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为了使各级领导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以更好地认识与纠正当时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毛泽东同志给中央、省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信，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提出也可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随后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他又重申了这一要求。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召开时，他拟定讨论的十八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读书”，就包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开始，毛主席和他所组织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参加的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到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结束。该教科书下册为社会主义部分，共十七章（第二十章至第三十六章）和一个结束语。
在读书过程中，毛主席紧密结合我国十年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发表了许多评论，写下了一些批注，真正地、初步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指导意义相当巨大。
读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
教科书说：“国营企业生产的、集体农庄和庄员所购买的工业品、生产资料和个人消费品，也是商品。”
不同于斯大林的提法。
教科书说：“在国营企业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范围内，在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产生出特种的商品关系。这些生产资料一部分由国家机关卖给集体农庄、庄员、工业合作社，因此也就从国家财产变成合作社集体农庄财产或庄员的个人财产。”
没有区别卖给集体和个人的不同部分。这两部分都出卖了所有权。
教科书说：“……国营企业所生产的大部分生产资料（机床、机器、金属、煤炭、石油等等）在属于同一个所有者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各个国营企业间流通。当生产资料从某些国营企业转入另一些国营企业时，所有权并没有变更，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保持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资料也是通过买卖方式从某一国营企业转入另一国营企业，它们也是商品。”
不出卖所有权，而出卖使用权。
教科书说：“前面已经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从强制的重负变为光荣的事情。但是，劳动还没有像将来在共产主义社会那样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第一生活需要，因此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
剥削者不可能把劳动看成光荣的事情。
在根据地的时候，我们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还不为了追求待遇来吵架。解放后，实行工资制，评级了，反而问题发生得多，有些人常常为了争级别吵架，要做很多说服工作。
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当时根据地里，整个社会并不是实行供给制，实行供给制的人员是职业革命家、国家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实行供给制的人员，第二次国内战争多的时候有几十万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增加到几百万，一直到解放后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打了败仗，在这以前打胜仗，在这以后还是打胜仗，都不是因为有没有物质刺激，而是因为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错误或正确。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
这本书在谈到物质利益的时候，不少地方只讲个人的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我们农村的房屋还很不像样子，要有步骤地改变农村的居住条件。我们居民房屋的建设，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房屋，主要应当用集体的社会的力量来搞，不应当靠个人的力量。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说，苏联比资本主义更注意个人物质刺激。这种说法简直不像样子。
教科书说，“生产资料在国营企业部门内部进行的商品流通基本上是按照物质和技术供应计划，这是与消费品不同的，消费品是自由买卖的对象”。
即调拨。
教科书说，“庄员也在具有从属意义的个人副业中进行劳动”。
好。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创造使用价值和提高产品质量却有独立的极重要的意义，因为生产的目的是尽可能充分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
即不为剥削者提供剩余劳动。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使用价值和价值间的对抗性矛盾（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就是它引起的）是不存在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也会产生非对抗性的矛盾。”
难道会不产生吗？
使用价值和价值，首先要有使用价值，要产品质量高，否则卖不出去，价值不能实现。当然，价值过高了也卖不出去。有些地方的粮食，从使用价值来看，同别的地方的粮食是一样的，但是收购价格定得太低，农民很不高兴。
教科书说：“生产单位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量。”
因此需要机械化。
这里说，“生产单位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量”。长春汽车厂现在能够生产二三万辆，将来能够生产十几万辆。从使用价值来看，每辆汽车都是一样的。但是从价值来看，将来生产多了，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每辆汽车所包含的价值量就比现在大大降低了。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根据客观的经济条件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的要求，定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产品成本的计划，规定各企业的劳动和材料消耗定额;国家就是这样通过计划去影响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时间量，使它降低。”
靠这两条。
教科书谈到先进定额的作用：“根据先进企业的经验定出的先进的劳动和材料消耗定额，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计划去影响社会必要时间量的重要手段。先进定额具有巨大的动员作用，因为它激发经济领导者和劳动群众去寻找窍门，使生产合理化，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产品成本。”
这段好。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个别企业所消耗的个别时间与社会必要时间之间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所谓‘营业秘密’。”
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必要保守“营业秘密”。
教科书引用列宁的话：“要消灭货币，必须建立亿万人的产品分配组织，——这是很多年的事情。”
没提产品丰富。
教科书说：“苏联货币的稳定性不仅由黄金储备来保证，而且首先是由集中在国家手中的、按固定计划价格投入商品流转中的大量商品来保证的。”
物资保证。
教科书谈到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的性质：“既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价值规律也就继续发生作用。”“价值规律要求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应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消耗量来进行。”
这段主旨好。
教科书说：“苏维埃国家的一切主要经济问题以及政治问题，都是同价格问题交错在一起的。”
调整价格，就是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过去我们提高生猪、油料、蚕丝的收购价格，最近又准备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都是属于调整这些关系的范围。
教科书说：“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也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认为价格应当丝毫不差地符合于商品的价值。国外抱有这种观点的个别代表人物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价格时应适应消费品市场价格的行情波动。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的作用只是校正生产适应于依照价值规律而进行的消费，以便防止比例失调和发生危机。实质上这样的立场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优点之一——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和消灭生产中的自发性和无政府状态。问题不在于使价值规律具有广阔的活动场所，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者，而在于把这个规律用作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领导的经济杠杆。”
这段正确，有批评，有议论。
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
一九五九年冬，全国参加搞水利的人有七千七百多万。我们要继续搞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使我们的水利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从一年、二年或者三年来看，花这么多的劳动，粮食单位产品的价值当然很高，单用价值规律来衡量，好像是不合算的。但是，从长远来看，粮食可以增加得更多更快，农业生产可以稳定增产。那么，每个单位产品的价值也就更便宜，人民对粮食的需要也就更能够得到满足。
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自己已经提出了农业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当然，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列宁和斯大林都说过，在社会主义时期，农民要向国家“进贡”。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是积极“进贡”的，只有富裕中农里面的百分之十五的人不高兴，他们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一套。
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约束社会集团购买力，国庆期间嘱咐大家不要抢购商品，这就是计划。当然，价格问题是我们要注意的。前几年我们曾经提高了生猪的收购价格，对于发展养猪有很大作用；但是，像现在这样的大量的普遍的养猪，主要还是靠计划。
教科书说：“例如国家利用适当的价格政策，把一些部门创造的收入的一部分，用来迅速发展另一些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部门。”
没举例。
教科书说：“国家规定个人消费品的价格时，不仅估计到价值，并且还估计到供求关系。忽略供求的状况就会使价格过高的商品的需求锐减，使价格过低的商品的需求人为地增大。”
赞成。
教科书说：“……马铃薯、蔬菜、奶类、肉类和谷物的过低的收购价格和采购价格，在某一时期曾经阻碍了这些产品的生产。1953年至1958年，大大提高了这些产品的收购价格和采购价格，这对于增加这些产品的生产是一个很重要的刺激。”
这个“物质刺激”不反对。
教科书说：“集体农庄市场上的价格不是由国家计划的，而是在供求的影响下形成的。在那里，价值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发生自发作用。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对集体农庄市场有调节的经济影响，因为大部分商品是在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系统中按固定计划价格出售的。”
他们那里的集体农庄市场的自由太大了。说对这种市场的价格只用国家的经济力量来进行调整，这还不够，还要有领导，有控制。如果不控制，投机者就要大赚其钱。我们初级市场的价格由国家规定一定的幅度，不让小自由变成大自由。
教科书说：“由于有了经济核算，就能够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来刺激提高劳动生产率、采用新技术、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赢利。”
这样就有奔头了，好。
教科书说：“由于掌握了价值规律，它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就不会带来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危机的那种毁灭性后果。”
这一段把价值规律的作用夸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它所有制性质决定的，而不是价值规律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以没有危机及其“毁灭性后果”，主要不是由于我们掌握了价值规律，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全国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没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等。
（二十八章读完。待续）
据邓力群同志编辑整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以国史研究学习资料清样本名义于一九九八年出版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一书的主要部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收录，基本保留了毛主席读该书时批注和谈话的风貌。
邓力群同志是这篇文献的原始记录者，先后六次对它做了系统整理；最后一次于一九九五年夏季在北戴河整理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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