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背景介绍】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同志领读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形成了这篇重要著作。这篇著作，和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〇年二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与谈话》一起，标志着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发展，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朽文献。
本篇据邓力群同志编辑整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以国史研究学习资料清样本名义于一九九八年出版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一书第三部分《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收录；篇内小标题是斯大林原著用的。
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好好读，要多读几遍。过去看这本书，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为了我们的事业，结合当前的实际问题，学习经济理论著作，比脱离实际专门读书，要好得多，容易懂。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花几个月时间，好好组织一下这个学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我认为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一、二、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不要轻易否定这本书。书要从头到尾读，要逐章逐节读，并且进行讨论。单看《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不看后边的几封信，有些问题不易了解。
人民公社的性质是什么？如何过渡？结合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学习，好好议一议这些问题。
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①
第二、三章讲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你们有什么意见？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
斯大林说，苏联某些同志断定说，党在我国取得了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还保存商品生产，是做得不对的，应当消除商品生产。他们引了恩格斯如下的话来作证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见《反杜林论》)这些同志大错特错。恩格斯的这段话没有明确指出，究竟是一切还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在《反杜林论》的另一个地方，恩格斯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讲到占有“生产资料的全部总和”。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
这一段分析的对。斯大林对恩格斯的公式的分析是正确的。
斯大林说，在恩格斯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
我们的人民公社，现在是集体所有制，究竟是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或是两者都要扩大？现在，在有些人看来，人民公社经济主要是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如果进行商品生产，就是不名誉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组织，有条件实行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和发展工业同时并举。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大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如果公社只搞自给性生产，不搞商品生产，不进行商品交换，农民不把粮食等农产品和工人生产的工业品交换，那么工人怎么能有饭吃？农民怎么能够有衣穿，怎么能够得到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如果公社不把自己多余的产品卖给国家、卖给其他公社，怎么能够得到货币收入，哪里有钱分给社员？京、津、沪郊区农村之所以比较富裕，是因为这些地方商品生产比较发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社会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社员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公社的生产不可太单调，不能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要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当然，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要把国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换，纳入计划的轨道，要逐步推广合同制度。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有了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有计划地发展。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等等，都要发展。如果不实行商品交换，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吗？你如果这样做，马上就要打破脑袋。
“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我们是，又不是。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商品。现在，我们的国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斯大林分析恩格斯的话是对的。只有国家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的产品十分丰富了，才有可能废除商业，商品交换才能过渡到产品交换。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我提倡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想用斯大林这个死人来压活人。
斯大林说，在十九世纪末叶《反杜林论》出版的时候，只有英国一个国家是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已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把国内的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并且消除商品生产。这里撇开了在英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巨大比重的对外贸易问题。只有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才能最终解决在英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商品生产的命运问题。
这里所说的“命运”问题，就是废除不废除商品生产问题。斯大林对英国革命成功后是否废除商品生产问题，仍有保留，他对这个问题并不武断，没有作出结论。
斯大林说，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在夺取政权后，立即着手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这是一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这样做将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从而摧毁社会主义革命的任何可能性。
斯大林在这里说，在苏联有“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现在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有的人虽然没有像苏联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而是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如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就会使台湾高兴。我们一九五四年犯过点错误，征购将近九百亿斤粮食，过头了一点，主要原因是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结果闹得很厉害。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后来我们总结了这个经验，改正了这个错误，一九五五年征购数字定为八百三十亿斤粮食，比上一年减少近七十亿斤粮食。第一个反对我们减少购粮数目的是×××。怪得很，资本家这样“革命”，原来是阴谋，可见资产阶级唯恐我们天下不乱。
人民公社的农民有劳动所有权、有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忽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他们在看书本时是马克思主义，碰到经济实践，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思想很混乱。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办，在政策上犯了错误，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就要把农民引导到敌人那里去。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严重注意。
斯大林说，关于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列宁在关于粮食税、合作运动计划等文章中，给了回答。
列宁的回答可以概括如下：（甲）不失时机地夺取政权。
我们已在一九四九年夺取了全国政权。
（乙）将工业中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
中国资产阶级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对前者采取没收政策，对后者采取赎买政策。
（丙）逐渐将中小个体生产者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集体农庄中。
我们的集体化，经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了人民公社。同他们的集体农庄相比，规模更大，公有化程度更高。
（丁）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不要剥夺集体农庄。
发展工业、加强农业，我们正在做。公社办工业，我们比斯大林胆大。
（戊）为实现城乡、工农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经济联系形式，全力展开苏维埃贸易，把所有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
列宁的五条都是正确的，我们都做了，而且有所发展。
现在我国有人不要商品生产，不对。在要不要商品生产的问题上，我们还要搬斯大林，而斯大林是搬列宁的。斯大林说，列宁主张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
斯大林概括列宁的回答的第五条说：“为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以全力展开苏维埃贸易，即国营贸易和合作社—集体农庄贸易，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这个意见，我们过去曾经大吹大擂地宣传过。斯大林说，这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我看是对的。只能贸易，不能剥夺。一九五四年，我们还是购买，只是购得过头了一点，农民也反对。
中国革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错误，根源就是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现在发生的问题，还是在相当多数的干部中不懂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甚至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明。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
我们建立了人民公社，要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我们现在的公社太穷，除了吃饭以外，货币收入很少，吃的水平还是很低，还是一穷二白。我认为这是好事。穷，就要干，要革命，要搞社会主义。有些老根据地，由于过去没有搞不断革命，在一部分农民中产生了停顿不前的情绪。他们对高级合作化有抵触，对人民公社更有抵触，说什么：“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认为那是黄金时代；又说什么：“革命到了头，革命革不到头，革命革到自己头”。这些话出自山西老根据地，那里自完成土改，到一九五六年建立高级社，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前后共有十年左右。这给我们一个教训：一个任务完成以后，要接着提出新的任务，引导农民进行不断革命。现在，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在区委管理下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因地制宜大办工业，到处发展，遍地开花。这样搞起来，全国的工业大发展，公社的商品生产大发展，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全国农民就可以逐步地共同富裕起来，他们的文化水平也可以逐步普遍提高起来。
斯大林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列宁所策划的这条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众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
斯大林这里说的发展道路是对全世界讲的，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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