是互相需要的，而且过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他希望确立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也就是说，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他只是希望确立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因此，回忆只是在这样的一个点上寻求它认识的力量，在这个点上几乎没有为现在留下任何空间。这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客体处于离我们越久远的年代中，客体与宁静沉思之间的隔离就越充分。如人们认为十字军东征比两次世界大战更“科学”，而离我们更久远的古埃及比中世纪能够提供给我们更多的知识。的确，处于更久远的过去，物质具备了坚如磐石的已完成性，物质在这里通常也被称为死物质。但马克思主义不同，它的力量深深扎根于现实中。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变化的新事物，也总是处于事件发生的最前沿，处于我们正在做出决定的现实性中，并从掌握未来的趋势方面证明自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过去不能被分割为考古学意义上的一个又一个时代，因为历史，主要是共产主义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会把最为久远的时代送进博物馆，更不会使更近的资本主义时期成为一种远离历史科学的暂时被禁止的领域。按照布洛赫的观点，马克思之前的历史观一直由阶级壁垒所设置和固定，马克思以前的知识仅仅关注过去的事实，其根源在于柏拉图的“回忆说”。但是，面对现实问题，一味关注过去事实的知识并不能找出客观而恰当的解答。因为这种知识一方面执着于封闭的、静观的东西；另一方面指向过去的事实，不仅无视现在的问题，更无视未来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现实和其中所包含的客观现实可能性的未来的科学，是行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关于未来的视域与作为通向未来的过去相关联时，才能赋予现实以真正的维度。”
布洛赫认为，我们从阿基米德点出发，历史的杠杆将被撬动。但这种撬动不是在过去之中、在已经完成的作品之中。以前的唯物主义满足于纯粹的观察和直观，把世界还原为完成的产品，这种还原主义完全是倒退的。它将历史现象消解为生物学现象，又将生物学现象消解为化学和物理学现象，最终将历史现象归结为人和物的原子“基础”。比如，按照这种理解，从马拉松战役这样的历史高潮现象中保留下来的只有肌肉运动，希腊人和波斯人以及这场战斗的社会内容被完全消解为低于历史的肌肉运动。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成为相同的有机化学自然生理过程，最后终结于所有人和物最普遍的“基础”——原子。通过这样的程序，不仅马拉松之战本身完全消失了，而且那个曾经被构建起来的整个世界都被下降为普遍的力学一般性了，这也就丧失了全部现象及其差异。机械唯物主义最基本和唯一的兴趣就是把现象还原为它们的原子结构。这样，我们当然就处于黑格尔所说的“黑夜里所有牛都是黑的”那样的黑夜之中了。而费尔巴哈为青年马克思提供的不是物理学，而是唯物主义的“人类学”，这在11条提纲的整个进程中都得到了确证。正如恩格斯后来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那样，原子以及随后的整个生物学构成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这些被称为“出发点”，然而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历史的阿基米德点是劳动着的人。马克思取代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提出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没有把历史的现象和特征转变为夜晚的黑暗，相反，它首次带来了真正的光芒，奠定了阿基米德点：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与片面的自然科学不同，它不是静观的认识方法，所以它不仅发现了理论的钥匙，而且发现了实践的杠杆。因此第10条提纲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样，世界的变化仅仅发生在质的可颠覆性、可改变性本身之中，而不是在一个只充满了机械的重复性、纯粹的数量性和历史徒劳的世界中。同样，除非我们掌握了客观现实可能性的视域，否则就不会有世界的任何改变，甚至辩证法本身也会原地踏步。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有一种非常伟大的创造力量已经显现，并进入到科学领域。布洛赫认为，“《提纲》所传达的全部信息就是，一个已经社会化了的人类和与之相协调的自然一起代表了世界被改造为人的真正家园”。
结语
布洛赫运用文本研究方法基于“主题—内容”原则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进行了分组和细致的解读，并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视域为我们开创了深入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新视角。布洛赫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看到马克思主义倾向于变化的新事物，总是处于事件发生的最前沿、处于我们正在做出决定的现实性中，并从掌握未来的趋势方面证明自己。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现实和其中所包含的客观现实可能性的未来的科学，是行动的科学。因此，布洛赫基于其以“尚未存在”为核心的希望哲学体系，洞察到真正的哲学是希望的哲学，是一种积极的行动，是面向现实并在未来的视域中起着支配作用的哲学。而未来的视域为现在提供了一个新的、可实践的、更好的空间和范围。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开端和变革，最终是在未来的视域中被打开。马克思正是以第4条提纲这一阿基米德点为杠杆支点，与其他提纲形成了互相补充、融会贯通的整体。基于此，马克思不仅同唯心主义，而且同旧唯物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开创了彻底颠覆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崔剑峰、张昊
文章来源:《求是学刊》2022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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