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结束语》
教科书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特别是经济学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提出了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广泛纲领。这些决议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学说进一步创造性的发展和具体化。”
新的增订本在这一行后面，加了四段，写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和赫鲁晓夫的报告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接着写赫鲁晓夫，然后再写斯大林。不按历史顺序写，把斯大林写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插曲。
教科书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正如斯大林的其他一些著作一样，有一些错误的原理，例如，商品流通似乎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逐渐过渡到工农业直接进行产品交换的必要性已经成熟，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以及其他某些原理”。
这里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一著作，“正如斯大林的其他一些著作一样，有一些错误的原理”，这个说法太笼统了。
这里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两条罪状，不足以服人。
斯大林在他的那本书里说过，有两种所有制就有商品生产。他说：“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个别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也如种子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集体农庄事实上是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只愿以商品的形式把自己的产品转让出来，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他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斯大林批评了苏联当时主张消除商品生产的观点，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教科书说斯大林似乎主张立即消灭商品，这个罪状很难成立。至于产品交换，在斯大林只是一种设想，他并且说：“推行这种制度无需特别急忙，要随着城市制成品积累的程度而定。”
另一条罪状是，“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只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能够反映这种规律的国家计划。教科书写的这个论点，其实就是斯大林的论点。虽然教科书说生产资料是商品，但是又不能不说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买卖”的生产资料是不转变所有权的特殊商品，不能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些论点同斯大林的论点，在实质上是差不多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一个真正区别，是前者反对把拖拉机等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而后者则把这些东西卖给集体农庄。
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赫鲁晓夫访美，他和艾森豪威尔都给对方脸上擦粉；但比较起来，美国人倒是有原则、有分寸些。赫鲁晓夫得意地说什么“戴维营精神”的划时代意义，但是一九六〇年二月三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却说，他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赫鲁晓夫和王明一样，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门去，结果被人家一个巴掌打了出来。
擦粉、和平过渡这一套有欺骗性，但要长期维持也困难。因为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策略可以改变，而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只有经过革命推翻它，打倒它。
国际资产阶级现在处于危机之中，任何风吹草动，他们都害怕，警惕性很高，但是章法很乱。
只要阶级斗争存在，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没有断过。美国帝国主义现在的战略是，在准备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连锁反应，一个一个地吃掉我们。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帮助南朝鲜打北朝鲜，帮助南越打北越，都没有引起什么连锁反应。
最近，艾登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大骂杜勒斯，说艾森豪威尔也是坏人。文章中写了不少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关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争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列宁看成一件大事，斯大林也看成一件大事，说这是革命的间接后备军。中国革命也吃这一碗饭。我国过去存在着地主买办阶级各派的矛盾，这个矛盾同时反映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因为他们内部有这样的矛盾，我们善于利用这种矛盾，所以直接同我们作战的，在一个时期中只是一部分敌人，不是全体敌人，而我们常常因此得到了回旋的余地和休整的时间。
帝国主义国家当局的回忆录，很值得看看。
总的评价
总的说来，这次读的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是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说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说它已经基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目前还不好做这样的结论。
书中讲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说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为剥削者谋利润的经济。不能说是错误的。书里还是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书里讲了高速度、按比例、计划性，等等。这些都是讲马克思主义的。至于如何按比例，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苏联的按比例，有中国的按比例；在苏联有斯大林的按比例，有赫鲁晓夫的按比例。
这本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他们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不敢像我们这样大讲阶级斗争，大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苏联现在还有三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这种个人所有制当然和集体化以前的个人所有制不同。那时农民的生活完全建立在个人所有制上，现在是脚踏两只船，在一般情况下，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收入靠集体，从个人所有制方面得到的收入只占一部分。有三种所有制，就一定有矛盾，有斗争。他们同我们相反，不敢讲矛盾和斗争。在所有制的变革上，教科书不承认先使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使整个社会实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他们用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接近”“融合”的模糊观点，来代替一种所有制过渡到另一种所有制、一种生产关系过渡到另一种生产关系要进行变革的观点。
另外，书中不强调政治挂帅，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书中有时也讲发动群众，也引了一些列宁关于发动群众的好话，但是没有展开，不敢像我们这样大搞群众运动，不讲两条腿走路。这事情也确实很难。我们自己提出两条腿走路才有两年的时间，尽管经验证明是正确的，但是不少人今天还不相信，这是有理由的。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能够持续跃进，取得了胜利，相信我们的人就会多起来。战国时，楚国有个卞和，得到一块很好的玉石，献给楚王，楚王说他骗人，把他的左脚砍掉了；第二次又献上去，还说他骗人，又把他的右脚砍断了。卞和坚信真理，坚定地认为自己的玉是好的，第三次献上去，确实证明了这是块好玉，才取得了人们的信任。所以，任何真理要使人们相信，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里，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
资本主义社会，最大量、最日常、最普遍的现象是商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从此出发，分析出商品的两重性，由此揭露了在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
在中国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也是从现象出发、揭露本质的方法。敌人力量大、我们力量小，敌人强、我们弱，这就是当时最大量、最普遍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战争问题的。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战胜大而强的敌人。我们指出，我们虽然小而弱，但是有群众的拥护；敌人虽然大而强，但是脱离人民，有空子可钻。拿内战时期来说，敌人有几十万，我们只有几万，战略上是敌强我弱，敌攻我防。但是他要进攻我们，就要分成好多路，每路又要分成好多个梯队，常常是第一个梯队进到了一个据点，而其他梯队还在运动之中。我们就把几万人集中去打他一路，而且集中大多数人（优势兵力）吃掉他这一路中的一点，用一部分人去牵制其余的敌人。这样，我们在点上就成了优势，成了我大敌小，我强敌弱，我攻敌守。加上他们进到一个新的地方，情况不熟，群众不拥护他们，我们就可以完全消灭这一部分敌人。
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先写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个体经济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可以写得更好些。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两重性。所以，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如果照抄马克思的方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反而可能把问题模糊起来，不容易使人了解。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
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本身有个变化、变革的过程，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在我们这里，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有的由县管。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人民公社管的企业，有的具有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
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的性质总还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当然将来还会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达到了这一步，它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又会没有多大变化。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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